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他们出于维护社会稳定、保护地方投资环境的大局考虑，立刻协调公安力量，确保事态不扩大、不升级。
并派有威望的领导到场，与你一起向工人做工作。
同时，请他们紧急协调，看能否从地方财政或城投平台，临时拆借一笔应急周转金，哪怕只有一两百万，用于发放最困难工人的部分生活费，先安抚情绪。
这笔钱，算未名借的，我们认账，付利息。”
“第三，启动危机公关。立刻起草一份，《关于“东方红”项目遭遇突发情况的严正声明》，以未名集团和项目筹备组名义发出。
严厉谴责南洋信托的单方面违约行为，公布其撤资、撤人的事实，表明我们追究其法律责任的立场。
同时，重申未名集团履行协议、推进项目的决心，并呼吁各方保持理性，共克时艰。
声明立刻发给我们有联系的媒体，特别是能直达部委的行业媒体。”
“第四，内部紧急动员。通知老刘，集团那200万，用最快速度，今天务必到账。
另外，我授权你，在华东当地，寻找可靠的、有实力的民间短期资金，哪怕利息高。
只要能立刻拿出300-500万现金，用于发放拖欠工资和必要补偿，条件可以谈，但必须合法，且不能涉及股权和控制权。
这笔钱，集团兜底。”
“第五，稳住技术线。立刻向日方谈判代表发出正式函件，强烈抗议其‘暂缓’决定，指出这是落井下石的不当商业行为，将严重影响其在龙国市场的声誉。
同时，表明我们解决当前资金困难的决心，和已采取的措施，要求对方重新评估，并保留更换合作伙伴的权利。
给日方施加压力，也为可能的转向，如接触其他日国厂商，或国内技术来源做铺垫。”
一连串指令，清晰、果断、狠辣。既有面对工人的怀柔与坦诚，也有对背信者的强硬谴责，与法律追索。
既有对地方的求助与绑定，也有内部极限的挖潜，与外部的火线融资。
既有对技术方的施压，也为未来可能的变招留有余地。
这是一套在绝境中，利用一切可利用的资源、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施加一切可施加的压力，以图绝地求生的组合拳。
核心只有两个字：求生。
“刘强，你记住，”谢建军最后说道，声音低沉而充满力量：“现在倒下，我们之前所有的努力，包括芯片、服装、物流，都会被人看轻，甚至可能被落井下石。
我们必须站起来，哪怕浑身是血，也要站起来，站在所有人面前，告诉他们，谢建军和他的团队，打不垮！你去吧，按我说的做。天塌下来，我顶着！”
“是！谢董！我明白了！”刘强听着谢建军沉稳有力的声音，心中的慌乱和绝望，被强行压了下去，一股破釜沉舟的勇气，和责任感涌了上来。
他挂断电话，深吸一口气，整理了一下凌乱的衬衫，对身边几名面色苍白的同事说道：“走！跟我下楼！去见工人！”
几分钟后，刘强拿着一个借来的手持扩音器，在几名地方工作人员，和警察的陪同下，走出了办公楼，面对着黑压压、情绪激动的人群。
阳光刺眼，口号声震耳欲聋。他举起了喇叭，用尽全身力气，喊出了第一句话：
“红星厂的老师傅们，工友们！大家静一静！听我说！我是未名集团的刘强，是‘东方红’项目现在的负责人！我没有跑！我们谢建军董事长也没有跑！我们，和你们在一起！”
声浪，稍微低了一些。无数道愤怒、怀疑、绝望的目光，聚焦在他身上。
绝地求生的战斗，在这一刻，于华东那个燥热、混乱的厂区门口，正式打响。
而远在京城的谢建军，放下电话后，立刻拨通了另一个号码，他要动用一条，原本绝不希望动用的、最后的“关系”。
为了活下去，他已别无选择。
八月的热浪，在激烈的对峙、焦灼的等待和多方斡旋中，持续燃烧。
刘强站在临时搭起的木箱上，顶着烈日，面对情绪几度濒临失控的人群，用嘶哑的嗓子，一遍遍重复着南洋信托的背叛、未名的坚持、救急资金的努力、以及对未来的承诺。
汗水浸透了他的衣服，额头上被不知何处飞来的小石子，划破了一道口子，渗着血珠，但他没有退缩。
地方派来的一位副市长，和经委钱主任也到了现场，在刘强之后发言，试图安抚工人情绪，但效果有限，工人们要的是“钱”，是实实在在的保障。
对峙从上午持续到下午。直到临近傍晚，两件关键的事情发生了转机，让紧绷到极致的局面，出现了第一丝松动的迹象。
第一件事，是老刘从京城紧急协调过来的200万资金，在当天下午四点半，终于打入了“东方红”项目临时设立的、由未名和地方国资局共同监管的账户。
虽然杯水车薪，但这笔钱的到账，是一个重要的信用信号。刘强立刻通过喇叭，将这个情况通报给工人。
并承诺，将在地方工作组和工人代表的监督下，连夜制定一个最困难工人的，生活费紧急发放方案，明天就开始发钱！
“钱不多，但这是我们的态度！是我们砸锅卖铁，也要和大家一起挺过去的决心！”刘强的声音通过喇叭，在夕阳下回荡。
“我们谢建军董事长说了，天塌下来，他顶着！他正在京城，动用一切关系，找更多的钱，找更好的路！请大家，相信我们一次，再给我们一点点时间！”
第二件事，是当天傍晚，由未名集团和“东方红”项目筹备组联合署名的、措辞严厉的《关于“香港城南洋信托投资公司”单方面违约，并严重损害“东方红”项目合作的严正声明》，通过特殊的媒体渠道，被送到了几家具有全国性影响力的财经类报纸，和行业主管部门的内参案头。
声明详细列举了南洋信托签署协议后，在国际金融市场波动下，毫无预警、单方面宣布暂缓出资、撤回人员的事实，并直指其行为“严重违背商业契约精神，和基本诚信原则”，对项目造成了“毁灭性打击”，表示将保留追究其一切法律责任的权利。
同时，声明也重申了未名集团推进项目的决心，和正在采取的紧急措施。
这份声明，如同在沉寂的湖面上投下的一块巨石。虽然公开报道可能被压下，但在特定的圈层内，尤其是关注国企改制，和外商投资动向的部门与人士中，迅速引起了震动。
南洋信托这种“见风使舵、落井下石”的做法，触动了商业道德的底线，也引发了对“外资可靠性”的质疑。
一些原本就觊觎彩电市场，或有心参与国企改制的国内资本力量，开始悄悄打听项目的真实情况，和未名方面的底线。
当天深夜，刘强、地方副市长、钱主任、工人代表、以及从京城连夜飞来的老刘（代表集团财务），在市政府的一间小会议室里，就着浓茶和香烟，连夜敲定了那份，紧急生活费发放方案。
方案以拖欠工资时间最长、家庭最困难的职工，为优先发放对象，每人发放200元，覆盖约500人，需资金10万。
同时，设立临时“困难救助通道”，对家有重病、子女就学等特殊情况的职工，给予额外的、小额的临时补助。
资金从已到账的200万里支出，发放过程由地方工会、工人代表和未名工作组共同监督，确保公开、公平。
8月7日，周五。清晨，厂区门口搭起了临时的发放点。
当第一批几十名头发花白、面容憔悴的老工人，颤巍巍地从工作人员手中接过，那两百元崭新的“大团结”时，许多人当场就哭了。
这不仅仅是200块钱，这是在绝望中看到的一线微光，是“说话算话”的一点点证明。
聚集的人群虽然没有立刻散去，但激烈的情绪明显缓和了许多，更多的人开始观望、等待。
就在华东局面稍有缓和之际，京城，谢建军动用的那条“最后的关系”，也开始显现威力。
他通过岳父林志远，联系到了一位，刚刚从体改委领导岗位退下来、但在经济政策领域，依然颇有影响力的老同志。
这位老同志在详细听取了谢建军，关于“东方红”项目背景、南洋信托违约经过、以及当前困局的汇报后，沉思良久，缓缓说道：
“小谢啊，你们这个事情，很典型。引进外资，搞活企业，方向是对的。
但也要看到，外面的风浪一大，有些‘朋友’是靠不住的。关键还是要把立足点放在国内，放在我们自己身上。
你们有技术（芯片），有品牌（服装），有闯劲，这是好的。
这个彩电项目，如果能盘活，对地方、对产业、对工人，都是好事。
现在遇到困难，不能光指望外头，也要想想，国内有没有志同道合的、有实力的伙伴？
有没有可能，把项目变成一个‘以内为主、内外结合’的试点？”
老同志的话，如同拨云见日，为谢建军指明了新的方向，转向国内，寻找“国家队”，或产业资本的合作。
这比依赖飘忽不定的外资，或许根基更牢靠，也更能抵御外部风险。
“另外，”老同志补充道：“你们那个声明，我看到了。措辞严厉些，有必要的。但光谴责不够，要让人看到希望。
你们自己内部，要尽快拿出一个切实可行的、不依赖南洋信托的新方案，哪怕只是初步的、框架性的。
有了这个东西，说话才有底气，也才好去找新的‘婆家’。必要的时候，我可以帮你们递个话，牵个线。
但前提是，你们自己要立得住，方案要拿得出手。”
新的思路，如同黑暗中的灯塔。
谢建军立刻召集老刘、陈向东、赵建国（电话连线）、以及刚刚从华东，疲惫不堪飞回来的刘强，开了个紧急闭门会。
“南洋信托这条路，基本断了。就算他们迫于压力回头，我们也不能再信任他们。”谢建军定下了调子。
“我们必须立刻启动国内替代方案。目标，寻找一到两家有实力、有产业背景、且对彩电或电子制造感兴趣的，国内大型企业或投资机构，作为新的战略投资者。
他们可以接替南洋信托的角色，甚至，我们可以探讨更深度的产业协同。”
“目标对象呢？”老刘问道。
“几个方向：一是大型国有电子集团，如金陵的熊猫、西川的长虹，虽然他们自身是竞争对手，但不排除在技术合作、零部件配套、甚至区域布局上有合作可能。
二是与消费电子相关的产业资本，如做家电贸易起家的大型商贸集团，或是有意多元化发展的大型民营企业。
三是有政府背景、专注于产业投资的信托或基金。”谢建军分析道。
“重点是，对方必须能带来资金、产业资源或政策支持，而不仅仅是个财务投资者。
我们要讲的故事，也不再是简单的‘彩电制造’，而是‘芯片+制造+品牌’的产业链整合故事。”
“芯片是关键。”陈向东立刻接话道：“如果我们能展示，‘轩辕’芯片未来可以在彩电的显示优化、功能控制上发挥作用，形成技术协同，这个故事就更有吸引力。”
“对！立刻组织人手，研究彩电的核心技术环节，看我们的芯片在哪些方面有可能切入，哪怕是未来三五年后的愿景，也要规划出来，做成一份有说服力的技术协同路线图。”谢建军指示道。
“生产线怎么办？日方那边……”刘强担忧的说道。
“日方暂停，对我们不完全是坏事。正好给我们时间重新评估。
如果国内新伙伴，有现成的技术来源，比如与国外其他厂商有合作，或者愿意投资更先进的生产线，我们可以调整方向。
总之，技术来源要服从于整体战略，和新的资本结构。”谢建军思路清晰的说道。
一场围绕寻找“国内新婆家”、重构“东方红”项目方案的紧急行动，在京城和魔都两地同时启动。
陈向东带人闭门研究技术协同。老刘和刘强则开始梳理，国内潜在目标名单，并通过各种渠道，包括那位老同志可能提供的线索，进行初步接触。
赵建国则在深镇，利用他的渠道，打听国内家电行业的最新动态，和潜在合作者。
八月的第二个周末，在华东，紧急生活费发放完毕，局面暂时稳住，但暗流依旧涌动。
在京城，寻找“国内新婆家”的工作，在高度保密中艰难推进。
而在港城，南洋信托似乎感受到了，来自内地的压力，和一些同行的侧目。
宋其昌再次给谢建军打来电话，语气软化了少许，表示“总部仍在评估，不排除在条件合适时，恢复合作的可能性”，但绝口不提具体时间和条件，显然是想观望。
谢建军对此只是冷淡回应：“感谢告知。未名正在积极寻求其他解决方案，以确保项目继续推进。南洋信托的决定，请自便。”
他不再将希望寄托于，摇摆不定的外资。绝地求生的曙光，必须由自己亲手点燃。
而点燃这曙光的第一簇火苗，或许就藏在国内某个尚未被发现的、志同道合的“伙伴”手中。
八月，在危机与焦灼中，悄然滑向中旬。而真正的转机，或许就隐藏在接下来，某个意想不到的会面之中。
第141章 不速之客
八月中旬，暑气未消，寻找“国内新婆家”的行动在绝密中进行，但进展缓慢，如同在迷雾中摸索。
谢建军通过老同志牵线，与两家在业内颇有声望的，国有投资公司进行了初步接触。
对方态度客气，对“彩电市场前景”，和“国企改制”表示“关注”。
但谈及具体投资意向时，便语焉不详，顾左右而言他，要求提供“更详尽、更权威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和“更明确的政策支持文件”，实质性的推进迟迟不见。
老刘私下判断，这些机构决策链条冗长，风险厌恶度极高。
在当前“东方红”项目深陷危机、南洋信托“劣迹”在前的情况下，他们更倾向于观望，短期内很难成为“救火队员”。
“谢董，这样下去不行。华东那边虽然暂时稳住了，但工人的耐心有限，地方的支持也不可能无限制。
日方那边虽然没彻底撕破脸，但拖延对我们不利。我们得多条腿走路，甚至……看看有没有‘野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