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宋朝通过科举成为进士之后，可以直接授予官位，升迁也很迅速，当时通过科举考试名列前茅的人常常不到十年就官至公辅。
萧然简单和李世民说了一下这些关系。
“士大夫阶级能发展起来，都要感谢黄巢！”朱棣补充一句。
没有黄巢世家门阀可不会这样消失了。
萧然笑了笑，“宦官问题可以解决，节度使，藩镇割据也可以学学宋朝，但是世家门阀就很头疼了。”
李唐皇室本身也是世家门阀。
世家门阀几百年的底蕴，大唐也拿世家门阀没办法。
从李世民开始，都想削弱甚至灭了世家门阀，但是一直到大唐末年都在。
遇到黄巢这个不讲道理的才被灭了。
“大明内阁我就很喜欢，特别是前期的武勋集团，文官集团分庭抗礼的这种模式。”
李世民也希望皇帝手里权利大。
“情况不一样，照搬肯定是不行，除非灭了世家门阀。”萧然摇摇头。
灭世家门阀显然是不现实的。
世家门阀无处不在，不仅仅是朝堂官员，还有李世民后宫都是世家门阀渗透地方。
官员不是世家门阀的人，就是和世家门阀联姻的人。
大唐能运转，本身就是世家门阀的功劳。
官员从高层，到底层基本上都是世家门阀的人。
全部撸了显然是不现实的。
“比如说...从大明找人去大唐，可行吗？”李世民不死心，“要是有大量读书人进入大唐，大唐有其他选择，世家门阀影响力就小很多。”
朱棣摇摇头，“大明的读书人，不适合大唐。”
“是，不适合大唐！二叔你就别想走这种捷径了。”萧然劝李世民。
李世民很想除了世家门阀这个毒瘤。
之前是没办法，萧然的出现李世民看到希望。
之前和朱棣聊天的时候朱棣也表示，大唐需要，大明愿意帮忙的。
萧然的存在可以让大明援助大唐很多东西。
比如钱财，军队这些都可以。
“大唐风气就是开放自信包容，这种情况到宋朝之后就没有了。”
“程朱理学出现，大明读书人和大唐的读书人思想是不一样的。”
“你从大明找人，容易水土不服。”
“水土不服就容易出问题。”
李世民点点头，“不甘心啊！”
李世民端起酒杯喝了一口。
萧然说道：“明之制度，专制在上、僵化在下、内卷于沿袭、崩溃于激变。”
李世民和朱棣都一下子来兴趣了。
“怎么说？”李世民刚刚拿起来的筷子又放下去了。
“总得来说，比之秦汉隋唐，明朝制度更为复杂、更为精妙、也更为稳定，却说不上有多先进。”
这里所说专制，主要指皇权专制。
简单说就是皇帝的权力太大，朝廷的权力太小。
秦汉有丞相，秦汉丞相，完全可以甩开朝堂九卿，然后单靠府内十三曹就能治国理政。
丞相府的牌面，要多硬有多硬。
秦汉时期的皇帝只有尚衣、尚食、尚冠、尚席、尚浴、尚书六个办事处，而且主要负责起居饮食。
所以，秦汉时期皇帝的权力，实际并不大。
除了秦皇汉武这种不世出的强势皇帝，皇帝们根本做不到皇权专制。
秦汉的丞相，一般设一到两个。
这相当于领袖制。
大臣们不是听皇帝的，而是听丞相的。
因为丞相才是政府领袖、朝堂领袖。
皇帝跟丞相很奇妙，皇帝是国家领袖。
非要引用一个主权的概念，那就是：主权在君，而治权在相。
所有权归皇帝，使用权在丞相。
而权力之运作，不是谁拥有权力谁权大，而是谁使用权力谁权大。
“之前确实是这样的！”李世民点点头。
这是秦汉丞相，要多彪悍有多彪悍。
皇帝一旦搞不定丞相，那就真能被架空，而且是合理合法地架空。
唐宋有宰相，宰相是一群，有时候也能独任，比如李林甫和杨国忠。
但总体上说，宰相相当于委员会制。
唐朝宰相，生成于三省制。
中书省出令、门下省复核、尚书省执行，这三个衙门的宰相一配合，那皇帝就成了橡皮图章。
宋朝宰相，权力下降，基本就留下了一个中书省。
虽说中书门下，而实际就是中书省。
三省制不再硬，宰相也就没法硬。
唐朝宰相拟定政令，皇帝画敕签字，然后就执行了。
宋朝宰相却要先用札子向皇帝请示，皇帝同意了，中书门下才能拟定政令，然后才能执行。
所以，唐朝皇帝可以是橡皮图章，但宋朝皇帝不是。
到了明朝，连中书省都没有了，所以宰相也就没有了。
取而代之的是内阁，但内阁不是大明帝国的最高权利机构，而是大明皇帝的秘书处。
秘书就是内阁学士和内阁大学士。
秦汉丞相，都是超品，属三公一流，是可以封侯的。
唐朝宰相，都是顶级的三品大官，甚至还有加封。
而明朝的内阁学士才五品。
比之二品的六部尚书，这些人品阶是真的低，影响力完全没办法和之前的丞相比。
内阁不太好管六部了。
所以，也就有了兼职内阁大学士，兵部尚书兼内阁大学士，这才能到二品。
这种兼职大学士说出去的话才能有分量。
...
“几百年的发展才有这种结果，现在想照搬确实不合适。”李世民也发现问题了。
之前是不太了解情况。
唐朝为了开疆拓土，所以才设立节度使。
明朝为了镇压内部起义，所以才设立巡抚总督。
这就不是对外，而是对内。
承宣布政使司，卷得还不够，那还得继续卷。
“天下太平，则小官多、大官少；天下之乱，则必然是大官多而小官少”，
这就是明朝的官场内卷。
而内卷背后的原因，就是中央过度集权、地方无所措手足。
所以，遇到事情，不是放手地方自己处理，而是中央亲力亲为。
而最后的结果，就只能是崩溃于激变。
安史之乱后，大唐面临财政危机。
于是，唐朝推行了两税法和盐业改革。
这两项改革不仅解决了当时的财政危机，而且为后世立法。
尤其是两税法，俨然获得了某种工具正义。
收这个税、那个税，都不合法，只有收两税，那才合法。
神宗年间，宋朝也面临财政危机。
于是，宋朝搞了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大刀阔斧地改变北宋的权力运行逻辑。
变法后来失败了。
但谁也不能说王安石是权臣。
因为他的所有变法工作都在大宋制度允许范围之内。
作为大宋宰相，他有这个权力。
面对财政危机，明朝发动了张居正改革。
结果也失败了，但张居正却被定性为权臣。
原因就是他的很多做法都超出了内阁的权限。
内阁根本没有权力搞变法。
为了变法，王安石能搞出一个制置三司条例司，相当于大宋变法最高领导小组。
而为了改革，张居正就做不到，只能跟司礼监暗送秋波、暗通款曲。
因为他不是宰相，没有这个权力。
正规权力走不通，那就走非正规的权力。
所以，死后定性为权臣，并没冤枉他。
明朝的制度已经内卷过度：在这个精妙、复杂且稳定的制度框架内，任凭你是商鞅在世，也干不出打大功绩，当然也干不了大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