交通事故水准的“大屠杀”
——谈谈通州事件
日本方面，讨论和中国的战争，经常提到通州兵变，并每每提到“通州大屠杀”。
那么通州兵变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通州兵变过程简单，没有什么太多好写的。这是1937年7月29日在当时冀东防共自治政府首府通州发生的一起伪军反正事件。
通州当时驻扎三支军队，二十九军的一个营，日军萱岛联队和细川特务机关，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两个总队。起义的是张庆余、张研田指挥的两个伪军总队。事情的起因很蹊跷，一来是日军26日进攻二十九军一个营的时候，这个营顽强抵抗，让伪军很受刺激，日军的轰炸又误中伪军，引发其愤怒；二来当时南京的广播称在平津取得大胜，即将日军赶出华北（本是宣传），蒋介石讲话要攻打通县，消灭冀东伪军，伪军指挥官两张本来和二十九军就有联系，这时遂酝酿起义；三来，萱岛联队28日奉命出击南苑，留在通州的日军力量薄弱，给了两张起义的机会。
结果，两张起义，消灭通州日本特务机关，活捉殷汝耕，摧毁日军弹药16辆汽车。部队撤退向北平时，因二十九军已经撤退（可见双方没有预先联系），被日军包围，遭到惨重损失。残余部队南下，后编入国民政府军。
这样一起事件本来影响不大，但起义伪军中一些兵员顺手杀掉了若干当地的日本侨民（仅仅是部分侨民被杀，一半以上的日本侨民没有被杀，而几千起义伪军对五百侨民，若真有组织地屠杀，至少不会大半幸免），其中还疑有强奸等事件发生，故日本称为“通州大屠杀”。
日本右翼至今以“通州大屠杀”为名，对这一事件大为渲染，甚至公开叫嚣“南京大屠杀列入日本教科书，通州大屠杀也应该列入中国教科书”。
其实，分析一下，这种叫嚣毫无道理。
第一，在这次事件中，日人究竟死亡多少呢？
日本方面宣称，通州事件中共死亡235人。其中包括细川特务机关、日军汽车队等军人。那么，就算军人只有50，剩余死亡侨民也不会超过200，而日本人又承认死亡侨民其中朝鲜人占一半。那么，日本人在通州死亡的侨民，实际只有几十人而已。若算妇孺，则人数更少，说来不过一次较大的交通事故死亡人数。
而日军在中国造成几十人死亡的屠杀事件，何止千起？如果这样规模的事件日本教科书都要记载，怕日本学生的书包都要装不下吧。
第二，日本居留民是否是普通平民。
实际上，无论是九一八事变还是一二八事变，日本的居留民都是手持武器，和日军共同作战的。九一八因为日军兵力不足，居留民在其中作用很大。在日本这种照片很多，而且仿佛理直气壮。日本方面也承认当时的“居留民”都有枪支武器，事实上后来华北伪军很多都是日本“居留民”中的预备役军人训练的。既然你手持武器作战，又要求别人把你当作平民对待，不是很滑稽的事情吗？
日本方面至今有很强的声音为当年的扫荡辩护，称中国的老百姓给八路军提供补给和情报，所以被杀也是咎由自取。这个时候，日方很容易选择不一样的标准了。
第三，除了规模，南京大屠杀与通州事件性质区别何在？
南京大屠杀的施暴者是日本正规军队，受日本政府指挥，奉日本政府命令入侵中国。而通州事件呢？施暴的并不是中国政府所属的军队。张庆余、张砚田所部，恰恰是日军入侵中国过程中建立并指挥的伪军。既然如此，让中国为此负责不是莫名其妙？就算通州事件中有暴行的存在，是不是正因为好人不肯干伪军，才使伪军中充斥了暴徒和流氓。与此相反，中国的正规军在抗战中并无确认的对日本侨民的暴行，即便是对日本俘虏也保持较好的待遇，这一点在日本的归俘多有描述。
怎么说呢？都是中国人，在中国军队中，就有绅士风度，被日本人招收当了伪军，就变成了野兽。要真的把这件事写进教科书，是不是应该这个写法？“日军把我同胞训练成恶徒，以至奸杀日人……”
不知道这件事上，皇军能怎样有理法。
揭开抗战期间日特机关在华贩卖鸦片秘密
毒日——历史文献
日前，英文版《日本时代周刊》以头条报道的方式发表署名文章，介绍了一份在日本发现的重要历史文献——“里见甫文件”（《宏济善堂纪要》）。这份作成于上个世纪40年代，并被标注“秘”的文件，无可置疑地揭露了日本特务机关在侵华战争期间怎样在华经营鸦片贸易，并将其收益用于军费和伪政权开支的情况。
实际上，对于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在中国贩卖鸦片毒品的史实，曾经受到很多有关专家学者的重视。南京大学历史系的曹大臣博士甚至曾经专门研究过上面文件中日方的重要贩毒机关——华中宏济善堂。但是，由于宏济善堂的负责人，日本大特务，“里见机关”负责人里见甫在日本战败前提前解散了这一组织，并精心销毁了有关证据文献。因此，对于它在中国从事鸦片贩卖的细节和具体业务数据，此前一直是一个谜。
《宏济善堂纪要》的发现，有力地填补了这一历史空白。这份21页的文件原存于东京国会图书馆，夹杂在日本某前财政大臣捐赠的图书中，此人曾是里见甫的一个密友。它清晰地记载了宏济善堂经营鸦片贸易的范围、来源、收益和操作方法。从这部文献中可以看到，日本在华贩卖鸦片的收益达到了惊人的地步。仅仅1941年，它就向沦陷区的中国人卖出了222吨鸦片，获利3亿元。而当时南京汪精卫傀儡政权一年的预算，也不过这个数字。日本利用鸦片贸易从中国进行的掠夺和造成的危害可见一斑。
这份文件的作者，正是前面提到的里见甫，日本在华进行鸦片贸易的实际负责人。日本作家西木正明曾经写作《鸦片王里见甫》一书讲授他的生平。
里见甫，福冈人，1931年成为关东军参谋部第四课（对满政策课）的高级特务，借伪满“满洲国通讯社”首任主编的伪装身份，从事情报收集、宣传瓦解等任务。抗战爆发后，为了满足日本军方对军费的巨额要求，里见甫与大特务甘柏正彦、影佐贞昭合谋，在上海设立里见机关，控制华中宏济善堂，专门从事罪恶的鸦片贸易。战后，与岸信介、儿玉誉士夫等同被作为A级战犯起诉。但由于美国的政策重点从反法西斯向反共转移，里见在最后的审判中被释放，从此在东京世田谷的豪宅中过起隐居生活。1965年里见甫因医疗事故死去，年69岁。《宏济善堂纪要》从行文来看，这是里见甫就鸦片贸易的业务状况，向日本政府处理中国事务的机关兴亚院（总裁由日本首相兼任）进行汇报的报告。东京都大学教授千叶核对当时兴亚院负责人的变迁，发现这份报告的对象正是兴亚院总务长官兼政务部长及川源七中将，这也与该文件附件中的记载内容相符。
这份报告的具体内容，揭开了日本特务机关在华贩卖鸦片的多个难解之谜。
首先，它揭示了宏济善堂是在怎样背景下成立的，收益用于何处。里见甫在文中这样写道：“在日本战时体制的控管下从事鸦片贸易。”其收益则一部分用于填补日本陆军的军费缺口，如情报工作所需，一部分用于扶植伪政府，接受过宏济善堂资金的伪政府包括汪精卫伪政权、伪满政府和德王伪蒙政府。
其次，它揭示了日本特务机关贩卖的鸦片到底来自何处。根据这份文件的记载，宏济善堂的鸦片主要有三个来源。第一是利用伪蒙、伪满政府强迫当地人民种植鸦片。1942年，伪蒙政府的财政收入中，鸦片占了28%；第二是从伊朗购入。1941年，宏济善堂共从伊朗购入鸦片160万两；第三是来自台湾等地，主要是精炼毒品。在东京审判中，里见甫曾承认自己从事鸦片贸易，但坚决否认涉及吗啡、海洛因等烈性毒品。因为，这些毒品的危害比鸦片更甚。而这份文件中，却有里见甫1942年6月1日，通过日占台湾总督府获得277公斤可卡因的纪录。而他在伪蒙地区经营的毒品中，也包括大量吗啡。宏济善堂并有向东南亚贩卖那可仃的计划。
如《鸦片王里见甫》的作者西木所说：“这份文件，是一份里见甫无法抵赖的罪证。”
更有价值的是，这份文件清晰地揭示了当时日本政府和鸦片贸易的关系。及川源七曾在战犯审判中坚决否认与里见甫有任何来往，这份材料显示“及川完全是在撒谎”（西木语）。宏济善堂本身就是日本特务机关“里见机关”控制的下属机构，里见在报告中直言不讳地说自己的工作是“管理和投资，以未来获利提供于帝国政府”。而在他给及川的一篇附记中，也明确承认进行鸦片贸易的启动资金，正是来自于东京。很明显，当时的日本政府直接指导和管理着对华的鸦片贸易，这已经是一个无法推托的事实。
南京大屠杀在日本的影子（1）
南京大屠杀在日本的影子——写在此难七十周年
在研究七十年前（本文写于2007年）开始的那场抗日卫国战争之时，有一个话题我总是尽量回避。那就是“南京大屠杀”。
其实，我开始关注有关这场战争的文献，和南京大屠杀有着直接的关系。那是在几年以前，和日本的一些年轻人在BBS上面辩论，对方的观点是“南京大屠杀”纯粹是捏造。终于，耐不住性子的萨愤而问道：无论你怎样讲，总不能否认南京城下的累累白骨吧。
一个日本的年轻人回答，你们中国人一直在打内战，谁知道是不是你们自己埋下的？
面对这个一半无知一半狂妄的回答，那时候，我的感觉是出离了愤怒。
我下了一个决心，就让我用日本的史料，来说服你吧。
在我的书橱中，有关这场战争的资料如今已经堆积如山。然而，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却很少。
是因为在日本没有这样的史料吗？
恰恰相反，在日本的出版物中，关于这场悲惨事件的纪录比比皆是。我只是没有勇气面对。
没有勇气面对我们先人曾经遭受的屈辱和灾难，那些文字中，曾经的日军士兵用日本民族特有的细致把这场大屠杀描述得如同在你眼前再现。
原日本海军第十三航空队轰炸机队队长奥宫正武在《我所见的南京事件》中，曾经这样描述自己所见的大屠杀场面：
在下关刑场附近，从城中开来满载中国人的敞篷卡车络绎不绝，停在仓库中间。作为海军军官的奥宫认出这支部队属于第九师团第三十六联队，他走进码头的仓库群，看到两手被绑在背后的十几个中国人，被一个个拉到江岸边几米的地方，用军刀和刺刀惨杀后，投入扬子江中。江中只见层层叠叠的尸体，靠近岸边的江水为之阻塞，以肉眼几乎难看出的速度裹挟着尸体艰难流向下游。但，有些人还没有彻底死透，挣扎着向岸边浅湾处逃生，那附近已经是一片血海，因为那里等待他们的，是早有准备的枪击和刺刀。整个过程如同流水线一样秩序井然，连大声指挥的人都没有。看来，明显是根据上级的命令在进行。我向刑场入口的一个下士问道：“这么多中国人，就这样安安静静被带来，你们是怎么做到的？”回答是：“城内，对着在废墟上收拾的中国人问：‘有肚子饿的举手’，然后把举手的装上卡车作出带去吃饭的样子，就完成了呗。”“那么，为什么用日本刀和刺刀行刑呢？”“长官说，为了节省子弹。”
这已经是12月27日，距南京陷落差不多过了两个星期。
仅仅日军第三十旅团一支部队，其指挥官佐佐木道一少将就在手记中记录，“到12月24日共计处刑一万五千人以上，12月24日至第二年1月5日，处刑数千人。”
这样的记载车载斗量。
在我面前的一本描述南京大屠杀的日本史料中，总计373页的书中，有95页全部记载的是在南京日军如何凌辱中国女性。那部分书页，我至今没有勇气打开。
每当此时，我多么希望日本极端右翼宣传的“南京大屠杀根本就是谣言”是真的才好，我国我民，作了何等恶事，以至承受如此天下难言之惨！
然而，墨写的谎言如何能够改变血写的历史呢？
正是因为证据如此确凿，假如问日本人对于南京大屠杀的看法，从官方而言，日本方面从来不能，不曾也不敢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在日本的教科书中，传统都存在着对南京大屠杀（日文：南京大虐杀）的描述。
在日本收集到的大多数南京大屠杀的证言，都是近几年的事情。这之前，日军的老兵们大多选择了沉默。然而，也许是即将走进异界时对良心的考验，最终使一部分日军老兵对媒体袒露了当时的暴行。这是1999年1月，85岁的佐藤睦郎在回忆南京大屠杀中的情景，
17－185岁的佐藤睦郎在回忆南京大屠杀中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