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报显示，苏俄内战正酣，西方列强干涉军已从多个方向进入俄国，但各自心怀鬼胎，行动迟缓。原奥匈帝国军队中的捷克裔与斯洛伐克裔士兵组成的“捷克军团”，如无意外，即将搞出一把大事，未来会试图取道海参崴返回欧洲。
所以如果中国革命军此刻贸然西进，强攻伊尔库茨克，固然有取胜可能，但势必陷入与复杂各方的直接冲突泥潭，消耗宝贵的兵力和资源，且可能过早刺激列强的敏感神经。
更重要的是，他凝视着地图上刚刚涂上代表“有效控制”的淡红色的外东北和外西北区域。那里地广人稀，俄国居民虽经大规模迁移，仍存留不少，移民虽源源不断，但远未形成稳固多数。
基层政权草创，治安仍有零星游击队的袭扰，经济联系脆弱。一口吃下，尚未完全嚼烂，再吞一块更大的，只怕要消化不良。
“不能急……” 周鼎甲缓缓摇头，转身离开地图，坐回书案后。他提起朱笔，在一份总参谋部提交的、建议“伺机西进，首先夺取伊尔库茨克乃至贝加尔湖以西”的作战预案上，批下几个遒劲的大字。
“1918年度，远东、西北战区之要务，在于全力巩固既得疆土，编练移民，充实边备，清剿残匪，修筑工事路桥，稳固统治根基。无朕明令，不得擅启大规模西进战端。”
他将重点放在了“移民占据多数”和“巩固”上。消化，需要时间；而时间，需要耐心和定力，最好是捷克人控制铁路，他与捷克人达成一个协议，不用冲突，就一路来到西西伯利亚……
恰在此时，另一份来自协和医院的紧急报告，被秘书面色凝重地送了进来。报告人是总理陈昭常的机要秘书，言辞恳切而悲伤：陈总理病情急剧恶化，已多次呕血，医院发出病危通知，总理本人坚决请求辞去一切职务，恳请皇帝恩准。
周鼎甲握着报告的手微微一顿，一种复杂的情绪涌上心头。陈昭常，这些年兢兢业业主持政务，性格宽和谨慎，善于调和鼎鼐，在官僚系统和地方士绅中声望颇高，是他平衡党内激进派、稳定政局的重要支柱，他才五十多岁啊……
“备车，去医院。” 周鼎甲放下笔，声音有些低沉。
协和医院特护病房里，消毒水的气味也掩盖不住疾病带来的衰败气息。陈昭常躺在雪白的病床上，身上盖着厚厚的被子，却依然显得形销骨立。
原本丰润的脸庞深深凹陷下去，颧骨高耸，脸色是一种蜡黄与灰败交织的颜色，眼窝深陷，唯有眼神在看到周鼎甲进来时，努力聚焦，闪过一丝微弱的光亮和深切的歉疚。
“皇上……臣，臣有负圣恩……不能……再为皇上分忧了……” 陈昭常的声音极其微弱，气若游丝，说话时胸口剧烈起伏，旁边的心电监测仪发出规律的滴答声，更衬出生命的脆弱。
周鼎甲在床边坐下，轻轻按住他试图抬起的手：“静养，别说话。你的功劳，朕心里都记着。”
“不……皇上，臣自知……时日无多。总理之职，关系国本，万不可……因臣而悬空贻误……恳请皇上……准臣所请，另择贤能……” 陈昭常断断续续，却坚持把话说完，目光恳切。
周鼎甲看着他骨瘦如柴的手腕，以及被子下几乎没什么起伏的身形，心中涌起一阵强烈的痛惜和感慨。这是累垮的啊！
十几年总理，内政外交，千头万绪，战争、改革、建设、收复失地……哪一件不是耗人心血？陈昭常事事躬亲，力求稳妥，在各方势力间周旋平衡，如履薄冰。这副担子，终于把这个十分年轻的政治家彻底压垮了。
“朕准了。你安心养病，一切以身体为重。” 周鼎甲温言道，随即又加重语气，“你是开国元勋，国家不会忘记你。”
离开医院，坐回汽车里，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街景，周鼎甲久久沉默，他叹了口气，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身边人说：“昭常才五十来岁，正是一个政治家经验、精力、威望都趋于成熟的时候，竟然……累坏了。
治国，真是折寿的业啊。” 他顿了顿，语气转为一种更深沉的忧虑，“他这一倒，朝堂的平衡，怕是要动一动了！”
周鼎甲的预感很快成为现实。陈昭常病重请辞的消息尚未正式公布，革命党内的暗流已然涌动。最敏感的是革命党中央秘书长兼中央组织部部长袁子笃。
袁子笃是最早参与秘密反清活动的骨干之一。他长期主持党务和组织工作，心思缜密，手段老辣，在党内编织了一张庞大而严密的人事网络，门生故吏遍布各级党部和官僚系统，是名副其实的“党鞭”和“吏部尚书”。
他与陈昭常，一个掌党、管人，一个主政、管事，多年来既有合作，更有制衡与摩擦，形成了某种微妙的“府院平衡”。
陈昭常的宽和某种程度上制约了袁子笃在政务系统中的扩张，而袁子笃的党务力量也对陈昭常的行政体系形成监督和牵制。周鼎甲乐见这种平衡，便于他居中驾驭。
如今，平衡的一端即将坍塌。在袁子笃位于西城的一处隐秘宅邸书房内，只有他最信任的少数几名亲信在座。中央组织部局长谭延也在其中。
“陈昭常这次，怕是过不去了。” 袁子笃端着青瓷盖碗，轻轻吹着茶沫，脸上并无多少喜色，反而笼罩着一层阴霾，“他空出来的位置……”
一名亲信兴奋地接口：“秘书长，这是天赐良机啊！梁如浩梁副总理是您的老部下，他若接任总理，这党政大权，岂不是……”
“蠢货！” 袁子笃将茶碗重重顿在桌上，发出清脆的磕碰声，吓得那人一哆嗦。他扫视众人，眼中精光闪烁：“你们以为这是好事？陈昭常在，我是党的秘书长，他是政府总理，皇上居中调和，我们各有地盘，互相制衡，这才是稳固之道。
现在陈昭常倒了，梁如浩若上台，他就算念旧情，也是政府首脑，要顾及全局，不可能再完全是我党务系统的人，更重要的是”
他深吸一口气，压低了声音：“皇上会怎么想？会让党务和政务系统同时倾向一个人，或者说，让我这个管党的，影响力过度延伸到政府吗？别忘了，梁如浩的任命，本身就是皇上为了平衡我和陈昭常，引入的专业技术官僚。
现在陈昭常不在了，这种平衡被打破，皇上第一个要防范的，就是我袁子笃势力过大，我倒是不怕去位，我再差也是一路侯爵，我担心的是你们！”
谭延微微点头，叹息道：“秘书长所虑极是。古人云，者易缺，者易污。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总理和秘书长多年经营，树大根深，如今另一棵大树将倾，恐成独木之势，反招风忌啊。皇上……不会允许党内出现第二个权力中心，哪怕这个中心是他默许形成的。”
众人闻言，悚然一惊，方才的喜悦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阵阵寒意。是啊，那位开国皇帝的心思，深沉如海，手段果决如雷霆。他会如何重新摆布这局棋？
答案来得比袁子笃预想的还要快，第二天，周鼎甲便单独召见了他。没有寒暄，周鼎甲直接切入主题，语气平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决断：
“子笃，昭常病重，国事艰难。你多年来主持党务，劳苦功高。但现在局势有变，朕思虑再三，觉得你需要换一个环境，或许能开阔眼界，更利于将来。”
袁子笃的心猛地一沉，最坏的预料成真了。他努力保持镇定：“皇上……臣，但凭皇上安排。”
周鼎甲看着他，目光深邃：“有两个选择。其一，你返回云南瑞丽封地，主持封地，安心荣养，著述立说，也是美事。其二，” 他顿了顿，“以国会副议长的身份，组建一个高级别代表团，出访西半球和澳大利亚、新西兰，进行为期两年的考察交流。
西半球各国在此次欧战中，大发其财，科技、工业、管理皆有可学之处。你去看看，增长见识，你觉得如何？”
周皇帝这两个选择，实质并无区别，都是离开权力核心，袁子笃几乎没有任何犹豫：“臣……愿率团访美，学习观摩，以报皇上。” 至少，出访还保留了一丝体面和未来的可能性，虽然这可能性极其渺茫。
“好。” 周鼎甲点点头，似乎对他的选择并不意外，“党务和组织部的工作，需要有人接替。你心中可有合适人选推荐？”
袁子笃心中一凛，知道这是试探，也是最后一点情面。他迅速在脑中过了一遍可能的人选，都是他的亲信或至少是能接受的人。但他知道，周鼎甲既然已决定动他，人选恐怕早已定好。
他谨慎地回答：“此事关系重大，需德才资望俱佳，且能服众。北方诸省干部，久随皇上，功勋卓著，似应优先考虑，徐主任或是不错人选……”
虽然这几年，他被督查委员会主任徐平亮折腾的不轻，但在此时此刻，他还是推荐了徐平亮，那是周鼎甲的起家基本盘，也是目前党内最大的一股势力，虽然内部多有纠纷，但总比来个外人强。
周鼎甲摆了摆手，打断了他：“我们要南北平衡，你虽然是湖南人，但亲信故旧多为被人，朕觉得当用一个南方同志，或许更合适。” 他不再卖关子，直接给出了名字：“朕属意唐才常。”
唐才常！袁子笃瞳孔微缩，这个人选，完全出乎了他的意料。唐才常，湖南浏阳人，谭嗣同的刎颈之交，戊戌变法时就是激进维新派，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后组织“自立军”准备在长江中游起义，事泄失败，多位同志就义，他幸免于难，辗转投入周鼎甲麾下。
因其资历老、有实际组织武装起义的经验、手下有一批忠心耿耿的湖湘子弟兵，在革命党内自成一股南方激进士人派系。
袁子笃不喜欢唐才常。两人虽是同乡，但性格迥异：袁子笃深沉缜密，善于幕后运筹和组织渗透；唐才常则慷慨激昂，理想色彩浓厚，行事较刚直，甚至有些棱角分明，在党务系统的具体操作上，两人曾有过不少摩擦。
更重要的是，唐才常并非袁子笃这条线上的人，他的基本盘相对独立，一旦上台，自己多年经营的党务系统，恐怕要被清洗、重组，势力将荡然无存，这比徐平亮上台更为糟糕。
“皇上……” 袁子笃试图做最后的努力，委婉地提出异议，“唐才常同志才学胆识，自然是一流的。只是……他性格刚烈，处事或失之于急。
且他长期在南方任职，在北方干部中，威望和根基恐怕有所不足。如今党内北方同志众多，若秘书长不能有效协调，恐生龃龉，不利于党内团结啊。”
周鼎甲听罢，脸上露出一丝淡淡的、几乎难以察觉的笑意。袁子笃担心的，恰恰是他看中唐才常的部分原因。
光靠反腐败、推行公务员考试来淘汰庸吏、引入新血，速度太慢，阻力也大。党内，尤其是北方系统那些跟着他从关外打出来的老弟兄、地方上的实力派，很多已经滋生了惰性、保守主义甚至山头主义。
他们对他周鼎甲个人绝对忠诚，但对于进一步深化各项改革、加强中央集权、推行更激进的工业化积累政策，常常阳奉阴违，行动迟缓。他需要一把更锋利、更少顾忌的“刀”，来割一割这些已经开始板结的“瘤肉”。
唐才常的“激烈”和相对独立的南方背景，正是执行这一任务的合适人选，至于北方干部可能的不满？有他周鼎甲坐镇，有军队在手，不满也只能压着。用唐才常，本身就是一种强烈的政治信号：是时候进行新一轮的党内整肃和权力结构优化了。
更深层的考虑，周鼎甲没有说出口。欧战已近尾声，英美列强绝不会坐视一个统一强大的中国在东方崛起，战后必然伴随着经济封锁、技术壁垒和政治打压。
国内，靠战时经济和掠夺性积累推动的工业化，在战后很可能面临市场萎缩、资金链紧张的问题，社会矛盾可能激化。
外部，苏俄一旦挺过内战，其高度组织化、意识形态化的模式，对中国的底层民众和知识分子将构成巨大吸引力。
内忧外患之下，他必须进一步加强革命党自身的组织纪律性、意识形态纯洁性和社会动员能力。一个更强势、更能打破情面、推行有力党务工作的中央秘书长，是必须的。
“协调的问题，朕会交代。至于威望，” 周鼎甲语气平稳，却非常坚决，“才常是复生（谭嗣同字）的至交，当年‘我自横刀向天笑’的肝胆，天下皆知。自立军起义，也是为国流血。
他这些年在基层任职多年，调任中央后，口碑也很不错，这样的资历和气节，足以服众。北方同志们，也都是明事理、顾大局的。此事，就这么定了。”
话已至此，袁子笃知道再无转圜余地。周鼎甲是开国皇帝，威望、权柄、军队都在其手，反抗毫无意义，只能招致更严厉的清算。
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在正式交接前，利用最后的时间窗口，将自己的一些亲信骨干，尽量安排到地方省市担任党务或监察职务，保存一点实力的火种。至于中央层面，只能拱手让人了。
“臣……遵旨。定当尽快办理交接，并筹备出访事宜。” 袁子笃躬身，声音听不出太多情绪。
1918年4月下旬，陈昭常病逝于北京革命军总医院。作为开国后第一位去世的重量级元勋，周鼎甲下令举行隆重的国葬。
灵堂设于太庙，政府与党部降半旗三日，全国停止娱乐活动。葬礼当天，北京主要街道戒严，军警肃立，各界代表、外国使节云集。周鼎甲亲自出席致祭，抚棺落泪，极尽哀荣。
舆论一致颂扬陈昭常“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开国良弼，厥功至伟”。盛大的葬礼，既是对逝者的尊崇，也是借此机会彰显新政权的稳固与凝聚力，安抚因人事变动可能带来的不安情绪。
葬礼结束后不久，周鼎甲主持召开中华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在按照程序通过了对陈昭常的追悼决议后，周鼎甲提出了新的人事调整方案。
“……国事维艰，不可一日无相。陈总理溘然长逝，是党与国家的重大损失。为继往开来，巩固大局，兹提议：原第一副总理梁如浩同志，代理国务院总理一职，主持政府日常工作。
鉴于袁子笃同志要率团出国访问，原国会副议长唐才常同志，增补为中央执行委员，并担任中央秘书长兼中央组织部长，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和组织人事。”
没有激烈的辩论，只有短暂的沉默和随后响起的、整齐的掌声。在周鼎甲绝对的权威面前，在刚刚结束的隆重葬礼所营造的肃穆氛围中，没有人会公开反对。
袁子笃平静地坐在前排，脸上看不出喜怒。梁如浩和唐才常起身，向与会者鞠躬致意。梁如浩神色沉稳谦逊，唐才常则目光炯炯，带着一种久经压抑后终得舒展的锐气。
会议结束后，周鼎甲单独留下了梁如浩和唐才常。
周鼎甲看着这两位即将搭档、风格迥异的新任执政者，缓缓开口：“昭常去了，担子就落在你们二人肩上。
如浩稳重务实，熟悉政务和经济建设；才常刚毅果决，长于组织和宣传。你们要同心协力，一文一武，一张一弛，把朝廷和党部的事情办好。”
两人齐声应诺。
周鼎甲接着说：“接下来这大半年，朕要出去走走，看看。北到蒙古，西到陕甘，南到两湖，东到沿海。京城里的日常工作，就交给你们主持。
除了外交和军事这两块，朕会带着核心团队随行处理，其他的政府重大事务、党务重要决策，你们二人牵头，召开党政联席会议讨论，拿出方案，报到朕这里批准即可。”
这话里的信任和放权意味，让梁如浩和唐才常心中都是一震。这意味着，在接下来至少半年时间里，他们将是帝国实际上的日常最高决策者，拥有极大的施政空间和人事调整余地。
这是周鼎甲给予的莫大信任，也是一场严峻的考验考验他们的能力，更考验他们能否在合作中保持平衡，不辜负这份信任。
“皇上……” 梁如浩有些激动，又深感责任重大。
“不必多说。” 周鼎甲摆摆手，“朕知道你们都是能做实事的人。给你们这个舞台，就是让你们施展。不要怕犯错，但大事要谨慎，要多商量。遇到难处，随时发电报。
朕只有一个要求：稳住局面，推进既定的各项计划，消化好新收复的疆土，同时……也要注意体察民情，莫要被下面报上来的一片颂扬声蒙蔽了眼睛。真正的艰难，在庙堂之外，在乡野之间。”
“臣等必不负皇上重托！” 唐才常的声音坚定有力。
送走周鼎甲后，梁如浩和唐才常并肩走出会议室。春夜的风还有些凉意，但两人的心头却有些发热，又沉甸甸的。他们互相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复杂的情绪：激动、期待、忐忑，以及一种即将投身宏大历史画卷的使命感。
“唐秘书长，” 梁如浩率先开口，语气客气而务实，“今后，还望多多指教，通力合作。”
“梁总理客气了，” 唐才常还礼，眼神锐利，“党务政务，本就一体两面。皇上的信任，你我都清楚分量。当务之急，是尽快熟悉情况，稳定各部，推动各项建设计划不辍。尤其皇上提及体察民情，你我更需留意。”
两人简短交流了初步的工作设想，约定尽快召开第一次党政联席会议。分别时，唐才常望着梁如浩离去的背影，又抬头看了看星空下的宫阙，深吸了一口气，对身边的秘书低声感慨：“历朝历代，宰辅之责重矣！
然如我二人今日，得君信任如此，放手施为，古之贤相，亦未必能有此际遇。唯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方能不负圣恩，不负天下。”
梁如浩坐在回家的汽车里，同样心潮起伏。他从一个技术官僚、人事司长、铁道部长，到市长，再到副总理，如今成为代总理，执掌国政，这一切恍如梦境。
他知道，这既是机遇，更是万丈深渊。皇帝出巡，看似放权，实则是将他和唐才常推到了前台，既是培养，也是观察。
他们必须在这半年里，交出一份让皇帝满意、也让各方势力无可指摘的答卷。这其中的分寸拿捏，与唐才常的合作，对北方干部群体的应对，对南方未定局面的关注，对财政、工业、移民、剿匪等千头万绪事务的处理……每一件都考验着他的智慧和能力。
“绝不能辜负。” 他喃喃自语，握紧了拳头。
1918年5月初，周鼎甲的考察专列缓缓驶离北平前门火车站。这是一列经过特别改装的车队，包括办公车厢、卧铺车厢、餐车、警卫车厢以及几节搭载随员、电台和物资的平板车。
第一站是山西。专列沿着正太铁路西行。车窗外的景色，从华北平原的麦田，逐渐变为起伏的丘陵，最后进入太行山脉的层层山峦。
铁路沿线，工程遗迹随处可见，新铺的路基、加固的桥梁、尚未完全清理的施工营地，显示着这条战略通道刚刚经历过大规模的改造升级。
然而，最引人注目的，并非铁路本身，而是铁路上几乎川流不息的运煤列车。一列列黑色的、由粗笨的蒸汽机车牵引的敞篷货车，满载着乌黑的、大小不一的煤炭块，像一条条不知疲倦的钢铁巨蟒，轰鸣着向东驶去。
车头喷出的浓烟与蒸汽，在山谷间久久不散。相反方向，则行驶着运送移民、建材和日用品的混合列车。
“煤炭，工业的粮食，也是民生的基石。” 周鼎甲指着窗外掠过的又一列煤车，对坐在对面的周继业和诸幕僚说道，“山西的煤，尤其是大同、阳泉、汾西的煤，质量好，埋藏浅。有了正太路、京包路和大运路，总算能比较顺畅地运出来了。但你们看，还是不够。”
周继业看着那似乎无穷无尽的煤车，有些不解：“父皇，儿臣看这运煤车往来不绝，沿途煤矿也听闻日夜开采，为何还说不够？”
周鼎甲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对随行的工业部专员吩咐道：“告诉前面，下一站临时停车。朕要下去看看。”
专列在一个不起眼的三等小站缓缓停下。车站简陋，只有几间平房和一个不大的月台。周鼎甲换上一身普通的深蓝色棉布鼎甲装，戴上礼帽，在二十几名便衣警卫和卢森堡、周继业的陪同下，走出车站，骑马向附近的一个村庄走去。
村庄离铁路线不过三四里地，却仿佛是两个世界。土路崎岖泥泞，低矮的土坯房和少数砖石房舍杂乱地分布在山坡下。
时近中午，炊烟稀稀拉拉地升起。走近了看，大多数房屋的墙壁斑，露出里面的麦草和泥土，屋顶覆盖着陈旧发黑的茅草或稀疏的瓦片。
真正的青砖灰瓦、像样的四合院，寥寥无几。村口堆着大量的秸秆和柴火，几个衣衫褴褛、面色黝黑的孩子，好奇又畏惧地看着这群陌生的骑马者。
周鼎甲在一处看起来是村里相对“体面”的人家门前下马。这户人家院墙是半截土坯半截石头垒的，院门歪斜。
听到动静，一个五十多岁、佝偻着背的老汉搓着手，惶恐地迎了出来，身后跟着一个同样怯生生的老婆子和两个半大孩子。
“老丈，打扰了。” 周鼎甲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平和，“我们是过路的，想讨碗水喝，顺便歇歇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