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戴着自制的纱布口罩，眼神焦虑地扫过几乎空无一人的街道。电车班次减少，许多商店提前关门，学校虽然没停课，但出勤率不到一半。
她的丈夫，亚瑟，是一名海军部的文员，上周开始发烧咳嗽。起初以为是劳累，但病情迅速恶化，发展成肺炎。
医院人满为患，床位紧张，医生疲于奔命。亚瑟最终没能住进医院，在家里，在安妮和十五岁儿子艾略特的注视下，经历了与前线士兵相似的痛苦挣扎后，窒息而死。他才四十二岁，没有穿上军装，却同样被这场战争带来的瘟疫夺去了生命。
处理完丈夫简陋的葬礼，安妮强打精神回到学校。她班里有个叫莉莉的女孩，父亲在法国前线，母亲独自带着她和两个弟妹。今天莉莉没来。
下午，安妮接到了莉莉邻居捎来的口信：莉莉的母亲昨夜病逝，同样死于流感肺炎，三个孩子现在无人照料，大的照顾小的，也都出现了发烧症状。
安妮请假赶去那个肮脏的廉租公寓。推开房门，一股浑浊的热气和疾病的气味扑面而来。瘦小的莉莉蜷缩在母亲冰冷的尸体旁，搂着瑟瑟发抖的弟弟妹妹，三个孩子脸颊通红，眼睛却因高烧而异常明亮，充满恐惧。
看到安妮老师，莉莉的眼泪终于流下来，微弱地喊了一声：“卡特赖特太太……妈妈她……不动了……我害怕……”
安妮的眼泪也夺眶而出。她一边安抚孩子，一边跑去打电话求助，社区医生忙得无法上门，慈善机构人手不足，最终是邻居们凑了点钱，帮忙将莉莉母亲的遗体运走，并将三个孩子送往临时收容病患孤儿的教会机构那里同样拥挤不堪，充满了哭泣和咳嗽声。
疲惫不堪地回到家，安妮看到儿子艾略特正对着桌上丈夫的相片发呆。艾略特也刚刚病愈，这场病让他失去了好几个同学。
“妈妈，” 艾略特的声音有些哽咽，“为什么……爸爸没有去打仗，也会死？为什么莉莉的妈妈会死？为什么那么多人生病？”
少年的脸上充满了困惑和愤怒，“报纸上还在说我们要坚持到底，打败德国佬。可是……德国佬没有来伦敦扔炸弹啊，杀死爸爸和莉莉妈妈的，不是德国人。”
安妮无言以对。她想起丈夫生前偶尔的抱怨，关于政府效率低下，关于发战争财的商人，关于越来越差的食物配给和永远填不满的战争借款。
现在，连生命都变得如此廉价和随机。街角面包店那个总是笑容满面的老板，上周末死了；送牛奶的伙计换了一个又一个；报纸上的讣告栏越来越厚，阵亡名单旁，开始并列出现大量的病逝通知。
晚上，她听到隔壁传来压抑的哭泣声，那家的大儿子失踪，如今小女儿又染病垂危。整条街，似乎每家每户都笼罩在失去亲人的阴影或对疾病的恐惧中。
人们见面不再谈论前线的胜利，而是低声交换着哪家又有人病倒、哪家医院还有床位、哪种偏方可能有效。
在酒吧，零星能听到一些压抑的议论：“我儿子在埃塔普勒……不是战伤，是病死的，信上就这么一句……”
“我丈夫的工厂，一半工人躺下了，订单完不成……”
“这该死的战争什么时候是个头？难道要把所有人都耗光吗？连生病都不放过……”
就这样，瘟疫抹平了前后方的界限，让每个人都成为潜在的受害者。它用最直接的方式告诉人们：这场战争带来的灾难，远不止于战壕。
当家庭的温暖被病床和棺材取代，当社会的运转因疾病而濒临停滞，支撑战争的社会意志，从最根基处开始松动、瓦解……
第351章 瘟神东渡 甘肃发展
1918年5月，远洋货轮“皇后号”在汽笛声中缓缓靠岸，卸下来自美洲的棉花、机器零件，也卸下了一批面色潮红、咳嗽不止的船员和水手。
码头上等候的卸货劳工、海关职员、商贩熙熙攘攘，无人特别注意这些抱恙的异邦人。病毒，这个随船而来的、比任何货物都“高效”的偷渡客，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踏上了东方土地。
起初，它被当作寻常的“伤风”或“时疫”。上海医院里，外籍医生收治了一些出现高烧、头痛、肌肉酸痛症状的欧美侨民和华裔职员，并未引起太大警觉。
然而，疫情传播的速度和烈度很快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病毒沿着这个远东最重要的水陆枢纽，通过火车、轮船、乃至行人的脚步，开始了在中国大地的“旅行”。
6月，天津大学。
留在学校，没有回乡的年青学子孙明远在图书馆里剧烈地咳嗽起来，引得周围同学侧目。他感到浑身骨头像散了架一样疼痛，尤其是后背和四肢，头痛欲裂。校医诊断是“春温”，开了几服发汗解表的中药。
但孙明远的病情迅速恶化，高烧不退，咳嗽加剧，痰中开始带血。他被移入临时隔离的宿舍，同屋另有几名症状相似的学生。恐慌开始在校园里蔓延，课程受到影响，一些学生请假回家，无意中将病毒带往更远的家乡。
到了七月，北京，前门大栅栏，喧嚣的商业区依然人流如织，但细看之下，许多人脸上蒙着白色或灰色的棉布口罩，神色匆匆。
街边告示栏贴出了公安局的防疫布告，要求市民注意清洁，避免人群聚集，发现高热咳嗽者及时报告。中药铺前排起了长队，伙计们忙着抓取金银花、连翘、板蓝根、石膏等药材，价格悄然上涨。
报童的叫卖声中多了“怪病流行”、“五日夺命”等骇人标题。内城一些胡同开始封锁，戴着袖标的防疫人员挨家挨户排查，用生石灰水喷洒墙角路面。
皇宫和各大衙署也加强了门禁，官员们议政时也大多掩着口鼻。一种久违的、属于大规模疫病的恐慌感，笼罩了这座古老的帝都。
同月，云南个旧，某锡矿矿区。
闷热潮湿的矿洞里，咳嗽声在幽深的巷道中回荡，矿工们大多来自贫困农村，聚居在拥挤、卫生条件极差的工棚里。流感病毒在此找到了绝佳的温床。
患者先是发冷发热，接着便是被称为“骨疼病”的剧烈全身酸痛，仿佛每一块骨头都被敲碎，很多人形容“疼得想撞墙”。随后是撕心裂肺的咳嗽，咳出带血的痰液，严重者面色紫绀，呼吸艰难，在极度痛苦中死去。
疫情严重影响了锡矿产量，也引发了矿工和家属的巨大恐慌，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求神拜佛、驱逐“病鬼”的迷信活动。
而随着走商和返乡的劳工传入，疫情开始在浙江绍兴一带的农村传播，一旦某户出现重症，往往全家乃至邻里相继感染。
民间称之为“五日瘟”，意指从发病到死亡，往往只有短短数日，赤脚医生开的草药方子效果有限，一些地方尝试用艾草熏屋等土法。
死亡来得迅速而密集，许多村庄一时竟找不到足够的壮劳力抬棺挖坟，丧事从简，甚至出现了几户绝户的惨剧……
此时正在外地考察的周鼎甲，不断通过电报和报告密切关注着欧洲战事和疫情动态，他的心情复杂而沉重。
作为穿越者，他比这个时代的任何人都更清楚这场“美国大流感”的可怕威力，知道它最终在全球造成的死亡人数甚至可能超过持续了四年的世界大战。
他也知道，以1918年中国的医疗条件、公共卫生基础和民众认知水平，想要有效防控，近乎天方夜谭。
御前会议通过电报频繁召开。卫生部部长伍连德和几位中西医专家根据当年应对东北鼠疫的经验，提出了一整套应对方案。
首先就是推广佩戴口罩，这是最直接、也是相对最容易推行的措施。此时中国纺织业发展，不仅本土棉花产量大增，也大量进口美棉，所以有足够的资本棉纱口罩，然后平价或免费发放给城市居民和交通枢纽人员。
与此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宣传口罩的简易制作方法（也就是几层棉布缝制）和消毒方法（如沸水煮洗、日光暴晒）。在出现严重疫情的地方，佩戴口罩变成了一种强制性的要求，警察和防疫员会督促未戴者。
而在主要城市设立临时隔离医院或隔离区，收治重症患者，试图阻断家庭和社区内的传播。对火车、轮船乘客进行简单的体温筛查和问询，发现疑似病例即行隔离。
对那些来到中国的外国人，一般需要隔离一段时间，而中国往东南亚的移民在出发前，也会被隔离一段时间，虽然成本高一些，但总比死一大堆人要强。
虽然这些措施受限于人力、物力和执行力度，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几乎无法有效实施，但还是有效的降低了病毒的传播，对中国社会的破坏并不大，也没有在广大农村大规模传播。
当然了，这也跟中国还处在工业化初期有关，除了国家强制的移民以外，人口流动远不如前世，中国大部分老百姓一辈子都没有离开100公里以外的地方。
而革命军总医院和各地中医药名家根据流感症状（高热、咳嗽、肺热、毒邪等），总结推出了一些协定处方，如麻杏石甘汤、银翘散、清瘟败毒饮的加减方，大量煎制备用。
这些配方被登载在报纸上和最新的《赤脚医生手册》上，各地中药铺根据方子配药，虽然无法特效杀灭病毒，但一些方剂在缓解症状、调节免疫、防治继发感染方面，确有一定作用，不仅挽救了不少轻中症患者，还大量对外出口，变成了与磺胺类似的出口创汇产品。
到了1918年年底，得益于相对及时的干预、民众逐渐养成的防护习惯、以及中医药的广泛参与，根据事后不完全统计，在那些疫情传播比较严重的地区，死亡率大约控制在1.5%左右。
这个数字远低于同期许多国家，但仍然意味着数十万生命消逝，无数家庭破碎。更严峻的是，这场流感暴露了中国公共卫生体系的极度薄弱。
在此时的中国，霍乱、鼠疫等烈性传染病仍不时在局部爆发，血吸虫病在南方水网地区肆虐，而在蒙古地区，梅毒传播还是没有压制住，这些与贫困、落后卫生条件紧密相关的疾病，长期困扰着这个国家，严重制约了人口的健康水平和平均寿命。
而要想改变这一切，不仅仅需要大量的投资，也需要改变人的观念，周鼎甲能做的只能是一边推动新卫生运动，一边推广《赤脚医生手册》，在全国各地培养无数水平低劣，但可以治疗普通疾病的赤脚医生……
而在内心深处，周鼎甲则比较复杂，他虽然认识到这一块的迫切需求，但心里也很清楚中国的工业化压力不小，这样那样的矛盾不小，若是出生率太高，人均寿命太高，也不完全是好事，所以这一块投入一直都有，但相对有限，就这么凑活着吧！
1918年10月，甘肃兰州，这个时代的甘肃、青海和宁夏并没有分家，当然了，也没必要分家，周皇帝在此前的战争中，彻底摧毁了横行西北几百年的回教势力，然后又进行了大规模移民，此时甘肃全省汉族人口超过95%，他压根不担心，何必拆分！
周鼎甲在听取了甘肃省党部和省政府的报告后，第二天就来到了兰州西郊、紧邻黄河的中石油兰州炼化厂。
这是中国能源工业的重点项目，旨在利用玉门油田的原油，生产出急需的汽油、柴油、煤油、重油、石蜡以及沥青等产品。
工厂的轮廓在灰黄色的天际线下显得庞大而粗犷。高大的蒸馏塔、错综复杂的管道、冒着黑烟或白汽的烟囱，构成了一幅早期工业化的典型图景。
厂长和总工程师（一位从美国聘请的石化专家，名叫詹姆斯安德森）陪同周鼎甲视察。他们戴着安全帽，穿行在装置区之间。
“陛下，请看，” 安德森用带着浓重口音的英语介绍，旁边的翻译快速转述，“这是常压蒸馏装置，从玉门运来的原油在这里被加热，根据沸点不同，分离出汽油、煤油、柴油和重油。”
周鼎甲边走边看，眉头却越皱越紧。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石油气味和硫化物味道，一些管道接口处有细微的泄漏，地面上油污和水渍混合。
污水处理设施看起来相当简陋，一股泛着油光的黑水直接排入一条通向黄河的沟渠，厂区上空，几个烟囱肆无忌惮地喷吐着滚滚浓烟，其中夹杂着未完全燃烧的碳粒，将附近的天空染成灰黑色。
“安德森先生，厂子的‘三废’废气、废水、废渣，是怎么处理的？” 周鼎甲停下脚步，指着那条排污沟问道。
安德森愣了一下，似乎没想到皇帝会问这个问题。在他看来，这个时代的工厂，尤其是资源开采和初加工行业，排放污染几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陛下，目前……废水经过简单的沉淀池，然后排入黄河稀释。废渣主要是油泥和催化剂残渣，暂时堆放在厂区西边的洼地。废气……就直接排放了，并不需要太多处理这些东西的设备！”
周鼎甲心中叹息。他知道安德森说的是实情。在这个追求工业化速度、资源相对粗放利用的时代，环境保护还是一个非常奢侈甚至“迂腐”的概念。
欧美早期的工业城市，如伦敦、匹兹堡，哪个不是浓烟蔽日、污水横流？中国作为追赶者，在极度缺乏资金和技术的情况下，很难苛求其一步到位。
但作为穿越者，他深知这种先污染后治理模式的巨大代价，无论是环境修复的成本，还是对民众健康的损害。
“成本……长远看，治理污染的成本，可能比现在预防和处理的成本更高。” 周鼎甲缓缓说道，语气严肃，“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下游千万百姓要靠它饮水、灌溉。
这些油污、有毒物质排进去，后果不堪设想，还有这空气，工人和附近居民整天呼吸，会得病的，你们得想想办法处理！”
他转向陪同的工业部官员和厂长：“我知道现在条件困难，但必须开始重视。立即着手几件事：第一，成立一个技术小组，专门研究‘三废’处理和回收利用。哪怕是土办法，也要尽量减少直接排放。
第二，在厂区下风向和黄河取水口下游，设立监测点，定期检测空气和水质。
第三，改善工人劳动保护，发放有效的防尘口罩，加强车间通风。相关费用，可以从生产提成或特别经费中列支一部分。”
官员们连忙记录，点头称是。他们或许不完全理解皇帝为何对“污染”如此在意，但皇帝的意志必须执行。
随后，周鼎甲参观了设在厂区一角的炼化实验室。这里条件相对简陋，但瓶瓶罐罐、实验仪器一应俱全。几名中国青年技术员在两位欧洲技术专家的指导下，正在进行原油组分分析和简单的催化剂试验。
“他们在做什么？” 周鼎甲问。
年轻的实验室主任，一个刚从北洋大学化学系毕业不久的青年，有些紧张地汇报：“回皇上，我们在尝试分析玉门原油的具体烃类组成，看看更适合裂化生产哪些产品。
也在摸索一些简单的添加剂，希望能提高汽油的辛烷值，让发动机效率更高，减少爆震。还有……试着从废渣里回收一些有用的金属。”
周鼎甲看着这些年轻而专注的面孔，心中稍感欣慰。人才是工业发展的根本。他鼓励道：“很好！不要怕失败，要大胆尝试。石油化工会是未来工业的血液，我们现在是学生，但总有一天要当老师，要搞出自己的技术来。有什么困难，直接报告。”
离开炼化厂时，回望那片被烟雾笼罩的厂区，以及远处浑浊泛黄的黄河水，周鼎甲对随行的长子周继业和卢森堡等一众随从感慨道：“看到了吗？这就是工业化的两面。
它给我们带来动力、光亮和材料，但也带来污染、疾病和生态破坏，现在很多地方的工厂排出的污水损害了农田，农民意见很大，甚至出现了一些冲突。
你们一定要记住，中国不是纯粹的资本主义，我国历史上商人无法无天的事情也有不少，国家的大方针是‘鼓励工商，节制资本’，为什么要节制，就是避免资本家无法无天！
这样做也符合现状，中国的民族资本规模小，有些大型军工项目、钢铁、铁路投资空前，而且初期往往会亏损，只能由国家投资，但洋务运动和一些国有企业的糟糕表现都证明，官员直接负责经营，往往会把企业变成衙门，这同样也不不行。
日本的做法就比较好，国家搞一些国企，厂子搞好后，把股权卖给资本家，让资本家来经营，国家收税，但日本官商勾结很严重，国有资产很多都被贱卖了，这也不行。
我综合了各国做法还有晋商的做法，办法是建立股份公司，然后上市，分阶段出售股权，但不完全卖光，国家保留一定的股权，出售股权得到的钱则用来修桥铺路，搞基础建设。
董事会挑选行业内的精英，组成管理层负责经营，国有股东和民间资本负责监督，中央和地方行政机关则进行调控，听话的给贷款，不听话的就收拾，如此一来，各个企业既不至于变成衙门，国家也可以保证重点企业不至于失控……”
周继业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卢森堡则记录着皇帝的这些言论，她觉得周皇帝这一套搞法算是博取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长处，怪不得他号称要走第三条路，还真没说错……
考察车队继续向西，进入更加干旱苍茫的地带，目的地是皋兰县白银矿，这里的景象与兰州迥异。强劲的西北风卷起漫天的黄沙，打在车篷上沙沙作响。
举目四望，丘陵起伏，植被稀疏，只有一些耐旱的骆驼刺和芨芨草在风中瑟缩。荒凉，是这里的主基调，然而，就在这片看似不毛之地的地下，却沉睡着令人惊叹的财富。
陪同考察的，除了地方官员，还有主持勘探和初期开发的德国矿业工程师团队负责人，汉斯穆勒博士。穆勒博士年约五十，身材瘦高，戴着眼镜，皮肤因长期野外工作而粗糙黝黑，但一谈起地质矿物，眼睛就闪闪发光。
在一处已经开挖的矿坑旁，穆勒博士摊开地质图，向周鼎甲讲解，语气中充满赞叹：“陛下，这里的地质构造极其特殊，是多次造山运动和热液活动的产物，根据我们的勘探，这片区域蕴含的金属种类之多、储量之丰富，堪称奇迹！
铜、铅、锌是主要的，伴生有海量的金、银，还有锡、镉、锗、钴、锑、汞……目前已经确认的稀有和贵金属超过六十种！尤其是铜，品位高，矿体集中，开采价值巨大。”
他指着不远处一个已经开始露天开采的矿点。那里山坡被炸开，露出色彩斑斓的矿岩，小型轨道上，矿车正将矿石运出。工人们用铁钎、炸药进行作业，尘土飞扬。
“我们初步评估，” 穆勒博士继续说，“开采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方式，就是大规模露天开采。用炸药剥离覆盖层和矿体，然后进行分选和冶炼。当然，这需要大量的炸药、机械和人力。”
周鼎甲看着眼前粗犷的开采场面，以及远处被风吹得几乎睁不开眼的荒芜山峦，问道：“穆勒博士，露天开采，对这里本就脆弱的环境，影响有多大？”
穆勒博士推了推眼镜，坦诚回答：“陛下，坦白说，影响会很大。露天开采会彻底改变地形地貌，产生巨大的废石场和尾矿库，粉尘污染严重，还可能破坏地下水和土壤。但在目前的工业需求和经济效益面前，这似乎是必须承受的代价。欧美许多大型矿区，也都是如此。
嗯，炸药是目前最大的瓶颈之一，我算了下，要想把这些山头炸开，需要将近三万吨炸药，这是很大一笔钱！
我国的合成氨工业可以生产硝酸，进而制造高效炸药。但贵国目前还没有合成氨技术，依赖进口硝石或成品炸药，现在又是战争期间，成本高昂且受制于人，目前只能少量开采……”
周鼎甲沉默了片刻。他知道穆勒说的是现实。白银的矿藏对国家工业化至关重要，尤其是铜，是电力、军工、机械制造不可或缺的材料。在急需资源的当下，环保必须让位于开发速度。
“穆勒博士，你的团队继续完善勘探和开采方案。炸药问题，我会让工业部和军工部门想办法，” 他语气转为强调，“开发不能只挖不管。
我们在规划矿区的同时，必须同步考虑几件事：第一，尽可能科学规划废石堆放和尾矿处理，减少对下游和水源的污染，还是那句话，西北缺水，尽量减少黄河和地下水的污染。
第二，尝试在矿区周边，尤其是上风向，开展植树造林，哪怕种些耐旱的梭梭、红柳，也要努力固沙，减少粉尘，也有利于矿工的生活，这地方风太大了！”
他转身对负责此地的矿业公司经理和地方官员说：“白银的矿，是国家的宝藏，也是留给子孙的财富。我们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
你们先把架子搭起来，重点保障铜和伴生金银的开采冶炼。等战后，炸药便宜下来，这里要列入国家重点建设项目，进行系统性的、更大规模、也更科学的开发。相关的配套产业、城镇建设，现在就要有长远规划。”
离开矿区时，狂风依旧，周鼎甲站在高处，心中默念：“白银……后世这里发生过骇人听闻的连环杀人案，但愿这一世，因矿而兴，能走上一条不同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