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这里的情况和他老家有很大的不同。
在这里，并不是传统的乡村宗族统治模式，而是特殊的村社制度。
这是一种集体土地所有制下的农村组织形式，既不同于西欧的庄园经济，也迥异于东方传统的宗族社会。
村社制度下的农民虽然形式上拥有土地共有权，但实际上仍受制于复杂的传统习惯和集体决策机制。
简单的来说，就是每过一段时间，全村就会重新分配土地，每家土地多少按照家里人口来计算。
看似公平合理，但实际上，这种制度下隐藏着复杂的权力关系和剥削机制。
贫农们往往误以为自己耕种的土地就是属于自己的财产，却不知这只是制度给他们造成的错觉。
在集体决策过程中，村长和富农们牢牢掌控着土地分配权。
肥沃的土地总是被他们优先分配给自己或亲近的人，而贫农们只能分到贫瘠的边角地。
这些劣质土地产出的粮食往往连基本温饱都难以维持，迫使贫农们不得不接受富农的雇佣，成为他们的雇工。
更可悲的是，贫农们为了维持生计，还不得不主动向富农借贷，购买他们提供的化肥和良种。
于是这种情况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村社中的贫农们越是努力耕作，就越是深陷债务泥潭，自己死后债务传给儿子，儿子死后传给孙子，世世代代都是别人家的牛马。
而富农们则通过控制生产资料和借贷关系，不断巩固自己的优势地位。
这种隐形的剥削机制，远比直接的压迫更加难以察觉和打破。
它实质上形成了一种新型的农奴制度，只不过用经济枷锁取代了传统的身份束缚。
与林恩老家那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族社会不同，这里的群众工作需要格外审慎。
任何冒进的改革措施都可能适得其反，让本就饱受剥削的贫农误以为新政权是要来夺取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
因此，必须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既要揭露村社制度下的残酷剥削本质，又要让贫农们切实感受到生活改善，才能赢得他们的真心拥护。
高尔加索方面军虽然以压倒性的军事力量控制了新占领的库班、捷列克和斯塔夫罗波尔三州。
表面上看似没有遇到大规模反抗，当地民众似乎平静的接受了新的统治政权。
但林恩深知，这种单纯依靠武力威慑建立的统治体系，既无法充分释放地区的生产潜力，也缺乏长期稳定的根基。
而单靠宣传口号也同样难以赢得民心。
这就和毛子的十月革命一样。
布党采取“城市中心论”的夺权策略，通过控制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等中心城市的上层建筑，就以为能够实现对全国的统治。
当他们推翻沙皇政权、镇压大贵族后，仅凭几封通电就宣称掌握了全国政权，各地看似都默认了这一事实。
但广大农村地区实际上都处于政治真空状态。
历史证明，布党当时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他们机械的照搬老马“只有工业无产阶级才能领导革命”的理论，将其奉为不容置疑的金科玉律，完全无视了俄国作为农业国的基本国情。
布党将全部革命资源都集中投入到仅占人口15%的城市工人阶级身上。
而对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群体采取了近乎漠视的态度。
他们始终以工人阶级为核心，农民则是“不可靠的同盟者”。
夺取政权后的六年里，整个俄罗斯大地陷入了一场血腥的“全俄吃鸡大赛”。
白军、红军、绿军、民族分离势力等各方力量为争夺统治权展开了惨烈的厮杀。
尽管布党最终取得了胜利，但付出的代价极其沉重整个国家几乎化为废墟，数百万人丧生，国民经济濒临崩溃。
而在这几年里，列宁其实也意识到了老马早期革命理论存在的严重滞后性。
那种教条式照搬老马的理论、忽视俄国农业国情的做法已经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为此，他及时反思并调整策略，推行新经济政策，试图修复与农民的关系。
然而布党多数人却仍固守教条，竟将这种调整视为“工人阶级暂时对农民的妥协”。
随着列宁的逝世，布党失去了最后的权威仲裁者。
党内各派系陷入激烈的路线之争，列宁晚年强调的“维护工农联盟”的重要思想被完全抛诸脑后。
而忽视农村群体的隐患却是一直都在爆发。
在整个1920年代至1930年代初期，全国各地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反抗浪潮从未间断。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那些本应属于革命同盟军的贫苦农民。
仅仅因为生计所迫需要向富农借贷或受雇于富农，就被布党武断的判定为“革命立场不坚定”。
这种脱离实际简单粗暴的阶级划分，将大量本可争取的农民群体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
直到乌克兰大饥荒这场人间惨剧发生后，通过极端手段才最终实现了农村地区的“稳定”。
有了毛子的前车之鉴，现在的林恩可是一点都不敢忽视农村地区的基层建设工作。
他可不想来等以后又来一场“全露吃鸡大赛”。
尽管新占领三州总面积一百三十万平方公里，总人口超过二千五百万，拥有极其丰富的潜在兵源。
但即便面对高加索方面军扩编的迫切需求，林恩依然下达了严格的禁令绝不在新占领区实施征兵政策。
他也没有从人口相对匮乏的高尔加索地区征召青壮入伍，而是坚持从后方稳固的切尔尼基辅与萨尔斯地区调集兵源。
一是因为后方地区的民兵队伍经过长达四年的系统化训练，参与了多次榕树空间实战演练，其战斗素养和纪律性都达到了正规军标准。
这些训练有素的民兵可以直接编入作战部队，无需再进行基础训练。
其次，新占领区的群众基础尚不稳固。
如果冒然实施征兵政策，很容易被当地民众误解为“抓壮丁”的强制征召行为，这将严重损害新生政权在群众中的形象。
林恩深知，在这种敏感时期，任何操之过急的政策都可能会引发难以预料的社会反弹。
更重要的是，在农村地区，青壮年劳动力往往是家庭的主要经济支柱。
如果大量征召这些劳动力入伍，不仅会影响农业生产，更会造成无数家庭陷入经济困境。
现在，新占领的三州与他老家那种军民鱼水情的深厚基础相比，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第531章 交接战俘
然而就在弗拉基米尔一群人刚刚燃起斗志时，副官再次色慌张地再次闯入议会大厅。
这个让弗拉基米尔心头一紧，不祥的预感油然而生。
“又出什么事了？”
副官面无血色地递上一份电文道：“林恩...林恩他宣布无条件释放02近卫军团七万四千余名被俘军官！”
弗拉基米尔顿感天旋地转，急忙夺过电文仔细阅读，上面赫然写着：
“为表达我方追求和平的诚意，现决定无条件释放02近卫军团战俘74123人，请冬宫议会派员至交界地区接收。”
这个消息令整个议会陷入震惊。
原本他们都以为02近卫军团全军覆没，幸存者肯定是寥寥无几。
谁能想到，在十万人的军团中，竟有超过七万人存活。
更让弗拉基米尔意识到一个更严峻的问题：如何妥善安置这七万多名被释放的战俘。
这批官兵的平安归来，将给本已紧张的局势带来更多变数。
议员们推己及人思考这一举动背后的用意，令人不得不产生诸多疑虑。
首先，从军事角度来看，这七万多名训练有素的官兵一旦回归，完全可以在短时间内重建02近卫军的完整编制。
但林恩为何敢于做出这种资敌的决定？
是对自身实力拥有绝对的自信，认为即便这七万多人重新武装，也不足以对其构成实质性威胁？
还是说，已有相当比例的军官被成功策反，他们表面上是被释放的战俘，实则可能成为潜伏在敌军内部的“特洛伊木马”？
但弗拉基米尔知道，无论内心如何怀疑这些战俘的忠诚度，冬宫议会都必须全盘接收这七万四千余名官兵。
这不仅关乎国际公约的约束，更涉及国内舆论的压力若拒绝接收自己的士兵，必将引发民众的暴怒。
而且这些战俘回归后必须得到妥善安置和优厚待遇，任何苛待行为都可能被林恩方面大做文章，进一步损害议会的公信力。
塔利娅凝重的说道：“林恩这一招可谓阴险至极，不仅在外交层面占据了道德制高点，更给我们埋下了一个致命隐患。
这七万多名战俘就像安插在我们心脏地带的定时炸弹若重新武装，难保其中没有潜伏的策反者。
若区别对待，又会引发军心不稳。
无论我们如何处置，都可能成为引爆内部危机的导火索。”
弗拉基米尔长出了一口气道：“先将他们都接回来，然后打散编入后方卫戍部队，表面上要优待，但暗中一定要严密监控！”
其余人也是吃了屎一样的难受表情，但也不得不这么做。
......
10月11日清晨，位于库班州边境的奥列格堡笼罩在紧张而肃穆的氛围中。
这座往日宁静的边境小城，此刻已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
在城郊两军交界的主干道上，双方均设置了多重路卡和检查站，沿线还布置了大量全副武装的哨兵。
而今天，来自露西亚国内外的记者们早已架起长枪短炮，焦急地等待着这场史无前例的战俘交接仪式。
当消息首次传出时，整个国际社会都为之震惊。
谁都不曾想到，在传闻中几乎全军覆没的02近卫军团，竟有超过七万名官兵在战斗中被俘虏。
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些战俘在被扣押两个月后居然还活着，这在如今的战争环境下简直是个奇迹。
如今这年头，战俘的命运往往凄惨无比。
除了少数高级军官可能获得相对人道的对待外，普通士兵能活着走出战俘营就已经是万幸。
即便是林恩前世刚穿越那会儿，全球各地虐待战俘的现象也普遍存在，毕竟PLA这种“奇葩”全世界也仅此一家。
正因为如此，当所有人得知02近卫军团还有七万余官兵活着的时候都万分震惊。
在奥格列堡城内一间临时布置的会议厅里，双方军官正在进行最后的交接细节确认。
班农作为高尔加索方面军的代表，以公事公办的口吻向对方说明。
“在此前的战役中，我军实际俘虏总数为83154人。
经甄别，其中有9031名士兵来自库班、捷列克和斯塔夫罗波尔三州，他们明确表示不愿再加入露西亚军队参与战斗。
因此，本次仅移交籍贯属于你方控制区域的战俘，共计74123人。”
这番说明让对面几位身着笔挺制服的军官神色微变，眼中闪过一丝诧异。
但他们很快恢复了表情，没有提出任何异议。
毕竟大家都心知肚明，即便对方真的交还那九千多名三州籍贯的士兵，他们也绝不敢冒险重新启用这些亲属位于敌占区的士兵。
冬宫议会代表团中的一位将军神情肃穆地说道：“贵方展现的诚意我们已经充分领会，作为回应，我方承诺在三个月内不会采取任何实质性的军事进攻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