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928年北方大旱，中国政府基本应对成功，未出现大规模饿死人。
二、中国工业总产值较1927年，增速放缓，但增速仍达到7.8%；
三、军工、重工相关产品产量增速明显放缓，大部分项目推迟，增速12%。
四、华元大贬值，出口扩张，对日本出口造成冲击，中日贸易竞争加剧。
五、旱灾期间，中国政府倾向于减轻农民负担，提高粮价，未采取强制手段大规模征购粮食。
斯大林看完摘要，把文件放下，点了一根烟，在办公桌后面靠着椅背，想了一会儿。
军工放缓这是他最关注的一点。
如果中国因为旱灾，不得不减慢军事工业的建设节奏，那么苏联在接下来的两三年里，西伯利亚方向的压力，会相对减小。
他长出了一口气。
然后，他想到了报告里的第五点：中国政府提高粮价，减轻农民负担。
他的脸上露出了笑意，资本主义的帝制政府，永远受制于地主和农民阶级，无法像苏维埃政权那样，真正把农业资源动员起来服务工业化。
这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所在。
他叫来秘书，口述了一段关于加快农业集体化的指令，措辞比以前更加强硬。秘书认真地记录，没有抬头，也没有表情。
但是，斯大林不知道的是那份报告，有一个细节，格别乌没有特别强调，甚至分析人员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其中的意义。
那个细节，藏在报告第十七页，一个关于中国气候的段落里："中国气候局1928年11月发出警告：根据历史气候数据分析，目前的干旱模式，与1876至1879年大旱（即'丁戊奇荒'）有相似特征，不排除旱情持续至1932年前后的可能。"
斯大林没有看到第十七页。
他不知道，这场旱灾还会继续。
他也不知道，旱灾的影响，不只局限于中国的北方。大气环流的异常，有时候不是孤立的区域性事件，而是跨越整个欧亚大陆的气候信号。在遥远的乌克兰，同样的干燥空气，正在悄悄改变着顿河流域和第聂伯河流域的土壤湿度。
同样1928年的年终，在全球各个首都，各种报告、分析、预测，被整理、汇总、呈送给各自的领导者。
在华盛顿，国务院的亚洲司收到了一份关于中国的分析，结论是：中国已经渡过了最危险的阶段，调整有效，但长期挑战依然巨大，不构成近期威胁。
在伦敦，英国外交部的远东处，把这一年中国的种种变化，归纳为"一次意料之中的挫折之后，颇为意外的韧性恢复"，并建议继续保持观察，暂不调整远东政策。
在巴黎，法国外交部把中国在老挝问题上的强硬，记录在案，列为"下次谈判中需要处理的核心问题"，但严格要求印支驻军谨慎，大灾之下的中国，有足够的动力南侵，暂时退让，避免与中国发生激烈冲突……
第389章 捐赠 渗透
雪是头天夜里开始下的。
等到天亮，整个西安城已经看不出本来的颜色屋顶是白的，街道是白的，城墙垛口顶上压着将近一米厚的雪，把那些灰色的砖都埋住了，只露出一截截的棱角，像是从白色的棉絮里艰难伸出来的手指。
省长王文清站在城楼上，裹着厚厚的棉袍，往城外看。
关中平原，在这场大雪之下，一片苍茫。那些荒着的麦地，那些已经龟裂了半年的土地，此刻全被白雪覆盖，看上去干净，甚至有一点美。
旁边的省农业厅长赵廷祥，是个做了二十年农业工作的老人，踩着积雪站在那里，看了很久，然后叹了一口气。
王文清没有转头，说："你叹什么气？"
赵廷祥说："省长，这场雪，老百姓都高兴，说是瑞雪，说明年春天旱情该缓了。"
"但你不这么看？"
"不这么看，"赵廷祥说，他在雪地里蹬了蹬脚，把靴子上的雪抖落，"我昨天让人把各县的土壤湿度数据整理了，三十厘米以下的深层土壤，还是干的，干得很，一场冬雪渗不进去那么深。等开春一升温，表层融雪一蒸发，蒸发量比降水量还大，地皮可能比下雪之前还干。"
王文清沉默了很长时间。
城楼下面，有几个小孩子在雪地里跑，叽叽喳喳地喊叫，用手抓着雪团往对方身上砸，笑声很响，在冬天的空气里传得很远。
他看着那几个孩子，说："那我们就继续熬。"
赵廷祥说："继续熬，只能继续熬。"
三月下旬，赵廷祥的判断被证实了，关中各县的冬小麦返青率，报上来的数字，普遍不超过四成，这还是因为这些年皇帝拼命搞水利，再加上去年打了不少井，有水浇灌。
剩下的六成，在春天的干风里，一天比一天萎黄，一天比一天没了精神，最后倒在地里，连茎秆都不剩什么水分，一捏就碎。
赵廷祥坐着车，在关中平原转了一圈，回来汇报时，满脸痛苦，甚至可以用抓狂："关中大地，又是绝收之年。"
各种报告汇总，周鼎甲看完后，虽然早有准备，但还是不愿意相信，会议室里的人都不说话，等着他开口，一年旱灾还好办，连续两年，甚至更长，二五计划基本泡汤。
"老天爷不给面子，那就我们自己想办法。旱灾什么时候结束，我不知道，但只要朝廷还在，就要一直撑下去，没有别的路。"
周皇帝把那叠报告推到一边，拿起笔，开始写他的几项决定。
第一，继续调粮，东三省、湖北、四川、交趾三省都要做好新一轮粮食调拨的准备；第二，在全国范围内发起赈灾募捐，皇帝本人亲自署名呼吁；第三，继续推动西北灾民向西伯利亚、新疆和南洋的移民安置工作。
他写完，抬起头，对梁如浩说："募捐这件事，我亲自写那封信，不用你们润色，就这样直接发，我不怕丢面子，粮食比面子重要。"
梁如浩点头，说："陛下，海外华侨那边……"
"海外华侨那边，正式行文，通过各地华商总会，我估计他们会响应的，这些年从来没让他们失望过。"
那封募捐书是三月中旬的一个早晨送到郑成栋手上的。郑成栋头发已经花白，他穿着件深灰色的绸衫，坐在他那间位于虹口老街的账房里。
秘书把当天的几份报纸和信件放在桌上，低声说：“郑先生，今天《申报》头版，有陛下亲笔的募捐书。”
郑成栋“嗯”了一声，继续翻着手中的账本是上个月出口到伦敦的红茶清单，数量、单价、运费，一行行墨字写得工工整整。他把那一页看完，在末尾用朱笔批了个“核讫”，才抬起头，拿起那份《申报》。
报纸是新印的，油墨味还重。头版正中央，用一号楷体印着那篇募捐书，署名是周鼎甲三个字，没有用玉玺，就是手写体影印的签名。
郑成栋从第一行开始看，看得很慢，“……陕甘之旱，非一年之灾，实连年积困，朝廷竭力调配，犹感力所不逮……”
他读到这一句时，停了一下，拿起桌上的紫砂壶，给自己倒了半杯已经凉了的普洱，喝了一口。
茶是苦的。
他继续往下看。
“……特向国内工商诸公及海外华侨华商，发此恳切之请……吾知诸公各有不易，然同为华夏子孙，手足之情，不可不念……”
读到“手足之情”四个字时，郑成栋把报纸放下了。
他看向窗外。老街对面是一家裁缝铺，老板娘正在门口晾晒几件刚做好的绸衫。更远处，能看见黄浦江上的桅杆尖，和一两缕从轮船上飘起的黑烟。
中国在变。
郑成栋是光绪年间从福建泉州跑到上海来的，那时候他才二十出头，身上只有母亲缝在腰带里的三块银元。他在码头扛过麻袋，在茶行当过学徒，一步一步，三十年，做成了现在这个在上海茶叶出口行里排得上号的“郑记茶庄”。
他见过太多事了甲午年黄浦江上日本军舰的炮声，庚子年租界里洋人的趾高气扬，然后，就是这个周皇帝。
这个人，郑成栋没见过，但听过太多。
有人说他好大喜功，铁路、工厂、军舰、飞机，什么都要搞，花钱如流水；有人说他手段太硬，清理权贵官僚、打击地主豪强，半点情面不讲；但也有人说，中国这十几年，大变样了，铁路通了，工厂建了，洋人真不敢像以前那样随便欺负人了。
郑成栋自己看到的是他的茶叶出口，从十年前的年销两百担，做到了现在的两千担；从只能卖给南洋的华人，到现在能进伦敦、纽约的百货公司；从要用洋行的船、洋行的保险，到现在可以走国营远洋公司的船，用中国自己的银行开信用证。
这些变化，是实实在在的。
他又看了一眼那篇募捐书。
然后他叫来了账房先生，“老林，”郑成栋说，“把去年茶庄的红利账拿给我看看。”
林先生应了一声，转身从后面那排榆木柜子里抽出一本蓝皮账册，翻到某一页，递过来。
郑成栋看了几行数字，在心里算了算，然后说：“从红利里，拨五万块出来。”
“郑先生，这五万是……”
“捐给陕甘赈灾，走政务院公布的那个赈灾基金账户，不要走别的渠道，直接汇过去。”
林先生点头，拿起笔，在随身带的小本子上记下。记完了，他犹豫了一下，说：“郑先生，五万……要不要在报纸上登个名？”
“不用，”郑成栋说，“钱到了就行，登名做什么？给人看我们有钱？”
林先生不说话了，低头继续记。
郑成栋又补了一句：“还有，通知各个分号，今年清明祭祖的时候，茶庄所有伙计，每人加发一个月工钱，就说……就说感念大家一年辛苦，共渡时艰。”
这句话，林先生记下来时，笔尖在纸上顿了顿。
他跟着郑成栋二十年了，知道这位老板的脾气话不多，做事狠，但心里有数。加发一个月工钱，在这个旱灾年景，对下面那些一个月挣三四十块的伙计来说，是天大的事。
“我这就去办。”林先生说。
郑成栋摆了摆手，示意他可以出去了。
陈金福是在矿场的工棚里看到那封募捐书的。报纸是矿上的文书从城里带回来的，已经是三天前的《南洋商报》了。工棚里光线昏暗，只有一盏煤油灯挂在梁上，火苗一跳一跳的，把报纸上的字照得忽明忽暗。
陈金福不识字，是文书念给他听的。
文书是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广东潮州人，读过几年私塾，说话带着浓重的乡音。他念得很慢，念到“手足之情，不可不念”时，声音有点抖。
陈金福坐在木板床上，听着，没说话。
他今年五十五岁，在马来亚的锡矿里干了三十五年。从最开始用锄头和簸箕在河床里淘锡砂，到现在管着这个有两百多工人的中型矿场，他的一双手，已经粗粝得像是两块老树皮，指甲缝里永远洗不净的黑灰色，是锡矿的尘土。
文书念完了，把报纸折好，看着陈金福，等他的反应。
工棚里很安静，能听见外面矿工收工回来的脚步声，和远处洗矿机哗啦啦的水声。
陈金福沉默了很久，然后问：“朝廷……真的很难？”
文书说：“报上说，北方旱了三年，陕甘最严重，连续两年地里颗粒无收，朝廷不得不停下了二五计划大部分工程，又是调粮，又是买粮，现在国库也吃紧了，这才向海内外募捐。”
陈金福点了点头。
他想起三十五年前，他十九岁，因为家乡闹饥荒，跟着同乡的“水客”偷渡到南洋。船是小木船，在海上漂了十几天，死了三个人，尸体直接扔进海里。到了槟城，身上只剩一条破裤子，在码头上扛了三个月麻袋，才攒够钱买张车票到怡保，下了矿。
那时候，洋人的矿主，鞭子是真抽，工钱是真拖，死了人往矿坑里一埋，连个名字都不留。
后来变了。
中国有了皇帝，有了军舰，洋人矿主对待华工的态度，慢慢变了工钱不敢拖了，鞭子不敢随便抽了，死了人至少会给家属一点抚恤。不是因为洋人突然有了良心，是因为他们知道，中国现在有船能开过来，有炮能打过来。
陈金福不懂什么国家大事，但他懂这个腰杆子硬了，别人就不敢随便欺负你。
“矿上这个月账上，能动用的钱有多少？”他问。
文书想了想，说：“扣掉要发的工钱、要付的机器维修费、要缴的税，大概还能剩下……八千左右，是令吉。”
陈金福在心里换算了一下，八千令吉，大概合一万两千华元。
“全捐了，”他说。
文书愣了一下：“全……全捐？那下个月要是机器坏了，或者……”
“机器坏了再想办法，”陈金福说，“饿死人的事，等不了。”
陕甘在哪里，陈金福不知道，但他知道一件事当年他快饿死的时候，是同乡凑了半袋米，让他活了下来。现在有人快饿死了，他有一袋米，就该分出去半袋。
这是做人最基本的道理，和他识不识字、懂不懂国家大事，没有关系，“去办吧，”他对文书说，“钱直接汇到报上说的那个账户，用矿场的名义，不要用我个人的名义。”
文书点头，转身要走。
“等等，”陈金福叫住他。
文书回头。
陈金福从怀里掏出个布包，一层层打开，里面是几张钞票和一些硬币，是他这个月还没存进银行的零用钱。
他数了数，大概有两百令吉。
“这个也加上，”他把钱递过去，“算我个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