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阳县的王老栓，也加入了工程队，他被分配到渭河支流清淤工段，每天的工作是铁锹和手推车，把河床里积聚的淤泥和石块清理出来，拓宽水道，加固堤岸。
他不是最年轻的，但也不是最老的。工程队里，从十五岁的少年到六十多岁的老汉都有，大多是旱灾中断了农活、又无处可去的农民。
管工程的是一个叫陈有德的年轻人，才二十四岁，是农业工程局派来的测量员，在工地上代理监工。
第一天早上，陈有德对着这群站在河边等活干的人，拿出一个木制的测量标杆，解释他们要做什么："这段河道，要清淤扩宽，从现在的十二米，扩到二十米。淤泥挖出来，堆到东岸，那是新的堤坝位置。我们先放线，标出要挖的位置……"
他说话的时候，有人在听，有人在东张西望，有人在互相嘀嘀咕咕。王老栓站在后排，仔细听着。
"陈先生，"他开口问，"这段扩宽了，有什么用？"
"能引水，"陈有德说，"这段清淤扩宽之后，上游的水可以顺畅流下来，灌溉沿河两侧的农田，丰水年的时候还可以储水，旱年有备用水源。"
王老栓点了点头，没有再问，拿起铁锹开始干活，一铁锹下去，淤泥的气味浑厚而沉实，那是土地最原始的气息。他铲了一下，两下，三下……节奏找到了，身体也暖和起来。
旁边的年轻人干活比他猛，但耐力不如他，一天下来，王老栓领了三斤小米，那是一天的工钱，他把小米装进布袋，系好，挂在腰上，走回去。
路上遇到赵麻子，两人一起走。
"领了多少？"赵麻子问。
"三斤。"
"够吃三天。"赵麻子说，然后沉默了一会儿，"老栓，你说，这次朝廷是真的不一样了，还是哄我们的？"
王老栓走了几步，没有立刻回答，然后他说："还不知道。但至少，今年，是真的没有死人。"
"是，"赵麻子说，"要是再以前！"
“为这样的皇帝卖命，值！”
1928年8月至11月，以工代赈项目分布于陕西、甘肃、山西三省一千二百余处，参与人数累计超过四百万人次，修建乡村道路三千余里，疏浚沟渠六百余条，建成小型拦水坝三十余座。
这些数字，后来被写进了年鉴。
但在年鉴里写不进去的，是许许多多像陈富贵这样的人，每天在烈日下扛着锄头，把黄土翻开，把石子铺平，把自己的力气换成下一顿饭，一天接着一天，撑过了那个最难熬的夏天。
1928年秋，东京，日本帝国商工省，省内高级会议室，桌上摆着一份报告，是商工省的分析人员花了三周时间整理出来的，标题叫《华元贬值对帝国出口的影响分析》，报告的封皮是白色的，干净，但里面的数字，让人看了心里发凉。
商工省次官一条英雄拿着那份报告，对着坐在会议室里的十几个人说："1928年上半年，帝国对英国出口下降百分之七，对美国出口下降百分之四，对东南亚出口下降……"他顿了顿，"百分之十六。"
没有人说话。
一条英雄继续："下降的主要原因，据我们分析，有三个。第一，全球市场需求增速放缓，美国经济虽然表面繁荣，但消费实际上在趋于饱和。
第二，帝国产品成本上升，工人工资和原材料都在涨。第三……"他把报告合上，"第三个原因，是中国。"
纺织业协会代表堀内信夫忍不住了："中国的棉纱，今年的报价比我们低了多少？"
财政省的官员，白川平藏，看了看另一份报表，说："棉纱，低百分之十九。棉布，低百分之二十二。陶瓷，低百分之三十。生丝低18%，我们的生丝市场份额，在英法两国，今年下降了……将近十五个百分点。"
堀内信夫的脸色变了："生丝是我们最重要的出口商品，他们……他们凭什么能这么低？"
"因为他们贬值了，"白川平藏平静地说，"华元今年连续两次贬值，累计幅度超过百分之二十五。折算过来，他们的出口商品等于自动降价了四分之一。"
"这是不公平竞争！"堀内信夫说，"倾销！"
"国际上，没有法规禁止一个国家让自己的货币贬值，中国并不是金本位货币，"一条英雄说，语气里有一种疲惫，"他们没有违反任何规则。"
会议室里沉默了一阵。
外务省的官员岛田一郎，一直没有说话，此时缓缓开口："中国那边……是偶然的，还是故意的？"
"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华元贬值，是因为他们的旱灾和财政压力，被迫贬值还是他们故意用贬值来打压我们的出口竞争力？"
会议室里又安静了一会儿。
最后，一条英雄说："可能两个原因都有，但从他们的行为来看贬值之后，他们大力扩大出口权，鼓励更多企业参与出口……这不像是偶然的被动应对。"
岛田一郎点了点头："这就是说，周鼎甲把一个旱灾的压力，变成了攻击我们的工具。"
没有人反驳这个判断。
这次会议之后，日本方面开始讨论应对措施，主要的争论集中在两个方向：一是通过外交或国际途径，要求中国停止"不公平的货币贬值"；二是通过内部产业政策，帮助帝国的出口企业降低成本；三是日元贬值。
但三个方向都面临问题。
第一个方向打官司在国际上几乎没有什么约束机制，况且中国有充分的理由说他们的贬值是面对内部经济压力的正当选择，不是针对任何特定国家。
第二个方向降成本日本的工厂已经在尽力压低工资，工人怨声载道，继续压下去，社会稳定要出问题。
第三个方向日元贬值日本是两头在外的经济体，日元贬值意味着进口需要更多的钱，偏偏日本是贸易逆差国，一贬值，外国投资就跑路。
所以那些工业实力不怎么样，又想发展工业的国家不敢随便贬值，虽然促进了出口，但工业建设就会受到影响，中日此时的处境基本一样，而中国的基本原料现在好歹充足，又有南洋资本补充，日本啥都没有，和中国比贬值，那太要命了！
可以说三条路都不好走。
纺织业协会的代表们，会后聚在一起喝酒，喝到一半，堀内信夫把酒杯放下，说了一句话，让旁边几个人都沉默了：
"你们知道吗，中国那边的工厂，正在全面推行福特式流水线，一个工人看两三台机器，效率不断提升，而且中国工资也不比日本便宜。这不是汇率的问题，这是他们真的在追上来了。"
"说这个干什么，"另一个人说，"想睡不着吗？"
堀内信夫没有笑，端起酒杯，喝了一口，没有说话。
东京，另一个地方，陆军参谋本部，这里的反应，和商工省不同，参谋本部的几个人，拿着同一份报告，但他们看到的，是另外一层含义。
"中国的工业产能，增长速度……超出了我们的预估，"石原中佐，盯着那份报告里的数字，手指在桌上轻轻敲了几下，"轻工业品能这么快超过我们，说明他们的制造业基础……比我们以为的要扎实。"
"那重工业呢？"旁边的人问。
"重工业也比我们强，"石原说，"中国钢铁产量、机床、大型设备……都比我们强，他们只是不发展海军罢了！"
"那我们怎么办？"
"拿下爪哇，帝国必须有商品倾销地，要不然活不下去了！"
也就在日本人痛苦之际，1928年秋冬，中国沿海各港口，愈发繁忙，上海，黄浦江畔，码头上，一艘二千五百吨的货轮，正在装载最后一批出口货物。
棉布、棉纱、瓷器、草编制品、竹制工艺品、纸张、生丝……还有一批最新加入出口目录的商品：电风扇。
外贸公司的出口经理钱大成，站在码头的晨雾里，和一个英国采购商哈利威廉姆斯谈着最后的价格。
威廉姆斯是个在上海做了八年生意的英国人，他的公司主要向英国和英联邦国家销售亚洲的纺织品，一直是日本货的大买家。但今年，他第一次在订单里加入了大量的中国棉布。
"质量……还行，"他对钱大成说，措辞里带着英国人特有的保守，"不算顶尖，但够用。主要是价格。"
"价格不错，是吗？"钱大成笑着说。
"比日本便宜百分之十八，"威廉姆斯说，"如果其他条件一样的话，采购方没有理由不选更便宜的。"
"那下一批，"钱大成说，"还有意向吗？"
威廉姆斯把手里的样品布料翻了翻，说："有，但我有个条件质量要稳定。我们收到的这批货里，有一小部分颜色不均匀，客户会投诉。"
钱大成点头，把这个问题记下来："我会去工厂反映，这批问题件，按合同赔付，下一批保证改进。"
威廉姆斯考虑了一下，说："那我下单，再来一批，同等数量。"
钱大成握住他的手，摇了摇："合作愉快。"
威廉姆斯也握紧了他的手，但脸上的表情，比他说出来的话更复杂：他是英国人，他当然知道中国出口崛起意味着什么。但他同时也是商人，商人的逻辑就是找最便宜的好货。
这两种身份之间的矛盾，在这次握手里，没有解决，但生意，做成了，能够转到更多的钱，这就足够了！
广州，另一个港口场景。
装往东南亚的货船，今年的数量比去年多了三成。南洋的华侨买了中国货，再分销给当地人；泰国的贸易商来直接拿货；荷属东印度的商人，也开始探头。
一个叫黄光明的广州商人，自从外贸权开放以后，就一头扎了进去，他把自己的布庄改成了外贸公司，联系了七八家工厂，专门做出口订单。
"以前，外贸是大公司的事，我们这种小商人根本挤不进去，"他对来采访的记者说，"现在皇帝说，只要你有货，能出口，就给你资格，我这才有机会。"
记者问："赚到钱了吗？"
黄光明露出一个有些复杂的笑："赚到了，但不多，因为汇率在变，很难算清楚。有时候以为赚了，换算成英镑一看，没赚多少。但总比以前强，而且量大了，薄利多销，算下来还是好的。"
在出口增长的背后，还有另一面那些终于加入出口竞争的工厂，和那些工厂里的工人。
江苏一家专门生产出口棉布的纺织厂，工人陈秋香，二十八岁，每天工作十小时，一个月能拿到四十块钱的工资，外加一点粮食补贴，这在1928年，算不上高，但比两年前工厂刚开的时候，涨了两成多。
她做的工作，是在一排自动纺织机前来回走动，检查线轴，接断线，处理卡机每隔一段时间，一台机器发出提示声，她就过去处理。
一个班，她要负责十二台机器。
两年前，她刚进厂，一个班只负责四台，因为机器不稳定，故障多；现在机器熟了，工人也熟了，可以管十二台。
效率提高了，产量上去了，价格下来了，国际市场上就有了竞争力这个逻辑，陈秋香没有讲过，但她在她的生活里，活出了这个逻辑。
她把挣到的钱存了一部分，寄给乡下的父母，留了一部分，买了一件新棉袄。那是她这几年里，第一次冬天买新棉袄，而不是穿补了又补的旧衣服。
穿上棉袄那天，她站在厂区宿舍楼道里的镜子前，看了自己一会儿，然后转身去上班了。
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
就是觉得，比从前好了一点。
而到了1928年11月，在陕西武功县，那个在仓库门口看着卡车卸粮的七十多岁的老头，在十一月里拄着拐杖去了一趟镇上。
他找到镇公所，见到了镇长，然后从怀里掏出一封信，说要交上去。
信是他让孙子帮他写的，他口述，孙子抄写，字不算好，但很认真。
信的开头是："禀陛下，吾乃武功县老民，年七十三……"
然后他写了今年见到卡车运粮的事，写了镇里打了两口新井的事，写了以工代赈他孙子去干活领了粮食的事。
他写道："吾少时经光绪大旱，饿死无数，村中几近断绝，吾父以树皮草根活命，终身不忘。今日见陛下调度有方，粮食到位，虽仍有困苦，然无饿死之惨，实千年未有之治……"
镇长把这封信接过来，翻看了一遍，没有说话，点了头。
到了1928年冬，旱灾基本得到遏制，直接饿死的人数控制在了历史上同等规模旱灾的百分之五以内。
周皇帝的威望，在这一年的灾情处置中，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关于这件事，民间流传了很多说法，有些夸大，有些失实，但核心是一样的：这次旱灾，死的人比以前少得多，是因为有铁路，有卡车，有水泵，有打井的机器，有从四川湖北运来的粮食，有政府撑着的以工代赈。
这些东西加在一起，就是所谓的一五计划完成后中国抗灾能力的提升，等二五计划后，有更多的金疙瘩，大家会过得更好，现在难一点，子孙后代收益，这一点成为共识。
1928年12月，周皇帝正在看报告，数字上，农业部汇总的全国粮食产量，比1927年下降了约九个百分点。但各地的情况差异很大华南、长江流域受影响小，粮食基本正常；北方旱区减产幅度在两到四成之间，个别最严重的县份，减产超过六成。
减产六成，换在清朝，就是饿殍满地，但1928年，即便是最严重的地方，也没有出现大规模饿死人的情况。
原因是多方面的：铁路把南方的余粮运来了，进口的粮食到位了，以工代赈给了农民粮食，打井兵团保住了部分秋作物，地方官员的组织相对有序所有这些，加在一起，构成了一张不那么密实、但还算撑得住的安全网。
但这张网是有代价的。
外汇储备，进一步下降。
国债余额，进一步增加。
部分二五计划的重点项目，工期继续延误。
周鼎甲看着年终的这份账单，没有欣喜，也没有沮丧，只是在报告的页眉上写了一行字：
"活下来的代价。"
然后翻到第二页，继续看，"1928年前三季度，全国钢铁产量九百三十万吨；合成氨产量二十七万吨，较1927年同期增长约百分之六十六；保定汽车公司生产卡车二万一千四百辆，拖拉机二千一百台，较1927年同期约百分之七十二。"
周鼎甲在旁边写了一行注释："卡车产量提升，在今年旱灾赈济工作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与此同时，在克里姆林宫，斯大林收到了格别乌关于中国全年情况的综合报告，报告很厚，他没有全看，只看了格别乌局长提炼出来的要点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