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启明！” 陈明俊点名。
“到！” 陈启明一个激灵，下意识地挺直了胸膛。他穿着洗得发白的旧鄂军棉袄，外面套了件革命军发的没有标志的灰色衣服，脸上还带着一些茫然。
“赵大柱！”
“到！” 赵大柱瓮声应道，他眼神里已没了被俘初期的惶恐，反而有种跃跃欲试的光，看架势自己是被革命军相中了，心情很不错。
“李石头！”
“在！”
陈明俊看着他们，语气严肃而清晰：“你们这些个念到名字的同志，经过初步学习和审查，表现尚可。现在，革命需要你们到更广阔的天地去锻炼，去证明自己！”
他顿了顿，声音提高：“根据上级指示和两湖前线指挥部决定，你们将被编入‘南下地方政权建设工作队’，简称‘南下工作队’！具体分配到‘湖广支队襄阳大队’！”
人群中响起一阵低低的骚动和议论。南下？工作队？这些陌生的词汇让他们既好奇又忐忑。
“安静！” 陈明俊挥了挥手，“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打仗？不，暂时不需要你们去前线拼刺刀了。但你们要去的地方，同样是战场！是没有硝烟，但同样复杂、同样重要的战场！”
他展开一张简单的地图，就着火光指点：“看，这就是我们刚刚解放的鄂北地区，百废待兴，反动势力残余还在，土匪横行，地主老财明里暗里捣乱，老百姓对我们还不完全了解。
我们革命军打下了江山，更要坐稳江山！这就需要建立我们自己的、牢固的、为老百姓办事的政权！”
“你们的工作，就是协助从北方老区抽调来的干部同志，一起把县、乡、村一级的新政权架子搭起来！具体要干什么？”
陈明俊一条条数来，“第一，筹集钱粮！大军要继续南下，后方补给不能全靠运输，必须就地筹措，减轻百姓长途转运的负担，但也要合理，不能竭泽而渔！”
“第二，也是最重要的，发动群众，打击顽固的地主士绅势力！没收他们超过标准的土地，清算血债！记住，土地超过五十亩，放过三分利以上高利贷的，一律不予承认，地契、借据作废！这是给穷苦人卸下枷锁！”
“第三，组建民兵！光靠我们主力部队不行，要帮助地方建立自己的武装，剿灭土匪，维护治安，保护新政权的根基！”
“第四，保护经济秩序！尤其是要确保‘盐业银行’的货币兑换点安全，保证‘供销合作总社’的物资专卖点不受冲击，严厉打击囤积居奇、非法倒卖、扰乱市场的行为！谁破坏我们的金融和物资体系，谁就是革命的敌人！”
“第五，移风易俗，净化社会！严厉禁绝黄、赌、毒！尤其是鸦片烟馆，发现一个，取缔一个，贩卖者严惩不贷！我们要的是一支健康的、有战斗力的劳动大军，不是一群‘东亚病夫’！”
“第六，鼓励生产！保护一切正当的工商业，无论是洋务工厂还是民间手工业，只要有利于民生、不违禁，都鼓励发展，帮助百姓发家致富。但是，”
陈明俊语气加重，“如果他们的经营，和咱们‘供销公司’的专卖商品严重冲突，比如私盐、粮食、棉花、布匹等，那对不起，必须规劝其转型或关门！大局为重！”
这一套条理分明、内容具体得惊人的“施政纲要”，让包括陈启明在内的所有人都听得有些发懵。这不仅仅是打仗，这分明是要彻底重塑整个社会运行规则！
陈明俊看出了他们的疑惑，解释道：“为什么选你们？原因不复杂！我们北方的干部同志，很多听不懂湖北话，不了解本地风土人情，两眼一抹黑，开展工作困难重重。
大帅说了，‘南方的事，要尽可能用南方解决过问题的人’。你们是湖北人，熟悉本地情况，只要真心转向革命，就是宝贵的力量！
技术兵种的，比如炮手、工兵、电报员，部队留下了；你们这些步兵，仗打得不怎么样……嗯，反正现在是和平建设时期，更需要你们的本地经验和……重新学习的劲头！”
他目光扫过陈启明：“尤其是你，陈启明，有文化，脑子清楚，虽然出身……但能认识到旧社会的罪恶，这就是进步！好好干，在地方上一样能立功！”
陈启明心里五味杂陈。他明白，自己这些人，某种意义上既是“可用之力”，也是需要被“改造”和“观察”的对象。
把他们放到基层，既解决了北方干部不熟悉情况的难题，也让他们在繁重复杂的实际工作中彻底与旧身份割裂，同时还是在第一线考验他们的忠诚与能力。周大帅这一手，可谓一举数得，既务实又高明。
“另外，”陈明俊补充道，“分配有原则！鄂北本地籍贯的，原则上分配到鄂北工作队，但不会分到你们自己的家乡本县本乡，这是避嫌，也是防止旧关系干扰工作。其他地方，比如湖南籍的弟兄，继续留营学习，等待下一步安排。”
很快，名单念完，两百多名原鄂军人员被编入了“襄阳大队”。陈启明、赵大柱、李石头分在了一个小组。赵大柱是襄阳东北边唐县人，李石头是南边荆门人，陈启明则是武昌府人，恰好都符合“鄂北工作但非本乡”的原则。
几天后，一支风尘仆仆的队伍开进了襄阳城。这就是“两湖支队襄阳大队”，除了河南革命军一个营，主体是从东北、河南、河北、山西以及已经稳定的山东、淮海地区抽调的干部，加起来有一千多人。
他们大多穿着半新不旧的灰色或蓝色制服，背着行李卷，挎着公文包或驳壳枪，虽然旅途劳顿，但看起来神采奕奕，当然了，这也不奇怪，这些人最差的就是乡长和局长，虽然只是初级官员，但也是官……
在襄阳原知府衙门，现革命军襄阳临时行政公署的大院里，全体人员集结。站在台阶上的，是一位四十多岁、身材魁梧、满脸络腮胡子的汉子。
他穿着与其他干部款式相同但质地似乎更好些的藏蓝色中山装，没戴帽子，头发剃得很短，根根直立，一双眼睛不大，却精光四射，顾盼之间自带一股剽悍之气。他便是新任襄阳市长，襄阳大队的最高领导冯德麟。
冯德麟的名号，在队伍里早已经悄悄流传。据说此人早年真是关外胡子出身，俄国入侵那会，他拉起了一只队伍，连大炮都有，老毛子卖金砂都要缴纳保护费。
革命兴起时，他审时度势，带着队伍投奔了周鼎甲，成为了巡防营统领，负责打土匪，因其熟悉江湖绿林手段，剿匪得力，在关内战役后被派到淮海省担任公安厅副厅长，专门负责清剿残匪和反动会道门，干得风生水起，手段狠辣，成效卓著。
不知周鼎甲是看中了他这股子“匪气”能镇住湖北复杂的局面，还是确有治理之才，竟然破格点将，将他放到了襄阳市长这个至关重要的位置上。
冯德麟目光如电，扫过台下黑压压的人群，尤其在那些穿着混杂、神情还有些拘谨的新编工作队队员脸上停留了片刻。他开口了，声音洪亮，带着浓重的关外口音，却异常直白有力：
“同志们！还有新加入工作队的弟兄们！”
“老子叫冯德麟！关外胡子出身，杀过人，放过火，绑过票，以前干的都不是人事儿！” 他第一句话就石破天惊，毫不避讳自己的过去，台下顿时一片寂静，尤其是陈启明等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可老子跟了大帅！大帅让老子明白了，以前祸害的是穷苦百姓，那是造孽！现在，大帅让老子当了这个襄阳市长，是让老子赎罪，是让老子用这身本事，来保护老百姓，来祸害那些以前祸害老百姓的王八羔子！”
他猛地一拍旁边的柱子，砰然作响：“妈了个巴子的！都把耳朵竖起来听好了！大帅是要坐天下的人！但大帅跟以前那些狗皇帝、狗官不一样！大帅的天下，是给老百姓坐的！
老子一个胡子出身，只要真心革命，好好干，都能当市长！你们里头，识文断字的不少，年纪轻轻，有什么好怕的？有什么好担心的？！”
他指着那些北方干部：“这些兄……同志，从几千里外抛家舍业过来，为什么？就是为了帮咱们湖北的老百姓翻身！他们人生地不熟，需要你们这些本地人搭把手！这是信任你们，也是给你们机会！”
他又指向陈启明等人：“你们以前是鄂军，吃皇粮，可能有些糊涂账。过去了！大帅说了，向前看！只要从今天起，一心一意为新政权办事，为老百姓办事，你就是我们的同志！立了功，一样受奖，一样升迁！要是三心二意，甚至暗中捣鬼……”
冯德麟的眼神瞬间变得如刀子般锋利，“那就别怪老子不客气！老子的枪，以前打胡子，现在专打反动派和叛徒！”
这番混合着粗话、直白道理、威胁与激励的“就职演说”，把所有人都震住了。北方干部们见识过他的风格，只是微笑。而那些新队员，尤其是陈启明，内心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一个土匪，真的可以因为“革命”而洗白，并获得如此高位和信任？这完全颠覆了他过去“出身论”、“资历论”的认知。
周鼎甲的用人，以前只听说使用商人，没想到现在连土匪都用上了，果然是不拘一格，只看实效和忠诚。
这让他感到一丝寒意，也隐隐生出一股莫名的动力连冯德麟这样的人都敢用、能用好，自己这个读过书、并非大奸大恶的人，怎么可能没有出路？
“咱们襄阳，下辖六县一州！” 冯德麟继续部署，条理却清晰起来，“每县，派一个工作组，组长就是县长！配属必要的行政、财经、公安、民兵干部。
同时，配合我们的河南预备第八旅第三营，配合各县工作组行动，负责安全保卫和应对突发武装冲突。你们这两百多新队员，打散分到各县工作组，听当地县长和老同志的指挥！”
“任务，宣教官应该都跟你们讲过了！老子再强调一点：别怕得罪人！尤其是那些地主老财！咱们新政权要站住脚，要干事，钱粮从哪儿来？就得从他们身上出！手软？手软你就等着饿肚子，等着被老百姓骂，等着被反动派反扑！都听明白没有？！”
“明白！” 台下响起参差不齐但逐渐汇聚成流的回应。
“大点声！妈了个巴子，没吃饭吗？！”
“明白！！！” 声震屋瓦。
陈启明、赵大柱、李石头被分配到了宜城县工作组。工作组组长，也就是新任宜城县长，姓田，名广厚，山西晋中人。
他约莫三十五六岁，个子不高，面容和善，甚至有些富态，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蓝色干部服，说话带着山西口音，但语气总是慢条斯理，带着笑。
在前往宜城的路上，田县长就和他们聊开了。原来他早年真是个走南闯北的小商人，贩卖些布匹杂货。革命军打到山西时，他亲眼见到新政权的作为，觉得这才是中国的希望，毅然关了铺子，投奔了革命。
因为他识字、会算账、懂些市面行情，又有热情，先从县工商局文书做起，因为工作踏实、善于调解纠纷，很快就安排做了乡长，后来提拔为副县长，此次组建南下工作队，他被点名抽调，直接任命为宜城县长。
宜城与其他县第一重心在剿匪不同，宜城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东边是大洪山，西边是荆山，汉水穿城而过。无论是从襄阳到武汉，还是从襄阳到江陵，走汉江都是最便捷的通道。
宜城卡在两山之间，汉江之畔，如果说襄阳是武汉与江陵的大门，宜城就是两座重镇之间的小门，战略意义重大，所以革命军首先就要严密控制宜城，宜城剿匪的压力不大，所以才安排一个会经营的来做县长。
“咱们革命队伍里，真是啥出身都有。” 田县长笑着对陈启明他们说，“冯市长是胡子，我是小贩，你们是旧军人，还有工匠、农民、学生……只要心向革命，愿意为老百姓做事，大帅都给机会。咱们宜城的工作，章程上级都定了，白纸黑字，咱们按章办事就成。”
到了宜城，临时县政府设在旧县衙。田县长立刻召集全体人员开会，二十多名北方干部，加上陈启明等十来个新队员，还有负责保卫的约一个排的排长代表，济济一堂。
田县长摊开文件，神情严肃起来：“同志们，千头万绪，咱们抓核心。核心是什么？两个：一个是‘粮’，一个是‘地’。粮是眼前活命的，地是长远生根的。”
他详细解读政策，尤其在土地问题上，反复强调：“咱们的土地政策，是铁律！凡是拥有五十亩以上土地，且本人和直系亲属不亲自下地耕种，主要靠出租剥削的，一律划为清算对象。
这里面再分两类：第一类，有血债的，就是直接或间接害死过人命，逼死过佃户，强抢过民女，勾结土匪官府害人的。这类，经过群众公审，证据确凿，立即枪决！其家属，不分老幼，一律流放东北苦寒之地进行垦殖改造，以儆效尤！”
听到“流放东北”，陈启明心里咯噔一下。他想起自己家，虽然父亲没有血债，但田地远超此数……
“第二类，没有血债的。允许其家庭保留五十亩土地自耕自食，多余的土地，全部没收！注意，是‘全部’！” 田县长加重语气，“不管这些土地是以什么名义持有是自家田产，还是所谓的‘族田’、‘坟田’、‘学田’、‘祠田’，只要实际控制权在地主手中，统统收归公有！这块没得商量！”
他接着说：“没收上来的土地，大部分划为‘官地’，由咱们县政府统一管理、出租或雇工耕种，收获的粮食和租金，就是咱们县政府日常运转、兴办学校、修桥补路、支付咱们这些人工资津贴的主要来源！
同志们，” 田县长环视众人，特别是新队员们，“手稍稍松一松，少没收一百亩地，咱们县政府可能就少收几十石粮食，到时候办公没纸笔，学校没桌椅，民兵没弹药，咱们自己可能连津贴都发不出来！那就真得喝西北风了！”
陈启明只觉得一股凉气从脚底升起，瞬间明白了周鼎甲这土地政策的狠辣与精妙。这不仅仅是“均田”，更是彻底斩断旧士绅的经济命脉，同时为新政权攫取最重要的启动资源和长期财源。
地主失去了土地，就失去了统治乡村的经济基础；而新政权掌握了大量官地，就有了养活自己、推行政策、收买人心的本钱。
这制度设计，就把地主放在了官府的对立面，从一开始就没给地主阶级留任何延续的空间，要么被消灭，要么被改造为自耕农，所谓“和平赎买”、“温和改良”的幻想，在这套规则面前碎得干干净净。
“那……县长，还有一部分土地呢？” 李石头小声问。
“问得好！” 田县长赞许地看了他一眼，“另一部分土地，将分配给那些无地少地的贫雇农，特别是那些在革命过程中表现积极，敢于站出来揭露地主罪行、参与斗争、支援前线的积极分子。这是对他们的奖励，也是树立榜样，让所有人看到，跟着革命走，就有实实在在的好处！”
他最后总结：“所以，土地清丈、阶级划分、发动群众诉苦斗争、没收分配，这一系列工作，是咱们当前的重中之重！是政治任务，也是经济任务！
陈启明同志，你文化高，脑子活，负责协助王科长进行土地账册的登记核算。赵大柱、李石头，你们熟悉本地情况，口音也近，跟着刘队长和民兵队的同志，负责下乡摸排情况，动员基本群众，防止地主转移财产或破坏。”
田县长拍了拍陈启明的肩膀：“陈同志，我知道你家里情况可能……有点复杂。但革命要讲立场，讲大义。你是读书人，道理比我懂。咱们现在干的，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容不得半点私情。你只要公心办事，组织上看得见。”
陈启明深吸一口气，重重地点了点头。他知道，从这一刻起，自己再无退路，必须彻底斩断与过去的关联，在这套全新的、冷酷而又充满希望的规则里，找到自己的位置。
宜城西乡有个马家集，集上最大的地主叫马秉仁，绰号“马善人”。他拥有良田近八百亩，在镇上开着粮行、当铺，还“乐善好施”，修了一座“仁德堂”，施粥舍药，名声在外。
工作组进驻后，马善人表现得很“恭顺”，主动表示愿意“襄助新政”，还送了些粮食到县政府，说是“劳军”。
赵大柱和李石头被派到马家集一带摸排。他们穿着便装，操着本地口音，很容易就和一些穷苦佃户、长工拉上了关系。起初，人们畏惧马家势力，不敢多言。赵大柱便从自家在唐县被地主逼债的遭遇说起，李石头也讲荆门老家佃户的苦处，渐渐打开了话匣子。
一个老佃户偷偷告诉赵大柱：“马善人？呸！面善心毒！他那个‘仁德堂’，用的都是霉米烂菜，吃了不拉肚子就是万幸！真正的好粮食，都囤在仓里等高价呢！”
另一个曾经在马家当过长工的后生说：“他放印子钱，才是真狠！说是‘三分利’，可那是‘驴打滚’的利！借十块银元，利滚利，一年下来能变成二三十！还不上，就拿地抵，拿房押，拿人顶！
集上王老六的闺女，就是前年被逼得没办法，给马善人当了头丫头，后来听说被糟蹋了，投了井……”
“确定有人命？”
“肯定的，你们找王老六就知道了！”
李石头细心，发现很多佃户家里，都被迫种着鸦片，追问之下，才知马善人暗中控制着几个鸦片贩子，强迫部分佃户用良田改种罂粟，以极低价格收购，再高价卖出或开设烟馆。不少青壮年因此染上毒瘾，家破人亡。
陈启明在县里，协助王科长整理旧县衙的税契档案和民间诉讼卷宗。他很快发现了问题：马家许多田地的地契过户记录模糊不清，多有涂改；几桩涉及田产纠纷的旧案，明显偏袒马家；更重要的是，查到一些马家与已逃往南方的旧官吏、土匪头目往来的信件副本，暗示其曾勾结官府欺压良善，并资助土匪以维护其在乡间的“秩序”。
综合各方面信息，田县长判断，这个马善人属于“有血债、有严重剥削罪行”的恶霸地主，且涉嫌强迫种植鸦片、经营烟馆。他决定，以马家集为突破口，召开全乡群众诉苦公审大会。
大会当天，马家集晒谷场上人山人海。在民兵和武装工作队的护卫下，一个个苦主被请上台。老佃户哭诉地租盘剥和“仁德堂”的黑幕；王老六夫妇哭诉女儿被逼死的惨状；染上毒瘾的汉子当众痛斥鸦片之害，揭露马家逼种鸦片、开设烟馆的罪行；更有被高利贷逼得卖儿卖女、家破人亡的百姓，拿着那些写着“三分利”却实际滚成天价的借据，声泪俱下地控诉。
当工作组出示从马家搜出的真假地契、往来密信、鸦片交易账本时，马善人脸色惨白，瘫倒在地。他平日精心经营的“善人”面具被彻底撕下，露出贪婪、残忍、勾结黑恶的本质。
公审结果毫无悬念：马秉仁罪大恶极，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其全部财产，包括土地、商铺、宅院、浮财，一律没收！其家属被判决流放东北。
马家的土地，除了少量奖励给最积极的控诉佃户外，大部分收归县有，成为第一批“官地”。其粮行、当铺的存粮和资金，大部分用作军费，少量用于平抑市价、救济极贫户，部分充公。搜出的数千两鸦片和烟具，当众焚毁。
马善人被枪决的消息，像一阵狂风，迅速席卷宜城各乡。之前还心存观望、试图隐藏财产或贿赂干部的地主们，顿时风声鹤唳。新政权的铁腕和说到做到，让贫苦百姓欢欣鼓舞，也让旧势力胆寒。
稳定金融和物资供应，是政权扎根的另一个关键。宜城县又是交通要地，很快设立了“盐业银行宜城兑换所”和“供销合作总社宜城分社”。
盐业银行发行的是革命政权统一的纸币，信誉靠的是政权信用和物资保障。但老百姓习惯了银元、铜钱，对新货币将信将疑。兑换所门口，经常有人徘徊观望。
一天，几个疑似旧粮商手下的人，在兑换所附近散布谣言：“革命票子不值钱！过几天就成废纸！快把手里的银元藏好，或者换成粮食！” 引起一阵骚动。
负责金融工作的干部老周不急不躁。他让兑换所敞开大门，亮出成箱的铜元和部分银元，公开牌价，承诺随时足额兑换。同时，他请田县长出面，召集镇上的小商贩、手工业者开会。
田县长拿着新版的盐券，对大家说：“乡亲们，这票子，咱们县政府收税就用它！供销社卖粮、卖布、卖盐，也只认它和银元铜钱！你们把货物卖给供销社，或缴纳合理的商业税，都能收到它。它值不值钱？我说了不算。你们看”
他指着供销社门口：“从明天起，供销社出售一批平价布匹、煤油、食盐，价格比市价低一成，但只收盐业银行的票子，大家试试看嘛！”
与此同时，公安干部刘队长带着赵大柱等人，迅速锁定了散播谣言者，查明是一个被没收了粮行的旧商人指使，意图扰乱金融，哄抬物价。此人立刻被逮捕，以“破坏金融秩序罪”审判，游街示众后枪毙。
很快，就有人拿着刚刚分到或换到的盐业银行券，买到了实实在在的、质量不错且价格公道的布匹和盐。
就这样，新货币的信用逐步建立起来，流通渐广。那些囤积物资、想趁乱发财的旧商人，发现供销社的物资充足且价格稳定，自己的囤货不但卖不上高价，反而可能砸在手里，只得悻悻作罢。
宜城虽然没有大股土匪，但小土匪或者流传土匪也是有的，最大的一股土匪头子绰号“穿山甲”，盘踞深山，打家劫舍，甚至敢袭击小股官军。有证据表明，一些逃亡地主和鄂军溃兵也投奔了他，使他成为对新政权的一大威胁。
冯德麟的核心工作就是剿匪，保证后方安全，他有丰富的经验，一过来就指示，“剿抚并用，以剿为主！能消灭的，坚决消灭！
这里面不少是惯匪和反动死硬分子，没什么改造价值。民兵要尽快拉起来，配合主力部队，打几个胜仗，既能除害，也能锻炼队伍，树立威信！”
宜城县迅速以各村积极分子和部分可靠的原鄂军俘虏为骨干，组建了县民兵大队和几个乡民兵中队。装备主要是缴获的旧式步枪、大刀长矛，以及少量革命军支援的弹药。河南二线旅的那个排，则作为核心战斗力和教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