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此，日本帝国恳请大英帝国政府，在日本出兵之前，先行明确战后领土补偿的具体安排，以便日本帝国议会能够就军费拨款问题，向国民作出合理的解释。
此外，考虑到日本帝国财政之现实困难，恳请大英帝国政府酌情提供必要之军事经费支持，以确保此次联合行动之顺利推进……"
后面还有三页，全是类似的内容，每一段都写得花团锦簇，每一句都裹着厚厚的外交糖衣，但剥开那层糖衣，里面的意思，简单到令人牙痒：先给地方，再给钱，然后我们再考虑出不出兵。
格雷大臣把备忘录看完，放在桌上，深呼吸了三次。
他是一个以沉稳著称的外交家，在无数次危机中都保持着令同僚们钦佩的冷静。但此刻，他感到了一种他不常感到的东西一种被人当面戏弄却无从发作的憋闷。
"他们，"他对副官说，语气极为平静，平静得像是在描述今天的天气，"在要钱。"
"是的，阁下，"副官小心翼翼地说，"他们还要求，军费由大英帝国……提供。"
格雷闭上眼睛，又深呼吸了一次，"回复，"他最终说，"告诉他们，领土补偿的问题，可以在战后和平会议上讨论，军费问题……可以考虑提供一定的贷款。"
"阁下，"副官犹豫了一下，"日本方面的备忘录里，用的词是'提供'，不是'贷款'。"
格雷睁开眼睛，看了副官一眼，没有说话，那个眼神，让副官立刻闭上了嘴，低下头，在笔记本上飞快地写着什么，再也没有抬起来。
回复发出去了。日本方面的反应，是三天后送来的另一份备忘录，这一份比上一份更长，措辞更加优雅，引用了更多的国际法条文和先例，但核心意思，依然是那四个字。
只不过这一次，他们把"提供"换成了"无偿援助"，并且附上了一份详细的预算清单，列明了出兵两万人所需的船只、弹药、粮食、医疗物资的具体数字，精确到了英镑和先令。
外交部的一个年轻秘书，在私下里对同事说，他从来没有见过一份备忘录，能把"我不想出兵"这件事，写得如此冠冕堂皇，如此无懈可击。
他的同事回答，这不是写作技巧的问题，这是日本人在用文件的重量，一点一点地压垮英国人的耐心。
然而，文件战只是开始，就在外交部的秘书们还在为那份预算清单头疼的时候，婆罗洲外海，日本海军的行动，已经进入了第二个节拍。
"大和"号轻巡洋舰的舰长山本次郎大佐，接到东京的新指令后，虽然离开了坤甸外海，但却搞出了一个所谓的"例行巡逻"。
巡逻的路线，经过精心设计，恰好覆盖了婆罗洲西海岸一直到爪哇海等广大海域，每天，"大和"号都会在这些航线上来回游弋，速度不快，姿态从容，就像一条在自家水域里悠闲游动的大鱼。
过往的船只，无论悬挂什么旗帜，都会感受到那种无声的压力。
4月19日上午，天气晴好，海面平静，能见度极佳，"大和"号的望手，在上午九点十五分，发现了一艘从西北方向驶来的货轮。货轮的吨位不大，约三千吨，船体漆成深灰色，烟囱冒着黑烟，悬挂的是荷兰旗帜。
山本次郎大佐拿起望远镜，看了片刻，放下，对身边的副官说了一个字："拦。"
信号旗升起，"大和"号调整航向，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姿态，横在了那艘货轮的前方。
货轮的船长，是一个在南洋航线上跑了二十年的荷兰老水手，名叫彼得范德贝赫。他见过风浪，见过海盗，见过各种各样的麻烦，但他从来没有见过一艘军舰，用这种方式，堵在他的航线上。
他命令减速，拿起望远镜，看清楚了那面旭日旗，脸色立刻变了。
日本军舰。
"鹿特丹商人"号缓缓停下来，在海面上随波起伏，等待着。
一艘小艇从"大和"号放下，载着六名日本海军士兵和一名军官，向"鹿特丹商人"号划来。军官站在小艇的船头，白色军服笔挺，军帽压得很低，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
他登上"鹿特丹商人"号的甲板，用英语对迎上来的范德贝赫说，语气礼貌而坚定，带着一种令人不舒服的职业性的客气："例行检查。作为协约国成员，我们有责任确保中立国船只没有向敌对国运输战略物资。请船长配合。"
范德贝赫气得脸色发紫，嘴唇哆嗦着，用荷兰语骂了一句，然后切换成英语，声音因为愤怒而变得嘶哑："这是荷兰船，荷兰是中立国，你们没有权利"
"船长，"日本军官打断他，语气依然礼貌，但眼神里透出一种不容商量的东西，"请配合检查。"
他没有再多说，只是微微侧过身，让范德贝赫能够清楚地看到，在不远处的海面上，"大和"号那几门六英寸炮的炮口，正对着这个方向。
范德贝赫沉默了。
他是一个有二十年经验的老水手，他知道什么时候该争，什么时候该忍。
他让开了路。
检查持续了四个小时。六名日本士兵把货舱翻了个底朝天，把每一个箱子都打开，把每一份货单都仔细核对，把每一个角落都检查了一遍。范德贝赫跟在后面，看着自己的货物被翻得乱七八糟，脸上的肌肉一直在抽搐，但他没有说话。
最终，日本军官在货舱的一个角落里，"发现"了几箱标注不明的化学品，以及一批机械零件。
那些化学品，文件记录是普通的工业清洁剂，那批机械零件，是发往巴达维亚一家荷兰工厂的普通设备，看起来与"战略物资"并没有任何关系。
但日本军官把清单递给范德贝赫，脸上带着那种令人抓狂的礼貌微笑："这些，需要进一步核查，以确认是否属于禁运物资。请船长理解，这是协约国的责任。"
"这是清洁剂！"范德贝赫终于忍不住了，声音几乎是在吼，"那是工厂设备！你们"
"船长，"日本军官平静地说，"核查结果出来之前，我们需要暂时扣押贵船。请放心，如果核查结果证明没有问题，我们会立即释放，并致以正式道歉。"
他说"正式道歉"这四个字的时候，语气格外诚恳，诚恳得让范德贝赫感到一阵恶心。
"鹿特丹商人"号被扣押，在两艘日本驱逐舰的押送下，驶向日本在南洋的临时锚地。
范德贝赫站在船尾，望着渐渐远去的婆罗洲海岸线，握紧了拳头。
他在心里，把日本人用荷兰语、英语和他所知道的所有语言，骂了一遍又一遍。
消息传到巴达维亚，总督伊丹博格看完报告，把文件摔在了桌上，这是他这个月第三次摔文件了。
他的秘书，一个年轻的荷兰人，已经学会了在总督摔文件之后，保持完全的沉默，等待风暴过去。
"日本人，"伊丹博格用一种压抑的、几乎是咬牙切齿的声音说，"在欺负我们。"
没有人回答他，因为这不是一个问题，这是一个陈述，一个无可辩驳的陈述。
他重新拿起那份报告，看了第二遍，然后放下，走到窗边，望着巴达维亚港口的方向。港口里，几艘荷兰商船正在装卸货物，码头工人的喊声隐隐传来，带着一种令人心酸的、日常生活的平静。
荷属东印度，这片荷兰人经营了三百年的土地，正在以一种令人无力阻止的方式，从他们的手指缝里流走。
"给新加坡发电报，"他转过身，声音恢复了一种疲惫的平静，"告诉他们，日本人扣押了我们的船。告诉他们，如果大英帝国不采取行动，荷兰将不得不重新考虑……"他停顿了一下，"重新考虑很多事情。"
格雷大臣收到报告的时候，正在处理另外七份紧急文件，他把荷兰的电报放在那份日本备忘录旁边，两份文件并排摆着，在他的桌上占据了一块显眼的位置，如同两块压在他胸口的石头。
他看了它们很长时间，没有说话。
外交部次长克劳站在一旁，等待着。克劳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外交官，在这个职位上已经工作了十五年，见过无数的危机，处理过无数的麻烦。但他现在的表情，也带着一丝他不常流露的困惑。
"日本人，"格雷最终开口，语气里带着一种他不愿承认但无法回避的疲惫，"在配合中国人。"
"是的，阁下，"克劳平静地说，"他们在联合施压。"
"中日之间，什么时候有了这样的默契？"格雷皱眉，"我们的情报，完全没有预警。"
克劳沉默了片刻，然后说："伊藤博文访华之后。"
格雷的手指停住了。
伊藤博文访华。那次访问，英国情报部门当然有所关注，驻北京的情报官员也提交了报告，但报告的内容，大多是关于访问的表面形式会面的地点，出席的人员，公开发表的声明。至于那扇关闭的书房门后面，究竟谈了什么，始终没有拿到可靠的情报。
现在看来，那次访问的成果，远比英国预估的要深远得多，"伊藤博文，"格雷缓缓说，"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
"是的，阁下，"克劳说，"而且，周鼎甲也是。"
格雷把手指按在太阳穴上，闭目沉思。
中国和日本在远东不仅不对立，反而走在一起，那问题就严重了，虽然这一次他们瞄准的是荷兰，下一次或许是法国，但下下一次呢……
很明显，黄种人在有意识的摇晃英国主导的远东殖民体系，虽然不愿意承认，但格雷知道，中日只要联手就有这个能力，俄国人在远东的尴尬处境就是明显的证明！
这个认知，让格雷感到了一种深入骨髓的不适。大英帝国，从来都是棋手，不是棋子。这种被动的感觉，是陌生的，也是令人警觉的。
"我们，"他最终说，睁开眼睛，语气里带着一种他不愿承认但无法回避的疲惫，"需要重新评估对日政策。"
克劳点头，没有说话，等待着更具体的指示。
"还有，"格雷补充道，"重新评估对华政策。"
他站起身，走到那幅世界地图前，目光落在南洋那片岛链上，在婆罗洲的位置停留了片刻，然后移向新几内亚，“光光一个新几内亚真得能解决问题吗？”
克劳没有立刻回答，因为他知道，这个问题，格雷大臣自己已经有了答案，他只是在用说出来的方式，确认那个答案。
他想到了一句话，一句他在某本书里读到过的、关于外交的格言：外交，是用有限的资源，维持无限的体面。他现在，资源正在变得越来越有限，而体面，正在变得越来越难以维持。
也就在英日两国在外交文件的字里行间互相角力的同时，婆罗洲西部的丛林里，另一场较量，已经分出了胜负。
此时西婆罗洲的雨季刚刚结束，丛林里的空气，依然带着那种潮湿的、腐叶混合着泥土的气息。白天，阳光从树冠的缝隙里漏下来，把林间的空气照得金黄而迷离。夜晚，黑暗来得彻底，来得迅速，把一切都吞进去，只剩下虫鸣和远处偶尔传来的兽叫。
在这片丛林里，有一批人，已经等待了很长时间了。
他们住在华人矿工的村子里，住在河边的吊脚楼里，住在集市旁边的杂货铺后面。他们说着流利的客家话和粤语，和当地的华人侨民打成一片，帮人挑货，帮人修屋，帮人看孩子，是最普通不过的劳动者。
但他们的手，和真正的劳动者不一样。
那些手，握过步枪，扔过手榴弹，在战场上，见过真正的血。他们中的许多人，曾经在中国革命军的队伍里服役，参加过统一战争，参加过对日、对俄战争，打过硬仗，打过苦仗，打过那种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必须用脑子而不是用蛮力才能赢的仗。
他们懂得如何选择伏击地点，懂得如何在撤退时保存有生力量，懂得如何利用地形弥补武器上的差距，懂得如何在一个陌生的地方，迅速建立起一套可靠的情报网络。
而西婆罗洲，对他们来说，并不完全陌生。
这里的华人社区，和他们有着同样的语言，同样的祖先，同样的对荷兰殖民统治积累了几十年的愤怒。那种愤怒，不需要太多的煽动，只需要一个出口。
他们，就是那个出口。
第二轮起义的计划，比第一轮缜密得多。
没有仓促的集会，没有公开的宣言，没有那种容易被荷兰情报人员渗透的松散组织。取而代之的，是一套分散的、以小组为单位的行动结构，每个小组只知道自己的任务，不知道其他小组的存在，就算某个小组被捕，也无法供出整个网络。
行动的时间，选在了四月下旬。
雨季刚过，道路泥泞，荷兰人的机动能力受到限制。而对于熟悉地形的起义者来说，那些泥泞的小道，反而是他们的优势。
信号，是一首歌。
一首普通的客家山歌，在某个夜晚，从三发地区的一个村子里传出来，沿着河流，传向上游，传向下游，传向那些散布在丛林里的小组。
听到歌声的人，知道，时候到了！
4月22日，夜里十一点，三发地区。
荷兰守备队的据点，是一栋用砖石砌成的两层建筑，原本是一个荷兰商人的仓库，后来被征用为军事据点。建筑的四角，各有一个用沙袋堆成的射击位，据点外围，有一圈简单的铁丝网。
驻守这里的，是十七名荷兰士兵，由一名中士指挥。
中士叫扬科斯特，三十二岁，来自阿姆斯特丹，在荷属东印度服役已经六年。他是一个尽职的士兵，但他从来没有真正打过仗在他服役的六年里，他处理过几次小规模的骚乱，抓过几个逃税的华人矿工，仅此而已。
那个夜晚，他正在据点的二楼值班，靠在窗边，听着窗外的虫鸣，想着阿姆斯特丹的家。
他没有听到任何异常的声音。
雨林，是一个天然的消音器。那些受过训练的人，知道如何在丛林里移动，知道如何踩在不会发出声响的地方，知道如何让自己的呼吸，融入夜风里。
第一声枪响，来自据点东侧的铁丝网外。
然后，是手榴弹。
两枚，几乎同时落进了据点的院子里，爆炸声在夜里格外响亮，把熟睡的士兵们从梦中炸醒。
科斯特中士扑向窗边，抓起步枪，向外射击，但他什么都看不见黑暗里，只有枪口的火光，一闪一闪，来自四面八方。
战斗持续了不到二十分钟。
据点的铁丝网，在三个方向同时被剪断。突袭者涌进院子，有人用步枪，有人用手榴弹，还有几个达雅克人，手里握着那种宽刃的传统大砍刀，在近战中，那东西比步枪更加可怕。
科斯特中士在混战中中弹，倒在二楼的走廊里。他在倒下之前，看到了一张脸一张普通的华人面孔，年轻，沉静，眼神里没有仇恨，只有一种令他感到陌生的、专注的冷静。
那张脸，是他见过的最后一张脸。
战斗结束时，七名荷兰士兵阵亡，五名受伤被俘，其余五名趁乱逃入了雨林。
据点，被攻克了。
攻克它的人，在清点了缴获的武器弹药之后，迅速消失在了夜色里，就像他们来时一样，无声无息。
4月24日，山口洋以南，一处荷兰税收站。
这个税收站，建在一条河流的渡口旁边，是荷兰人向过往的华人矿工和商贩征收通行税的地方。两名荷兰官员，一名荷兰士兵，外加三名当地雇佣的土著警察，就是这里全部的人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