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从1937开始 第417节

  维修工作昼夜不停地进行了一个多月。

  工人清理了日曜丸机舱里的淤泥,更换了被海水腐蚀的部分管路,修复了锅炉的炉衬和过热器管束,重新调整了蒸汽机的配汽机构。

  船体水线以下的破洞用钢板补焊,水线以上的上层建筑也做了必要的加固。

  八艘1D型船的维修工程量相对小一些,主要是清理舱室、修复主机和锅炉、更换损坏的甲板机械。

  到46年二月,日曜丸率先修复完毕,在横滨港外进行了试航。

  蒸汽机运转平稳,航速达到了十二节。紧接着,八艘1D型船也陆续修复。

  徐振华给这些船重新起了中文名字:日曜丸改名为东方红号,八艘1D型船分别命名为向阳一号到八号。

  船修好了,接下来是装货。

  赔偿物资清单上的条目密密麻麻:从东京芝浦的电机厂拆下来的大型变压器和发电机,从大阪的化工设备厂拆下来的换热器和反应釜,从名古屋的机床厂拆下来的精密磨床和镗床,从北海道的铁路工厂拆下来的钢轨和转辙器,还有大批的仪器仪表、轴承、阀门、泵类、管件。

  这些物资被分类装箱,用火车运到横滨港,再由码头工人装上船。

  装船的过程中,还做了一件事。

  招募日本造船和货运人才。

  根据地在这方面的空缺还是非常大。

  最终有四百多人,同意前往中国工作。

  他们就驾驶着这些船登上向阳三号和四号船,随船一同前往大连。

  三月中旬,东方红号和四艘向阳号装载着第一批赔偿物资,从横滨港启航,驶向大连。

  航程七百多海里,走了将近三天。抵达大连港时,码头上的工人们看着这些悬挂着根据地旗帜的船只,发出了热烈的欢呼。

  这是根据地第一次拥有属于自己的远洋运输船队。

  此后几个月,东方红号和向阳号们频繁往返于日本和中国之间。

  赔偿物资一批接一批地运抵大连,再由铁路分运到华北和东北的各工厂。

  同时,这些船也开始承担国内沿海运输任务把东北的钢铁、煤炭、水泥运往上海,再把上海的轻工产品和机械设备运回东北。

  大连到上海的航线成了最繁忙的航线之一,东方红号和向阳号几乎每周都要跑一个来回。

  船上的船员大部分是日本人。

  船长、大副、轮机长都是原日本商船队的船员,他们在战争中失去了工作,现在又被根据地雇用来开船。

  这些日本船员的心情很复杂船是日本的船,货物是中国根据地的货物,航线是他们年轻时跑熟了的航线,但现在的身份已经完全不同了。

  他们必须遵守根据地的航运管理规定,在港口接受中国海关的检查,悬挂根据地的旗帜。

  有些人对此感到屈辱,有些人则抱着务实的态度有饭吃,有工资拿,比在日本饿肚子强。

  轮机长山本太郎在一次航行中对翻译说:“我以前给三井开船,现在给你们开船。对我来说,船就是船,机器就是机器。谁能让我吃饱饭,我就给谁干活。”这话说得直白,但也是大多数日本船员的心态。

  到了1946年夏天,在大连和江南造船厂,已经修复了更多的轮船,这使得根据地的手里,已经积累了相当规模的远洋运输能力。

  虽然这些船大多是老旧的标准船,航速慢,油耗高,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有船用就已经很不错了。

  运输总局计划在大连造船厂建造4000吨的远洋货轮,以加强贸易运输和造船能力建设。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意外的机会打开了另一扇门。

  东南亚的华商找上门来了。

  根据地与东南亚华商的联系由来已久。

  抗战期间,陈嘉庚领导的南洋华侨筹赈总会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募集了大量资金和物资。

  抗战胜利后,陈嘉庚和其他华侨领袖对国民政府的腐败无能深感失望,转而更加关注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

  根据地解放华北、华东和东北的消息传到东南亚后,华商们对根据地的兴趣更加浓厚了。

  1946年五月,一位名叫林绍良的印尼华商通过香港的关系,辗转联系到了上海工业局。

  他在信中表达了希望进口根据地工业品的意愿,并列出了一份需求清单:棉布、煤油、蜡烛、火柴、肥皂、五金工具、缝纫机、自行车、小型柴油机、农具。

  他在信中说,东南亚战后重建急需这些物资,而日本和欧美产品的价格太高,运输周期也太长。

  根据地的产品价廉物美,如果能稳定供应,一定会受到市场的欢迎。

  此时欧洲和日本的生产体系都没有恢复,都在努力医治战争创伤,更不用说生产工业品,满足国外的需求。

  这就使得世界许多地方,在战后都缺乏必要的工业品。

  林绍良要求数量太多,超过了上海工业局可以调动的资源总量。

  这倒不是上海不能生产,而是许多商品,都在一定的计划当中。

  上海工业局把林绍良的信转呈给了财经委员会。

  财经委员会对此非常重视,专门召开了一次会议讨论与东南亚的贸易问题。

  会议上,工业部的同志首先介绍了情况:“目前根据地生产的棉布、煤油、蜡烛、肥皂、五金工具等日用工业品,在国内市场已经基本饱和,产能还有富余。

  以棉布为例,上海和苏南的纺织厂开足马力生产,到年底产量将超过十亿米,国内消化不了这么多。

  如果能打开东南亚市场,不仅可以消化过剩产能,还能换取我们急需的外汇和战略物资。”

  根据地大量进口美棉,使得棉纺织生产扩大的速度非常快。

  而国统区的消费量在战后有一段快速增长,之后就持续降低。

  现在根据地的棉布都已经向朝鲜日本出口。

  外贸部门的同志补充道:“东南亚能提供给我们的东西也不少。马来亚的橡胶和锡,印尼的石油和棕榈油,菲律宾的铁砂和铬铁矿,缅甸的锰矿这些都是我们工业急需的原料。

  特别是橡胶,随着汽车和拖拉机产量的增加,我们对橡胶的需求越来越大,目前主要靠从市场采购橡胶,价格高,供应也不稳定。

  如果能从马来亚直接进口,成本可以降低不少。”

  大管家做了总结:“与东南亚的贸易,方向是对的,意义很大。但刚开始不能铺得太开,要先探路。派一艘小船,装一批样品,到东南亚的几个主要港口走一圈,看看市场的真实反应。

  同时,通过华商的关系,了解一下当地的需求和贸易规则。等摸清了情况,再决定下一步怎么走。”

  会后,财经委员会委托上海工业局组织了一批出口商品,包括棉布五千匹、煤油两千桶、蜡烛一千箱、肥皂五百箱、火柴三百箱、五金工具两百套、缝纫机一百台、自行车五十辆、小型柴油机二十台。

  这批货物被装上了停泊在上海港的向阳一号一艘一千九百吨的1D型货船。该船吃水浅,机动灵活,适合在东南亚的中小型港口靠泊。

  向阳一号的船长仍然是日本人,名叫田中正树,四十多岁,战前跑过南洋航线,对东南亚的港口和水路非常熟悉。

  他在接受任务时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了一句:“南洋啊……我以前去过很多次。没想到现在是以这种方式再去。”

  六月下旬,向阳一号从上海港启航,载着满满一船货物和几名随行的外贸干部,沿着海岸线向南驶去。

  船过台湾海峡时遇到了大风浪,这艘一千九百吨的货船在涌浪中剧烈摇晃,甲板上的货物用钢丝绳捆了又捆,还是有一台缝纫机被甩脱了固定,撞破了包装箱。

  船员们冒着风雨重新加固了货物,所幸没有造成更大的损失。

  经过五天的航行,向阳一号抵达了新加坡港。

  新加坡是英国海峡殖民地的首府,也是东南亚最大的转口贸易港。

  战争结束后,英国殖民政府重新控制了新加坡,港口正在逐步恢复运营。向阳一号进港时,码头上的人们纷纷驻足观看这艘船上悬挂的旗帜,他们从未见过。

  既不是英国的,也不是美国的,更不是日本的。

  那是一面红色的旗帜。

  随船的外贸干部郭志远上岸后,通过当地华侨商会的帮助,联系到了几位有意进口中国商品的华商。

  他带着样品和报价单,在一家华人开的茶楼里与商人们见了面。

  商人们对棉布和煤油的兴趣最大,对五金工具和缝纫机也有强烈的需求。

  一位姓陈的商人当场就要订两千匹棉布,说马来西亚的橡胶园正在恢复生产,工人需要大量的工作服和被单,棉布有多少要多少。

  郭志远解释说,这次带来的货物大部分已经有主了上海工业局在出发前已经与印尼的林绍良先生达成了初步协议,这批货物优先供应林绍良在雅加达的商行。

  剩下的零头,可以分给新加坡的商家,但数量不多。

  商人们一听就急了。

  有人说:“林绍良能吃下多少?我们新加坡的市场不比雅加达小。你回去跟上海说,我们也要订货。棉布、煤油、蜡烛、肥皂、五金工具,有多少我们要多少。”

  另一个人说:“不光是我们新加坡,槟城、吉隆坡、曼谷、西贡、马尼拉,哪里的市场都缺这些东西。你们根据地要是能稳定供货,整个南洋的市场都是你们的。”

  郭志远把商人们的反应一一记下,答应回去后向领导汇报,争取尽快组织第二批货物。

  向阳一号在新加坡停靠了三天,卸下了留给林绍良的货物,又装上了回程的货橡胶五十吨、锡锭十吨、棕榈油二十吨、椰干十五吨。

  这些都是根据地急需的工业原料。返航途中,郭志远在船上写了一封长信,详细描述了新加坡市场的需求和商人们的反应。

  他在信的末尾写道:“南洋市场对根据地工业品的需求远超预期。建议尽快组织更大规模的贸易船队,建立稳定的贸易渠道。”

  信通过电报发回上海后,财经委员会立刻召开了第二次会议。

  会议决定:立即组织第二批、更大规模的贸易船队。东方红号那艘六千四百吨的日曜丸被指定为这次贸易的主力船。

  同时,向阳二号和三号也加入编队,三艘船组成一个小型船队,装载更多的货物,前往新加坡、雅加达和曼谷三个主要港口。

  八月,东方红号率领的船队从上海港启航。

  东方红号的货舱里装满了棉布、煤油、蜡烛、肥皂、火柴、五金工具、缝纫机、自行车、小型柴油机、农具和药品。

  向阳二号和三号则装载了更多的棉布和煤油,以及一批根据地新生产的搪瓷制品和热水瓶。

  船队抵达新加坡时,码头上已经聚集了不少等候的商人。

  消息传得很快向阳一号带来的货物在短短几天内就被抢购一空,林绍良在雅加达的商行因为独家拿到了第一批货,赚了个盆满钵满。

  其他商人眼红不已,早就盼着第二批货的到来。

  但这次的情况和上次一样货物在出发前就已经被预订了大半。

  上海工业局在与林绍良协商后,决定这次的货物分配更加均衡一些:新加坡的华商分到了百分之四十,印尼的林绍良分到了百分之三十,剩下的百分之三十分配给泰国的华侨商会和马来亚的几家商行。

  即便如此,仍然供不应求。

  一位从槟城专程赶来的商人因为没有分到配额,急得在码头上团团转,最后找到陈志远,恳求他无论如何匀出一点货来,哪怕只有一百匹布也行。

  陈志远被他缠得没办法,只好从自己的备用份额里挤出了五十匹布给他。那人千恩万谢,当场付了现金。

  东方红号在新加坡卸货后,又装载了回程的货物:橡胶两百吨、锡锭五十吨、棕榈油一百吨、椰干八十吨,以及少量的铬铁矿和锰矿样品这是马来亚和印尼的矿商提供的,他们希望根据地能长期采购这些矿产。

  船队返航途中,在南海遇到了台风。

  东方红号虽然吨位较大,但在台风中也剧烈摇摆,货舱里的货物发生了移位,部分棉布包装被撕裂,浸了海水。

  轮机长山本太郎带着船员在机舱里坚守了二十多个小时,确保了主机的正常运行。

  向阳二号和三号的情况更糟一些向阳二号的左舷舷墙被巨浪打裂了一道口子,海水灌进了前舱,船员们用抽水泵连续排水才保住了船只。

  船队最终在台风减弱后驶入了香港避难,临时修补了破损,然后继续北上,于九月上旬平安抵达上海港。

  尽管遭遇了台风,但这次贸易总的来说是成功的。

  财经委员会在总结报告中写道:“此次南洋贸易,不仅打开了根据地工业品的海外市场,也获得了急需的橡胶、锡、棕榈油等战略物资。

  更重要的是,通过与南洋华商的接触,建立了一条可靠的贸易渠道。

  今后应进一步扩大贸易规模,增加出口品种,同时探索与当地矿商直接签订长期供货合同的可能性,以确保铬、锰等稀有金属的稳定供应。”

  报告还特别提到了运输能力的问题:“目前根据地拥有的远洋货船数量有限,且多为老旧的标准船,航速慢、油耗高、抗风浪能力弱。建议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从国外购置或订造一批新型货船,以提升远洋运输能力。同时,应加强对现有船队的维护和管理,延长船舶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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