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密特还说了什么？"
"他说，"宋子文翻到最后一页，"'以上问题如不立即解决，一五计划将面临系统性失败的风险。我在中国工作三年，从未见过如此普遍的腐败现象。请陛下高度重视。'他的原话是这样的。"
书房里又安静了下来。
周鼎甲慢慢站起来，走到窗边，背对着周志宏，良久之后，这才转头说道，"志宏，"他说，"你知道我最担心什么吗？"
"臣不知。"
"我最担心的，不是这些蠹虫把一五计划搞坏，"周鼎甲的声音里有一种漫不经心的残忍，"因为这我早就料到了，人性如此，无可厚非。
我最担心的是，如果我不把这件事处理干净，如果我手软，如果我因为那些人的身份和关系而放过他们，那么所有人都会看明白一件事皇帝的法令只是说说而已，关键时候不顶用。到那时候，我拿什么来推动接下来的二五计划、三五计划？"
周志宏没有接话。
第二天，《革命报》和《中华日报》同时在头版显要位置刊出了一篇评论员文章，标题是七个大字：《一五计划不容亵渎》。
没有署名，但北京城里稍微有点政治嗅觉的人，第一眼看到那行文字就明白了这是皇帝亲自写的。
文章没有任何开场白，第一句话就是："有人以为，在建设的大潮中，浑水摸鱼是可以的。有人以为，披着关系的外衣，把国家的建设材料转手倒卖，是无人知晓的。有人以为，在工程里偷减钢筋、以次充好，是查不出来的。他们错了，错得很彻底。"
文章洋洋洒洒写了将近两千字，但核心只有三层意思：第一，一五计划是中华民族的历史性机遇，是全体国民用血汗钱换来的，任何阻碍其推进的行为都是对全体国民的犯罪。
第二，囤积居奇、倒卖长协价物资、工程偷工减料，这三种行为将被视为经济犯罪中最严重的一级，从严从重从快处理，不以身份论，不以关系论，法律面前没有特权。
第三层是这篇文章最让人心寒的部分，周鼎甲写道："有人可能会问，如果被查出来的是皇帝的亲属，总理的老友，议长的子弟，会不会有所宽宥？我在此明告天下：不会。
中华革命的胜利，是全体国民流血换来的，不是任何家族的私产。谁坏了这件事，谁就承担相应的后果，无论他的父亲是谁，无论他的妻子是谁，无论他的兄弟是谁。"
文章的最后一段话，几乎是赤裸裸的宣战："中央督查委员会已经全面启动调查。我给所有涉案人员留最后一个机会：主动投案，交代问题，可以从宽处理。一旦被查实，绝无轻饶。这不是警告，这是承诺。"
文章刊出的当天，北京城的茶馆里有人把报纸读出来，读到最后那段，一个老茶客放下茶碗，说了一句："皇帝要杀人了。"
茶馆里没有人反驳他。
在上海的虞洽卿家里，这篇文章被他读了两遍。读完之后，他把报纸放在桌上，对他的大儿子虞顺恩说："你去把仓库里那批水泥和螺纹钢的账目拿来，我要看。"
虞顺恩愣了一下："爹，那批货是按照市场价……"
"我没问你是什么价，"虞洽卿打断他，声音不高，但带着一种决绝，"我问你，那批货有没有从长协价里头来的成分？"
虞顺恩沉默了一下："有一部分，是走了……是宛如家里拿的……"
虞洽卿站起来，二话不说，从桌上拿起火柴，擦着，点燃了账本。
"爹！"
"闭嘴。"虞洽卿看着账本在火中卷曲燃烧，脸色沉郁，"那批货，全部按照长协价原价退回。我去找供销总公司，说是发现了质量问题退货。钱，一分不要。"
"这不是亏了……"
虞洽卿猛地转过头，眼神里有一种虞顺恩从未见过的恐惧："亏钱比丢命好。你没看明白皇帝的文章说的什么吗？他说'无论他的妻子是谁'。你敢肯定徐家没有沾染这件事吗？"
虞顺恩摇摇头。
"我也不知道，但我不想等着知道。"虞洽卿重新坐下，脸上有一种疲惫，"我做生意做了几十年，见过太多皇帝，没有哪个比这个皇帝更说话算数。
他起家至今，一路杀人，满人差不多灭族了！各地的地主被杀，被流放了多少，还有黄赌毒，前几年整顿官僚，又枪毙了多少，现在这篇文章……"他顿了顿，"这不是恐吓，这是讣告。"
在汉口，大冶铁矿矿长吴振邦读完这篇文章，手抖了一下，把报纸掉在了地上。
他的秘书弯腰捡起来，问道："吴矿长，您……"
"没事，"吴振邦强作镇定，站起来，"你去把账务主任和仓库主任叫过来。"
秘书走出去，吴振邦独自坐在办公室里，脑子里飞速地转着。
那四万吨铁矿石，实际上他并没有全拿走，他只拿了一万五千吨的好处，剩下的两万五千吨是被上头的几个人分了，其中有一位是……他在心里把那个人的名字想了一遍，然后感到一种窒息的恐惧。
他站起来，走到窗边，窗外是矿山，矿工们正在劳作，铁锤声和机器声混在一起。他这些年挣了不少，但那些钱现在突然变得烫手无比。
他想到了那篇文章里的话："主动投案，交代问题，可以从宽处理。"，从宽处理究竟是什么意思？他在这两个字上停留了很久，然后下定了一个决心。
中央督查委员会的全面出动，比任何人预料的都要快，自文章发出后的第二天，北京开始抓人。
第一批被带走的，是供销总公司的采购经理和几个仓库主任，都是些中层干部，在机关里算不上什么大人物，但他们的被捕，让整个官场意识到，这次是真的。
接下来的两周，抓捕的范围迅速扩大。从中层到高层，从国有企业到私营商人，从地方官员到中央机关，被带走问询或正式逮捕的人，像一块石头扔进水里激起的涟漪，一圈一圈向外扩散。
被抄家的消息开始在北京城里流传。
某某工业部处长的宅子，搜出了现金三十万中华元和一批黄金珠宝。
某某粮食局副局长，名下有四处房产，全部通过亲属名义持有，已被查封。
某某棉布商行的老板，仓库里囤积了大批工业原材料，总市值超过百万元，全部被充公。
消息一条接着一条，每一条都比上一条更让人心惊肉跳。
在北京城东北角的一处四合院，这里的主人叫周方圆，三十八岁，是周道先的亲侄子，做过周道先的警卫，后来又跟着去了交趾，要论起来，他是周皇帝正儿八经的远方侄子，没出五服，在这个时代，可以说是一家人。
不过他实在不适应交趾的气候，待了一年就返回北京，自谋出路，后来经人指点开了一个公司，实际上做的是在各个国有矿山和工厂之间穿针引线的中间人。
天色将暗，院子里的海棠花开着，一个老仆人正在扫落花，周方圆从外面回来，刚进门，就感觉气氛不对。
院子里多了几个他不认识的人，穿着便服，但站姿和目光都透着一种职业性的警觉。他的脚步慢了下来。
一个中年人从堂屋里走出来，穿着整洁的鼎甲装，领口扣得严严实实，手里拿着一个公文包，见到他，礼貌地点点头："周专员？我是中央督查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我们有一些问题需要请您配合说明。"
周方圆站在那里，脸色变了又变，最后挤出一个笑来："不知道是什么事……"
"是关于大冶铁矿近期铁矿石调拨的一些情况，"工作人员说，"不麻烦，就是例行了解，请周专员跟我们走一趟。"
"好，"周方圆的声音有些发干，"我换身衣服……"
"不必了，现在就可以走。"
与此同时，皇后贺氏的亲侄子贺立军正在天津的一家洋行里谈一笔生意。他是某铁路工程项目的监理，这笔生意和他的本职工作没有直接关系，是一批进口机械零件的中介买卖。
信使找到他，递给他一张纸条，上面只有四个字："速去南洋。"
贺立军看了看纸条，又看了看面前的洋行老板，他盯着纸条上的"速速"这个词，沉默了片刻，起身告别，走向门口。
门口，有人在等他。
"贺先生，您好，我是中央督查委员会的……"
还有乔天华，周鼎甲的妾侍乔氏的弟弟，工矿部煤炭司副司长，他被带走的地点是他常去的一家餐厅，正值午饭时间，餐厅里坐了不少人，都是政府官员或者商界人士。
四个便衣走进来，直接走到他的桌前，请他"配合了解情况"。
旁边桌上的人看见了，有人认出了乔天华，也认出了那几个便衣。餐厅里的嗡嗡声突然低了许多，然后又恢复了，但所有人都在用眼角余光观察着。
乔天华放下筷子，站起来，努力保持平静，跟着便衣走出餐厅。
走廊里，他低声对领头的便衣说："是什么事？我和皇帝是……"
便衣礼貌地打断他："乔司长，调查结果没出来之前，任何关系都不影响我们的工作程序，请您配合。"
乔天华张了张嘴，没有再说话。
被带走的人越来越多，名单越来越长，除了皇亲国戚以外，中华革命党多位中央委员子侄女婿，政务院某副院长之女婿，国会某执委之子，咨议会某位元老的侄子……
每一个名字，都意味着一段关系，意味着一张密密麻麻的社会网络。随着这些人的被捕，整个中华帝国上层社会的神经都绷了起来吗，到第三周结束时，被羁押调查的人数已经超过了两千。
这些消息在国内外同步传播，天津的英国领事馆里，领事克利夫顿爵士在给伦敦的电报里写道："中国皇帝的最新举动表明，他对自己的工业化计划的执行近乎狂热。
目前已有超过两千名各界人士被羁押，涉及周鼎甲本人的直系亲属。如果消息属实，此次清洗的规模将超过周鼎甲建国以来任何一次政治行动。建议密切关注局势发展，评估对英国在华商业利益的潜在影响。"
上海的美国商会会长詹姆斯哈里斯在给纽约总部的电话里说："是的，他抓了自己的侄子、外甥，要不是他除太子以外的成年儿子都在读书，很可能也被牵扯进去。
我没开玩笑。这个皇帝，要么是真的疯了，要么就是我们见过的最彻底的独裁者……你问这对我们有什么影响？说实话，我不知道，但那些原材料的囤积投机者被清洗掉，短期内价格可能会稳定一些，这对我们正在谈的那笔买卖倒不是坏事……"
与此同时，在清华园，门外传来一阵急促而慌乱的脚步声，侍从官甚至没敢通报，就直接推开了门，脸色煞白地颤声道：“陛……陛下……周老太爷和王老太爷……来了……”
话音未落，两个头发花白的老人已经冲了进来。
为首的，是周家的老族长，周景云，当年照应过族中才俊周鼎甲，他也是周方圆的爷爷。另一位，则是周鼎甲的亲舅舅，也是周鼎甲母亲王氏一族的族长王秉德，而王秉德的孙子，则是因倒卖走私汽车而被捕的王世昌。
“陛下！”周景云一进门，便“噗通”一声跪了下来，这位年近七旬的老爷子，老泪纵横，声音沙哑地哀求道，“方圆那孩子糊涂！他混账！他该死！但……但他罪不至死啊！
……求陛下看在兄弟一场，看在周家血脉的份上，饶他一条狗命吧！把他流放，把他关进天牢一辈子，都行啊！”
王秉德也跟着跪下，此刻也顾不上体面了，磕头如捣蒜：“陛下！世昌那孩子是被猪油蒙了心！老臣教子无方，老臣有罪！可他毕竟是王家的长孙！
求陛下念在王家当年追随您革命的一点微末功劳，念在太后的情分上，饶他一命……老臣愿倾尽家产，为国家赎罪！”
书房里，只剩下两个老人悲切的哭求声。
周鼎甲缓缓站起身，绕过御案，走到两个跪在地上的长辈面前，“叔父，舅公，”他开口，声音平静得可怕，“你们起来吧。”
“陛下不答应，我们就不起来！”周景云抬起头，满是泪痕的脸上写满了绝望。
周鼎甲沉默了片刻，然后弯下腰，亲手将两位老人扶了起来。他的动作很轻，但两位老人却感觉那双手像铁钳一样有力，不容抗拒。
“坐。”周鼎甲指了指旁边的椅子。
待两人颤巍巍地坐下，周鼎甲回到御案后，将西克特将军的信和那几张照片，推到他们面前。
“叔父，您先看。”
周鼎诚颤抖着手拿起信，他不懂德文，但那几张照片却看得清清楚楚。
“这是用方圆倒卖出去的劣质钢材仿制的潜艇外壳，”周鼎甲的声音不带一丝感情，“西克特将军说，如果用这种钢材造潜艇，那不是战舰，是给我们一千名海军士兵准备的‘钢铁棺材’。叔父，您告诉我，一千条命，换方圆一条命，值吗？”
周方圆的脸瞬间变得惨白，嘴唇哆嗦着，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周鼎甲又转向王秉德：“舅公，你知道世昌浪费了多少金银，倒卖了多少辆小汽车吧，超过五百万元，有这个钱，我可以办一个军工厂，枪炮子弹都能生产！”
王秉德浑身一颤，瘫坐在椅子上，面如死灰。
“你们都说他们罪不至死，”周鼎甲的声音陡然拔高，充满了压抑的雷霆之怒，“那谁该死？那些将来要驾驶着‘钢铁棺材’沉入海底的士兵该死？那些因为缺少武器而在战场上被屠杀的士兵该死？还是那些因为通货膨胀、辛苦一辈子盖不起一间房的农民该死？！”
他猛地一拍桌子，“朕推行‘一五计划’，是为了什么？不是为了让这群蛀虫有机会中饱私囊！朕要的是一个强大的、不受人欺负的中华！谁挡在这条路上，谁就是朕的敌人！是国家的敌人！”
他死死地盯着两位老人，一字一顿地说：“叔父，舅公。我可以给你们富贵，可以给你们尊荣。但我给不了他们活路。因为他们的活路，就是帝国的死路！”
“我知道，杀了他们，叔父会恨我，舅公会怨我，皇后会哭，满朝文武都会觉得我不近人情。但我不在乎！”他的声音恢复了冰冷，“我宁可做个孤家寡人，也要让‘一五计划’，一寸一寸地走下去！”
他转过身，背对着两位已经彻底绝望的老人。
“送客。”
侍从官走进来，两位老人像被抽走了魂魄一样，被半扶半架地拖出了书房。
两天后，《革命报》与《中华日报》同时刊登了那篇杀气腾腾的社论《告国民书：以雷霆手段，荡涤窃国之贼！》。
文章的字里行间充满了不加掩饰的血腥味，尤其是那句“朕宁可以万人之血，换取‘一五计划’之功成；宁可以千家之哭，换取中华民族之未来安康！”，让所有识字的人都感到脊背发凉。这不是警告，这是战争动员令。
紧接着，一场席卷全国的大抓捕开始了。中央督查委员会的黑色汽车如同地狱的使者，在北京的夜色中穿行，每一次停下，都意味着一个权贵家庭的毁灭。
处决是在十月第一个星期一执行的，地点选在午门外的广场。这个选择本身就是一个信号皇帝选择了最具象征意义的地方，这里是皇权的正门，是历史上宣告重大事项的地方。
消息提前三天公告，各大报纸刊出了完整的处决名单和对应的罪状，写得清清楚楚，言之凿凿，每一条都附有具体的金额数字和行为描述。
处决名单上一共一百四十三人。
北京城的居民在那三天里，经历了一种奇异的情绪混合：震惊、惶恐、好奇，以及某种说不清楚的、隐秘的期待。
期待什么？他们也说不清楚。也许是期待一个证明证明皇帝说话是算数的，证明这个国家还有人真的在意某些规则。
处决那天，广场上的人从天亮就开始聚集。宪兵把广场划成了内外两个区域，外围是普通市民，内圈是特意来的各界代表：政府官员、商界人士、工人代表、学生代表，还有各国的外交使节。
所有驻华外交使团都收到了邀请，出席与否自便，但中华帝国政府的邀请函措辞非常清楚：这是一次公开的法律执行，欢迎国际社会见证中华帝国的法律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