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是大萧条以来产量骤降、工厂半开工，它仍然直接雇佣着十几万工人，每一座高炉重新点火或熄火，都足以让所在城镇的经济命脉随之起伏。
此刻，这家公司的掌舵人迈伦泰勒正坐在他那能够俯视整个曼哈顿的办公室里，面前摊着一份刚收到的芝加哥简讯。
他的手指在报纸上珀金斯演讲的那一栏上轻轻敲了几下，然后抬头看向站在对面的秘书：“要是让他们在芝加哥把事情搞成了，这股风就会卷到我们这里来十几万炼钢工人看着同一个方向的时候，不是你想关几座炉子就能把他们压回去的，给我接通罗伯特麦考密克的电话！”
同一时间。
全国的工业巨头们都收到了来自芝加哥的消息。
这些工业巨头隔着几百甚至上千英里，却几乎在同一时间看清了同一件事：联邦不是随便选了一座城市来做无关紧要的实验。
芝加哥是全美货运枢纽，是肉类食品的心脏、还是第二金融大城。
如果这里的工会被联邦重新改组，工人自主选出了真正代表他们的人，那么这股浪潮会迅速涌向全国，把底特律的汽车工厂、匹兹堡的钢铁厂一一卷进来。
届时，各工业巨头将不再只是面对一个劳工部和白宫，而是面对着数以百万计的、已经亲身体验过选举滋味的工人。
他们不能容忍这种事情发生。
罗伯特麦考密克在芝加哥的宅邸里接到了来自底特律和匹兹堡的电话。
紧接着是纽约、克利夫兰和费城
每一个打来电话的人都和他一样清楚：这不是一场地区纠纷，这是工厂主与工会立法进程之间的全面战争。
麦考密克挂掉最后一个电话后，嘴角甚至浮起了一丝难以掩饰的笑意。
他原本就不打算让这场工会改革在芝加哥顺顺当当地落地。
而现在，全国各地的工业巨头纷纷把电话打到他面上，这意味着他不再是孤军奋战，他身后有着强大的后盾！
很快，芝加哥的工厂主们便像一台开足了马力的机器，开始逐条实施他们之前拟定的那些计划。
在工会分会内部，那些多年安插在各分会调度岗、财务岗和人事岗上的“自己人”忽然主动走动了起来。
他们开始在午休时间主动邀请工人们到停车场抽烟，聊天的内容无非是“如果以后轮班表要变，大家都受影响”；或者“联邦的人是外地来的，他们不会理解你们每天的工作节奏”。
这种面对面的谈话毫不费劲，也没有什么公开的威胁。
但它能让一个原本跃跃欲试想要投票的工人妻子在晚饭时问他一句：“你确定要冒这个险吗？”
与此同步进行的，是各工厂人事部向车间发出的内部通知。
措辞谨慎，格式整洁，没有任何贬低或公开恐吓的词汇，只说明鉴于选举程序尚存未澄清的法律争议，在旧合同持续有效期间，任何通过新程序产生的工会暂时不会被纳入正式集体谈判流程。
通知被贴在厂房公告栏上，正好在车间挂钟的下面，每个工人下班打卡时都会毫无选择地看到它。
芝加哥律师协会里的几间办公室连续亮了好几个晚上的灯。
几批被这些家族长期雇佣的律师被连夜草拟起诉意见，他们按照计划将联邦劳工部在芝加哥推行选举的行为诉至法院不是直接反对选举，而是委婉地质疑，在没有完整解决现有分会合同存续权以及相应旧工会遗留地位的情况下贸然为选举设定期限，涉嫌对旧有劳动契约稳定性的随意干预。
他们谨慎地选择措辞，使之不仅适用于此次选举，更有可能对后续集体谈判程序产生持续的拖延效果，从而为资方争取在时间差上更大的缓冲。
《芝加哥论坛报》的编辑部被来自业主大楼的电话反复叮嘱。
于是，报纸将头版留给那些因竞选消息而焦虑不安的产业工人一个担心选举后会被自己所在班次裁员的卸货工，一个在餐桌上对记者摊开菜金账本，说担心工会乱起来没人征缴会费的家庭主妇
每一篇报道都套着询问、关心的外衣，文末措辞简洁而工整，却总是在不动声色间把他们的担忧指向联邦的安排。
与此同时，麦考密克反复通过法律和人脉渠道，向华盛顿几位与他持有相似立场的老朋友飞去密信。
这些人在国会两院的议事厅内本来就日日和NRA的支持者大战着。
现在他们手里有了芝加哥正在发生的最新消息。
这让他们可以在下一轮辩论中指着报纸说：芝加哥在珀金斯推行的试验选举里已经出现了混乱的苗头，你们还主张把NRA这场个‘怪物’的条例输给每一个州里的每一个工厂吗？
每一个环节都建立在麦考密克此前框定的那五条防线上。
只是现在有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金钱、律师和政治资源的全面灌注，每一个轮子都在加速运转。
“费兰，你怎么看？”
史蒂文斯酒店里，珀金斯朝费兰问道。
费兰没有立刻回答，他起身来到了落地窗前，过了足足有三分钟，他才转过头来：“麦考密克他们能用工厂内部通知恐吓工人，也能用报纸把联邦的善意扭曲成仓促的陷阱，但他们控制不了州政府。”
“伊利诺伊州长亨利霍纳虽然没有任何表态，但在芝加哥警察局配合联邦行动这件事上，他没有反对，这本身就是一种默认的态度。”
“州政府的劳工委员会有权审查企业内部劳动规章的合法性，那些工厂人事部门散发的不承认新工会的内部文件，只要被州劳工委员会认定为胁迫和不当劳动行为，就可以被州政府以违反州劳动法规为由下令撤回，这不是联邦命令，是伊利诺伊州政府的自主执法。”
珀金斯微微皱眉，手指在沙发扶手上轻轻敲着：“但州劳工委员会的审查需要时间，而且麦考密克他们在州议会不是没有代理人，上一次坦纳议员在记者会上替卡彭发声，已经证明他们在州议会的影响力。”
费兰点了一下头：“坦纳是个突破口，他上次公开发言替卡彭组织攻击联邦行动时，已经把底牌亮得太早，一旦州劳工委员会启动审查，我们可以让坦纳不得不在公开听证会上表态要么支持撤回恐吓工人的内部通知，站在工人们一边；要么公开反对，替资本家背书。”
“如果他站在工人那边，麦考密克这群人会对他失去信任；如果他站在资本那边，他的选民会记住他选择了谁的对立面，不管他选哪一边，他在州议会里的立场都会出裂痕。”
“州长霍纳呢？光靠劳工委员会还不够，麦考密克这些人不会因为这一点压力就收手，而且现在全国各地的工业巨头都在给他打电话支持他，他手里又多了一张‘全国工业界同盟’的牌。”
“霍纳现在还不能算是我们的人，但他也不是麦考密克的人。”
费兰站起来，走到书桌边拿起一份简报：“去年州长竞选时，麦考密克的《论坛报》公开支持的是霍纳的对手，霍纳虽然赢了，但赢得不轻松，这件事他记着。”
“我们不需要霍纳站出来替联邦说话，只需要他签署州劳工委员会提交的行政命令，并在发布时附上一句中性的表态‘本州政府支持工人享有公平选举的权利’，他不用提联邦，不用提NRA，只需要表明伊利诺伊州站在工人这一边。”
“麦考密克这群人在州内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只怕霍纳不会那么轻易站出来公开和他们唱反调。”
“那就简单了。”
费兰微微一笑：“目前芝加哥及伊利诺伊州各地仍高度依赖联邦救济拨款，我们只需要霍普金斯出面，公开向伊利诺伊州政府和芝加哥市政府发出通知：联邦救济署在审核下一季度各州救济拨款时，将把“本地企业在市政合同中的用工稳定情况”作为评估地方配合新政意愿的重要参考，那我想霍纳会慎重考虑的。”
“这是个好主意！”
珀金斯拍了怕大腿：“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他会应该会妥协的了，毕竟爱德华已经在市政府层面上替联邦做了担保，再加上联邦救济署的‘评估参考’，霍纳应该不会在这种时候，公开让自己重要城市的市长站得比他更前面、更出风头，哪怕只是为了保持党内平衡，他也会配合。”
珀金斯话锋一转：“那法院上的问题呢？”
“我们需要抢在麦考密克的律师团之前，由司法部在芝加哥联邦地区法院提交一份确认工会自由选举合法性的简易动议，这份议题用全国劳工关系法草案中已被参议院劳工委员会初步认可的原则，以及宪法第十三条修正案禁止强迫劳役和第十四条修正案中关于个人自由的基本权利保障。”
“原告是芝加哥本地几名在卡彭时代被迫害的普通工人，他们的证词、加上我们提供的菲茨帕特里克账目资料、旧工会克扣会费与工伤拒赔的书面记录作为证据支撑。”
听到这话的珀金斯目光又是一亮。
费兰的策略很简单，主动出击，先占位，把麦考密克的律师团挡在被动等待开庭的处境里。
麦考密特克的律师团都是这个国家的顶级法学界人士，当他们意识到自己被人抢占了道德制高点时，那么这群聪明人自己就会主动放弃。
珀金斯离开后，后脚胡佛推门进来，手里照例拿着一份刚出炉的简报。
费兰看了看，说道：“FBI的动作要快，要确保所有让工人们害怕的害群之马都被清除掉，让工人们敢勇敢、大胆地站出来选。”
胡佛站在原地，面色微微露出难色。
“有问题吗？”
“费兰先生，要把这些害群之马拎出来很容易，他们的名字、地址、过去在工会里充当的角色，我们的名单已经列得很清楚了，但如果要起到震慑作用，让那些工人们彻底放下畏惧，这恐怕短时间内做不到。”
“这些人被逮捕之后，还要走起诉、辩护、审判、量刑，整套司法流程下来需要不少时间，工人看到人会带走，但几轮听证会下来没判，他们还是不敢信的。”
费兰靠在椅背上，手指在扶手上轻轻敲了几下。
胡佛说的是司法现实。
在1933年的美利坚，从逮捕到最终判决，哪怕是最快的速审程序也得花费数月。
而如果被告方有足够的财力申请保释，那些被带走的工会管理可能第二天就会重新出现在工会大厅门口。
“这样，联系国税局，请他们配合，以逃税的罪名对付那些人！”
胡佛那双一贯平静的眼睛燃起了光芒。
在1933年的美利坚，无论是警察还是联邦调查局，逮捕犯人都需要走完整的司法流程证据交换、预审听证、交叉质询、陪审团评议，每一步都可以被律师反复拉扯。
但如果你想把一个罪犯快速地审判并扔进监狱，办法也是有的答案就是国税局。
首先，在美利坚的所有联邦罪名中，逃税是一项极其特殊且分量极重的罪名。
它不需要人证，不需要被害人出庭，只需要你的账本、银行流水和收入申报表之间存在无法解释的资金缺口。
其次，逃税罪属于联邦税务法庭管辖，审判周期极短，且一经定罪没有宽大释缓的惯例。
当初司法部为了避开卡彭的天价律师团在暴力犯罪指控上的无限拖延，最终就是用逃税这条罪名将他直接钉死。
卡彭那些把二十多个被告拖出无罪释放的老练律师，在税务法庭上毫无招架之力，最后被判处十一年，直接投入亚特兰大联邦监狱。
而现在那些在工会里替资本家卖命的工会人员，他们虽然不像卡彭手底下的暴徒那样沾满鲜血，但这些年收受的不正当利益绝不在少数。
无论是卡彭时代通过会费回扣塞进私人账户的灰色现金，还是这几天某些资本家的代表为了让他们持续压制工人而支付的好处费，只要钱在他们手上流过，就必然会留下痕迹。
国税局出马，只要锁定几笔无法解释来源的入账，那分分钟就可以办他们。
“我这就联系国税局。”
胡佛说完转身拉开门离去。。
费兰靠在椅背上，沉默了片刻，然后走到桌前拿起电话听筒，拨了一组长途号码。
等待音在听筒里响了几声，然后被接起来了。
“赫斯特先生，我想你要到芝加哥来一趟了。”
两天后，芝加哥建筑工会的一间分会办公室里。
戴维考斯基坐在正对大门的办公椅上，把最后一块抹了黄油的烤面包塞进嘴里，用皱巴巴的方格手帕擦了擦嘴角，随手将手帕揉成一团塞回裤袋里。
他今年四十五岁，在建筑工会里当调度主管，从卡彭时代起就在这个岗位了。
菲茨帕特里克以及卡彭组织所有骨干被逮捕的消息传来那天，他整夜没有合眼，生怕遭到牵连。
但紧接着没几天，一位他从没在工地上见过的自称是某个“货运中转商”的人敲开了他的门，给了他一个信封，里面装着比他过去半年收的调度费还厚的现金。
对方告诉他新老板是正经的实业资本家，不是卡彭组织那种随时会被联邦追着打的犯罪团伙。
考斯基那颗悬着的心从那一刻起稳稳落回了肚子。
他有新的靠山了！
这些天他在工会大厅里有条不紊地落实新老板交代的每一个细节。
他从不直接威胁任何人，措辞在最严格的法律框架下始终滴水不漏。
但当他背靠着墙壁、双手插在工作服口袋里，朝周围那些正在交头接耳的工人慢悠悠地说出一句：“某某工地今天只需要十个人、某某人，今天你们要去干某某工地的活、并且要干上15个小时”这些话时。
所有人无不感到胆战心惊。
建筑工业这个行当，活也是分轻松、和劳累、危险以及不危险的。
所以所有人都很担心，会被分配到那些既劳累又危险的活。
今天早上考斯基准时踏进工会办公室，正打算当着所有已经到齐的轮班工人面，再重复一次前几天被证明卓有成效的例行训话时。
门突然被从外面推开了。
几名穿着深灰色西装的男人直接越过前台走了进去，对周围所有面孔都没有多看一眼。
考斯基宁皱起眉，把手里还夹着半截没点着的烟从嘴边移开：“你们是谁？这里不能随便进来！”
领头的那个人将西装前襟轻轻一拉，露出内侧皮夹里钉着的一枚国税局证件：“考斯基宁先生，根据财务部国税局的调查，你在过去四年申报个人所得税时隐瞒了多项与工会调度有关的非法收入，经查银行流水与实际申报收入之间存在大量无法解释的资金缺口，现在依法带你回去配合调查。”
考斯基宁的嘴张开了又合上，又张开，眼角的肌肉不受控制地抽动了两下：“你们你们有没有证据？你们不能随便这样闯进来说我有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