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相内田康哉相对冷静，但脸色也极其难看：“最麻烦的是，威尔逊现在似乎还想利用这些问题，向我们和中国一起施压。
他可能想以此作为筹码，迫使我们在东印度群岛/海军比例、太平洋岛屿归属上让步。中国人现在态度强硬，根本不理睬。压力可能会更多地转移到我们身上。”
“中国……”提到中国，会议室里的气氛更加复杂。有嫉妒（中国敢直接硬顶西方），有不满（中国在西伯利亚吃独食），也有一种兔死狐悲的警惕（西方今天对中国如此，明天对日本也不会手软）。
“不能再对西方抱有任何幻想了。”一位枢密院顾问缓缓说道，“凡尔赛的教训很清楚：在这个由白人主导的俱乐部里，我们永远只是二等成员，随时可能被牺牲。
帝国必须寻找新的出路，巩固在东亚和西太平洋的绝对优势，建立我们自己的秩序……周皇帝的判断很正确，我们确实过于相信西方了！”
这种认识，像毒液一样，开始渗入日本决策层的思维。对西方的失望与怨恨，对自身“二等地位”的不甘，以及日益膨胀的帝国野心，交织在一起，推动着日本在一条更加激进、更加孤注一掷的道路上滑行。
而凡尔赛的指责、澳大利亚的鼓噪、日本的愤怒、朝鲜越南的悲歌……所有这些信息，通过外交电报、新闻简报和情报渠道，源源不断地汇总到北京。
到了夏天，大流感突然间消失了，周鼎甲也回到了北京，他的反应，既不是威尔逊式的理想主义纠结，也不是日本式的愤怒屈辱，而是一种近乎冷酷的务实和基于自身逻辑的强势。
“西方，尤其是美国那位总统先生，不是喜欢讲‘民族自决’吗？”周鼎甲指着墙上巨大的世界地图，语气平静，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好啊，那我们就把这个游戏规则，用我们自己的方式，玩给他们看。”
他手指点过外东北、外西北、巴尔喀什湖以南、葱岭以西，以及南洋的兰芳故地：“这些地方，历史上是不是中国直辖的故地？是不是被沙俄、被其他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强行割占的？”
又指向朝鲜半岛北部（乐浪省）和越南北部（交趾省）：“朝鲜、安南，还有很多地方，自古为中国藩属，是大中华朝贡圈的一部分。
我们与藩属国的国土划分，是我们内部的问题，但帝国主义入侵，抢占一个个藩属国，那是侵略，是吞并，我们现在的所作所为是恢复故土，天经地义！”
他的目光扫过众人：“还有西伯利亚，那是蒙古人活动区，蒙古现在属于中国的一部分，历史上也都是中华的藩属国，俄国人入寇，一路屠戮，制造无数惨案！
对蒙古人的侵略，就是对我们的侵略，我们反击，不是应该的吗？那些土地上的俄国人，都是强盗的后裔，我们客客气气送走，已经是很给面子了！”
“所以，”周鼎甲总结道，“所有涉及中国和大中华区利益的地方，其‘民族自决’的范畴，必须包括五万万中国人民的集体意志和历史权利。
中国的统一、领土完整和恢复大中华地区，是中国人民整体的自决行为，是最大的民族自决。任何试图将中国部分地区或族群从这一整体中剥离出去讨论‘自决’的言论，都是对中国主权和中国人民共同意志的侵犯。”
他转向中华通讯社的总编：“以此为核心论点，写一篇重磅文章。逻辑要严密，语气要强硬，引用历史和法律依据。重点驳斥威尔逊原则在亚洲应用时的双重标准和虚伪性，揭露其文明等级论的实质。
明确宣告：西伯利亚、兰芳、朝鲜、越南都属于大中华地区，这是中国与相关地区人民共同的历史事务，是我们的‘家事’，要讨论‘民族自决’，五万万中国人民也有话语权，但说破天，也轮不到万里之外、基于种族偏见的西方政客指手画脚。”
“是，陛下！”总编兴奋地记录着。
不过有一些人却面露忧色，副议长张謇率先开口：“陛下立意高远，正气凛然，彰我中华历史之正义，斥列强双标之虚伪。然……若声索范围甚广，用语过刚，恐刺激列强，引来联合打压之祸。英法美日俄，皆非善与之辈，若其联手施压，或于经济、外交乃至边疆滋生事端，臣等深以为忧。”
梁如浩也也有些担心，他附和道：“是啊，陛下。我国力虽日增，然百废待兴，工业初建，军备未充。同时开罪诸强，是否……操之过急？是否可稍缓其词，徐图渐进？”
周鼎甲点点头，“诸位的顾虑，我明白。怕列强报复，怕形势艰难。我且问你们：我们不说出这番话，把‘中华大家庭’、‘历史权利’这些道理藏在心里，洋人们就不会这么想了？就不会猜忌、不会打压我们了？”
他目光扫过众人：“不，他们一样会想，一样会打压，从我们收复外东北、进驻西伯利亚、设立交趾省、移民天南省开始，他们就已经把我们视为挑战者、破坏者了。
威尔逊的和会，邀请我们，是为什么？是为了把咱们框进去，用他们的规则来审判我们！我们不去，他们更会认定我们心怀叵测。”
他站起身，走到悬挂的巨幅亚洲地图前，手指划过那广阔的疆域：“我们现在把话挑明，把道理讲透，把我们的立场、我们的逻辑、我们未来想要建立的秩序，清清楚楚、堂堂正正地告诉全世界。这看似刚猛，实则是以攻代守。”
“第一，这叫划定道义阵地。民族自决是潮流，我们接过来，注入我们的内涵‘五万万人民的集体自决’，‘恢复历史正义的自决’。
我们站在了这个道义高点上，以后无论我们在西伯利亚、在南洋做什么，都可以用这套话语来辩护，让列强难以用简单的‘侵略’来指责我们。他们若反对，就是反对民族自决本身，就是双重标准。”
“第二，这叫测试反应，分化列强。”周鼎甲嘴角露出一丝冷笑，“文章发出去，可以测试他们的反应。英国和法国，嘴上肯定反对，但他们也一定会琢磨怎么用类似的逻辑为自己殖民统治辩护！
美国最生气，因为戳破了威尔逊的虚伪，但他们和英法矛盾少吗？他们难道不乐见咱们给英法殖民体系捅刀子？
日本最害怕，因为它既是西方俱乐部的边缘人，又是咱们‘大家庭’历史记忆中的一员，它现在里外不是人，最是焦躁。至于列宁……”
他笑了笑，“他一定会骂咱们是帝国主义，可那又如何，我们就是要驱逐俄国人，尽可能多的拿下西伯利亚地盘，我们有个说辞，能糊弄就行了！”
“列强各怀鬼胎，利益不一。”周鼎甲总结道，“他们自己不团结，我们有什么好担心的？他们若真有魄力联合起来远征远东，早就来了，何必在凡尔赛吵架？
现在欧洲一堆烂摊子，俄国革命未熄，他们哪来的力量？所谓打压，无非是外交抗议、经济刁难、舆论抹黑。外交，我们不怕孤立；经济，我们市场在扩大，他们商人舍不得；舆论，我们也有笔杆子，可以跟他们打擂台。”
他语气坚定道：“接下来，外交部要按照这个基调，与各方周旋，该强硬时强硬，该灵活时灵活，要在‘中华大家庭’框架下，具体落实对南洋、中亚各地以及未来可能的新疆域政策，真正体现出‘照顾发展、经济融合、共同御侮’的承诺，不能光说不做。要让这些地方的人看到，跟着中国，比跟着旧主或列强，更有前途。”
“咱们外东北战区也没必要再客气了，乘着高尔察克没有彻底崩盘前，全面控制鄂毕河以东各个据点，把更多的俄国人转给他，让俄国人自相残杀，我们这边要做好准备，争取一战重创苏俄的东方军团，打得越惨，接下来的谈判，越主动！”
众臣听完，细细品味，脸上的忧色渐渐被一种豁然开朗和振奋所取代。陛下看的，比他们远，谋的，比他们深。这不是匹夫之勇，而是洞悉国际格局后的主动布局。
“陛下圣明！”梁如浩率先躬身，“臣等必当领会圣意，妥善施行。”
1919年6月下旬，中华通讯社向全球播发了题为《民族自决的真义与中国人民的选择》的长篇评论文章。
文章开篇并未直接抨击威尔逊，而是首先“高度评价”了民族自决原则在反对殖民压迫、追求民族解放方面的积极意义。
紧接着，笔锋一转，指出这一原则必须建立在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尊重相关民族整体意愿的基础上，而不能成为某些国家打着“文明”旗号、行干涉赫尔侵略他国内政之实的工具。
文章的核心部分，如同周鼎甲所指示，系统阐述了中国立场：
第一，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延续、多元一体格局的古老民族国家，中华民族的形成是历史融合的结果，其疆域的变迁有着清晰的历史脉络和法律依据。
中国的疆域不仅仅是中华帝国直辖区，也包括各个藩属国疆域，中国不仅要实现中华帝国直辖区的“民族自决”，也有义务帮助广大藩属国人民实现真正的“民族自决”。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与各个藩属国之间虽然有直辖区划分的争议，但这是中华帝国直辖区和各个藩属国的家务事，外人没有资格插嘴！
第二：中国和藩属国的关系属于古老的朝贡体系，与西方完全不同，是中央帝国保护下的和睦相处，虽然各个藩属国的外交和军事需要汇报中央帝国，但中央帝国从不干预藩属国内政，而中国和藩属国之间，可以自由通行，无限期居住，并无关税和贸易壁垒。
第三，涉及中国历史疆域和权益的地区，其命运必须与中国人民的整体意志挂钩。中国人民支持这些地区人民反抗殖民统治的斗争，但坚决反对任何将中国与这些地区历史联系彻底割裂、并以此攻击中国正当权益的企图。中国政府的相关行动，是中国人民集体意志的体现，也是恢复历史正义的举措。
第四，驳斥“文明等级论”和双重标准。文章犀利指出，某些国家将民族自决原则选择性应用于欧洲，却对亚洲、非洲殖民地人民的同样诉求置之不理，甚至以“文明程度不足”为由进行阻挠，这暴露了其理论内部的种族主义本质和虚伪性。
中国人民的文明发展程度，无需他国评判。中国有能力、也有决心决定自己的命运和恢复自己的历史权利。
第五，关于西伯利亚。文章猛烈抨击了沙俄对东方的入侵，列举了一大堆屠杀的案例，然后引经据典，说明西伯利亚一部分属于中华直辖区，一部分属于中华藩属区，俄国人不断入寇，不断移民，现在中国人民醒过来，进行坚决的反击合情合理。
文章说有无数俄国移民已经在西伯利亚生活了很多年，他们是普通人民，并不是强盗，但他们又不属于大中华地区的一员，所以中华帝国在恢复传统疆域控制的同时，劝说俄国移民离开，这非常合理！整个过程，非常文明，相比于俄国东进的杀戮，中国才是真正的文明！
文章最后，以极具冲击力的语言总结：“因此，所有与中国有关的地方事务，其‘民族自决’的范畴，必须包含五万万中国人民的集体意志。
这是我们的家事，源于我们共同的历史、文化和血脉。我们尊重其他民族的合理诉求，但也绝不允许任何外部势力，以任何看似美好的口号为包装，行分裂中国、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国核心利益之实。
威尔逊总统的理想或许崇高，但若其原则在实践中只服务于特定的种族和地缘政治目标，那么它对于中国人民和世界真正被压迫的民族而言，不过是一块掩盖旧日霸权与偏见的新遮羞布罢了。
中国人民的道路，由中国人民自己选择；中国的领土与权益，由中国人民自己捍卫。此乃天经地义，毋庸置喙。”
随着这篇社论发出，全世界的舆论场就乱套了，伦敦《泰晤士报》英文翻译稿的标题被特意放大：《民族自决的真谛与五万万中国人民的家事》。
“上帝啊……” 总编辑乔治杰弗里爵士摘下夹鼻眼镜，用力揉了揉眉心，仿佛要驱散那篇文章带来的眩晕感，“这个周鼎甲……他疯了吗？还是说，这才是他真正的想法？”
助理编辑小心翼翼地说：“爵士，这不仅仅是‘想法’，这是一份……宣言。一份用最现代的国际法话语包装的、对至少三分之一个亚洲的领土声索书。
看看这些用词‘中华大家庭’、‘历史权利’、‘恢复故土’、‘五万万人民的集体意志’……他把威尔逊总统的民族自决，彻底颠倒过来了。”
“颠倒？不，是篡夺！” 杰弗里爵士重新戴上眼镜，指着文章中的关键段落，“你看这里：‘所有涉及中国历史疆域和权益的地区，其民族自决必须包括五万万中国人民。’
这等于说，中国认为属于自己的地方，那里生活的人，无论是蒙古人、朝鲜人、越南人还是西伯利亚的土著，其任何‘民族自决’，必须服从于一个更大的、抽象的中国‘民族意志’。这根本不是自决，这是……帝国式的吞并宣言！”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望着楼下舰队街繁忙的车流，语气沉重：“更可怕的是他后面那部分‘朝贡体系’、‘自由经济区’、‘中华帝国保护下的和睦相处’。
他在暗示，或者说在明示，亚洲过去的那套以中国为中心的秩序，比现在西方带来的殖民体系和民族国家撕裂更优越、更和平。
他这是在号召亚洲人回归那个旧体系，以‘中华大家庭’的名义团结起来，抵抗‘域外侵略’。这不仅仅是领土要求，这是意识形态的宣战，是对我们整个殖民统治合法性的根本性质疑。”
助理编辑低声问：“我们……怎么报道？其他报纸已经开始转载和评论了。”
杰弗里沉思片刻，然后说道：“全文刊发，同时配发社论。我们的社论……态度要严厉，指出其逻辑的荒谬和危险的扩张主义本质，警告国际社会提防这种‘新式帝国主义’。
但是……”他停顿了一下，“私下里，把文章副本和我们的分析，立刻送一份给唐宁街10号，再送一份给印度事务部。我怀疑，劳合乔治先生和寇松勋爵，会对其中关于‘管理多民族帝国’的某些……委婉说法，产生兴趣。”
事实也确实如此，英国首相戴维劳合乔治与外交大臣寇松勋爵、印度事务大臣等核心幕僚关起门来，仔细研读着中华社论的每一句话。
“狂妄，极其狂妄，,西伯利亚、中亚、东南亚……他画了一个多大的饼！”
寇松勋爵却显得相对冷静，他指着文章中关于“朝贡体系”和“内政不干涉、军事保护、经济自由区”的描述：“首相阁下，抛开其令人不快的领土声索，您不觉得，他描述的这套管理周边区域的方式……听起来有些耳熟吗？”
劳合乔治停下脚步，看了寇松一眼。
“印度。” 印度事务大臣接口道，语气微妙，“我们在印度的统治，不也是类似吗？各土邦高度自治，内政我们很少直接干涉，但外交和防务由我们控制，经济上纳入帝国体系。
不同的是，我们用的是‘副王’和‘条约体系’，他用的是‘天子’和‘朝贡’。他声称过去亚洲在这套体系下更和平，这当然是胡说八道，但……他提出了一个不同于民族国家撕裂模式的、管理多民族庞大政治实体的替代论述。”
房间里沉默了片刻。劳合乔治缓缓说道：“你的意思是，这套说辞，对我们管理印度、缅甸，乃至中东的委任统治地，可能有……参考价值？或者，至少可以作为一种应对本地民族主义诉求的辩解工具？”
“是的，首相。” 寇松点点头，“当印度国大党那些人嚷嚷着要完全的民族自决时，我们或许可以借鉴这种‘大家庭’论调：强调印度次大陆各民族在历史上长期形成的整体性，以及在大英帝国保护下的和平与发展，暗示完全独立会导致分裂和动荡。
这比单纯强调‘文明使命’或‘统治优越性’，在当下可能更……有说服力一些，尤其是在面对威尔逊那套普世口号的时候。”
劳合乔治眯起眼睛，权衡着。作为老练的政治家，他立刻看到了其中的实用价值。中国的社论是挑衅，但其中蕴含的某些逻辑，可以被剥离出来，为帝国利益服务。
“所以，我们的公开反应必须强硬，谴责其扩张主义，对国际秩序的破坏，但私下里……可以研究，甚至有限度地借用其某些话语元素，来为我们自己的殖民统治辩护。
关键是，要确保中国这套‘大家庭’理论，不能真的凝聚起亚洲人来反对我们，而是要把它扭曲成一种为我们所用的、维持现状的理论！”
而法国《费加罗报》将其称为“黄祸的理论宣言”，痛斥周鼎甲妄图恢复“中世纪式的朝贡霸权”。
并特别提醒读者关注文章对法属印度支那的声索，将其与德国对阿尔萨斯-洛林的野心相提并论，呼吁法国政府强硬回应。
法国政府的反应非常直接，他们恐惧，他们愤怒，“他在觊觎印度支那！这是毫无疑问的！” 殖民部长对着总理克列孟梭咆哮，“我们必须最严厉地驳斥，并且加强在远东的军事存在，尤其是海军！”
他们同样也非常担忧，法国在叙利亚、黎巴嫩的委任统治，在北非的殖民地，都面临着民族主义运动的萌芽。
如果中国的这种‘历史权利’、‘文明整体’论调传播开来，会不会被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柏柏尔人用来对抗我们？
他们会说：‘法国是外来者，破坏了我们与奥斯曼或阿拉伯帝国的历史联系和整体性。’ 这比单纯的民族独立口号，可能更具历史纵深感和煽动力。”
克列孟梭阴沉着脸：“所以，我们既要公开碾碎中国的谬论，也要警惕它思想的流毒。告诉我们的学者和宣传部门，要系统批判这种‘历史帝国主义’论调，强调法国带给殖民地的‘文明’与‘统一’才是进步的。”
相比较而言，柏林则更多的是酸楚，中国人至少敢于直言不讳地追求自己的“生存空间”和“历史权利”，而德国却等待着战胜国的审判， 海军没有了，殖民地被抢劫一空，甚至连本土都有可能被瓜分……
而美国的《纽约时报》的社论充满了被冒犯的愤怒：“威尔逊总统为世界带来了民族自决的福音，旨在解放被压迫民族，建立基于民主和正义的国际秩序。
然而，中国的统治者却试图曲解和盗用这一崇高原则，为其古老的帝国野心披上现代外衣。这无疑是对美国价值观和战后和平努力的公然亵渎和挑战。”
文章要求美国政府明确驳斥中国的论调，并在国际场合孤立中国，但与此同时，美国国内对总统威尔逊那一套越来越厌倦，美国花了那么大代价参战，威尔逊牛皮吹破天，但他搞来了什么？什么都没有。
协约国的贷款什么时候归还，不清楚；美国渴望的国际市场，英法两国一直在排斥；美国成为国际领导者，不仅英法不买账，连后起的中国也在唱反调，总统到底在搞什么，他是不是理想主义上脑了？
而在东京，日本人则充满着矛盾与焦虑，他们一方面谴责中国对朝鲜半岛的领土主张是对日本的直接威胁，也无法接受日本回到中国藩属国的传统地位，大日本帝国最起码和中国平起平坐，但内心又十分惊恐。
另一方面又对文章中揭露西方双重标准的部分暗自称快，并敏感地捕捉到了“中华大家庭”概念中可能包含日本的模糊定位，若是中日真能做到免除关税，自由贸易，那该有多好……这引发了日本各界关于日本文化根源和亚洲定位的新一轮激烈辩论。
当然了，对周皇帝那一套最清楚的还是莫斯科，列宁在病中听取了契切林关于中国社论和国际反应的报告。他咳嗽了几声，“当他们力量不足时，会用民族主义反抗帝国主义；当他们自觉强大时，民族主义就会迅速蜕变为帝国主义，为自己对其他弱小民族的压迫和扩张辩护。
这个周鼎甲，比沙皇更狡猾，他用‘文明’、‘家庭’、‘历史’这些温情脉脉的词语，包裹着同样的帝国野心。
这提醒我们，在与中国打交道时，必须坚持阶级分析，支持中国内部的革命力量，而不能被其反西方的民族主义表象所迷惑。”
当全球目光被北京的宣言吸引，列强政要在密室中权衡利弊时，在远离风暴中心的南洋群岛，另一股更隐秘的暗流，已经开始涌动。
菲律宾，马尼拉湾畔，一处不起眼的华人商会仓库地下室。昏暗的煤油灯下，聚集着十几人。有穿着西式衬衫、面容沉静的华人知识分子，也有几位皮肤黝黑、眼神中带着渴望与警惕的菲律宾土著青年，他们来自不同的岛屿和部落，但都有一个共同点：受过一定教育，对美国殖民统治不满，渴望改变。
主持会议的华人代表，是一位化名“陈先生”的中年人，他用当地土语说道，“……朋友们，威尔逊总统在巴黎谈论民族自决，但美国的国会和总督，可曾给过菲律宾真正的自决权？没有。他们仍然视你们为需要‘托管’的落后民族！
而中国的皇帝陛下在文章中说得明白：真正的自决，是尊重历史、尊重文明整体性的自决。菲律宾群岛，历史上与中华文明有着悠久的联系，苏禄的苏丹国曾与中国明朝友好往来，贸易、文化交流不断。你们和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也曾是那个更大范围的、和平交流的亚洲世界的一部分。”
他观察着土著青年们的反应，继续道：“现在，西方列强用枪炮和条约割裂了这种联系，强加给你们陌生的制度和压迫。中国正在复兴，我们愿意帮助亚洲的兄弟们，找回属于自己的历史和权利。这不仅仅是空洞的口号。”
他示意助手拿出一份简单的培训计划书：“我们开设这个培训班，不是为了教你们如何成为中国的一部分，而是帮助你们认识自己的历史，掌握现代的知识和组织方法。
我们会讲授菲律宾群岛的历史、基本的政治经济原理、社会动员技巧、简单的军事常识……总之，是一切能让你们更好地理解自身处境、团结同胞、为争取真正权益而奋斗的工具。”
一位名叫安德烈斯的土著青年忍不住问道：“陈先生，中国……真的会支持我们独立吗？而不是像对待朝鲜那样……”
陈先生微微一笑，坦诚地说：“安德烈斯，每个地方的情况不同。
朝鲜与中国有更直接的历史行政联系和陆地接壤，情况复杂，其很多地区本来是中国的直辖区，但菲律宾是群岛，有自己的独特性，中国从来没有直辖过，我们也没有理由、没有兴趣直辖。
中国皇帝陛下的承诺是：支持基于历史正义和人民真正意愿的自决。对于菲律宾，我们首先尊重你们对自己命运的探索。我们的帮助，是提供知识和视角，而不是强加答案。
未来菲律宾与中华大家庭的关系，取决于菲律宾人民自己的选择，以及我们共同的利益，愿意加入欢迎，不愿意，直接独立，也是可以的！无论如何，你们应该有多一个选择，而不是只能在美国的‘托管’下无限期等待。”
这番话，不仅给了希望，也做了一番解释，更容易被这些初步接触民族主义思想的土著青年接受。他们渴望力量，渴望知识，渴望改变被歧视、被剥削的命运。中国的出现，提供了一个不同于美国、也不同于单纯反西方暴动的新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