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野心家 第576节

  魏韩本想十日灭亡郑国,但郑国民众如果能够抵御一个月,那么原本不需要买卖的明抢,就可以卖出一个好价钱。

  到时候郑君乙把民众一卖,和魏韩达成密约,自降身份为君,放弃侯伯爵位,让魏韩迁徙他去别处,有一块封地,那就是最完美的结局。

  的确,从侯伯到大夫、从一国之君到一国之封君,这是往下走。

  可若是现在投降,或者不组织民众被魏韩攻下,不但连大夫都当不上,很可能被审判以弑君之名杀死囚禁。

  若是完全将民众交给墨家让他们组织起来,那么薛、费、滕等泗上诸侯就是个例子,到时候民众崛起,索要的东西就越来越多,还能剩下什么呢?

  那近臣又道:“君上,我为您的臣子,所富所贵,皆出于君上,所以我才为您考虑。”

  “驷氏一族不降,那是因为他们知道一旦破城,其余六穆之辈必要杀戮他们以复当年政变之仇,他们可不是爱您忠君啊。”

  “郑城虽大,嚯嚯数万,可真正为您的利所考量的又有几人呢?”

  “庶民之辈,狼子野心,贪婪无厌,民众是养不熟的狼子。”

  “您今日答应墨家,守城的时候拆除民众房屋要赔偿,那么明日他们就会索要土地、权力、以及墨家所言的平等、尚贤、制宪之类的一切,哪里会有止境呢?”

  “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庶人不知礼,心中只有利,却无义。不知感恩,不知忠信,他们才是您最大的敌人啊。”

  “与魏韩,尚可谈,至少还守礼。与民众,不可谈,泗上众国就是例子!”

  “到时候社稷危亡、宗庙倾隳,这是不能不考虑的啊。”

  这些话,正说到了郑君乙的心坎中。

  这也正是驷子阳之乱后这么多年,郑国一直没有和墨家这个有非攻、大不侵小之义的组织联系的原因。

  正如近臣所言,驷氏一族誓死保卫郑国,是因为爱他忠君吗?

  不是,驷氏一族也只是为了本族的利,为了各自的命。

  郑君乙不是被杀的繻公的儿子,而是繻公的侄子,本来这个君位也是捡来的,也算是半个傀儡。

  当年幽公和韩国作战,被韩人所杀后,驷子阳以复仇为名登上相位,立了幽公的弟弟繻公。

  后来驷子阳被杀,繻公随即也被驷子阳的余党所杀,便立了他为郑君。

  那一次郑国政变死了太多的人,太多的家族被屠灭,七穆中其余六穆的力量还很强大,分裂出去,可以说驷氏一族是魏韩最不可能接受投降的一批人,所以他们才死战。

  以至于之前有人讨论是不是要开城投降的时候,掌握大权的驷氏一族立刻以“谈降则为国贼,皆可杀”的大义名号,杀死了提议投降的一些人。

  郑君乙没参与当年的政变,可最终还是因为弑君之人立起来的,魏韩讨伐的名义中也有这一条,郑君乙是希望抵抗的。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利,现在天下已经乱了,墨家加快了天下的混乱程度,原本的统治手段已然不能照例统治下去了。

  民众一旦开始觉醒,一旦开始接受索要他们应得的一切是理所当然的道理,泗上的那些诸侯国就是个例子:最终亡了国、亡了社稷、亡了宗庙。

  二十年前商丘之变,近在咫尺,郑君乙听近臣这么一说,怎能不紧张?

  况于,郑国支撑到现在,已经是油尽灯枯,根本没法再守下去了。

  墨家虽然在组织弭兵会和非攻盟约,可是附加的条件太过苛刻,要实行各种变革,这是郑君和驷氏都不可能答应的。

  按这近臣所言,民众抵抗的越激烈,其实他就越能把郑国卖个好价钱。

  抵抗一个月,便可以卖个五十里之君,做个附庸。

  抵抗两个月,便可以卖个百里之君,甚至会有一座城邑沿承郑国祭祀。

  若是抵抗的更久,这个卖价就越高。

  郑国不全是他的,还有一部分是驷氏的,所以若是能够抵抗的更久一些,说不定真的可以卖个高价。

  但不管怎么样,现在投降魏韩是不可能接受的,反而很可能用他的人头邀买人心,以证大义。

  这种心思,二十年前的商丘之变中不会产生。

  一则是那时候尚无前鉴,旧的统治者们没有接触过新的“造反”方式,毕竟融合了各种经验的适面对的是连“苍天已死黄天当地”的宗教式起义都没接触过的贵族君臣,更遑论更后世的“耕者有其田”之类的有着简单纲领的起义。

  没有经验,便不知道其中的可怕。

  二则,就是时势易也。

  昔年墨家示弱,需要利用贵族和贵族的矛盾、君主和贵族的矛盾在夹缝中生存,想办法壮大自己,那时候需要借用一切可以借用的力量和矛盾,拉一派打一派以壮大自己。

  现如今,墨家拥有泗上,已跻身为天下诸国之强雄,五年前菏泽会盟、禽子去世之后,墨家的獠牙就已经露了出来,反贵族反君主,根本不再如当年弱小的时候借力打力。

  这就使得这几年各国诸侯贵族对于墨家的警惕越来越高,但却又无可奈何,除非各国君主贵族能够摒弃前嫌团结一致,否则实在是难以奈何。

  时势一变,主次矛盾也变了,君主们尤其是小国的君主们需要考虑更多的东西,开始恐惧于民众的力量。

  恍然间,郑君又听近臣说了最后一番话,一番让他彻底坚定了卖国之心的话。

  “君上,不久前宋国政变,魏楚韩相战三百年,依旧能够为了防墨而会盟。”

  “如今您如果借用民众的力量,亲近于墨家,又怎么能够被魏楚韩所容?”

  “就算胜了,驷氏岂肯放弃手中的权力?到时候他们便先要对付您。”

  “就算胜了,民众的力量崛起,可这里距离泗上太远,却在魏韩楚包夹之中,就算是您一切都顺从墨家的意思,变革制度、制定大宪,可魏楚韩必要除之而后快,郑国夹于魏韩之间,如何抵御?”

  “现在魏韩攻打您,不过是为了利益,土地、人口、财富,这还是可以谈的,只要守卫的住,至少可以做个封君。”

  “可若是您过于亲墨,以至于这里效仿宋国制度,那么魏韩必然是不能接受的,将来魏韩攻打您,那可就是为了大义,届时您不但封君做不成,只怕还要被处死……”

  “郑伯效尤,其亦将有咎。届时我只怕这句话便是对您说的啊。”

  郑伯效尤,其亦将有咎。这句话就是以儆效尤的原来,出于郑伯,又只怕将来再应于郑伯。

  郑君乙已然明白,当初墨家来到郑国,郑君设想的是依靠墨家帮着改善一下城防,他明白郑国国力衰弱,也根本没想过要独自对抗韩国。

  昔年驷子阳有壮志雄心,那是因为那时候郑国尚且还有和韩国对攻的力量,如今一分为三,魏韩已得其二,这时候便是驷子阳复生也不敢做这样的幻想。

  墨家前来郑君欢迎的本意,就是改善新郑防御,能够做到韩国入侵坚守一个月以待魏楚介入,根本没想着什么富国强兵自力更生,那不现实。

  谁曾想这一次魏韩合力攻郑,使得局面一下子超出了他的设想,之前慌乱之际答允了墨家的条件,现在想来已经是隐隐后怕。

  近臣再这样一劝,他的头脑也清醒冷静下来,心中暗道:“若非此人,吾其亡矣。”

第一百一十四章 甲方乙方(上)

  新郑城中。

  几辆马车拉着丝绸、铜钱、金子之类的贵重物品,在一队士卒的护送下来到了城内墨家计划要日夜不停修筑起一道新城防的地方。

  城外的炮声还在继续,但还可以支撑一段时间,魏韩联军才刚刚开始填沟渠,厚厚的城墙基座至少还能够在魏韩联军的简陋铜炮下支撑个六七天。

  新郑城很大,大到原本历史上韩国建设成都城后,整个城墙的周长有四十五华里,严重地僭越。

  只不过韩国大兴土木扩修新郑的时候,周天子已经没人在乎了,那时候自然可以逾越规矩——四十五华里,不管怎么打擦边球,也不可能每个城墙的边长小于九里。

  此时的新郑要小于后来的韩国都城,但依旧周长二十余里,城中有菜地园圃之类的场所,农业人口还是占据多数。

  空地当然不少,可是要修建新的城防,选择的位置就不能靠原本的城墙太近,必须要有一定的规划。

  那些装着郑君财物的马车,就是来支付给这些将要被拆除房屋的郑人的。

  在新郑明面活动的墨者都已经有效地组织起来,除了在一线守城的民众,在魏韩火炮袭击的方向,先将民众编为了什伍。

  好在编制什伍这是有基础的。

  当年子产变法之后就曾编制国,郑幽公死于韩人之手后郑韩交战了几十年,基层组织军事化虽然不可能普及到整个郑国,但在郑国的都城还是可以做到一些。

  后世秦墨入秦之后,秦国守城的法律严苛到三军为“壮男一军、壮女一军、老弱一军”,墨家的组织术一直是秉持着全面战争全民参与的态度的,如今若是真的想要守住新郑一段时间,也不得不用这样的办法。

  新郑的民众对于国君和驷氏不信任,但对墨家足够信任,所以墨家可以很容易充当一下王公贵族和庶民之间的桥梁。

  几车财物运来后,便将组织起来的民众叫在一起,备说了一下拆除房屋建造新城防的重要性。

  民众也知道,若是王公贵族们打仗,真的要拆屋便直接就拆了,哪里还用得着与主券书之照价赔偿。

  徐弱也知道这种事需要先从王公贵族那里下手,才能够使民众信服,因而这一处关键地段拆除房屋建造新城防的起点,就是从一名贵族的宅院那开始的。

  墨家也没有讲太多的客气,带着有调动城中除了贵族私卒之外一切力量的权力的璜符,直接拆除了一处贵族的庭院。

  那贵族的家人隶子弟家臣倒是想要反抗拒绝,但被成组织、有背书的郑君和驷氏做后台的墨家带人强拆了。

  郑国经济发达,也是最早产生了民间讼师律师的国度,还发生过民家法代替刑鼎官方法的事,找出一个能够估价的人并不难。

  粗估了一下房屋的造价就直接拆掉,木料土石要么用来作为修补城墙的材料,要么就直接作为建筑材料使用。

  这和后世商鞅立木差不多的套路,民众对王公贵族和政府缺乏最基本信任的时候,就只能用民众认为最高不可攀的那些人先动手。

  商鞅动的是秦国政府说话不算话的手;徐弱等人动的是郑国贵族的手。

  在获取了基本的信任后,墨家便开始了最擅长的煽动和鼓动。

  这种最基本的信任,不是民众和墨者之间的,因为这两方之前就已经有足够的信任,墨家经常做一些非官方的非营利性的举动,这是最省钱最省力却又偏偏最形容吸纳人心的办法——若如泗上那样翻天覆地的改变,需要投入的财力人力物力太多,天下能养一个泗上,却养不起别的地方如泗上一样。

  然而即便巧舌如簧,即便民众对墨家有着足够的信任,可宣扬的效果并不好。

  甚至不是不好,而是极差,应者寥寥。

  徐弱和几个墨者在后面简单了开个会,一名有着口才和能够宣传的墨者摇头道:“太难了,畏首畏尾,和贵族合作守城,这根本就没法宣扬,更没法让民众尽力。”

  “咱们在泗上的政策不能说,这是咱们在外活动的规矩,那这还怎么宣传吗?我实在找不出能够让民众效死而战的说辞。”

  徐弱也听了刚才的宣传,民众真的是一点都不上心。

  他倒是清楚,不是郑国的民众不行,而是墨家和郑国王公贵族统战合作,那有些东西就不能说。

  最根本的东西不能说,凭什么把民众发动起来?

  最根本的东西不能说,在民众看来贵族之间打来打去那不就是在争权夺利,赢了和他们没关系,输了说不定还更好……

  郑国的情况很特殊。

  譬如在郑国要求死战的,那是驷氏一族,他们家族的势力基本上控制上新郑的大半。

  这些年不断和韩国交战,民众饱受其苦。

  不是说战死沙场的苦,死就死了,两眼一闭,也就那么回事。

  真正的苦难是不死的情况下怎么活下去。

  譬如城中的农夫,当年子产变法之后,不少人是有了自己的私产私田的,等到铁器和新作物新技术传过来后,如果一切正常,他们的日子会过得不错。

  比如原来只能用骨器、木器、石器来耕种,也没有垄作,也没有新作物,郑国的民众至少还能够活下去。

  在原本的物质基础上能够活下去,一旦生产技术有了一个跨域式的发展,那显然是可以过上不错的生活的。

  譬如原来,一家授田百亩,子产变法之后变为了私田,这在铜石并用的时代也就将将填饱肚子。一旦铁器新作物传来,同样的百亩就能生产原来数倍的粮食,生活肯定是更好的。

  然而……郑国的大半数民众并没有如泗上一样享受到生产技术进步带来的利处。

  连年征战,家里的地缺乏青壮劳动力种植……

  这件事后世变法后的秦国可以无视,因为秦国集权变法,重农抑商,授田制土地禁止买卖,整个秦国都差不多,也没有大商人大贵族趁机兼并土地,毕竟没有办法和变法集权之后的国家暴力机器抗衡。

  郑国就不能无视。

  君主没能力集权,私有制私田制又早早出现在郑国这个中原地区最早富庶的地方。

  农夫在前方打仗,家里交着重税勉力维持着家庭,稍微遭受一点灾荒,贵族、商人们就会蜂拥而上,夺走这些农夫最后的一点东西。

  这也是为什么农家的思潮会很容易在中原地区有许多信众、为什么非要重农抑商、市贾不二价、土地公有的空想学说会被底层民众推崇的原因。

  对于底层而言,相较于中原的这种新时代将生未生、旧时代已经崩溃的状态,其实他们宁肯接受秦国那种重农抑商、遏制贵族、使得土地这个安身立命的东西最起码不被夺走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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