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振邦涨红了脸：“那也不能成为贪腐的理由！陛下在广播里说得多清楚”
“陛下说得都对！”张伯年打断他，声音提高了几分，“可陛下住在清华园，知道我们这些跑腿办事的难处吗？知道一个县衙要维持运转需要多少钱吗？我们加征的那么点，够干什么？光招人的工食银、笔墨纸张、车马费就不够！”
值房里陷入了沉默。这种矛盾的心理在基层官吏中普遍存在：他们既对中高级官员的巨额贪腐深感不齿，又对自己微薄的收入和繁重的事务充满怨气；既明白多收税费于法不合，又觉得这是维持行政运转的“无奈之举”。
这种撕裂感，在反腐风暴来临之际，变得尤为尖锐，虽然他们也都知道，若是大家伙规规矩矩做人，这个钱是够用的，但又有几个人可以做到规规矩矩做人？
本朝官吏一体，除了那些上了岁数的人，普通人是有上升机会的，在过去的战争中，有太多太多人，从书办起家一步步做到市长、县长，可现在不打仗了，上升机会陡然减少。
大家都是干着类似的活，谁上谁下，还不是上面一句话的事情，这个时候不跑不送，那还有机会？所以对皇帝搞反腐败，他们心里是支持的，最好一大堆人被抓，让出了位置……
而此时，在城南大栅栏的“瑞福祥”绸缎庄后堂，几个京城有头有脸的商人正聚在一起喝茶，但谁都没有品茶的心思。
“王掌柜，您和王伯爵家……”有人试探着问。
胖胖的王掌柜擦擦额头的汗：“哎呦，可不敢乱说！就是正常的生意往来，他府上采买些绸缎，银货两讫，清清楚楚！”他特意加重了“清清楚楚”四个字。
“那是自然，那是自然。”众人附和，但眼神闪烁。
留着山羊胡的刘老板压低声音：“说句实话，抓贪官，咱们生意人举双手赞成！前清时期，光打点各级衙门，就是一笔巨款，新朝好了不少，但这两年生意好做，各种规矩也多了！
陛下此时动手，若能从此官场清明，那是天大的好事。”他话锋一转，“可是……这风暴要是刮得太猛，把咱们这些正经商人也卷进去……”
“刘老板说到点子上了。”做粮米生意的孙掌柜接口，“官商一体，这是几千年来的规矩。咱们谁没给官员送过礼？谁没请过客？平时叫‘人情往来’，现在要是被说成‘行贿’……”他做了个抹脖子的手势。
众人面面相觑，茶室里的空气更加凝重。商人们的心态极为矛盾：他们由衷欢迎一个更清廉、更有规则的商业环境，但恐惧于这场整顿可能带来的“扩大化”。
毕竟，在旧习惯里浸淫太久，谁的屁股都不完全干净。更让他们担忧的是，如果大批官员倒台，他们多年来经营的人脉网络将毁于一旦，生意必然受到影响。
与官、商的复杂心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学生和普通百姓的单纯热情，在北京大学的操场上，一场自发的集会正在举行。几百名学生聚在一起，情绪激昂。
学生会主席、政法系三年级学生陈望道站在临时搭起的台子上，挥舞着手中的报纸：“同学们！这就是新政权的力量！这就是法治的曙光！
陛下说得对律法面前，人人平等！伯爵怎样？子爵怎样？功勋怎样？副部长又怎样？触犯国法，一样要受到严惩！”
台下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
一个女学生站起来高声说：“我们应该组织宣传队，到街上去，向百姓讲解陛下的反腐决心！让所有人都知道，新时代来了！”
“对！还要督促国会，尽快通过《官员财产公示法》！”另一个学生喊道，“西方的民主国家都有舆论监督，我们也要有！”
但在热烈的气氛中，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历史系一位学生周维民推了推眼镜，冷静地说：“各位同学，热情固然可贵，但我们也要保持清醒。大家想想明初的‘胡惟庸案’、‘蓝玉案’，朱元璋杀功臣，一开始何尝不是冠冕堂皇？陛下如今的手段……会不会是另一种‘鸟尽弓藏’？”
这话像一盆冷水，让热烈的气氛稍降。
“周同学说得过分了。”陈望道反驳，“陛下若真要学朱元璋，直接杀人便是，何须走法律程序？何须公开审理？何须通过报纸广播告知天下？这就是新旧时代的区别！”
“希望如此。”周维民没有争辩，只是低声说，“但权力不受制约，终究是危险的。国会现在还是橡皮图章……我们需要真正的宪政，真正的分权制衡。”
类似的讨论在学生群体中不断发生。年轻的知识分子们对西方的民主制度充满向往，对舆论监督、权力制衡等理念深信不疑。
他们拥护周鼎甲的反腐，但也担忧这会不会是强化个人权威的手段。这种矛盾心理，代表着这个时代最活跃的思想群体的典型状态。
而在普通百姓中，反应则直接得多。
胡同口，一群街坊围着识字的老先生，听他读报，“……王德彪伯爵强占民田三百余亩，致七户农家流离失所……”
“该！活该！”卖菜的老王头一拍大腿，“我表舅就是丰台人，家里三亩水浇地，硬是被王家管家用二十五块钱‘买’走了！表舅气不过，去县政府告状，结果被衙役打了出来！现在好了，报应！”
“陛下圣明啊！”拉黄包车的孙师傅感慨，“以前只听戏文里说‘青天大老爷’，现在咱们真见着了！连伯爵都敢抓！”
“就是不知道这股风能刮多久……”有人小声嘀咕，“可别雷声大，雨点小。” “广播里说了，要一查到底！”老先生扶了扶老花镜，“陛下金口玉言，还能有假？”
市井之中，茶楼酒肆，类似的对话无处不在。对长期受压迫的百姓而言，这场风暴带来的是最直接的希望也许，真的能有一个更公平的世道。这种朴素的拥护，构成了周鼎甲权力最深厚的根基。
与市井的喧闹相比，位于西长安街的中华帝国国会大厦里，涌动着另一种躁动，按照《中华帝国宪法》，国会拥有立法、监督、弹劾等权力。
但在实际运作中，由于中华革命党一党独大，加之周鼎甲的个人威望，国会更多扮演着“审议通过”的角色，被外界讥讽为“橡皮图章”，然而，橡皮图章也有自己的心思。
在国会执委会的紧急会议上，气氛异常活跃。
“诸位！”来自江浙地区的执行委员徐世谦第一个站起来，他是新派议员中的活跃分子，“王德彪、李茂才等勋贵案，充分暴露了我朝监督机制的缺失！如果早有健全的议会监督、舆论监督，何至于让这些蛀虫坐大到如此地步？”
他挥舞着手中的提案：“我建议，立即启动《国会监督法》立法程序，赋予国会常设委员会对政府各部门的常态化监督权、质询权，以及特别调查权！”
“我附议！”另一位新派议员立即响应，“不仅国会，地方议会也应该获得相应权力！现在省、县议会除了审议预算，几乎无所作为，这不符合宪政精神！”
会场里响起一片赞同之声，长期处于权力边缘的议员们，敏锐地嗅到了机会反腐风暴造成了权力真空和舆论压力，这正是扩大议会权力的绝佳契机。
但反对的声音也随之而来。
“徐议员此言差矣。”说话的是一位保守派人物，姓郑，“国事千头万绪，贵在政令畅通。若事事都要议会调查、质询，行政效率何在？眼下当务之急是配合陛下整顿吏治，而非争权夺利！”
“郑议员，监督不是争权，是尽责！”徐世谦毫不退让，“陛下在广播中明确说要‘依法治国’，监督权是宪法赋予国会的权力，我们不行使，才是失职！”
争论越来越激烈。就在这时，一个更尖锐的声音插了进来。
“说到监督，我倒想问一问。”站起来的议员叫吴敬恒，以敢言著称，他目光直指坐在主席台侧位的袁子笃，“袁副议长，您身为革命党秘书长兼中央组织部长，对组织部副部长苏庄强的严重违法违纪问题，是否负有领导责任？”
会场瞬间安静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袁子笃。
袁子笃的脸色一下子变得铁青。作为周鼎甲最早的追随者之一，他在党内地位崇高，主管党务和组织工作，在国会也挂着副议长的头衔，地位崇高。
而如果论实际权力，他差不多仅次于周鼎甲、陈昭常之后的第三人，现在又被加封侯爵，哪怕是一世侯，那也是侯爵，是勋贵集团年的领袖人物之一！
吴敬恒的质问，几乎是在公开打他的脸。
“吴议员，”袁子笃强压怒火，声音从牙缝里挤出来，“苏庄强的问题，是个人问题，组织部门已经配合中央纪律委员会严肃处理，我作为上级领导，当然有责任，已经向陛下提交了检讨。”
“检讨？”吴敬恒不依不饶，“据我所知，苏庄强贪腐非一日之寒，用人多有争议，国会和政务院早有反映，但都被压下了，这仅仅是领导责任？还是说，有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势力范围，故意包庇纵容？”
他顿了顿，语带讥讽，“袁副议长，听说您常以‘老革命’自居，但治国光靠资历可不行，还得有学识、有能力、有原则。不学无术，可是要害国害民的！”
“你！”袁子笃猛地站起来，手指颤抖地指着吴敬恒，气得说不出话来。会场一片哗然，虽然私下里对袁子笃能力不足，笑话他不学无术的议论不少，但如此公开、尖锐的指责，还是第一次。
主持会议的国会议长黄遵宪急忙敲槌：“肃静！肃静！吴议员，请注意言辞！质询可以，人身攻击不可取！”
吴敬恒这才悻悻坐下，但挑衅的眼神依然盯着袁子笃，他知道袁子笃即便现在受到一些冲击，也有非常大的权力和影响力，越是如此，他越要驱逐这等人，擅长辩论的他早就对袁子笃压制议会的影响力不满！
袁子笃胸口剧烈起伏，在众人的目光中如坐针毡。他第一次深切感受到，这个他从未真正放在眼里的“橡皮图章”，一旦躁动起来，竟有如此杀伤力，更让他心惊的是，吴敬恒背后，是否有人在指使？是徐平亮？是陈昭常，还是……
这场国会风波很快通过记者的笔传遍了京城。舆论开始出现分化：一部分人支持吴敬恒，认为国会就该硬气，就该监督一切官员包括高级领导。
另一部分人则认为这是借题发挥，扰乱大局。但无论如何，国会这个“橡皮图章”，第一次让人们听到了它不甘寂寞的声响。
此时在中*南*海，政务院总理陈昭常正在批阅文件，但他的心思显然不在公文上。窗外传来隐约的蝉鸣，更添了几分燥热。
“总理，李次长来了。”秘书轻声通报。
“让他进来。”
进来的是一位五十岁左右、面容精干的官员，姓李，是财政部次长，也是陈昭常的心腹。
“坐。”陈昭常指了指对面的椅子，亲自给他倒了杯茶，“外面风声很紧啊。”
李次长接过茶杯，没有喝，压低声音说：“总理，机会难得啊。袁子笃这次栽了大跟头，国会那边吴敬恒已经开炮了。
组织部是他最核心的地盘，苏庄强是他一手提拔的，现在苏庄强倒了，紧接着陛下又绕过他安排外人担任革命党副秘书长和副部长……陛下对他已经不信任了！”
陈昭常端起茶杯，轻轻吹着浮沫，没有说话。
李次长身体前倾，声音更低了：“咱们趁热打铁，在政务院系统内统一口径，强调‘党政分开’、‘行政专业化’，削弱他党务系统对行政的干预。
再联系几个有分量的议员，在国会继续施压……袁子笃这次，不死也得脱层皮！只要他倒了，党务这一大块……”
“然后呢？”陈昭常终于开口，声音平静。
“然后？”李次长一愣，“然后自然是您……您就是真正总揽全局的总理了！再也不用受他那套‘党领导一切’的掣肘！”
陈昭常放下茶杯，目光锐利地看着心腹：“你想让我做胡惟庸？”
李次长脸色一变：“总理，这话从何说起？您和袁子笃的矛盾众所周知，陛下也清楚。如今是他自己出了问题，咱们顺水推舟……”
“顺水推舟？”陈昭常打断他，站起身，走到窗前，背对着李次长，“你只看到袁子笃失势，却没看到陛下为什么这么做。陛下为什么一边查袁子笃的人，一边又不动袁子笃本人，还给他封侯？”
李次长语塞。
陈昭常转过身，“陛下不管行政，但也容不下行政部门一家独大，要的是平衡。我和袁子笃，一个管行政，一个管党务，相互制衡，他居中驾驭。若是袁子笃真倒了，剩下我一个……呵呵，到时候，陛下就该睡不着觉了。”
他走回桌前，手指轻轻敲击桌面：“朱元璋杀胡惟庸，是因为胡惟庸权倾朝野，威胁皇权。陛下雄才大略，但猜忌之心，古今英明帝王皆同。我们现在要做的，不是落井下石，而是……表明态度。”
“表明态度？”
“对。”陈昭常重新坐下，“明天的党政联席会议上，我会坚决支持陛下的反腐决策，同时……适当为袁子笃说几句话。”
李次长瞪大了眼睛：“为他说话？总理，这……”
“要说，但要点到为止。”陈昭常摆摆手，“既不能让陛下觉得我和袁子笃结党，也不能让陛下觉得我趁火打劫。要让他看到，我陈昭常识大体、顾大局，明白他平衡的苦心。这样，我的位置才能坐得稳，你也才能跟着安稳。”
李次长若有所思，缓缓点头。
“还有，”陈昭常补充道，“政务院系统内，所有涉及贪腐的官员，一律严肃处理，绝不姑息。陛下要整顿，我们就做他最锋利的刀。但记住，只对事，不对人。尤其是袁子笃那条线上的人，只要没涉案，一概不动。分寸，一定要拿捏好。”
事实证明，陈昭常的判断是正确的，但局势的复杂远超他的预料。
次日的党政联席会议上，周鼎甲亲自主持，各个中央执行委员汇报了近段时间国家的发展，形势一片大好，直到列席会议的徐平亮汇报反腐调查的进展后，会议气氛立刻紧张，就在此时，陈昭常请求发言。
陈昭常起身，先是用严厉的措辞强调了反腐的必要性，表示政务院将全力配合，彻底清除积弊。接着，他话锋一转：“当然，在整顿过程中，我们也要注意方式方法，区分不同性质的问题。
有些同志可能是一时糊涂，有些可能是制度漏洞所致……比如组织部门，任务重、压力大，在干部监督上可能存在力有不逮之处，这需要从制度上完善，而不宜简单地归咎于个人领导能力。
又比如现在很多地方要做的事情很多，但财政收入有限，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只要绝大部分钱用在发展上，也没有必要抓着官员不放！”
这话说得颇有技巧，既隐晦地指向了袁子笃的责任，又给了台阶下，当然了，更多的是他真正的想法，周鼎甲这个皇帝什么都好，就是求治之心太着急，各种考核很严厉，地方官为了达标，自然要朝老百姓伸手……
周鼎甲听着，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是微微点了点头。
然而，就在陈昭常以为自己的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时，意外发生了，他手下一位由他大力举荐，列席会议的督查委员会副主任钱敏中，在随后的发言中，突然抛出了一份措辞激烈的“建议书”。
“……陛下，诸位同僚！组织系统的腐败不是孤立的，它暴露的是整个干部选拔、监督体系的系统性漏洞！
某些领导同志，长期把持组织人事大权，任人唯亲，搞小山头、小圈子，排挤异己，这才是腐败滋生的温床！我建议，借此反腐东风，对组织系统进行彻底改组，打破门阀，广纳贤才！”
这番话，几乎是指着袁子笃的鼻子在骂“结党营私”。会场瞬间死寂。袁子笃的脸色由红转白，由白转青，握着茶杯的手青筋暴起。
陈昭常的心也沉了下去钱敏中是他推荐的，这番话无论是不是他授意，在外人看来，都像是他陈昭常对袁子笃发起的总攻。
周鼎甲的眼神在陈昭常、袁子笃和钱敏中三人脸上缓缓扫过，停留了片刻，才缓缓开口：“钱副主任的建议，记下来，下发给中央委员，请他们畅所欲言。”他没有表态，但那种深不可测的目光，让陈昭常后背冒出一层冷汗。
会后，陈昭常第一时间叫住了钱敏中，关起门来，少有地发了火：“谁让你说那些话的？！你知不知道这会造成什么后果？！”
钱敏中却一脸“忠直”：“总理，我是为您不平啊！袁子笃处处掣肘政务院，这次是他自己出了问题，正是我们反击的时候！我那些话，是说给陛下听的，是说给天下人听的！”
陈昭常看着眼前这个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干才”，忽然感到一阵无力。他明白了，钱敏中或许是真想为他“冲锋陷阵”，或许是想借机表现自己，攫取更大的政治资本。
但无论如何，这鲁莽的一枪，彻底打乱了他的节奏，把他推到了与袁子笃正面冲突的火线上，也把他放到了周鼎甲审视的目光焦点之下。
平衡，从来都是最微妙、最危险的艺术。
就在政坛暗流汹涌之际，勋贵集团内部也经历着剧烈的分化与挣扎，大元帅府参谋总长，同时也是革命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兼中央军委委员杜根鸿的府邸，书房的门紧闭着。这位以谨慎稳健著称的铁帽子侯，此刻正对着桌上几封信件，眉头紧锁。
在大封列侯之后，那些个在周鼎甲看来能力有缺陷的列侯要么随着周继业去了交趾，要么去了生产兵团，坐镇边疆，能留在北京和各个军区主军的要么是作风比较谨慎的，要么是资历相对较浅的，杜根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也是现在的军方领袖。
周鼎甲干这个活，压根也不顾忌，他告诉这些列侯，东汉刘秀和功臣善始善终，有三个原因，一是他和功臣们年龄相当；二是他的能力超过功臣；三是天下一统，功臣退居封地，不至于被各种乱事牵扯到。
所以你们还是退居封地或者到边疆比较好，这既是加强对边疆的领导，又是自保之道，杜根鸿深以为然，他也想去交趾封地，可周皇帝就是不让他走，所以他更加小心。
这些信，是几位和他关系不错的勋贵私下送来的，内容大同小异：对王德彪、李茂才等人的遭遇表示“同情”，对当前“扩大化”的反腐表示“担忧”，隐晦地希望他能出面，联络一些老兄弟，向陛下“集体陈情”，提醒陛下“稳定压倒一切”，“勿使功臣寒心”。
其中一封信甚至暗示，如果陛下执意如此，勋贵们“虽无力反抗，但心冷之后”，对新朝的忠诚和支持力度，恐怕会大打折扣。
杜根鸿的手指在信纸上轻轻敲击着，发出沉闷的声响。他闭上眼，脑海里浮现出多年前战场上的一幕幕。
他和王德彪、李茂才在陛下的指挥下抗衡八国联军，当时，大家都很拼命，从感情上，他同情这些老伙计。从利益上，勋贵集团一荣俱荣，一损俱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