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经济学、资源分配、一线压力，这些都是非常现实的考量。
但请允许我提醒一点：
我们面对的‘混沌之序’，从其符号和行事风格看，并非纯粹的功利主义犯罪集团。
他们带有意识形态色彩，‘象征意义’和‘制造恐慌’本身就是他们的目的之一，甚至可能比经济利益更重要。
攻击警局，对他们而言，恰恰是‘最具象征意义’的行动之一它能最大程度地羞辱执法机构，摧毁公众安全感，宣告‘秩序崩溃’。”
他目光扫过威尔金斯、伯恩斯等人：
“历史上案例少，不代表不会发生，尤其是当对手有意打破所有常规的时候。
至于资源问题，我并非建议将所有警力撤回守家，而是建议重新评估风险，对最脆弱、最具象征性的目标进行‘重点’加固，并建立更灵活的机制应对佯攻，避免被调虎离山。
这需要的是策略调整和资源重新优化，而非简单的人海堆积。”
霍克总警司此时沉声支持道：
“陈高级警司的话值得我们深思。
东区的惨败告诉我们，不能用老眼光看待新敌人。
他们的思维模式，确实可能超出我们的常规预计。
加强自身关键设施的安保，至少应该纳入风险评估范围。”
凯瑟琳也点头道：
“从预防和应对最坏情况的角度，陈的建议具有前瞻性。
我们可以先制定一个分级响应方案，对不同风险的警方设施进行排查，优先强化那些确实存在明显隐患且象征意义重大的。”
彭宁顿助理总监听着双方的争论，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
他内心倾向于陈正东、霍克和凯瑟琳的判断，认为这种风险确实存在且后果严重。
但作为最高决策者之一，他必须平衡各方意见，尤其是考虑威尔金斯等人代表的行政和资源现实，以及伯恩斯等人代表的一线压力。
最终，彭宁顿拍板做出了一个折中且现实的决策：
“讨论很有价值。
陈高级警司的分析提供了重要的新视角和预警，我们必须认真对待。
这样吧：霍克总警司，你牵头，联合安保、后勤和各大区指挥官，立即对我方所有关键设施进行一次快速安全风险评估，特别是那些老旧、偏远或具有特殊象征意义的警局、训练场所等。
根据评估结果，制定一个分级的、切实可行的强化安保方案，优先处理风险等级最高的少数目标。
同时，指挥中心要进一步完善应急响应预案，特别要加入对‘多点分散骚扰，掩护主攻’这类战术的识别和应对流程，务必在三天内完成。”
“是，副总监！”霍克总警司领命道。
彭宁顿又看向威尔金斯和伯恩斯等人，继续道：
“资源确实紧张，所以方案必须精准、高效，不能铺张。
优先保障对公众目标的核心防护力量，但对自身关键节点的薄弱环节，也必须尽快补上。
我们需要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
各部门加强协同，有任何异常情况或线索，立即共享。”
这个决定，原则性采纳了陈正东的建议，承认了风险的现实性，但并未承诺（也无力承诺）对所有警方设施进行同等强度的全面升级。
它更像是一个有限的、针对性的打补丁加强，并强调内部流程优化。
这既是出于现实的妥协，也留下了隐患正如陈正东所料，警局等警用设施，整体上在袭击发生时，依旧会是相对薄弱的环节，尤其是那些未能列入最高优先级的。
“散会！”接着，彭宁顿宣布道。
会议在并未完全达成共识、但总算有了一个行动方向的复杂氛围中结束。
然而，对于会议上那些持反对意见的高层而言，这个折中结果远不能让他们信服。
散会后，三三两两的人群沿着苏格兰场总部铺着深色地毯的走廊离开，低沉的议论声在厚重的墙壁间隐约回荡。
助理警察总监埃德加威尔金斯与伦敦西区总警司理查德伯恩斯并肩走向电梯，两人的脸色都不太好看。
“风险评估？分级强化？”
威尔金斯冷哼一声，扶了扶金丝眼镜，镜片后的目光透着不耐道：
“说得轻巧。
最后无非是发文要求各警局自查，然后报上来一堆需要修缮的屋顶和更换的老旧门锁清单，再申请一笔根本批不下来的预算。
纯粹是官僚流程，浪费时间。”
他主管财务行政，最反感这种看似有远见、实则增加行政负担和预算压力的“建议”。
伯恩斯总警司更是直接，他粗声抱怨道：
“要我说，彭宁顿就是被机场那枪和银行那点小功劳弄昏头了，
太把这帮香港人当回事了！
保护警局？
我的警局大门永远开着接待市民！
匪徒敢来？
正好给我那些憋着火的小伙子们一个发泄的机会！
把伙计们撤回来守大楼？简直是笑话！”
他挥舞着手臂，仿佛在驱赶什么令人厌烦的东西，继续道：
“那个陈正东，一套套理论说得漂亮，什么‘象征意义’、‘心理侧写’，跟犯罪学教授似的。
但这里是伦敦街头，不是大学课堂！
我们要对付的是拿枪抢劫的混蛋，不是玩心理游戏的哲学家！”
另一位在会议上没怎么发言，但明显倾向于保守派的中层指挥官，在咖啡间对同僚低声说道：
“看看他们来的这几天，除了在银行追车开了火（那还是我们的人先接敌的），搞出了一堆媒体头条，还做了什么实质性贡献？
机场差点被干掉，现在又危言耸听，让我们自己吓自己。
我看啊，他们自己能不能在伦敦这潭浑水里站稳脚跟都难说，指望他们带来改变？”
他语气中充满了不以为然。
在另一间小会议室门口，两位负责不同区域行动的警司短暂停留。
其中一位摇头道：
“霍克和凯瑟琳支持他，无非是‘渡鸦’案留下的印象太深，加上现在确实没辙，病急乱投医。
但‘渡鸦’是单个疯子，现在面对的可能是一个组织。
情况完全不同。
那个香港人的方法，在东方或许有用，在这里……水土不服是必然的。
加强自身防卫？
听起来更像是缺乏进攻勇气和策略的表现。”
“可不是嘛，”
另一位接口，声音压得更低道：
“我听说他们连审讯都还没参与（指银行劫匪伤情未定），整天就在办公室里看卷宗、画图表。
破案是靠脑子，但也得靠脚和拳头！光会分析有什么用？
伦敦的犯罪分子可不会按他们画的心理地图来行动。
等着看吧，等下一波抢劫案发生，他们那套‘保护警局’的理论就会显得更加可笑。”
这些私下里的议论，充满了对陈正东及其团队能力的质疑，对其建议“杞人忧天”、“纸上谈兵”的贬斥，以及一种根深蒂固对“外来者”能否理解并解决伦敦独特难题的怀疑！
甚至隐含着一种不愿承认自身陷入僵局，因而对提出不同思路者抱有微妙抵触的情绪。
在他们看来，X组或许个人能力不错，但作为一个整体，尤其是其领导者的战略判断，并不足以给苏格兰场面临的深重危机带来真正的、决定性的转变。
伦敦的夜晚属于街头的警灯和罪犯的枪火，而非会议室白板上的心理侧写关键词。
……
然而，会议室内短暂的争论与那份尚未形成具体方案的建议，却以惊人的速度，越过苏格兰场厚重的墙壁，泄露到了外界。
消息泄露的渠道成谜……
总之，在当天下午付印的伦敦几家晚报上，这条新闻赫然在目。
《伦敦晚报》在头版下方以醒目的标题报道：
“香港顾问新建议：加固警局大门？苏格兰场内部对‘东方智慧’意见分歧”。
文章巧妙地将陈正东的建议描述为一种“过度防御”和“缺乏进攻思维”的表现，引用“不愿透露姓名的警方高层”的话，
暗示此建议脱离实际，浪费本就紧张的资源，并渲染了会议上对此的反对声音。
文章末尾，笔锋一转，提及近期警局遇袭案例极少，暗讽此建议更像是“外来者”因自身在机场遇袭而产生的“创伤后应激”，并将其投射到对整个伦敦警方设施的担忧上。
《标准晚报》的评论版则更加尖刻，标题是：
“自身难保，何谈护民？论苏格兰场决策层的新困惑”。
文章认为这恰恰反映了苏格兰场，在犯罪浪潮面前的信心丧失和方向混乱！
他们不想着如何主动出击剿灭罪犯，却开始担心自己的巢穴是否安全。
文章称：
“如果连警察都需要躲在高墙之后，那么街头上手无寸铁的市民，又能期待谁来保护？
这份建议若被采纳，无异于向全伦敦的犯罪分子宣告：警方已畏缩不前。”
这些报道在已经不安的市民情绪中又投下了一块巨石。
当晚，在酒吧、在家庭晚餐桌旁、在通勤的地铁和巴士上，相关的议论变得更加具体和充满嘲讽。
“听说了吗？那个香港来的‘专家’，建议把警察局都加固成堡垒！”
金融城附近酒吧里，一个穿着衬衫的年轻职员嗤笑着对同伴说：
“他是觉得我们伦敦的警察都是瓷娃娃，一碰就碎吗？
还是他被机场那一枪吓破了胆？”
主妇们在超市排队时交换着看法：
“加固警局？
有那个钱和人力，为什么不多派几个警察到我们街区巡逻？
我晚上都不敢让我女儿独自出门了！”
东区一家生意冷清的炸鱼薯条店里，老板对着熟客抱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