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最让她震撼的还是《撕不碎的红绸》。
作为北大大一的学生,也自认为读过不少书,但是这本在她心里是独一档的。
“那我先看会儿,你要看的时候随时找我!”
“诶呀!你先看,我这正好有点事~”
宋沅歌把杂志摊在桌上,炉光落在“许成军”三个字上,她捏着钢笔的手顿了顿。
她越过了其他作品,直接翻到了《红绸》。
初读时,她本想边读边做批注,可看着看着,笔就悬在了半空。
读到李小曼在电视台主持《生活之友》,穿广州进的西装套裙,手腕戴上海牌手表,镜头前笑盈盈教“西红柿炒鸡蛋”,转头却在后台对着镜子擦去眼角的泪那泪不是为自己,是看到观众来信里提“古大强”三个字,她突然想起1978年新兵入伍时,古大强在月台上说“我等你回来”,风里都是甜的。
宋沅歌的呼吸慢了半拍,无意识地摸了摸桌角的搪瓷杯。
杯里的菊花茶早凉了,她却没察觉。
直到看到古大强在修鞋铺墙上贴李小曼的节目照片,每天修鞋时都看一眼,却再也没提过她的名字,宋沅歌捏着书页的指节突然泛白。
她读过太多战争小说,要么写英雄战死沙场,要么写恋人终成眷属,可许成军偏写“错过”。
不是不爱,是时代推着人走,走着走着就散了,像未名湖的冰,看着结实,底下藏着融不开的凉。
“怎么不说话?”
梁芳芳从上铺探出头,见宋沅歌盯着书页发呆,“是不是看到古大强那段了?我看到这,哭了半天,就不敢往下看了。”
宋沅歌摇摇头,把杂志往炉边挪了挪,借着更亮的光翻到阮文孝的章节。
当读到阮文孝被俘后问许建军“1965年你们帮我们打美国,现在为什么打我们”,她突然停下
炉子里的煤块“噼啪”爆了个火星,她却像没听见,脑子里反复转着这句话。
之前读的战争小说,总把“敌人”写得面目模糊,可许成军笔下的阮文孝,会攥着母亲织的布包,会迷茫“为什么要开枪”,他不是“坏人”,是被时代裹着走的普通人,和许建军、黄思源没两样。
“原来战争不是非黑即白。”
宋沅歌在笔记本上飞快写,字迹比平时急了些,“阮文孝的迷茫,是.是没人想打仗,可命运推着人站在对立面。”
她想起自己之前写的短篇,总在“好人”“坏人”里划界限,此刻突然觉得格局小了,像在未名湖的冰面上走,不敢踩深了。
越往后读,她越觉得手里的杂志重。
看到黄母把黄思源的木梳放在箱底,每年晒被子时都拿出来擦一擦;
看到许建军带着酱菜坛子走在黄家村的路上,左肩的伤疤在阳光下泛红;
看到结尾“许念安拽着许建军衣角问木梳”,那句“死亡不是终点,遗忘才是”突然撞进心里。
宋沅歌的眼眶猛地热了,赶紧别过脸,怕梁芳芳看见,却不小心碰倒了桌上的菊花茶,水洒在笔记本上,晕开了刚写的字迹。
“小心点!”
梁芳芳赶紧递过抹布,“这书你也能哭?我还以为你这种写短篇的,看什么都能挑出毛病。”
宋沅歌:“我就一小作家,还没发表几篇短篇,跟这种能写出这种恢弘大作的天才哪能比!”
梁芳芳:“有时候人比人气死人,他也才20岁,跟咱年纪一边大~”
“沅歌,我觉得你可以认识认识哦!你长得这么好看~以后我也有的吹,许成军对象是我室友~”
“什么啊!好好说话!芳芳!”
“你不行让周丽丽给你介绍一下~北医‘王熙凤’这么大的名声还能让她白得了?”
俩人笑闹一阵,又低头沉浸在小说世界里。
宋沅歌想起之前听中文系的同学说“上海有个年轻作家,把战争写活了”。
现在再读,多少有了点不一样的感受。
这不是写活了战争,是写活了战争里的人,那些会哭、会愧疚、会迷茫的人,不是符号,是能摸到温度的邻居、朋友、兄弟。
读到“钢枪可以保卫家园,却无法守护逝去的灵魂;红绸能够包扎伤口,却难以抚平心中的创伤”时,宋沅歌突然合上书,靠在椅背上,盯着煤炉里跳动的火光。她写了三年短篇,总困在“小情小绪”里,觉得写好一个人的悲欢就够了,可《红绸》让她看见好的文学能装下时代的重量,能让小人物的故事映出大时代的褶皱,像未名湖的冰面,底下藏着整个冬天的故事。
“我想写长篇。”
她突然对梁芳芳说,声音不大却很坚定,“写我们这代人的故事,像许成军写《红绸》那样,不躲着苦难,也不丢了希望。”
梁芳芳愣了愣,随即笑了:“你总算想通了?之前谁说‘短篇才见笔力’的?”
宋沅歌没反驳。
《红绸》还摊在桌上,黄思源的木梳、古大强的修鞋机、阮文孝的布包,像在她眼前活了过来。
为什么《红绸》能让沪上读者排队抢购,能让北大的学生忘了夜寒?
因为许成军用文字告诉所有人:再宏大的时代,也是由一个个小人物的悲欢撑起来的;再残酷的战争,也藏着人性的微光。而这种“看见小人物”的能力,才是最难得的文学力。
夜渐深,煤炉里的火弱了些,宋沅歌却没觉得冷。
她把《清明》小心地放进书架,和《静静的顿河》摆在一起之前她觉得肖洛霍夫写得够厚重,现在却觉得,许成军的《红绸》,多了份中国人独有的温软,像煤炉里的火,不烈,却能暖透整个冬夜。
她摸着笔记本上,心里有个声音在说:下次再写东西,要像许成军那样,把心放进文字里,让读者能摸到故事的温度。
第170章 此子未来可期,中国文学可期
浙江海盐。
寒风吹得卫生院门口的梧桐叶打着旋儿。
余化摘下沾着消毒水味的口罩,白大褂口袋里还揣着半盒没送完的棉球。
这是他当牙医的第二个冬天,手指因为反复握牙科器械,指节早已磨出硬茧。
可心里的厌烦,比消毒水的味道还浓。
站在卫生院窗口看街景时,他想到要一辈子守着这条街感到悲凉。
“余医生,下班啦?”
挂号处的老王探出头,手里举着张皱巴巴的报纸,“听说《清明》二期到了,许成军那篇《红绸》下半部,县新华书店门口排老长队了!我记得你爱看书,就跟你说一声~”
余化的脚步猛地顿住。
前阵子他在宁波进修时,偶然翻到川端康成的《伊豆的舞女》,被里面“舞女眉眼间的羞怯”“山间雾气漫过木屐”的细腻描写勾得入迷,夜里躲在进修宿舍,反复琢磨“怎么把人物情感藏进细节里”。
同屋的进修医生得知他痴迷文学后,还曾以“过来人的身份”劝他放弃:“我从前也是文学爱好者,也做过文学白日梦,你的明天就是我的今天”。
余化回应:“我的明天不是你的今天”。
但讲真,他被川端康成这样细腻的笔法迷住了。
中国有能写出这样作品的作者么?
“真到了?”余化追问,声音里带着自己都没察觉的急切。
“刚有人从书店回来,说再不去就卖完了!”
余化没再多说,脱下白大褂往宿舍跑,军绿色的帆布包撞在走廊的铁栏杆上,发出“哐当”响也没顾上。
他换了件干净的蓝布褂子,揣着这个月刚发的28块工资,往新华书店的方向跑。
街上的路灯刚亮,昏黄的光落在他沾着泥点的胶鞋上,他却觉得比往常跑得都快,好像再快一点,就能追上什么看不见的东西。
那东西叫理想。
书店门口的队伍果然排到了街尾,有戴老花镜的老师,有穿劳动布褂子的知青,还有抱着孩子的妇人,嘴里都在念叨“许成军”“《红绸》”。余化站在队尾,手指无意识地绞着帆布包的带子,脑子里突然闪过进修时同屋医生的话:“别做文学白日梦了,你的明天就是我的今天。”
可他偏不想这样他见过县文化馆的人,每天抱着书在院子里晃,不用闻消毒水,不用看别人牙疼时扭曲的脸,那才是他想要的日子。
“还有最后五本!”
书店伙计的嗓门炸开,队伍瞬间往前涌。
余化攥紧手里的钱,终于挤到柜台前,把两块三毛钱拍在玻璃上:“要一本《清明》!”
接过杂志时,他迫不及待翻开,先找“许成军”三个字。
暖黄的路灯下,他靠在书店旁的梧桐树上,一页页往下读,连风刮得脸疼都没察觉。
读到李小曼在电视台主持节目.古大强在月台上说“我等你回来”,似乎风里都是甜的。
余化的呼吸慢了半拍,手指在“西装套裙是广州进的新款”那句下划了道线。
川端康成写舞女的羞怯,是藏在眉眼间;许成军写李小曼的苦,是藏在西装套裙的褶皱里,是“看似光鲜,实则藏着没说出口的话”,这种“用细节装委屈”的写法,很细。
当阮文孝出场时,余化突然靠紧梧桐树。
余化想起自己当牙医的日子,每天重复“拔牙、补牙”,像被按在转盘上的陀螺,这不也是被时代裹挟吗?
他突然觉得,许成军写的不是战争,是所有人的命运谁不是被推着走,可总有人想往光里跑。
越往后读,他越觉得手里的杂志重。
看到结尾“许成军说‘死亡不是终点,遗忘才是’”,余化的眼眶突然热了。
他想起自己写的那些片段,总在“人物性格”上打转,可许成军偏写“命运”,把小人物的悲欢放进四十年的时光里,有儒家的“大义”,有传统的“念想”,像把江南的雨和北方的雪揉在一起,比川端康成,多了份中国人独有的大气、温软和厚重。
“这哪是战争小说?”
余化喃喃自语,手指在“钢枪能保卫家园,却守不住逝去的灵魂”那句上反复摩挲,“这是写所有人的命啊。”
风更冷了,他却没觉得。
合上书时,发现封面“许成军”三个字旁,不知何时落了片梧桐叶,他小心地把叶子夹进书里。
往卫生院走的路上,他脑子里反复转着两个念头:一是“我要是能写出这样的故事就好了”,二是“我真要当一辈子牙医吗?”
路过县文化馆时,他特意停下来,看着窗户里亮着的灯。
里面的人大概在看书、在写东西,不用闻消毒水,不用握牙科器械。
余化摸了摸怀里的《清明》,封面还带着他的体温,突然觉得心里的厌烦少了点,多了点什么滚烫的东西。
回到宿舍,他盯着“牙医”两个字看了会儿。
他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写出这样的故事,可他知道,从今天起,他不想再当被时代裹挟的阮文孝,他想当那个往光里跑的人,哪怕跑得慢一点。
1979年末的海盐,寒夜漫长。
天津。
冯基才刚画完一幅《天津卫风情图》,颜料还没干。
他翻开《红绸》,本想找“战争场面”,却被许晓梅“要当七仙女”的俏皮话逗笑.
作为写“津味市井”的高手,他最懂“热闹里的真”,而《红绸》里的许家,有陆秀兰的“泼辣”、许志国的“装严肃”,活像天津胡同里的邻居,比他画的“茶馆掌柜”还鲜活。
“这烟火气!”
冯基才跟文联同事叹道:“你看这一家子,有笑有泪。战争再大,也大不过‘妈拍女儿头’这才是真人性!”
京城知青宿舍。
王晓博刚从云南回京,床底下还堆着插队时的旧行李。
他借到《红绸》时本没抱期待,可读到许成军写“90年的中国”,突然从硬板床上坐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