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根据军事情报，周鼎甲在广西、云南边境集结了至少八个师的兵力，总人数超过十二万这还不包括那些被称为‘民兵’但实际上训练有素的地方武装。”
他指着地图上越南北部那片被红色箭头包围的区域：“东京地区已经丢了。中国人在那里正在推行他们的土地政策把法国种植园的土地分给当地农民，这意味着即使将来我们有机会夺回，也会面对全体农民的抵抗！”
殖民事务司司长用力捶了下桌子：“但那是法兰西的领土！是我们用鲜血和法郎换来的！”
“是殖民地。”贝特洛冷冷纠正，“为此我们与中国爆发了战争，那一次我们在海上获得了胜利，但在陆地上遇到了一些挫折……
现在中国人说：越南北部在历史上长期是中国郡县，他们拿出了古籍地图，拿出了明代的文书……在法理上，他们的主张比我们更站得住脚。”
办公室里一片死寂。
良久，司长才艰难地问：“英国人的态度呢？”
“阿斯奎斯政府明确表示：英国不会为印度支那而战。他们建议我们‘面对现实’。”贝特洛露出讥讽的笑，“面对现实？意思是让我们吞下这枚苦果，然后继续做他们对抗德国的好盟友。”
“德国！”司长眼中冒出怒火，“一切都是德国人在背后搞鬼！如果不是威廉二世支持周鼎甲，中国人敢这么嚣张吗？”
这句话点燃了房间里的情绪。几位官员纷纷附和：
“对！柏林一直在向中国提供武器、贷款、军事顾问！”
“我听说，克虏伯公司正在帮助中国扩建汉阳兵工厂！”
“德国公使哈豪森几乎天天往袁世凯的府邸跑！”
贝特洛等他们发泄完，才平静地说：“这些我们都知道。但问题依然是：怎么办？继续战争？军方的评估报告在这里”
他推出一份厚厚的文件：“中国陆军的战力惊人，他们拥有一百万军队，考虑到后勤，中国人可以在越北保持十万以上的兵力长期作战。
如果要夺回越北，我们需要向远东增派至少十个师的陆军，以及一支强大的舰队。这需要动员二十万以上的兵力，花费至少十五亿法郎。
而且……就算我们付出这样的代价，能否打赢还是个问题。中国在边境地区有地形优势，有几乎无限的兵源。而我们在欧洲还面临着德国的威胁。”
他顿了顿，声音更低了：“先生们，别忘了国内的情况。工人的罢工，社会党的崛起，税收的压力……议会会批准这样一场耗资巨大、胜算不明的海外战争吗？”
没有人回答。
贝特洛最后说：“我的建议是：在谈判中尽力争取，中国没有索要澜沧王国，也没有索要他们所谓的交趾省以外的地区，而且也承诺可以联合开发鸿基煤矿，共同运营滇越铁路，也愿意为我们在中国遇到的损失做出一定的赔偿。
越北可能保不住了，但我们可以要求经济补偿中国必须支付‘赎买费’，金额要足够大，大到能弥补我们的损失，也能给国内舆论一个交代。同时，我们必须确保交趾支那和柬埔寨的安全，要求中国承诺不再向南扩张。”
“那荣誉呢？”一位老派外交官痛心疾首，“法兰西的荣誉怎么办？”
贝特洛看着他，缓缓说：“先生，1871年我们在色当输给普鲁士，割让了阿尔萨斯-洛林，那时候荣誉在哪里？现在，我们至少还能保住南越和柬埔寨。如果继续打下去，可能连西贡都丢了。”
会议不欢而散。
但贝特洛不知道的是，就在他艰难陈述现实的同时，巴黎的舆论机器已经开始转动了。
《费加罗报》第二天的头版标题是：《柏林的黑手德国如何煽动中国侵略法国殖民地》。
文章详细列举了德国对华援助的“证据”，绘声绘色地描述德国军官如何训练中国军队，德国资本家如何贷款给周鼎甲政权，德国外交官如何在各国间游说支持中国。最后得出结论：越北的失陷，根本上是德国在欧洲对抗法国的延伸，是中国人在为德国火中取栗。
《震旦报》更加直白：“我们在远东的敌人不是中国，而是柏林！只要打垮了德意志帝国，一切失去的都能夺回来！”
《巴黎回声报》则呼吁：“法国人，擦亮眼睛！真正的威胁在莱茵河对岸，不在红河对岸！”
这种舆论导向并非偶然。总理约瑟夫卡约的办公室里，几位核心幕僚正在商议。
“必须把民众的怒火引向德国。”卡约揉着太阳穴，他最近被预算案、罢工潮和殖民危机搞得焦头烂额，“如果让民众认为是我们自己丢了殖民地，内阁就完了。
但如果让民众相信，是德国在背后捅刀子，那么……我们不仅能保住政权，还能为增加军费、延长兵役法案赢得支持。”
外交部长贾斯汀德塞尔维点点头：“而且这样一来，我们在谈判中接受越北丢失的事实时，就可以说成是‘为了集中力量对付主要敌人’。民众会理解的。”
“那谈判底线呢？”殖民部长问。
卡约沉默片刻，说：“越北可以放弃，但中国必须支付至少五亿法郎的补偿。同时，我们要得到书面保证：他们必须承认我们对南越、澜沧王国和柬埔寨的统治。另外……要求中国承诺，在未来的中德关系中保持‘适度距离’。”
他苦笑：“最后一条恐怕是痴心妄想。但前两条必须争取到。我们需要钱来安抚国内的殖民利益集团，也需要一条明确的红线来防止中国人得寸进尺。”
“英国人那边……”
“英国人会支持我们的底线。”塞尔维说，“他们也不想看到中国完全控制中南半岛。一个分裂的越南，符合所有人的利益除了越南人自己。”
两天后，法国外交部向驻柏林、北京、伦敦的使节发出了指示：原则上接受中国对越北的主权要求，但必须以巨额经济补偿和明确的势力范围划分为条件。
指示的最后有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在谈判中，要时刻强调德国因素。要让其他列强意识到，中国的胜利就是德国的胜利。如果柏林在远东的影响力无限扩张，将危及所有欧洲国家在亚洲的利益。”
这是一招险棋，但也是法国在绝境中能想到的最好棋路把殖民地危机转化为反德宣传的机会，用东方的失败来推动欧洲的备战。
只是，当指示发往北京时，临时代办看着电报，心中涌起深深的悲哀。他知道，这份电报意味着法兰西殖民帝国在远东辉煌时代的彻底落幕。
代办很清楚，中国现在中国这么好说话，那是因为中国很清楚自身的军事力量不足，但十年、二十年之后，等到中国可以年产几百万吨钢铁，可以生产大量的潜水艇，他们一定会向南进攻，法国在远东已经进入倒计时了！
与伦敦的苦涩、华盛顿的精明、巴黎的屈辱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柏林的从容与满意。无忧宫里，德皇威廉二世正在举行一场小型晚宴。受邀的只有首相贝特曼霍尔维格、外交国务秘书基德伦瓦希特、总参谋长小毛奇，以及海军部长提尔皮茨。
宴会的氛围轻松愉快。威廉二世穿着笔挺的军礼服，胸前的勋章在烛光下闪闪发光，他脸上洋溢着毫不掩饰的得意。
“先生们，举杯！”皇帝举起香槟，“为我们在远东的辉煌胜利！”
众人碰杯。贝特曼谨慎地说：“陛下，和平协议尚未签署，现在庆祝或许为时过早……”
“不，已经胜利了！”威廉二世挥挥手，“中国人提出的条件，英国人和美国人都接受了，法国人正在崩溃，日本人已经绝望，剩下的只是细节问题。
而这一切”他环视众人，“都发生在柏林！世界列强为了远东的和平，齐聚柏林谈判！这意味着什么？”
提尔皮茨元帅接口：“意味着德意志帝国已经成为世界政治的中心之一，陛下。”
“正是！”威廉二世兴奋地踱步，“三十年前，俾斯麦宰相在柏林召开会议，解决巴尔干危机，那是欧洲的柏林。今天，我们要在柏林解决远东危机，这是世界的柏林！”
他走到墙上的巨幅世界地图前，手指划过从柏林到北京的漫长距离：“而最重要的是，我们赢得了中国这个拥有四亿人口、即将崛起为世界强权的国家，现在是我们的朋友和准盟友！”
小毛奇总参谋长保持着一贯的冷静：“陛下，中国人是精明的民族主义者。周鼎甲与我们的合作，是基于共同利益，而非情感或意识形态。一旦利益发生变化……”
“那就确保利益永远一致！”威廉二世转身，“所以我们需要更紧密的捆绑。军事顾问团要继续扩大，克虏伯、西门子要在华拿到更多的订单，我们的银行要提供更多的贷款当然，要用马克计价，用中国的关税和矿产收入做担保。”
基德伦瓦希特点头：“中国人已经表示，和平实现后，将优先考虑德国企业在铁路、钢铁、军工等领域的投资。”
“很好！”威廉二世坐回主位，“那么谈判本身呢？我们要扮演什么角色？”
贝特曼回答：“调停者和保证者。我们要让中国人相信，是德国的支持使他们获得了这样的胜利；同时也要让英法美俄相信，是德国的克制和斡旋才避免了更大规模的战争。这样，无论最终结果如何，德国都是赢家。”
“具体策略呢？”
基德伦说：“第一，全力支持中国关于台湾、朝鲜北部、越南北部的核心诉求，这是中国人最看重的，也是我们赢得他们信任的基础。
第二，在朝鲜问题上……与俄国保持默契，帮助俄国索要在元山的特殊利益，我们需要让俄国人在远东分心，而不是一直停留在巴尔干。
第三，在越北补偿问题上，支持法国获得适当经济补偿但不能太多，太多会激怒中国人，同时支持中国人的主张，不给现金，而是生丝、茶叶等产品。”
他顿了顿：“最关键的是第四点：我们要推动谈判达成一项多边条约，而不是一系列双边协议。多边条约需要所有签字国的保证，而德国……作为谈判主办国和主要调停方，自然在其中拥有特殊地位。这类似于当年俾斯麦宰相在柏林会议后的角色。”
威廉二世眼睛亮了：“就像欧洲的‘诚实掮客’？”
“是的，陛下。但在远东。”贝特曼补充，“而且，这个角色将为我们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中国人已经暗示，如果和谈顺利，他们愿意与德国签订一份长期的《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给予德国远超其他列强的经济特权。”
“另外还有一点，中国人已经承诺与我国合作在越南北部、中国云南省和海南岛种植橡胶，中国人已经做了一些尝试，这对帝国很有帮助，可以解决帝国热带农产品依赖进口的缺点！”
“这非常好！”威廉二世很满意，“目前看来，我们所需要的几乎一切资源都可以从中国找到，帝国需要尽可能快的扩大产量，这对帝国的未来很重要！”
晚宴持续到深夜。当客人们离开无忧宫时，柏林的夜空清澈，繁星点点。
基德伦和贝特曼同乘一辆车返回外交部。车上，贝特曼轻声说：“有时候我在想，我们是不是走得太快了。中国崛起的速度……令人不安。”
基德伦看着窗外飞驰而过的柏林街景：“首相先生，这个世界正在重新洗牌。旧秩序已经维持不下去了英国在衰落，法国在僵化，俄国在混乱，美国还在大洋彼岸观望。总要有新的力量填补真空。”
“但中国……”
“中国至少还需要三十年才能真正威胁到我们的全球利益。”基德伦冷静分析，“而这三十年里，一个亲德的中国，可以帮助我们牵制英国在亚洲的力量，消耗法国和俄国的资源，分散美国的注意力。等中国人强大到需要警惕的时候……我们在欧洲应该已经确立了霸权。”
贝特曼沉默了，他想起了拿破仑，昔日的拿破仑多么强大，多次击败反法联军，但最终也没有建立起欧洲霸权，反而自己被流放，现在德意志真得可以做到吗？
可贝特曼却又无可奈何的发现，留给德国人的时间真得不多了，沙俄的工业增速和人口增速令人敬畏，而且俄国还有取之不尽的资源！
总参谋部有过评估，随着俄国铁路建设加快，军事力量集结速度会越来越快，现在德国具有不小的优势，但到了1917年后或许就打不过了！
现在几乎整个德国高层都已经统一了立场，战争必须由德国发起，而且早打比晚打好，但即便如此还是不安，所以这就需要扶持中国，中国越强，俄国就必然有后顾之忧。
他想起不久前与陆军总参谋部的一次秘密会议，军官们展示的“施里芬计划”修改版现在计划中增加了对中国因素的考量：如果英法俄结盟对德作战，一个亲德的中国可以在远东开辟第二战场，牵制英法俄。
这当然是遥远且不确定的构想，但至少，现在柏林手里多了一张牌，而且站在周鼎甲的立场，即便他在战争初期保持中立，但一旦法俄两国中的一个露出颓势，他即便不宣战，也会想办法骚扰，哪怕只是牵制一个师，对德国也是帮助！
车子停在外交部大楼前。基德伦下车前最后说：“首相，历史给了德国一个机会一个超越俾斯麦时代、真正走向世界的机会。我们不能错过。”
贝特曼点头，但心中隐隐有一丝不安，他想起了历史书上的话：没有一个帝国能永远强盛，没有一个联盟能永远牢固。今天的朋友，可能是明天的敌人。
只是这些话，在柏林和会即将到来的荣光面前，显得如此不合时宜，而且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周鼎甲都是那种非常优秀的盟友，他对德国没有保留任何秘密……
冬宫的长廊里，沙皇尼古拉二世正在与外交大臣亚历山大伊兹沃利斯基、财政大臣弗拉基米尔科科夫佐夫散步。
“中国人又在前线发动进攻了。”伊兹沃利斯基递过一份电报，“在朝鲜东部，咸兴和清津方向。攻势规模不大，但很突然。”
尼古拉二世接过电报扫了一眼，微微皱眉：“他们想干什么？谈判前夕还打？”
科科夫佐夫沉吟道：“也许……是想增加谈判筹码？或者，是打给我们看的？”
沙皇看向他：“什么意思？”
“陛下，您看电报最后一句：‘中国外交官陆征祥私下向我国驻华代办表示，此次攻势旨在兑现战前对俄国的承诺，希望两国联手迫使日本放弃这两个港口，也希望未来中俄两国可以长期保持友好。’”
科科夫佐夫解读道，“这是在向我们示好。当然还有一层意思，中国人不希望我们留在关东州，希望用这两个朝鲜不冻港换取关东州，而在失去南满铁路后，相比于关东州，元山更适合帝国！”
尼古拉二世的表情舒缓了些，远东那场战争的失败是他永远的痛苦，若是还能获得两个不冻港，这对俄国意义重大！
“中国人还说已经说服德国，帮助一起索要这两个港口，看起来中国非常希望我们的太平洋舰队可以牵制日本日军！”
“但另一方面，”伊兹沃利斯基谨慎提醒，“中国越来越强大的陆军实力对我们也是最大的威胁，中国人现在要的是朝鲜北部，将来呢？会不会想要整个朝鲜？甚至……远东地区，中国人对丢失远东，也就是他们口中的外东北一直耿耿于怀！”
尼古拉二世的脸又沉了下来。这也是他纠结的地方。
科科夫佐夫见状，赶紧说：“不过从目前看，中国人还算克制，他们一直维系与我们此前达到的协议，态度非常友好，他们的主要矛头是日本和法国，不是我们。”
他顿了顿，压低声音：“而且……陛下，我们最近从柏林得到的情报显示，德国人正在全力拉拢中国。如果中国完全倒向德国，对俄国将是双重灾难在欧洲，德国是我们的宿敌；在亚洲，一个亲德的中国将严重威胁我们的远东领地。”
“所以你的建议是？”尼古拉二世问。
“有限合作，谨慎拉拢。”科科夫佐夫说，“支持中国在朝鲜北部和台湾的要求这本来也符合我们的利益，可以削弱日本。但要坚持朝鲜南部必须由日本保留，作为缓冲区。同时，在越北问题上，我们可以支持法国获得经济补偿，以此换取法国在欧洲问题上对我们的支持。”
伊兹沃利斯基补充：“最重要的是，西伯利亚铁路实在太脆弱了，中国需要维持他们原来的承诺，不得在黑龙江和外蒙保留军队，以维系军事互信！”
尼古拉二世沉思良久，终于说：“给柏林发电吧。原则上，俄国接受中国的基本诉求。但必须满足你们所说的几个条件！”
他走了几步，又补充：“还有，告诉中国人：如果他们真的想和俄国做朋友，就在帕米尔和阿富汗问题上站在俄国一边当然，这个要求不要公开提，私下谈。”
科科夫佐夫和伊兹沃利斯基对视一眼，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无奈，沙皇还在做他的“斯拉夫帝国”大梦，总想着在印度洋找到一个出海口，甚至不惜借中国之力在中亚地区对抗英国。
但无论如何，俄国的立场算是确定了：有限支持中国，核心是维护自己在亚洲北部的利益，同时利用中国削弱日本。
当电报发往柏林时，维特在日记中写道：“我们正在见证一个可怕的错误。中国不是可以被利用的工具，它是一个正在苏醒的巨人。
中国人对俄国的不安甚至超过日本，他们正在疯狂的建设边疆铁路，这是为下一场战争做准备，可惜，陛下和他的顾问们只看到了眼前的利益，却看不到长远的危险。”
“更可悲的是，我们没有选择。德国的威胁太大了，大到了我们必须在中国问题上妥协。这或许就是帝国的命运总是在两难中做出错误的选择。”
如果说其他列强还在冷静（或假装冷静）地计算利益得失，那么东京的气氛，只能用“绝望”来形容。
首相官邸的会议室里，桂太郎内阁的全体成员、军部高层、元老重臣，以及枢密院议长，聚集在一起进行可能是明治维新以来最艰难的一次御前会议。
外相林董正在宣读一份汇总报告，“……英美法德俄五国驻日公使，在过去四十八小时内先后拜会了外务省。虽然措辞各有不同，但核心意思一致：各国原则上接受中国关于台湾、朝鲜北部、越南北部的主权要求，建议日本‘面对现实’，以‘有条件放弃台湾、保有朝鲜中南部’为基础进行和谈……”
“砰！”陆军大臣寺内正毅一拳砸在桌子上：“八嘎！这是最后通牒！这是列强联合起来逼日本投降！”
海军大臣面色惨白，但还算保持冷静：“寺内君，冷静点。英国公使私下告诉我，如果日本执意继续战争，英国将不得不重新考虑对日同盟关系……而且，可能冻结日本在英国的所有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