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点，"林守忠说，"食堂的菜价涨了，伙食比去年差了一些。但饿不着。"
"工资呢？"
"名义工资没变，但买到的东西少了。"
周鼎甲站起来，说了一句话，转身离开："这个窟窿，我来想办法补。"
当天傍晚，周鼎甲提出了一个让陪同官员们都愣了一下的要求："去本地看守所，找几个因为投机倒把被关进去的，让我问一问。"
看守所长接到电话时，差点把话筒摔了。他在颤抖着手把三个人从号子里提出来，带进会见室之后，不停地对他们使眼色，意思大概是：陛下面前，你们最好老实一点。
三个人都是保定及周边县乡的小企业主。
第一个叫方德厚，四十岁，开了一家铸造小厂，有十几个工人，做农机配件起家，这两年靠给保定汽车厂提供边角料配件挣了点钱。他在里面关了二十天，被扣的帽子是"高价倒卖计划物资"。
第二个叫常伯远，三十五岁，做粮食收购贩运，这次是因为"扰乱粮食市场秩序"进来的，关了十一天。
第三个叫贺老四，五十岁出头，没有正经生意，在保定的几个仓库区长期活动，是个倒腾什么都行的中间商，进来是因为被举报囤积棉纱，关了二十八天。
三个人进来，先对着周鼎甲跪了下去，七嘴八舌地求情。
周鼎甲让他们坐下，说了一句话："今天不谈定罪，不谈放不放，你们只管说实话，说错了也没事，说了假话就另当别论。"
方德厚先开口，大概是因为关了最久，反而憋出了一种破罐破摔的坦然："陛下，臣说实话臣是囤了一批铸铁件，确实不是自用，确实是想高价出手。
但您问问那些供货的，那批货本来走的是长协渠道，但他们找不到足额的长协采购方，按长协价走账，他们那边还有个差额，所以就私下找臣。
臣出了高一点的价格，把货收了，然后再高一点卖给需要的人。从头到尾，货都在用，没有一斤生铁烂掉，也没有人因为臣而断货恰恰相反，臣的下家，是一个市属企业的副厂长，他们没有渠道拿货，臣补上了那个缺口。"
他顿了顿，然后说出了那句话："臣就是想不明白，国有厂能走长协价，凭什么臣就只能走市场价？这个价差越来越大，臣要么去找这种门路，要么就等死。臣家里十几个工人，工资是实实在在的，陛下，您说臣该怎么办？"
常伯远说的是粮食。他的生意逻辑更简单：农民手里有粮食，不愿意卖给收购站，因为收购站给的价格太低；城里有粮食需求，尤其是那些大工厂和建设工地的食堂，正式计划供应不够，缺口要补；他从中撮合，从农民手里多给几分钱收粮，卖给城里食堂，两边都高兴。
"收购站给的价，比臣给的低两成，"常伯远说，"农民当然愿意卖给臣。但农民卖给臣，就完不成征购任务，就有人上门催，有人来扣家里的粮食。老百姓不高兴，怪国家不怪臣。但臣却进来了，说臣扰乱市场。"
他说到这里，声音变得有些涩："陛下，臣不是说政府不对，臣是真的不懂，这粮食，到了该吃饭的人嘴里，怎么就是扰乱市场了呢？"
贺老四说得最少，只说了一句话，但这句话周鼎甲记住了："陛下，价差是窟窿，只要窟窿在，就有人钻。您把我关进来，窟窿还在，明天又有人来钻。您要堵窟窿，不是抓钻窟窿的人。"
这句话说完，会见室里安静了几秒钟。
周鼎甲看着这三个人一个铸造厂主，一个粮贩子，一个中间商他们没有一个人是什么大奸大恶，他们就是在这个畸形的价格体系里，做出了对自己最合理的选择，然后被关进来了。
他站起来，对看守所长说："这三个人，今晚放。"
看守所长愣了："陛下，这……"
"今晚。"周鼎甲重复了一遍，语气没有起伏，但话里的东西压着，让人不敢再问。
然后他对三个准备跪谢的人说："不用谢。你们的问题，是我的问题，不是你们的问题，你们好好干！"
1927年12月7日，保定东郊，清苑县，高家庄村，这是一个不到三百户的村子，离最近的镇子有八里路，土路，冬天结了冻，硬邦邦的，走起来咯吱作响。
周鼎甲的车在村口停下，他下来走路，向导带着他进了村子，走到村东头一户院墙修得结实的院子前，拍了拍木门。
开门的是个四十五六岁的女人，见了陌生人，把门开了一半，警觉地看着。向导说了两句，她才把门开大，往里让。
男主人叫杨有柱，五十一岁，参加过战争，立过军功，退伍后回到村里分了六十二亩地，加上两个儿子、两个儿媳和三个孙子孙女，一家七口人。
这户人家在村里算是殷实的，院子里有一间砖墙的厢房，其他都是土坯的，院墙是砖的但顶部用了土坯。村里很多户甚至没有砖墙。
周鼎甲进了堂屋，坐下，接了一碗热水，看了看屋里的陈设。
然后他注意到，靠东墙有一个地窖的口子，用一张破旧的门板盖着，但门板边缘有些潮气，是粮食储存后散出来的那种特有的味道。
他问杨有柱："你这地窖里存了多少粮食？"
杨有柱的眼神动了一下，随即平静下来，回答："不多，自家留的口粮。"
"收购站来收过了？"
"来过，"杨有柱说，"臣没卖。"
周鼎甲没有追问为什么，只是看着他，等着。
杨有柱缓缓说起来，声音不快，像是在梳理一笔账：
"陛下，不是臣不愿意支持国家。臣当过兵，知道国家的道理。但您让臣算一下：今年的粮食收购价，只涨了10%，可是这一年，食盐还好，其他东西都涨了，大涨！
针线涨了，布涨了，煤油涨了，铁农具涨了。臣上个月去镇上买了一把镰刀，四毛钱，去年同样的只要两毛八。您说，臣卖粮换来的那点多余的钱，够干什么的？"
他停了一下，然后接着说，语气里有一种压了很久的东西开始漫出来："过去干水利，修渠道，臣出工，觉得应该。这是大家的活，修好了大家受益。维护公路也好说。
可今年，县里说要办一个砖瓦厂，是公家的项目，说要咱们村出工，还要自带粮食，说是为了发展地方工业，大家都有好处。
臣就想不通了，公家的厂，公家的好处，怎么就变成咱们庄稼人自带口粮的活了？臣出了半个月的工，带走的粮食顶平时一个月的嚼用，回来以后发现家里少了两袋面。那个厂到现在也没什么动静，说是设备一直没到位。"
他两手放在膝盖上，停了一下，把要说的话在肚子里过了一遍，然后慢慢抬起头看着周鼎甲："陛下是明君，一心为老百姓，臣是知道的。
但臣想告诉您，咱们村，今年有三户已经在盘算要不要出去打工。不是吃不上，是划不来。种地、出工、交征购，算来算去，攒不下钱，留不住人。
臣大儿子今年二十三了，想娶媳妇，想翻修一间屋子镇上的砖砌的那种，说起来也不是什么大房子，就是四间正经的砖瓦房，让媳妇进门有个像样的地方。
臣攒了三年，攒了两百来块钱，今年去问了一下，砖瓦涨价了，工钱也涨了，一间房下来最少要五十五块，还差钱，这还不算娶儿媳妇的花费，而且等臣凑够了，指不定又涨成什么价了。"
说到这里，杨有柱的声音微微哑了，但他没有哭，只是那张被风吹日晒打磨出来的脸，有一种极度压抑的东西在里面，"陛下，您说这日子，咱们是越过越好，还是越过越难了？"
周鼎甲没有立刻回答，他坐在那张四方桌旁，手里握着那碗已经凉了大半的水，沉默了很长很长时间。
最后他说了一句话，声音不大，但杨有柱听清楚了："你这房子，我来想办法。"
然后他站起来，走出了堂屋。
随从注意到，皇帝走到院子里之后，在原地站了将近两分钟，没有动，背对着他们，看着院墙上那道把土坯和砖混在一起的分界线。
1928年元旦前后，周继业从太原回来的时候，带着一摞厚厚的记录，山西太原在二五计划中，要扩建钢铁厂、修建特种合金厂、合成氨厂、飞机厂以及各种配套工厂，是整个二五计划里举足轻重的一块。
周继业坐下来，先汇报了钢铁项目的进展，然后停下来，换了一种语气："父皇，有些事，臣如果只是写报告，恐怕写不出来，得当面说。"
周鼎甲放下手里的笔："说。"
"省里的各个县，今年都收到了物资调拨的压力，要把本县的钢材、煤炭、木材、劳动力，往太原的几个重点工地上输。这本来说得通，但执行起来，有些县用的方法太急。
我去了晋南的一个县，那里的粮食征购压力也大，县长为了同时完成征购任务和物资调拨任务，把同样一批农村劳动力既算作工地劳工又算作征购义务履行人员，结果这批农民既出了工，又被算了征购额，到冬天盘点，手里的口粮比去年少了两成。"
他顿了顿："那个县，今年冬天已经有人开始吃糠了。"
周鼎甲的眉头拧紧了。
"还有，"周继业继续，"有几个县官员，为了凑够调拨数字，在本地高价收购物资，然后按长协价上交，差额怎么来？摊到县里的其他支出上，变成了各种名目的附加费和摊派。有个村子，今年一年缴了六种不同名目的附加，加起来比地税还重。"
二儿子周继文是搞航空发动机的，在西安的一个发动机研究所参与宝马发动机的国产化工作，他回北京述职时说的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父皇，我们今年出了一批质量事故不是技术问题，是原料问题。
铝合金锭的成分不稳定，据说是因为供货商为了压成本，在熔炼时减少了精炼步骤。为什么要压成本？因为铝土矿的采购价涨了，长协价跟不上，他只能在工艺上凑。
我们拿到的原料，外观合格，但内部结构不达标，做出来的零件，我们德国专家一眼看出来，当场废了三批，损失不小。"
他补了一句："那位德国专家，赫尔曼教授，说了一句话：'你们的问题，不只是技术，是整个供应链都在省钱，省到安全线以内了。'"
三儿子周继光，从美国回来，搞建筑，在各地走动多，见的是最基层的面孔。
"父皇，我在工地上和工人聊，工人们在私下里把今年叫做'涨年'。所有东西都在涨，就是工资不涨，或者涨得很少。
工人们攒不下钱，但也不敢不干，因为城里的粮食需要票证，农村的亲戚送粮食又需要搭人情，两头都被卡着。"
他说了一个细节："我在武汉看到一个卖烧饼的摊子，去年一个烧饼两分钱，今年要三分五。摊主跟我说，不是他要涨，是面粉涨了，煤涨了，连那个烧饼模子，铁价涨了，换一个要多出一毛钱。他说他现在最担心的是，再涨下去，买烧饼的人就少了，他就要关摊了。"
周鼎甲把这三个儿子带来的东西在心里归类了一遍。不同层次，不同视角，但汇向同一个结论：这台机器，超速运转了。
他还没有停止收集信息，他身边有大量的秘书、读报员、文件整理员，大多数是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刚从各地学校或者机关招来，职务低，工资少，但每天接触大量的真实信息各省的来件，民间的上书，各类报告的原件，报纸的各种版面。
周鼎甲让王晋安把其中职级最低的三十个人，分三批叫来，说是"家常座谈"，不是正式汇报，不用起身，不用敬礼，只是聊聊天。
第一批十个人，周鼎甲问他们：你们去买菜，听到老百姓说什么？
一个读报员说："臣上周买白菜，旁边两个大娘在说，今年白菜贵了，说是菜农种白菜的少了，种白菜的地被征走要建什么厂子。"
一个文件员说："臣每天经过朝阳门附近的一条街，那里有个粮店，最近每天早上都有队，以前没有的。臣问了，说是按票供应缩了量，每户少了两斤，所以大家提前去排，怕晚了份额没了。"
第二批，周鼎甲问他们：你们家里写信来，说什么？
来自河北的一个年轻人犹豫了一下，说："臣家在沧州农村，母亲上个月来信，说今年出了不少工，腰坏了，但钱没多少，家里的盐还够，别的都贵了。
她让臣别往家里寄钱了，说寄过去也买不了什么，不如存着。但臣知道，她这是说反话，是让臣别操心，其实家里是缺钱的。"
这句话说完，周鼎甲停了一下，问他："你现在的工资够不够？"
"勉强够，"那年轻人说，"但也就是够，攒不下来。"
第三批，周鼎甲问的是：你们觉得，现在外面的人，对朝廷有什么不满？
这个问题让第三批的人明显局促起来。
但有一个叫陈小路的读报员，二十二岁，湖南人，仗着年轻人特有的直接，说了出来："陛下，老百姓说的，臣不完全认同，但臣觉得应该让您知道。
他们有些人说，过去确实是越来越好的，打跑了洋人，分了地，打了几场胜仗，前些年洋鬼子打仗，各种农副产品都卖得很好，大家都觉得有盼头，这样那样的作坊办了很多。
但这几年，说是国家大建设，但他们感觉越来越重，越来越贵，越来越多的东西被征走了。有的人不理解，说建设是好事，但好事怎么落到自己头上就是多交粮多出工？"
他停顿了一下，还是把最后一句话说出来了："有个老人，臣听到他在茶馆里说，说这个皇帝是好皇帝，就是用力太狠了点，怕把牛累死了，牛死了地谁来耕？"
周鼎甲坐着，没有动，也没有说话，表情没有变化，但在场的人都感觉到了他的某种沉默比说话更重。
那天夜里，周鼎甲一个人在书房里坐了很久。
他想起了很多。
他想起了前世读过的那些档案和史书里的数字，那些冰冷的统计数字背后是无数张脸，无数农民，他们被要求交出每一粒余粮，交出每一头耕牛，被要求完成每一个超出现实的生产指标然后那些指标没有完成，然后粮食没有了，然后人开始死。
他想起了乌克兰，那片黑土地上的大饥荒。斯大林知道农民在饿死，但他没有停止。因为他的基本盘是工人，是城市，是那些钢铁厂和拖拉机厂，农民的死亡对他而言是可以接受的代价。
他自己呢？他的基本盘在哪里？
他想起了杨有柱说的那句话："陛下，您说这日子，咱们是越过越好，还是越过越难了？"
他想起了贺老四说的："您要堵窟窿，不是抓钻窟窿的人。"
他想起了气象部门那份报告的最后一行：预计1927年冬季华北西北降水偏少，建议相关部门提前准备旱灾应急预案。
他知道这个预测会成真。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因为他记得那段历史1928年的陕甘大旱，那场旱灾延续了好几年，在他没有干预的历史里，它造成了几百万人的死亡。
他坐在那里，把所有这些东西压在心里过了一遍，然后得出了一个很清醒的结论：他可以压榨农民，他必须压榨农民，工业化不压榨农业是不可能完成的。
但他必须做可持续的压榨他必须给农民留一口气，让他们能活过旱年，让那头牛不死在田里。
他不是圣人，他有清醒的目标，但他知道其中的边界在哪里，那个边界，现在就快到了。
他取出一张纸，开始写。
1928年1月8日，北京，政务院全体会议。
这是二五计划启动以来，气氛最沉的一次会议。不是因为有什么激烈的争吵恰恰相反，没有人在争，大家都静静地坐着，等着，有些决定，他们做不了，只能皇帝做。
周鼎甲走进来，在主位坐下，扫了一圈，开口说了第一句话：
"今天不表扬，只解决问题。"
然后他把那张写了一夜的纸展开，开始逐条说。
第一，收缩战线。
"除了合成氨、航空、汽车、电力、通讯、石化、造船、几个国字号钢铁，以及战略意义明确的几段主干铁路以外，其余所有的基本建设项目省级铁路支线、地方公路、煤炭扩产、非战略性水利全部暂停或推迟。地方省市自行立项的工业项目，一律停批。"
他停了一下，让这句话在房间里落地，然后继续："这些项目不是不搞，是现在不搞。资源就这么多，摊子越铺越大，每个项目都缺料缺人，每个项目都完不成，还不如集中力量把重要的几个做扎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