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建国听出了谢建军话里的严重性，声音也凝重起来：“明白了，谢哥！你放心，我老赵别的不行，抓生产、抓安全，绝不含糊！我这就去安排，保证让苍蝇都叮不进！”
挂了电话，谢建军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头痛欲裂。安全生产、消防、供应链、设计师背景调查、设备卡脖子、物流扣车……对手的攻击，已经细致到了企业的每一个毛细血管。
这种全方位、无死角的“合规”围剿，其组织性和针对性，令人胆寒。
“盘”的力量，比他预想的还要强大，渗透得还要深。
但越是如此，他心中那股不屈的火焰，就燃烧得越旺。对手如此忌惮，如此不择手段，恰恰说明他们害怕！害怕芯片成功，害怕谢氏产业真的成长起来，成为他们无法控制的力量。
那么，就让他们更害怕好了。
他重新坐直身体，眼中寒光凛冽。技术上的“野路子”已经启动，是第一步反击。
但还不够。他需要在别的方向，也制造一些“意外”，打乱对手的节奏，让他们也不能高枕无忧。
他的目光，再次落在地图上，最终，停在了“华东-刘强/东方红”这个点上。
这里，是东海和地方利益交汇的焦点，也是“盘”可能暂时还不敢、或不愿直接插手太深的地方（因为涉及“国家队”东海）。或许，这里可以做点文章？
他沉思片刻，拿起笔，在纸上写下几个关键词：东海、地方、JVC谈判、生产线、工人安置、媒体……
一个大胆的、甚至有些冒险的计划，开始在他脑海中渐渐成形。
第七日，风雪欲来，合围之势已成。然绝地之中，奇兵已动，反击之念，亦在沉默中悄然孕育。真正的破局之战，或许不在正面硬撼，而在对手意想不到的侧翼。
第150章 侧面佯动，技术突破
1988年1月11日，星期一。
未名总部三楼，小会议室再次门窗紧闭。与会者只有谢建军和老刘。空气中弥漫着压抑，和一丝孤注一掷的决绝。
“谢董，您昨晚电话里说的想法……太冒险了。”老刘脸色凝重，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桌面。
“我们现在自身难保，资金紧绷，外部压力重重，这个时候再去主动撩拨华东那边，还是利用东海和地方的矛盾，万一玩脱了，引火烧身怎么办？
东方红项目可是我们目前唯一，还算平稳的战略支点了。”
谢建军坐在对面，面前摊开的不是财务报表，而是一张他自己手绘的、极其简略的“东方红”项目，各方关系与潜在矛盾图。
图上清晰地标注着“东海（资金/技术需求）”、“地方（政绩/稳定/利益）”、“红星厂工人（生计/未来）”、“JVC（商业利益）”。
以及几个若隐若现的问号，指向可能的“地方其他势力”、“竞争对手觊觎”。
“老刘，你说得对，很冒险。”谢建军没有否认，他的声音冷静得近乎冷酷。
“但我们现在是在死局里。对手在正面、侧面、甚至后方，全方位挤压我们。
芯片攻坚在走野路子，能不能成，多久能成，是未知数。服装、物流、供应链，处处被掣肘，疲于应付。
我们就像被围在垓下的项羽，四面楚歌。
如果再不想办法制造变数，打破对手的节奏和预期，等他们把所有棋子都摆好，收紧口袋，我们就真的一点机会都没有了。”
他用笔尖重重地点在“地方”，和“东海”这两个词中间：“‘东方红’项目，是东海、地方和我们三方利益的结合体，但也是矛盾最集中、最微妙的地方。
东海要技术、要控制、要政绩；地方要甩包袱、要稳定、要政绩，但也可能想分更多的羹，或者有本地势力想插一脚。
我们，现在是最弱的一方，但我们有技术（芯片故事）、有管理团队、而且我们是项目法律上的主导方，和实际运营者。”
“你的意思是……”老刘似乎想到了什么。
“对手的攻击，目前主要集中在我们自身（未名、芸想、速达），对‘东方红’的直接干预还不多。
可能顾忌东海，也可能觉得这个项目本身风险大，想等我们自己撑不住。
那我们，就反其道而行之。”谢建军眼中闪过一丝锐利的光芒，“我们不在自己家里，跟对手硬拼消耗，我们把战火，引到‘东方红’这个项目上去。
不是真的打，是佯动，是制造紧张和不确定性，让东海和地方感到压力，让他们内部产生猜疑，甚至……让潜在的竞争对手，或地方势力，看到可乘之机，主动跳出来。”
“这……这岂不是引狼入室？局面更乱了怎么办？”老刘担忧的说道。
“乱，才有机会。”谢建军冷笑道：“现在是一潭死水，对手在岸上从容布网。
我们把水搅浑，让水下的鱼虾都动起来，对手的网就未必能罩得那么准了。
而且，我们要控制的乱。”他指着图上的几个点：
“第一，JVC生产线的谈判。刘强汇报，日方在价格和培训条款上，始终不肯松口。
我们可以授意刘强，适度强硬，甚至放出风声，说我们也在接触其他日国厂商，比如松下，或者考虑采用更灵活的、与国内其他电视厂，技术合作的替代方案。
这个消息，不用正式发布，通过非正式渠道，让东海和地方政府，特别是那些关心项目进度，和政绩的地方官员知道。
他们会比我们更着急。东海怕项目拖延，地方怕煮熟的鸭子飞了。他们一急，就可能对日方施压，或者对我们提供更多支持，来稳住局面。”
“第二，工人安置的预期管理。”谢建军继续道：“刘强之前用东海资金稳住了局面，但具体岗位、待遇、未来，还是悬在工人头上的剑。
我们可以让刘强，在适当的时候，比如JVC谈判传出风声后，通过可靠的工人代表，释放一些不确定的信息。
比如东海对项目进度不满，可能影响投资，生产线引进有变数，可能影响开工时间，地方在安置补偿上还有分歧等等。
不用多，点到为止。目的是适度撩拨工人的焦虑情绪，让地方感受到维稳压力，从而在项目协调和支持上，更向我们倾斜，或者，倒逼东海加快决策和资源投入。”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步，”谢建军目光炯炯的说道：“利用媒体，讲一个悲情英雄和技术报国的故事。
目标不是公开对抗，而是博取同情，营造舆论，树立形象，给对手制造道德压力。
找一家可靠、有分量的财经，或行业媒体，不点名地报道。
一家有抱负的民营科技企业，在自主研发关键芯片，可以隐去‘轩辕’具体名，用‘某型专用处理器’代替。
取得突破后，却遭遇了来自各方面的不合理困扰，供应链被暗示性切断、合作被无故审查、关键研发设备被征用。
甚至物流运输被选择性执法……，故事要讲得克制、客观、有细节，重点是突出企业的技术努力、遭遇的不公、以及对产业自主的贡献。
最后，落脚点可以是呼吁营造公平营商环境，保护科技创新火种。
这篇文章，要在合适的时机发出去，最好能配上我们芯片团队熬夜攻坚、或者陆老师这样的专家，默默奉献的照片。
读者看完，要能产生同情，要能质疑那些看不见的手。”
老刘听得目瞪口呆，背后惊出一身冷汗。这哪里是佯动，这分明是在刀尖上跳舞，玩火！
主动释放负面消息，撩拨工人情绪，利用媒体诉苦施压……，每一步都极其敏感，稍有不慎，就可能真的引爆东方红这个火药桶，或者招致对手更猛烈的报复。
甚至让东海和地方彻底反感，失去这个唯一的战略支点。
“谢董，这……这太危险了！万一媒体文章发出去，非但没博到同情，反而被对手利用，说我们抹黑营商环境、挟技术以令诸侯，或者被上面定性为不当舆论炒作，那我们可就真的万劫不复了！
还有工人那边，情绪一旦挑起来，控制不住怎么办？刘强在那边压力已经够大了！”老刘急道。
“我知道危险。”谢建军神色不变的说道：“所以，时机、分寸、火候，至关重要。
媒体文章，不能我们主动投，要制造机会让记者偶然得知，主动来采访。
采访对象可以是陈向东、周明，甚至是我，但基调一定是建设性的、困惑的、寻求理解的，而不是控诉。
文章发表前，我们要看到清样，确保没有过激言论。
发表后，我们要有后续的、低调的公关动作，引导舆论向支持技术研发、优化营商环境的正面讨论。
至于工人情绪，刘强必须把握好，信息释放要通过绝对可靠的、能控制局面的工人骨干，而且必须是听说、可能、担心这样的不确定语气，目的是制造担忧，不是煽动对立。
同时，要立刻跟进，通过官方渠道，地方、东海释放利好消息，来对冲和安抚，比如东海高度重视，资金有保障、生产线谈判取得进展等等。一收一放，张弛有度。”
他看向老刘，目光深邃：“老刘，我们没得选。正面硬扛，我们资源耗不过。
被动防守，只会被慢慢勒死。必须出奇兵，必须让对手也感到疼，感到不确定，分散他们的注意力，打乱他们的部署。
东方红项目，是他们目前还不太敢，直接撕破脸的地方，也是矛盾汇聚的地方，正好可以为我们所用。
这不是破坏，这是在绝境中，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矛盾和力量，为自己争取生存空间和时间。
目的只有一个：掩护芯片项目，完成最后的攻坚。
只要芯片能成，我们手里就有了真正的硬筹码，现在的所有被动和危险，都可能逆转。”
老刘沉默了，久久不语。他当然知道谢建军说的是事实，是残酷的生存逻辑。
但这套组合拳的风险实在太大，对执行者的要求也太高，刘强在华东独当一面，能驾驭这么复杂的操作吗？
媒体那边，能找到绝对可靠、又愿意冒一定风险的记者吗？还有东海和地方，他们都不是傻子，会不会看穿他们的意图，反而联合起来，先清理掉他们这个搅局者？
无数个问号，无数个可能的风险点，在老刘脑海中盘旋。
“谢董，”老刘最终抬起头，眼中带着血丝，和破釜沉舟的决绝：“我明白您的意思了。非常时期，用非常之法。这套方案，我同意执行。
但我们必须做好最坏的打算，和最周密的预案。我建议：第一，立刻和刘强进行绝密沟通，明确他的任务、权限、底线和应变方案，必须确保他完全理解，并有能力执行。
第二，媒体这边，我来想办法，我认识新华社一位退休的老记者，在行业内有威望，人也正派，可以尝试通过他，引荐一位靠谱的年轻记者。
第三，我们必须准备好，一旦任何一环，出现失控苗头，立刻启动熔断机制，不惜代价稳住东方红基本盘，绝不能让它真的炸了。
第四，芯片项目那边，必须给他们再加压，再提速！他们是这一切的最终目的和希望，他们越早出成果，我们的风险就越小，主动权就越大！”
“好！”谢建军重重一拍桌子，“就按你说的办！立刻行动！记住，保密是第一位的。
除了你、我、刘强，以及那位记者，绝不能让第四个人知道，完整的计划和意图。
对外，我们依然是那个，在各方压力下艰难求存、努力做好自己事的未名集团。
但在水面之下，该动的棋子，要动了。”
会议结束，老刘匆匆离去，开始部署这步险棋。谢建军独自留在会议室，走到窗前，望着外面灰暗的天空和冰冷的世界。
他知道，自己按下了一个极其危险的按钮。一旦启动，局势将不再完全受他控制。
可能会引来更猛烈的风暴，也可能真的制造出一线生机。
这是一场豪赌。赌的是对手的忌惮、东海和地方的自利、媒体的良知、刘强的能力、还有芯片团队的速度。
而他，是那个将所有筹码，推上赌桌的赌徒。
侧翼佯动，意在沛公。风雪漫天，落子无悔。真正的生死博弈，已悄然进入中盘。
1988年1月12日，星期二。寒风依旧凛冽。
未名集团内部，一种更加微妙、更加紧张的气氛，如同冰层下悄然涌动的暗流，在少数知情人之间弥漫。
对绝大多数员工而言，这只是冬眠紧缩政策下，又一个普通的、充满压抑感的工作日。
预算被砍的抱怨，对优化裁员的隐忧，项目进度的压力，构成了日常的主旋律。
但极少有人察觉到，一场远比冬眠本身更加危险、更加隐秘的战役，已经悄然打响。
华东，东方红项目临时指挥部。
刘强在接到谢建军和老刘，长达一小时的绝密加密电话后，将自己关在办公室里，整整一个上午没有出来。
烟灰缸里堆满了烟蒂，桌上的白纸写满了，只有他自己能看懂的符号和推演。
谢建军那套侧翼佯动、制造变数的组合拳，其大胆、其风险、其对执行者心性，和手腕的要求，都让他感到心惊肉跳，甚至有一瞬间，产生了退缩的念头。
但当他想起东方红项目，从濒死到艰难重生的过程，想起谢建军在电话里那句，沉静而决绝的我们没有退路，芯片是唯一的希望，那股被逼到绝境后的狠劲和责任感，最终压倒了一切犹疑。
下午，他洗了把冷水脸，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开始谨慎地落子。
第一步，针对JVC生产线谈判。他没有直接向日方摊牌，而是安排了一次，与东海派驻东方红的财务副总监，宋其昌的人和地方政府经委钱主任的非正式工作午餐。
席间，他看似无意地提起：“钱主任，王总监，JVC那边在技术培训范围，和关键部件显像管的保证供货协议上，还是咬得很死啊。
价格也死活不肯再让。陆老师芯片那边催得急，等着主板做适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