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周鼎甲做得远比这更精细、更务实，甚至可以说……更诡异！”莫理循站了起来，走到书桌旁，拿起几份文件，“你们看看他的具体做法：他通过军事行动，实际上收回了天津的日、俄租界，也控制了营口的海关，毫不客气的枪毙走私鸦片的日本商人，这显示了他强硬的一面。
但另一方面，他却默认天津其他列强租界如英、法、意、比的继续存在，甚至允许英国人仍然控制着天津海关的管理权尽管海关税收被指定用于兴办新式教育！
他说不承认所有不平等条约，不承认治外法权，但在司法实践中，他又接受列强派出观察员或代表参与涉及外侨的审判，并以此为契机，聘请外国法律专家，帮助他建立一套现代的、至少表面上符合国际惯例的法律体系！”
“你们能理解这种矛盾吗？理论上他否定一切，但实际操作上却极具弹性！他像是在玩一个极其复杂的游戏：一方面高举民族主义和大义旗帜，另一方面又在细节上做出妥协和交换，以确保改革和发展的进程不被打断，同时还能从旧体系中汲取资源！这种务实，简直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
卢森堡静静地听着，眼中闪烁着思考的光芒：“莫理循先生，我想我有点明白了。您之前提到的新体制，是否也是这种‘空前务实’哲学的产物？只要对他有用，无论来自何方，他都可以拿来改造并使用？”
“完全正确！”莫理循回到座位，重重地坐下，“他不仅仅是用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理论来重新解读中国历史，为自己的革命提供合法性。
实际上，他的许多政策比如土地改革、大力发展国家主导的重工业、建立覆盖广泛的供销合作社系统都或多或少能看到《CP宣言》或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子。但他绝不承认自己是社会主义者，他称之为‘取东西方文化之精华，重塑中华文明’。”
约吉希斯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那么，封建帝制呢？皇帝显然是东方‘糟粕’的代表吧？他为何还要保留称帝的可能性？”
莫理循笑了笑，带着一种对周鼎甲逻辑的叹服：“他也能自圆其说。他公开演讲和内部文件中多次强调，中国面临的任务极其艰巨治理黄河、淮河这样的大河，修建覆盖全国的铁路网，建立足以抵御外侮的现代军工体系。
他认为，在这样一个积贫积弱、幅员辽阔的国家，必须要有高度集中的权力和强大的动员能力才能完成。
而历史证明，在中国，某种形式的‘集权’往往比松散的分权更有效率。他举他自己这几年的成就为例：一边进行大规模战争，一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速度甚至超过了相对和平的清末‘洋务运动’和‘新政’时期。他认为，这证明了他的道路是正确的。”
卢森堡缓缓点头：“所以，他的‘君主立宪’蓝图，本质上是一个服务于他现代化目标的、高度集权的技术官僚体系，皇帝或大元帅是最高决策者和象征，而议会和政务院是执行和咨询机构。这确实……与欧洲的君主立宪概念截然不同。”
“还有他的金融体系！”莫理循又找到了一个例证，“他发行的纸币‘盐券’，以政府控制的食盐专卖作为信用背书，而不是传统的黄金或白银。
这种信用货币在北方统治区运行得非常成功，物价相对稳定，极大地促进了商业活动。在一个战乱频仍的时代，能维持金融稳定，这是非常非常难得的！这再次证明了他的管理能力。”
莫理循总结道，语气中充满了作为观察家的震撼：“先生们，女士，我采访过世界上许多政治人物，但像周鼎甲这样，将理想主义的旗帜与极端务实的手段结合得如此天衣无缝，对权力本质理解得如此透彻，又能以惊人效率付诸实践的人，我是第一次见到。
他不仅仅是一个军事家，更是一个深谙统治术的政治建筑师，他正在中国这块古老的画布上，绘制一幅我们完全陌生却又逻辑自洽的蓝图。至于这幅蓝图最终会带来什么……只有上帝，或者时间，才能告诉我们了。”
客厅里陷入短暂的沉默。卢森堡和约吉希斯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深深的思索。现在看来，这次中国之行，从一开始，就注定要颠覆他们许多固有的观念！
第219章 旧上海
告别时分，莫理循突然做出了一个让卢森堡和约吉希斯略感意外的决定，"两位，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我想与你们同行北上。"
这位资深记者抚摸着下巴上修剪整齐的胡须，"我采访周鼎甲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但我意识到，我一直在看高层的权力设计和军事布局，却从未真正深入基层去观察他统治下的普通百姓生活状态。而你们，尤其是卢森堡女士，以你们对劳工阶层的关注视角，或许能帮我看到一些我忽略的东西。"
卢森堡欣然同意。对于一个毕生致力于工人运动的革命理论家而言，没有什么比直接观察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更重要的了。
距离启程北上还有三天，这段空档被充分利用起来，在李慕华介绍的一位安全部特工徐平陆一位早年在上海活动、后来转投北方革命政府的地下工作者，他竟然还懂英语的带领下，一行人来到了黄浦江畔的码头区。
一出住处，他们就看到了一群乞丐，而街头巷尾都有人倒在那里，也不知道是死是活，徐平陆叹了一口气，“上海一到冬天，就有无数路倒……”
卢森堡看着一个小孩子冻僵的身体上覆盖着一层霜，有些伤感，“这让我想起了安徒生的《卖火柴的小女孩》！”
“所以我们要革命！”
莫理循微叹了一声，“新大陆要好很多，那里有足够的资源，爱尔兰人都能活下来！”
徐平陆似乎了解不少，他瞪了一眼莫理循，“但那里有《排华法案》，美国的铁轨下有无数中国劳工的尸骨，嗯，还有无数惨死的印第安人，等到中国人和印第安人都没了，就轮到你们白人了！”
莫理循沉默无语，因为中国人说的没错，美国人做得太难看了，中国人有理由痛恨美国人，相比较而言，南洋英国殖民地就好很多，当然了，那也是因为当地中国人非常多，此时的他，并不知道很快徐平陆所说种种就要兑现……
清晨七点，雾气尚未完全散去，码头入口处已经黑压压聚集了数百人。他们衣衫褴褛，面容憔悴，眼神中混杂着渴望与绝望，像一群等待施舍的乞丐，又像是等待宣判的囚徒。
"八万多码头工人。"徐平陆压低声音介绍，"自从革命军进军苏北，又涌入了大批流民，现在恐怕接近十万了。"
一个身材魁梧、腰间别着鞭子的中年男人显然是个包工头大摇大摆地走到人群前，手里拿着一叠肮脏的纸片。他的眼神轻蔑地扫过这些工人，仿佛在审视一群牲口。
"今天需要五十个人！快船要抢卸！"
瞬间，人群骚动起来，所有人拼命向前挤，伸出粗糙、开裂的手臂，嘴里喊着:"老板！我！我能干！"
"老板，上次您答应下次用我的！"
"老板......"
包工头慢条斯理地抽出纸片，像赏赐一般扔给靠前的工人。有的工人接到了，欣喜若狂地紧紧攥在手心，如获至宝；更多的人失望地垂下头，拖着疲惫的脚步，转身向下一个码头走去去碰下一次运气。
"那些没拿到票的？"约吉希斯皱眉问道。
"被称为'野鸡工人'。"徐平陆的声音充满愤怒，"他们整天在各码头游走，哪里需要人手就去哪里，今天有一顿饭吃，明天可能就得饿肚子。"
卢森堡注意到，有些拿到工票的人小心翼翼地把那张薄纸夹在破帽子里，生怕汗水打湿。她疑惑地看向徐平陆。
"工票有讲究。"徐平陆指着不远处另一个码头，"看那边，有的码头用竹签做工票，比较结实。但这里用纸票，包工头经常玩的一手就是突击换票，或者你干了一天，领工钱时说你的票被汗水打湿、字迹模糊，是假票，这一天就算白干。"
"这是明目张胆的抢劫！"约吉希斯声音提高了。
"还有更狠的。"徐平陆领着他们走到稍远处，那里停着几艘满载煤炭的货船。从船边搭出几块一尺多宽的长木板，一头架在船舷，一头搁在高凳上，延伸向岸上堆成小山的煤场，高达两三米。工人们挑着沉重的煤箩，在这颤颤巍巍的跳板上来回奔走。
"过山跳。"徐平陆的声音低沉得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每箩煤两百多斤，没有任何安全措施。雨天湿滑，雪天结冰，风浪大时跳板还会随船摇晃。工人们说:'过山跳，颤悠悠，前脚斜，后脚扭，一脚踏空命便休。'"
正说着，一个年轻工人踏上跳板，挑着煤箩艰难前行。突然，脚下一滑，整个人连同煤箩向侧面翻去！
千钧一发之际，他死死抓住跳板边缘，双腿悬空，吊在半空中。周围的工人惊呼着冲过去，拉扯了好一阵才把他拖上来。年轻人瘫在地上，大口喘息，脸色煞白。
但没有人来慰问，包工头反而冲过来，一脚踢在他身上："废物！耽误工夫！煤撒了扣你三天工钱！"
卢森堡的手紧紧攥成拳头，指甲几乎陷进掌心。她见过欧洲工厂里的恶劣条件，但这种毫无人性的原始剥削，仍然超出了她的想象。
"货主支付的装卸费用并不低。"莫理循掏出小本子记录着，"但工人拿到手的只有零头。码头资本家拿走百分之七十五，买办拿走百分之十五，剩下百分之十给包工头，包工头再层层克扣分包......"
徐平陆接话："工人与码头公司之间没有直接关系，全是外包、转包。除了四分之一的正式工，其他人连固定工作都没有，完全看包工头脸色。"
他们跟随一队工人进入码头作业区。这里是另一个世界一个充满血汗、泪水和绝望的地狱。
巨大的货仓里，成百上千的麻袋堆积如山。工人们或抬、或扛、或背，将一百多斤重的货物从这头搬到那头，再堆码到二三层楼高的仓库里。没有任何现代装卸机械，完全靠人力。
"那边明明有吊车。"约吉希斯指着角落里锈迹斑斑的机械。
"他们不会用。"徐平陆冷笑，"人工比机械维护便宜。工人还要自带'三件宝'：棒杠、绳索、搭肩布，都得自己掏钱买。"
一个中年工人正用肩膀死命顶着一个沉重的木箱，往货栈上推。汗水像小溪一样从他脸上流下，浸透了身上那件补丁摞补丁的"八卦衣"。他脚上穿着用稻草编成的鞋，已经磨破了大半。
"他们能工作多久？"卢森堡问。
"连续二十四小时、三十六小时，甚至四十八小时。"李慕华的回答让在场的欧洲人倒吸一口凉气，"每五个小时给半小时休息吃饭。
码头不像工厂那样固定用工，今天用这批，明天用那批，所以无所顾忌地要求抢时间装卸。工人为了多挣几个工钱养家，也不得不接受。"
莫理循采访了几个工人。一个老工人颤巍巍地掏出一块发霉的杂粮饼："这是我老婆送来的。我已经连续干了三十多个小时，就靠这个顶着。"
"一天能挣多少？"
"如果工票不被克扣，不被罚款，能有三四角钱。"老工人苦笑，"但很难。包工头总有办法扣钱。"
"罚款？"
徐平陆领着他们来到码头深处一间阴暗的房间。铁栅栏后面，几个形容枯槁的工人蜷缩在潮湿的地上。
"不听话的工人就关进来，还要交罚款才能出去。但不干活又哪来钱交罚款？于是包工头逼他们借高利贷，利滚利，世世代代还不清。"
一个年轻工人隔着栅栏哭诉："我爹就是在这里被折磨死的，欠下一屁股债。我十二岁就来顶债干活，到现在二十五了，债不但没还清，反而越欠越多！"
走出那间恶臭的地牢，卢森堡需要大口呼吸新鲜空气来平复心情。但接下来看到的，更加触目惊心。
在一处棚户区，所谓的"住宅"就是用毛竹烤弯后插在地上做框架，围上几张破草席。窝棚不到半人高，一家几口挤在里面，白天把稻草塞进纸箱当桌椅，晚上掏出来当床铺。
"'滚地龙'。"一个妇女抱着面黄肌瘦的孩子站在窝棚外，"我男人在码头干活，三天没回来了，不知道是连续干活还是......"她不敢往下说。
更多的单身工人连窝棚都住不起，就睡在公共厕所旁、骑楼下、仓库墙角。一个少年蜷缩在木材堆之间，身上盖着几张破报纸。
"夏天还好，冬天怎么办？"约吉希斯问那少年。
少年抬起头，露出一张苍白、过早衰老的脸：“冬天？冬天就祈祷别下雨下雪，祈祷能熬到天亮。实在冷得受不了，就几个人抱团取暖。每年都会有很多人被冻死。"
在一个狭窄的弄堂里，他们目睹了"发工钱"的场景。包工头站在一张桌子后，面前排着长队。一个工人战战兢兢地递上工票。包工头看了一眼，突然抡起鞭子抽过去："工票有问题！没钱！"
工人还想争辩，几个打手冲过来，拳打脚踢将他赶出码头区域。只要出了区域，这天的工就算白干了。
"这还不是最恶劣的。"徐平陆指着不远处几个纹身的壮汉，"看到没？帮派分子。码头被不同帮派控制，工人依附帮派讨生活。帮派之间争地盘时，包工头就带着工人去'打码头'，工人被当枪使，打死打伤也没人管。"
一整天的考察下来，即使见多识广的莫理循也感到震撼和恶心。但最让卢森堡愤怒的，是工人们的麻木。长期的压迫和绝望，已经磨灭了他们反抗的勇气，他们只是机械地挣扎求生，像一群被驯服的牲口。
傍晚，他们坐在一家茶馆里徐平陆特意选的地方，这里是码头工人偶尔会来的。一个老工人认出了徐平陆，凑过来低声说："徐先生，听说周将军要打过来了？"
"快了。"徐平陆点头。
老工人眼中闪过一丝光芒，但很快又黯淡下去："我们这些人，命贱如蚁，谁来都一样。"
"不一样。"徐平陆坚定地说，"周大帅是我们穷人的大帅。你们等着，等革命军进了城，第一件事就是清算这些吃人不吐骨头的包工头！"
老工人不太敢相信，但还是小心翼翼地问:"真的？真的会为我们做主？"
"我保证。"
老工人眼眶湿润了:"那我们就等着，等着......"
离开茶馆时，徐平陆脸色铁青，低声对卢森堡说:"您看到了，这就是买办和帝国主义共同治下的上海。表面繁华，实则地狱。等革命军进了城，一定要灭了这帮王八蛋！"
卢森堡点点头，但她更关心的是另一个问题:"天津的码头也是这样吗？"
"天津？"徐平陆的表情立刻放松了一些，"天津完全不同。除了租界的码头，其他都归天津码头公司管理，属于交通部直属的北洋船运公司子公司。
那些乱七八糟的包工头、帮派，早就被枪毙了。大帅还搞来了很多机械设备，工人按月领工资，有劳保，完全是两个世界。"
"那租界呢？"
"租界码头我了解不多，但听说工人待遇也比这里好，毕竟旁边就是中国码头，对比太明显，租界也不得不改善一些，不然工人都跑了。"
约吉希斯若有所思:"怪不得这些工人都盼着周将军早日占领上海。"
莫理循在笔记本上写下最后一段:"对于黄浦江边的八万码头工人而言，周鼎甲不是一个遥远的政治符号，而是真实的希望，是打破地狱之门的力量。这或许是他能够赢得民心的最根本原因。"
离开码头后的第二天清晨，徐平陆又带着卢森堡一行人来到了上海杨树浦工业区。这里密集分布着十几家纺织厂，烟囱林立，机器轰鸣，是上海乃至整个中国工业的心脏地带。
凌晨四点，天还未亮，街道上已经涌动着黑压压的人流。这些几乎清一色的女性，裹着破旧的头巾，身穿打着补丁的布衫，脚步匆匆地向工厂聚集。她们大多很年轻，十几岁到二十几岁，脸上却普遍带着与年龄不符的憔悴和麻木。
徐平陆压低声音介绍，"上海有几十家纺织厂，雇佣了超过十五万工人，其中百分之七十以上是女工。"
卢森堡裹紧了外套抵御清晨的寒意，眼睛紧紧盯着那些匆匆而过的年轻面孔。作为一个为工人阶级奋斗终生的革命家，她见过柏林、华沙的纺织女工，但眼前这景象仍然让她感到震撼这些女孩子们的眼神是如此空洞，仿佛灵魂已经被机器吞噬。
通过徐平陆的关系，他们获准进入一家英资纺织厂怡和纱厂进行"参观"。当然，厂方并不知道这些外国人的真实身份和目的。
推开车间厚重的铁门，一股混合着机油、棉絮和汗臭的刺鼻气味扑面而来。紧接着是震耳欲聋的机器轰鸣声，如同千军万马在耳边奔腾，让人几乎无法思考。
诺大的车间里，数百台纺纱机一字排开，每台机器前都站着一个女工。她们不停地来回走动，检查纱线，接断头，清理飞花，动作机械而麻木，像是机器的延伸。
卢森堡注意到，车间里弥漫着白蒙蒙的棉絮粉尘，能见度极低。工人们都用破布或毛巾蒙住口鼻，但仍然不停地咳嗽。空气闷热潮湿，温度至少在三十五度以上，许多女工的衣服已经被汗水浸透。
"为什么这么热？"约吉希斯问陪同的工头。
"纱线需要湿度。"工头漫不经心地回答，"窗户都封死了，地上还要洒水增加湿度，不然纱线容易断。"
"但工人怎么受得了？"
工头耸耸肩:"习惯就好。再说，她们想干活的人多着呢，受不了可以走，有的是人顶替。"
卢森堡走近一个年轻女工。女孩看起来只有十五六岁，瘦小的身躯在巨大的机器前显得格外弱小。她的手指布满了老茧和细小的伤口，眼睛布满血丝，不停地眨动，显然被粉尘和疲劳折磨得很痛苦。
"你叫什么名字？"卢森堡用中文轻声问道。
女孩怯生生地抬起头，眼中闪过一丝惊恐，显然害怕是工头来找麻烦。看清楚是外国女士后，才怯懦地说:"我叫...翠花，从苏北逃难来的。"
"你每天工作多长时间？"
"白班从早上四点到晚上六点。"翠花机械地回答，手上的动作却一刻不停，"夜班是晚上六点到第二天早上六点。我现在上白班。"
"中间有休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