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力进攻东线，正是我军既定的扩张战略！大有既能清晰分析此地必取，可知其中蕴藏的巨大风险？”这是要进一步考校卞元亨对潜在危机的预见性和应对思路。
卞元亨隐隐猜到元帅今日召见自己的原因，略加思索，坦诚回答道：
“风险极大，主要有三：其一，我军若全取江浙行省菁华之地，便彻底断绝了元廷赖以生存的漕粮。元廷势必不惜一切代价，调动一切可调动的力量全力反扑。
其二，自无为州以下，直至绍兴路，长江岸线及沿海海岸线绵延千余里。
我军兵力有限，不可能处处设防，以水师目前的规模，巡守如此漫长的防线，必然左支右绌，处处都是漏洞，极易受到元军的反复袭扰，疲于奔命。
其三，绍兴路紧邻台州路，台州方国珍屡次作乱，早有窥伺庆元路、绍兴路之意。红旗营大军东进，极大概率会因挤压方国珍所部发展空间，而与其产生冲突。
甚至，若是我军进展过快，元廷意识到平江路、杭州路等地必将不保，可能会主动以高官厚禄，招揽方国珍乃至张士诚。
此二者甚至不用与我军主力作战，只需频繁出兵袭扰我军漫长的侧翼，就能让红旗营难以在沿江、沿海区域立足，无法快速有效消化新占领区。”
无论是元军、张士诚，还是方国珍，正面作战，红旗营自然不惧其中任何一方。
但若是多方势力在元廷的协调下合力，对红旗营频繁袭扰，即便是石山，也不敢妄言能在击败这些难缠对手的同时，还能顺利有效地整合内部，稳定地方。
尽管这种情况出现的概率不会太高，但作为势力领袖，不能总往好的方面想，必须未雨绸缪。
问题的关键，便是漫长的江岸和海岸线，处处设防是绝对不可能的，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又不可取，似乎唯有主动出击，寻找敌方水师主力正面对决这一条路。
石山今日特意召见卞元亨，就是为了此事，他继续考校道：
“若我军集中水师力量，主动寻机与方国珍舰队进行决战，你认为有几分胜算？”
卞元亨闻言，面露纠结之色，他沉吟片刻，决定还是实话实说，坦诚己见道：
“回元帅，末将以为……几无决战的可能。”
不待石山询问原因，卞元亨便详细解释，道：
“方国珍此人，极为熟悉江浙行省沿海的水文地理，且其用兵风格狡猾且谨慎，能战则战，不能战则立刻远遁，绝不纠缠。
此獠与元军周旋作战数年，每次取得大胜，基本就是两种情形：一是通过小股部队反复袭扰，趁敌疲惫松懈时发动突袭；
二是利用对复杂水道的熟悉，诱使元军船队进入浅滩或礁石区，待海水退潮，致使其搁浅混乱时再加以歼灭，几乎从未有过与元军主力舰队进行正面决战的情况。”
他语气沉重地分析后果，道：
“我水师若出动少量战船，则易被方国珍所部优势兵力分割包围，各个击破；
若尽遣主力出战，大张旗鼓寻求机会与其决战，则方国珍必然望风而逃，避而不战，我水师只能空耗钱粮，劳师糜饷，并且还要承担沿海陌生水域触礁，遭遇风暴等巨大风险；
若指挥不慎，贪功冒进，追入陌生水域，一旦船队因不熟悉潮汐而搁浅，或被方国珍引入险地，则极有可能遭致惨败。
我水师主力一旦有失，则千里江防将再无足够的战舰巡守，江北、江南控制区恐有被敌军从中截断，进而被逐个击破的巨大风险！此险，万万冒不得！”
卞元亨的意思其实已经很明了他极度不看好派水师主力下海寻找方国珍决战的前景，认为此举无异于以己之短，攻彼之长，风险和收益完全不成正比。
石山一直都是把方国珍作为未来劲敌，视其威胁程度还在元廷及徐寿辉、张士诚等人之上，多方收集齐资料，欲要将其剿灭，便是因为方国珍有一支熟悉东南沿海水文，来去如风的海盗船队。
此人的用兵风格确如卞元亨所说，极其滑溜且谨慎多疑。
今年，元廷再次招安方国珍，授予其徽州路治中之职，还特意立下碑文宣誓绝不加害。
方国珍虽然表面接受招安，却根本不信元廷的承诺，只是率部返回台州老家黄岩，继续“拥船自重”，割据如故。
若不能有效遏制并最终解决方国珍的海上力量，廓清东南海域，红旗营未来统治东南沿海地区，就会留下无穷无尽的麻烦，乃至遗祸子孙。
念及此处，石山不再绕圈子，主动揭开谜底，目光灼灼地看向卞元亨，问道：
“大有，你出身灶户，常年与海打交道，可熟悉盐丁作战风格及沿海潮汐和气象等作战条件？”
卞元亨心中暗道元帅果然是想用自己来对付方国珍，内心不禁一阵激动，这是巨大的信任和重托，但面色却依然保持平静，谨慎地回答道：
“不敢欺瞒元帅，末将生于盐城，长于海滨，的确熟悉万里长滩的潮汐规律。但清水洋的水文与方国珍活跃的苏州洋（长江口至杭州湾）、东海水域相差甚远，暗礁、洋流、季风规律皆不相同。
末将若领此任，必须小心寻访、倚重当地熟悉情况的民、老船家，绘制详细海图，方能逐步熟悉海域，才敢出海作战。”
石山非常欣赏卞元亨这种不夸海口，稳重谦逊的态度，这正是执行此种艰巨任务最需要的品质。他接着追问核心问题：
“若我倾力支持你组建东海水师，你须多久，能击败方国珍？”
第254章 安私人重八入案
“末将不敢保证，何时才能彻底击败方国珍！”
卞元亨的回答异常干脆果断，元廷空耗数年时间，投入了无数钱粮人力，都做不到的事情，他从零拉起一支近海水师，光熟悉沿海水文都不知道要花多长时间，如何敢夸下海口？
他知道石山的性子，清楚元帅想要切实可行的行动计划，而不是简单的结论，旋即补充道：
“方国珍所部海寇特征明显，若只是组建水师，期待在正面对抗中击败此獠，则即便拥有战船数千，水师将士十万，不得其法，也未必能抓住方国珍并歼灭其船队主力。
但若作战目标只是牵制其部行动，逐步压缩其活动范围，使方国珍不能肆意袭扰我苏州洋沿海诸路，威胁我军航线安全。末将估算，两年之内，应有可能做到。
至于彻底剿灭此獠，进而根除东南沿海海患，则绝非单凭水师所能达成。
还须待元帅全取沿海诸路，深固根本，整治海贸，断绝方国珍所部来自陆上的补给、情报和兵源，届时我军水陆并进，剿抚并举，方有希望竟其全功。”
海盗问题，从来都不在海盗本身。
大海广阔无边，航线四通八达，每条航线都拥有无数让人疯狂的利益。沿海岛屿星罗棋布，无数水系深入内陆，其间都暗藏着很多见不得人的勾当。
方国珍之所以难缠，固然是由于其人精通海战，熟悉浙东沿海水文地理，且作战风格极为灵活。更重要的是此人与江浙沿海海商、盐枭、豪强等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复杂联系。
如此，方国珍才能在与元廷长时间对抗后，还能源源不断地获得补给、兵员和战船支持。
封建王朝能够稳固统治的内陆，尚且“皇权不下乡”，更别说不可能设立官府的外海，本就是遵从弱肉强食的黑暗丛林。
这个时代，长期跑海运的船主，就没有几个手脚真干净。
海盗和海商，不在船型，也不看其升什么旗帜，只看双方力量对比，身份随时都可以自由转换。
所谓“台州海贼”，其中本就有相当一部分属于这些势力，他们未必是台州人，但时机合适摇身一变就可以是“方国珍”，风头一紧就又成了“合法海商”。
去年初，方国珍率领数量愈千的庞大船队，能由东海通过苏州洋，再深入长江下游，一路顺利避开元军的耳目，成功火烧刘家港，便离不开这些人的暗中相助。
战后，其船队规模突然变小，补给压力大减，得以与元廷长期周旋，同样因为无数的“隐性方国珍”。
这些势力的利益与陆权王朝的利益天生就不一致，方国珍只是其明面上的代表，若不能有效整治这些势力，就算杀了方国珍，还有万国珍、丁国珍。
石山来自后世，深知海洋贸易的重要性，以后必然要大兴海贸，自然不能将这些人全灭了，该收编肯定要收编，甚至还要扶持其中的部分势力，以此对抗强大的陆权历史惯性。
但这一切的前提，必须是红旗营主导海贸，须得先用这些势力能听懂的“语言”刀剑和火炮教会他们做事，将他们彻底打服，让其明白谁才是万里海疆的真正主宰，才有可能统合其力量。
你不能在海上教他们重新做人，纵使有再强大的陆上力量，也别指望他们能老实听话。什么招抚，什么“相忍为国”，在这些人看来，都是软弱可欺。
他们本来就习惯做无本买卖，纵使让利再多，这些人也不会感激，更不会因此而消停，因为继续闹下去，还能得到更多元廷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卞元亨能清醒认识海贼问题的本质，还敢实话实说。石山不但没有生气，反而更加欣慰。他知道自己找对人了，整治海疆收拾方国珍，正需要这样行事稳妥的将帅。
石山转身，从案几上取出一块铜制令牌，面色转为严肃，沉声道：
“卞元亨听令！”
卞元亨心知至关重要的任命来了，抱拳肃立，洪声应道：
“末将在！”
石山将手中令牌郑重地递给卞元亨，道：
“现授命你为我红旗营东海水师都指挥使！全权负责筹建军港、招募水手、督造战船、训练水师，以及一切对沿海敌情的侦缉，应对事宜。
所需人员、钱粮、物资，我会责令各部优先拨付。正式文书，稍后由元帅府发至军中。”
“末将……”
石元帅只讲了组建东海水师可以得到的支持，却丝毫不提平灭方国珍所部的具体时间和步骤，分明是认可了卞元亨平灭方国珍的策略，还给了他足够的权限，可谓莫大信任。
卞元亨却没有立即接过令牌，他略一犹豫，脸上闪过一丝决然，还是决定说出埋藏于心底的秘密。此事关乎他能否以平常心去完成组建东海水师的任务，必须向元帅坦诚相告。
“元帅！末将……末将还有一事，不敢隐瞒！”
石山手握令牌，神色不变，道：
“讲。”
卞元亨深吸一口气，似乎是与过去彻底了断，道：
“末将与张士诚是旧识，去年末将随周都事（周闻道）前往益都路公干，返回北沙镇时，曾遇到张士诚。彼时他见元军屡败于元帅之手，起了自立之心，欲招揽末将，共举大事。
末将当面回绝了张士诚，他却未因可能泄密而加害，可见其人仍念旧情。末将赶至合肥投效元帅时，张士诚尚未举事，便未据实相告此事。
末将日后若统率水师，定有极大几率会与张士诚所部交战，恐因往事而影响临机决断。
元帅如此信重元亨，末将不敢欺瞒！”
卞元亨说完，就低下头，忐忑不安地等待石山的反应。
他这番话需要极大的勇气，也可能给自己带来莫测的风险，但他仍是遵从本心，自认日后与张士诚刀兵相向，终究会掺杂些许旧情，必然不可能一开始就尽全力。
与其待到日后出事了再向元帅请罪，还不如一开始就把话说在前面，让自己能更心安的面对张士诚。
“哈哈哈！”
石山闻言，发出一阵爽朗的大笑。
每个人都处在不同的交际圈子中，没人能脱离社会而独立存在，红旗营治下同样如此。
如：元帅府长史刘兴葛，就曾与被扣押的淮南行省参知政事赵琏共事过；而新任命的当涂县令汪广洋，年少时曾师从元廷安庆路总管余阙。
卞元亨和张士诚都是淮东路灶户，二人的家乡相距本就不远，又均是当地颇有影响力的豪杰人物，圈子必然会有交集，有交情很正常。
这一年多来，石山通过各种渠道，打探到卞元亨的一些过往事迹，结合长时间的亲自观察和考验，认定卞元亨品性上佳，可以托付重任，自不会因为这点陈年旧事而心生芥蒂。
“我当是何事！无妨！”
石山上前，用力拍了拍卞元亨的肩膀，再次递上东海水师都指挥使的令牌，语气充满了信任，道：
“大有坦诚此事，说明你心无挂碍，行事光明磊落，有古之名将之风。昔日之事，不必再提；来日遭遇张士诚，你该如何办，便如何办。我相信，我不负大有，大有也定不会负我！”
卞元亨心中顾虑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士为知己者死的感动。
他郑重地接过令牌，猛地抱拳行礼，斩钉截铁地道：
“元帅信重之恩，元亨万死难报！此生定当竭尽所能，为元帅扫平万里海波！”
信重与忠诚，自古便是相生相伴的一体两面。在这仁义难存的元末乱世，石山与卞元亨之间这份君臣相得的情谊，显得尤为珍贵。
不过，石山能如此信重卞元亨，固然是因为后者能力出众，品性坚贞可靠。更因为卞元亨尚未正式投效前，就将家小接到红旗营治下，毫无保留的坚定站队石山。
还有一层更深层次的现实原因，水师不比陆师，没有稳固岸基补给，再强大的水师舰队也只是无根之木，不过是“一次性”的力量，更难以形成真正的独立威胁。
相比之下，对于更容易割据一方独立发展的陆师，石山的警惕心就要重得多。
他从建军之初就反复调整编制，防止麾下将领掌握私军，又陆续推出募、训、统分离，军法官派驻、粮饷直辖等多项制度，还通过思想灌输、利益捆绑、人员交叉任职等多种手段防患于未然。
此举并非针对某个个人，而是为了保住红旗营这支队伍不变质、不分裂的必然举措。
根基若坏，大厦倾颓只在旦夕之间。
可以说，正是石山从建军以来就不遗余力的“折腾”制度建设，才使得红旗营区别于其他蜂起的各路势力，能够在保持较强战斗力的同时，还维持着相当程度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石山内心清醒得很，毕竟是讲究人身依附和乡土宗族关系的“封建社会”，他并没有天真地指望这些制度能够管用几百年不动摇，甚至没指望能在他这一代完全不出问题。
之所以在扩军的过程中逐步下放部分权力，便是基于这种现实考量。
但是，放权绝不等于放任！任何敢于挑战，破坏既定制度红线的人，无论其出于何种目的，都是在掘红旗营的根基，必须受到严厉惩处，绝不姑息。
一日后，绣衣卫都指挥使周十二脚步沉重地前来求见石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