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他没有直接引用法国大革命的口号，但其精神内核的相似性，让法国人听得心潮澎湃，颇有一种“文明火种照亮东方”的得意感。
“……所以，不要再用旧时代的眼光来看待今天和未来。”周鼎甲最后总结道，“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强大的、现代的、文明的、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任何与此目标相悖的旧制度、旧思想，都必须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掌声雷动，尤其是来自年轻学生和新派人士的区域，掌声热烈而持久。但在这掌声中，也夹杂着无数茫然、震惊、乃至恐惧的目光。一场思想的惊雷，已经炸响。旧的天空被撕裂，但新的天空该如何描绘，许多人心中一片空白。
集会结束后，周鼎甲在文华殿召集了一次小范围的高层会议，殿内的气氛有些微妙。陈昭常神色如常，他早就了解周鼎甲对帝制的态度，甚至私下讨论过未来政体的几种可能方案。
袁子笃则显得有些心事重重，他支持的“湖湘派”中，有不少人是期望周鼎甲称帝后能论功行赏、恢复部分传统秩序的。
而在场的军人们，倒是对具体名分不太在意，难道人民还敢不投大帅的票？只要大帅掌权、军队地位有保障就行，什么人民皇帝，革命皇帝，他们不懂，他们要的是大帅做皇帝，他们成为国家的贵族，可以坐江山……
“大帅今日一席话，振聋发聩啊。”陈昭常率先开口，语气平静，“只是，怕是要让不少心存幻想的人，彻夜难眠了。”
周鼎甲端起茶碗，吹了吹浮沫：“睡不着就起来想想，想想新时代该是什么样子。总抱着老皇历，怎么往前走？”
“可是大帅，”袁子笃忍不住开口，“您说的‘民选皇帝’，理念固然高远。但以我国目前民智未开、交通闭塞、文盲遍地的现状，真正的全国普选，恐怕……恐怕非数十年之功不可行，大帅是否先登基为帝，如此百姓熟悉，士绅认可，将士们也有斗志？”
他这话说得委婉，但意思很明白：您那套太理想、太超前，现实行不通。不如务实点，先当上皇帝，把名分定下来，稳住局面再说。反正权力在您手里，以后怎么解释、怎么改革，还不是您一句话？
周鼎甲看了他一眼，放下茶碗：“子笃，你觉得我是为了一个好听的‘名分’，才革命到今天吗？”
袁子笃连忙道：“卑职不敢！大帅胸怀天下，志在千秋，自然不是为了个人名位。只是……现实艰难，有时不得不妥协。”
“妥协要看对什么事妥协。”周鼎甲语气转冷，“在建设方法上，在具体政策上，可以商量，可以循序渐进。但在根本道路和原则问题上，没有妥协余地！
我可以成为皇帝，但它的性质必须是公职，是服务国民的岗位，而不是一家一姓的私产！它的产生必须基于法定的程序，而不是血缘继承！
我要从一开始就明确下制度，必须是有德之人，必须要能够为广大人民代言，而且经过人民的选举才是真正的皇帝！
未来我的儿子若是不学好，做不好皇帝这个角色，那就别干了，你们推举一个有德之人继续做国家的代表，当然了，这个人或许不愿意做皇帝，但做总统还是可以的，至于我那些不学好的儿子，直接流放出国……”
袁子笃当时就慌张了，“大帅，何出此不详之言呀！”
周鼎甲摇摇头，“皇帝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位置，我手下的秘书做过一个统计，古往今来曾在中国这片国土上出现过的王朝，包括江山一统的大王朝和偏安一隅的小国家，一共有帝王610人。
其中，正常死亡的，也就是死于疾病或者衰老的338人；非正常死亡的，也就是自杀或他杀的，有272人，非正常死亡率为44%，远高于其他社会群体，这其中，有确切生卒年月可考者共有209人，这209人，平均寿命仅为39岁多。
你们看看，有统计数据为证，我为什么把儿孙们送到火堆上，我本来就不想做什么皇帝，是这么多兄弟需要有一个保障，是天下人还不适应共和制度，我不得不称帝，做一个过渡。
天下是我打的，我有大功于天下，我也是革命党主席、革命军总司令，革命政府临时执政，我依靠这党政军三位一体，才能掌握实权。
而到了我的儿孙时代，与国家有何德何能？党政军他们一块都未必拿得住，若妄想做什么实权皇帝，那就算不死，也扒层皮，何必呢？
我从一开始，就把制度定死了，对外缔结条约、接待外宾、签发国书，对内主持国家礼仪活动，作为“道德代表”，同时按照党政军会议讨论出来的结果，颁布法律，任命官员，但绝不能越轨，做任何事情，都必须有总理附署……
说到底这皇帝就是一个装点门面的角色，实权未来掌握在经历过无数政坛和军事洗礼的高级干部手中，遇到大家怎么也讨论不下的事情，让这个空壳子皇帝发声施压比如谴责不当行为，但无强制执行力……
这么说吧，这个皇帝就类似于法国总统，没有任何权力，但与法国总统不同的是，这个皇帝是终身制，也可以一直由我的后人担任，但必须经过全民投票，你们听明白了吗？”
大家虽然听懂了，但还是难以置信，大帅竟然想让自己的后人做终身傀儡，真是匪夷所思……周鼎甲环视众人：“我知道，很多人觉得我矫情，但我告诉你们，名分背后是法理，是制度设计的根基！今天我可以祭祀天下，称朕论寡，明天我的子孙就可以为了夺位，相互砍杀，当然了，也跑不掉对你们搞兔死狗烹这些东西！
但如果这个皇帝是‘民选’的，只是装点门面的，我也不需要担心后代子孙，反正就是一个终身傀儡的位置，他们自己都未必乐意干，自然也没有必要对你们不放心……”
这番话一出，在场的将军们还有陈昭常、袁子笃忍不住潸然泪下，一个个说道，“大帅对我等爱护之心，我等无以为报……”
此时此刻，这些人说的都是真心话，周鼎甲把话挑明，为了他们，做出了巨大的牺牲，能辅佐他，真是幸运之至呀！
周鼎甲挥挥手，“你们呀，也别感激我，我们都是老兄弟，说些心里话也没问题，我的后人哪怕只是终身傀儡，也会有不小的影响力，不小的财富，而且位于中间，不偏不倚，说话或许也是有分量的！
能做到这一点，我已经很满意了，人若是什么都想要，最后什么都抓不住，相反，主动放弃一些东西，反倒可以长久！
我现在这四个儿子，未来肯定会再生几个，我在未来，肯定会给你们挑一个看起来没有野心的，让党政军的英才掌握大权，但世上的事情，人算往往不如天算。
万一我看走了眼，选了一个会掩饰的，借助你们的矛盾，一步步成为了实权皇帝，到时候吃了亏，可不是我的本意！
当然了，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有人想做皇帝搞篡位，要对我的后人下狠手，我也明白告诉大家，未来除了当皇帝的那个，其他的都会送到国外去，当今世界，类似于战国，我的儿子在国外也是有价值的，应该能得到保护……”
周鼎甲这番坦白，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了，几位将军立刻跳出来，“大帅对我等如此爱护，谁若是敢做那种没良心的，我们扒了他的皮！”
“我早就考虑清楚了，我看这件事就这么定了……”
陈昭常点头表示赞同：“大帅深谋远虑……只是具体如何操作，如何让民众理解和接受这套新理念，还需仔细筹划。教育、宣传，都要跟上。”
“宣传部和教育系统都要做好工作，我们都还年青，我再干个几十年希望很大吧，有个几十年宣传想来是无事的！”
与此同时，列席会议的严复忽然开口：“大帅，昭常总理。方才听大帅演讲，提及‘德先生’与‘赛先生’，又闻法国友人之类比。老夫忽然想到一事。
我国史书编纂，尤其是前朝之史，历来是新朝确立自身正统、安抚前朝遗老、构建历史叙事之关键。如今……对于清朝，哦，对于伪清，这史书该如何修？是循旧例设馆修《清史》，还是……另有章程？”
这个问题问得巧妙，也极其敏感。修史，从来不仅仅是学术问题，更是政治姿态的晴雨表。如何评价清朝，直接关系到如何定义革命的性质，也关系到如何处理与那些在清朝做过官、有过功名、甚至内心仍以“遗民”自居的庞大群体的关系。
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了周鼎甲。
周鼎甲几乎没有犹豫，斩钉截铁地说道：“没有《清史》。至少，没有传统意义上承认其正统王朝地位的《清史》。”
众人心头一震。
“朱元璋修《元史》，是承认元朝是华夏正统王朝之一，承认其统治的合法性，只不过天命转移到了他朱明手上。这是一种‘禅让’或‘革命’范式内的历史书写，是为了维护帝王系谱的连贯性，安抚蒙古和北方势力。”
周鼎甲的声音冷峻，“但我不同。我们这场革命，根本不是为了争夺‘天命’，不是为了在帝王家谱里添上一个名字！我们是要彻底否定清王朝，连带否定那些基于帝制、服务于帝制的历史叙事逻辑！
所以，对于从顺治到光绪的那两百多年，我的态度是：那不是中国的一个‘朝代’，那是一段华夏土地被异族军事集团征服、占领和压迫的历史时期！爱新觉罗氏建立的，不是一个合法的‘朝廷’，而是一个非法的‘伪政权’！”
“嘶”殿内响起几声倒吸冷气的声音。这个定性，比不当皇帝还要尖锐、彻底得多！这等于是在历史观和法理上，将清朝彻底“开除”出中国正统王朝序列，将其贬低为类似“五胡乱华”时期的割据政权，甚至是外族殖民政权。
“那……那段历史，该如何书写？那些人物，如何评价？”严复的声音有些发干，他自己就曾任职于清朝北洋水师学堂，在场也有很多人都是清朝官员。
“客观记录，但立场鲜明。”周鼎甲停下脚步，“可以整理编纂史料，但不是《清史》，可以叫《伪清统治时期史料汇编》，或者更直接一点，《伪清破坏华夏文明罪行录》、《异族侵华史》！
我们要详细记录他们干了哪些坏事：剃发易服，摧残华夏衣冠；文字狱，禁锢思想；闭关锁国，导致落后挨打；割地赔款，出卖国家利益；横征暴敛，压榨百姓……桩桩件件，都要记录在案，警示后人！”
“对于那些在清朝做过官的人，”周鼎甲看了一眼脸色发白的陈昭常，“要区别对待，也要考虑到历史局限性。
在这几年的革命中，认清形势、弃暗投明、为革命和新国家做出贡献的，是识时务的俊杰，既往不咎，量才录用。但若还有人心中眷恋伪朝，甚至妄图复辟，那就是人民的敌人，坚决打击！
而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一定要做好区分，在明清鼎革时期忠心于清王朝，杀害汉人，那都是汉奸；等到清王朝坐稳了江山，各路义军都不在了，此时再抨击官吏是汉奸，那就过了，这就是历史局限性，要一分为二的看待！”
他话锋一转，语气中带上了一丝罕见的激昂：“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大力挖掘、整理、歌颂在那两百多年里，所有反抗伪清暴政的英雄和烈士！
不仅仅是李自成余部、南明抗清力量，还包括白莲教起义、太平天国、捻军起义，乃至天地会、小刀会等所有反清组织和个人！他们才是那段黑暗历史中的光芒，才是华夏不屈精神的体现！他们的斗争，具有天然的正义性！”
他甚至提到了一个极为敏感的名字：“哪怕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是汉奸行径，遗臭万年。但他最后起兵反清，尽管动机是个人野心，但反清这件事本身，在客观上是正确的！是值得在反抗异族压迫的历史叙事中记下一笔的！”
“而他们的对立面，比如曾国藩这个人，也要一分为二的看待，他在清王朝统治稳固时期出生、成长，又是清王朝的官员，站在清王朝一边镇压太平天国，这是可以理解的，这叫历史局限性。
但曾国藩屠戮江南，杀害无数人，残暴异常，对帝国主义屈膝投降，虽然搞了一些洋务，但他对中国这么多年的衰落，有明显的责任，这是一个负面人物！”
这番话，如同又一记重锤，砸在殿内众人心头。不仅要否定清朝，还要把历史上所有的造反者、起义者，甚至是吴三桂这种反复无常的军阀，都抬到“反抗英雄”的位置上？这……这简直是要把几千年来“成王败寇”、“忠君爱国”的史观彻底掀翻啊！
虽然周鼎甲用“历史局限性”做出了一些解释，但他对曾国藩的评价，可以说相当低了！
陈昭常的额头渗出了冷汗，他知道，这番话一旦传出去，会引发何等可怕的地震。
那些还指望新朝修《清史》以确认自身历史地位、换取政治优待的前清遗老，那些以“忠臣不事二主”自诩的理学名儒，那些地方上尚存影响力的旧式士绅……他们会彻底绝望，会疯狂反扑！这比单纯不称帝，更能触动他们最根本的生存基础和价值观。
相比于陈昭常，革命军将军还有袁子笃心态倒是很宽松，他们是纯粹的造反起家，亲手杀掉了慈禧光绪还有那么多王公贵族，满人算是灭亡在他们手中，事情都做得那么绝，在历史问题上自然要彻底，周鼎甲的说法也符合大家的共同意愿！
“大帅……此议是否……是否过于激烈？”严复艰难地开口，“伪清固然可恶，但毕竟统治华夏两百余载，制度文物，亦有可采之处。若全盘否定，恐失中庸，激起强烈反弹，于当前稳定不利啊。”
“中庸？”周鼎甲冷笑，“在根本是非问题上，没有中庸！难道对侵略者、压迫者，还要讲‘中庸’，承认他们一半的合法性？至于反弹”
他眼中寒光一闪，“我手里的枪，不是烧火棍。思想上的斗争，有时候比战场上的斗争更残酷，但也必须进行。不敢打破旧的思想牢笼，就永远建不起新的精神家园。
这件事，没有商量余地。教育部、文化部要立刻着手筹备，组织人手，按照这个指导思想，开始整理史料，编写教材，创作文艺作品。
我要让下一代中国人，从小就知道，那两百多年是我们民族的伤疤和耻辱，而不是什么值得怀念的‘康乾盛世’！”
会议在一种近乎凝固的气氛中结束。众人鱼贯而出时，个个面色凝重。他们知道，大帅不仅要在现实中改造中国，还要在历史中、在人心深处，发动一场更加深刻的革命。而这场革命的风暴，或许才刚刚开始。
不出严复所料，周鼎甲在太庙的演讲内容，尤其是关于修史问题的强硬表态，如同插了翅膀，迅速传遍了北京，并以惊人的速度向全国各地扩散。
“狠毒！周逆狠毒甚于流寇！”一位保守派在自己书房里，将珍藏的宋版书撕得粉碎，老泪纵横，“不给我等活路，亦不给我等死后留名啊！悠悠青史，竟要成谤史矣！”
更多的旧式文人、士绅，则陷入了一种信仰崩塌的恐慌。他们毕生所学、所信、所维护的，就是那一套“君臣父子”、“忠孝节义”的儒家纲常。
清朝再不好，也是“正统”，是“朝廷”。忠君，是士人最高的道德准则。现在，周鼎甲不仅否定了“君”，否定了“忠”的对象，甚至要把所有反抗朝廷的“贼寇”都奉为英雄！
这岂不是说，他们以及他们的父祖辈，那些读书做官、效忠朝廷的人，反而成了助纣为虐的帮凶？他们一生的道德基础，瞬间崩塌成了废墟，哪怕周鼎甲搞出了“历史局限说”，他们也是不能接受的！
上海租界某地，一位告老还乡的前清道台，在听到消息后，当场吐血，三日后郁郁而终。临终前，他拉着儿子的手，断续说道：“道……道统绝矣……斯文扫地……读书……还有何用？” 其子后来皈依了基督教，彻底抛弃了儒学。
湖广地区，一些原本还在观望、甚至暗中与革命政府地方官员接洽的旧式士绅领袖，态度急转直下。长沙岳麓书院的一位山长，召集门生，悲愤宣言：“周某之行，非仅革有清之命，实欲革我中华数千年文化之命！毁纲常，灭人伦，褒奖反贼，此与禽兽何异？吾辈读圣贤书，当誓死卫道统，虽千万人，吾往矣！”
尽管此人很快就被地方抓了起来，随后书院被改组为新式学堂，但他的言论，代表了一大批旧文人的心声。
甚至在新政府内部，也产生了巨大的波澜和分化。一些被吸纳进来的前清开明官员、或者思想底色仍是传统士大夫的官员，感到极度不适和恐惧，仿佛自己成了需要被“改造”甚至“清算”的对象。
当然，也有另一番景象。在各大城市的新式学堂、报馆、学会里，在年轻的留学生和接受新思想的知识分子群体中，周鼎甲的言论却激起了强烈的共鸣和兴奋。
“大帅真乃千古伟人！破旧立新，正当如此！”北京大学的一名法科学生，在辩论会上激动地挥着手，“清朝就是异族殖民政权，何来正统？理当彻底否定！大帅为反清义士正名，正是还历史以公道！”
《京津时报》的主笔，一位曾留学日本的年轻报人，连夜撰写了长篇社论《论新历史观与民族精神之重铸》，文中热烈赞扬周鼎甲的历史观是“扫除暮气、激发民气之雷霆”，“将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让压迫者受审，让反抗者发光，此乃真正之史家精神，亦是我民族觉醒之标志！”
新旧思想的冲突，以前所未有的激烈程度，在舆论场、在街头巷尾、在家庭内部爆发。父子反目，师徒决裂，朋友断交，成为常态。中国社会，正在经历一场深刻而痛苦的思想“裂变”。
在这场席卷中国的思想风暴中，有一个群体却异常兴奋，甚至带着一种“与有荣焉”的得意那就是法国人，特别是在华的法国外交官、学者和商人。
在北京东交民巷的法国公使馆内，一场沙龙正在举行。公使巴斯德举着酒杯，满面红光，对着几位欧洲同行和几位亲近法国的中国新派学者侃侃而谈。
“先生们，你们都看到了，都听到了！这就是思想的力量！自由、平等、博爱的原则，终于在远东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发出了它应有的光芒！”
巴斯德语气激昂，“周将军关于‘民选领袖’的阐述，虽然披着‘皇帝’的东方外衣，但其内核，毫无疑问是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人民主权’思想！他强调权力来源于人民，这不是我国大革命精神的海外回响，又是什么？”
一位德国武官撇撇嘴：“公使先生，您未免太过乐观。周将军首先是一个现实的政治家和军人。他这么做，更多是为了打破旧势力的思想束缚，巩固自己的权力。所谓‘民选’，在可预见的未来，恐怕只是形式。”
“形式也是重要的！”巴斯德反驳道，“政治符号的改变，本身就是一场革命。他开始使用一套全新的政治语言，这就在人们心中播下了新观念的种子。
至于巩固权力？当然，任何革命后的强人都会这么做。但请注意他的方法他不是简单地恢复旧权威，而是试图构建一种新的、融合了民主理念的权威形式。这非常有趣，也非常……法国！”
他转向一位中国学者：“王先生，您曾经在法国留学，您觉得呢？周将军的言论，是否让您想起了我们的先贤？”
那位王先生推了推眼镜，谨慎地答道：“公使阁下，大帅所提的民主之精神，与贵国启蒙先哲确有相通之处。尤其是他对科学的推崇，与贵国百科全书派的理念不谋而合。
不过，大帅的思想根源，更主要的是基于我国积贫积弱的现实和救亡图存的迫切需求，具有很强的实用主义色彩。”
“实用主义？当然！”巴斯德不以为意，“任何伟大的思想都需要适应本土的土壤。法国大革命的原则传播到世界各地，也都与当地实际相结合。重要的是内核！
周将军正在进行的，是一场伟大的社会政治实验。如果成功，它将为全世界，尤其是那些具有深厚传统的社会，提供一种不同于英美共和制、也不同于传统君主专制的现代化路径可能性。这难道不值得关注和期待吗？”
另一位法国商人插话道：“而且，这对我们法国非常有利。周将军明显对法国文化和社会制度抱有好感。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也是一个巨大的文明影响力辐射场！
先生们，我们在远东，正在参与塑造一个未来可能的世界性大国！这比单纯卖几门炮、几条船有意义得多！”
沙龙里满了法国人乐观的议论。他们几乎将周鼎甲视为法国大革命精神在东方的最佳学生和实践者，沉浸在一种“文明导师”的幻觉中。
他们积极向国内报道，渲染中国革命与法国大革命的“亲缘性”，建议政府加大对华投资和文化输出，将中国拉入法国的势力范围和文化圈。这种热情的“认亲”和拔高，通过报纸和外交渠道，也传回了中国，进一步搅动了舆论……
就在外界因为周鼎甲的言论而沸反盈天之际，一个意想不到的访客，求见了周鼎甲，来人是袁世凯的把兄弟徐世昌。
作为袁世凯最信任的把兄弟，随着袁世凯心灰意冷，他也作为代表出现在北方，“菊人先生深夜来访，必有要事。”周鼎甲在书房接见了他，态度不冷不热。
徐世昌深深一揖：“深夜打扰大帅，实在冒昧。只是，有些话，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请讲。”
徐世昌直起身，目光复杂地看着周鼎甲：“大帅近日关于帝制与修史的言论，徐某已然知晓。大帅胸怀四海，志在革新，徐某钦佩。只是……徐某有一事不明，斗胆请教。”
“说。”
“大帅创建全新之国。此志气魄，千古罕有。然，大帅何不直接结果共和政府的名号，为何又要称帝，称帝却又打着人民和革命的旗号，岂不自相矛盾？”
他顿了顿，继续道：“再者，于伪清历史，大帅欲彻底否定，将其打入另册，褒扬所有反抗者。此策固然痛快，然史笔如刀，亦可伤人。
伪清二百余年，亿万生灵，官吏士民，难道尽是罪人？其间亦有不少利民之政、文化之功。若全然抹杀，只记其恶，不惟失之偏颇，恐亦令无数生活于斯时、服务于斯廷之人及其子孙，心寒齿冷，与大帅新政离心离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