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鼎甲沉默了一会儿。
“现在这条线，运输能力怎么样？”
“单线，引进的内燃机车牵引，每趟列车可以拉八百吨货物。目前每天对开四列，运力三千二百吨。主要运输的是石油、钢材、机械设备，还有粮食和日用品。
马兴华拿出一份运输统计表，“从今年一月到现在，通过这条铁路运往西域的物资，已经超过了五十万吨。如果没有这条铁路，这些物资靠骆驼和马队运输，需要三年时间。”
“还不够，”周鼎甲说，“战时要运兵，运弹药，运燃油。一天的运输量可能就要上万吨。必须修复线。”
马兴华苦笑：“陛下，复线谈何容易。这条铁路的造价，每公里已经达到了八万华元。如果要修复线，造价还要增加百分之六十。而且……”
他顿了顿：“而且我们现在连单线都还没修完。北线，到新西伯利亚，还有七百公里没修通。南线，到阿富汗边境，还有四百公里。新疆内部，伊犁到迪化的果子沟段，是最硬的骨头，还没啃下来。”
周鼎甲拿起桌上另一份文件那是铁路兵团的进度报告。
报告很厚，有文字，有图纸，有照片。照片上，工人们在齐腰深的雪地里施工，在泥泞的沼泽里铺设路基，在悬崖上开凿隧道。
有一张照片让周鼎甲多看了几眼：一个年轻工人，大概不到二十岁，扛着一根枕木，脸上全是泥，但眼睛很亮，对着镜头笑，照片下面有名字：李二牛，河南人，十八岁，铁路兵团三营二连。
“这个李二牛，后来怎么样了？”周鼎甲问。
马兴华看了一眼照片，沉默了几秒，才说：“死了。去年七月，果子沟隧道塌方，埋进去了十七个人，他是其中一个。挖出来的时候，手里还握着铁镐。”
周鼎甲合上文件，看向窗外。
火车正在经过一片施工路段。右侧是已经通车的铁路，左侧是正在修建的复线路基。工人们像蚂蚁一样在工地上忙碌，推土机、压路机、起重机，各种机械发出轰鸣。看到火车经过，有的工人停下来，向火车挥手。
周鼎甲也向他们挥手。
火车驶过后，他坐回座位，很久没说话。
“兴华，”他终于开口，“你说，我是不是太狠了？”
马兴华没想到皇帝会问这个问题，愣了一下，才谨慎地回答：“陛下是为了国家。”
“为了国家，”周鼎甲重复这个词，“为了国家，让十八岁的孩子死在隧道里。为了国家，让成千上万的人在这荒原上流血流汗。为了国家，把本该用来救灾的钱拿来修铁路。”
他转过头，看着马兴华：“如果有一天，历史评价我，会说我是个暴君吗？会说我不顾百姓死活，穷兵黩武吗？”
马兴华思考了片刻，“陛下，我在西域十几年年，见过太多事。我见过哈萨克牧民被苏联骑兵追杀，逃过边境，全家只剩一个人。
我见乌兹别克村庄被土匪洗劫，女人被掳走，孩子被杀死。我见过汉人移民在西伯利亚垦荒，第一年冬天冻死一半。”
他停顿了一下，声音变得低沉：“没有强大的国家，没有强大的军队，没有铁路把军队快速运到需要的地方，这些惨剧会一遍又一遍地上演。
陛下修铁路，建工厂，囤弹药，不是为了打仗，是为了不打仗因为只有当敌人知道打不过我们的时候，他们才不会打。”
周鼎甲静静地听着。
“至于那些死去的人，”马兴华继续说，“李二牛们，张大有们，还有千千万万在边疆建设中死去的人他们会被人记住吗？也许不会，大多数人的名字不会被写进史书。但他们修的路会一直在，他们建的工厂会一直在，他们保卫的国家会一直在。”
火车哐当哐当地前进，窗外的草原无边无际。
“这片土地太大了，大得让人绝望。”马兴华说，“刚来的时候，我想，怎么可能守得住这么大的地方？但后来，铁路一段一段修通，工厂一座一座建起，驻军一点一点增加，我开始觉得，也许我们能守住。”
周鼎甲笑了，“兴华，你什么时候学会说这么好听的话了？”
“不是好听的话，是真心话。”
火车减速，前方到站：阿克斗卡。
这是一个小站，只有两股道，一座站房，几排营房。但就是这个小站，是从中国通往中亚的咽喉，战略意义重大。
周鼎甲下车，在站台上走了走。
站长是个三十多岁的军官，姓赵，河北人，在这里已经干了四年。他见到皇帝，激动得手都在抖，汇报时几次说错数字。
“每天经过多少列车？”周鼎甲问。
“现在平均每天六对，陛下。最多的时候到过八对，那是上个月运一批紧急军械。”
“安全情况呢？”
“有两次破坏企图，都被我们提前发现了。”赵站长说，“一次是有人想在铁轨上放石头，被巡逻队抓住。一次是夜里有人摸进来想破坏信号机，被哨兵开枪打跑了。我们加强了巡逻，每两公里一个岗哨，昼夜不停。”
周鼎甲拍拍他的肩膀：“辛苦了。”
“不辛苦，陛下！”赵站长挺直腰板，“守在这里，光荣！”
重新上车后，火车继续西行。
下一站是碎叶，也是这次西行的最终目的地之一。
1929年6月3日，碎叶（阿拉木图），长条形的会议桌，铺着墨绿色的呢绒桌布。桌边坐满了人，但没有人说话。
周鼎甲坐在主位，左边是马兴华和几个中国官员，右边是翻译。桌子的另一侧，坐着来自中亚各国的代表：阿富汗的亲王特使、哈萨克王国的首领、布哈拉政府的宰相、浩罕汗国的两位王子、伊朗的外交官，还有几个白俄流亡组织的代表。
以及，一个穿着便装但气质与众不同的英国人福克斯，英国驻中亚情报站的负责人。
但此刻，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一个老人身上。
他叫萨比尔，七十岁，哈萨克人，穿着传统的长袍，头上戴着绣花小帽。他是三天前才从苏联控制区逃出来的，同行的十七个人，只有五个活着到达碎叶。他的儿子死在路上，被巡逻队开枪打死。他的孙子发烧，没撑过来，埋在了不知名的山谷里。
现在，他坐在会议桌前，用哈萨克语讲述他的经历。声音嘶哑，时断时续，每说几句就要停下来喘口气。翻译把他的话翻成汉语，再翻成俄语、波斯语，让所有人都能听懂。
“……他们来了，说我们是富农。什么是富农？我家有二十头牛，五十只羊，这就是富农吗？我祖父的祖父就在这里放牧，我们世世代代就这样生活。但他们说，这是剥削，是罪过。”
老人端起杯子喝水，手抖得厉害，水洒出来一些。
“他们没收了所有的牛羊。不是买，是没收。我儿子说，至少给我们留几头，不然怎么活？他们打他，用枪托砸他的头，血流了一地。我跪下来求他们，他们笑，说老东西不懂新时代。”
会议室里静得可怕，只有老人颤抖的声音和翻译低沉的回响。
“然后他们要我们加入集体农庄。什么是集体农庄？就是把所有人的牛羊放在一起，大家一起放，收成大家一起分。我说，我们的牛羊已经没了，拿什么加入？他们说，人可以加入，去劳动，挣工分。”
老人闭上眼睛，两行浑浊的泪水流下来。
“我们去了。那不是放牧，是监狱。早上五点起来，排队领工具，然后被赶到草原上，挖水渠，开荒地。挖不完规定的长度，没有饭吃。我老了，挖不动，一天只能挖别人一半的长度。监工打我，说我是寄生虫，是懒汉。”
他睁开眼睛，眼神空洞：
“我儿子偷偷藏了一点炒面，想晚上给我吃。被发现了。他们说他偷粮食，是破坏分子。第二天，开大会，全村人都被叫去。他们把我儿子拉出来，宣读判决：死刑，立即执行。”
老人说不下去了，双手捂住脸，肩膀剧烈抖动。压抑的、破碎的哭泣声从指缝里漏出来，像受伤的动物在呻吟。
没有人说话。阿富汗代表低下头，布哈拉宰相捻着念珠，浩罕王子握紧了拳头。福克斯面无表情，但握着钢笔的手指节发白。
过了很久，老人才勉强平静下来，继续讲述：
“他们就在我面前，开枪打死了我儿子。然后说，这就是破坏集体化的下场。还要我，孩子的父亲，表态支持判决。我说……我说……”
他深吸一口气，用尽全身力气说出那句话：
“我说，杀得好。”
会议室里响起几声倒吸冷气的声音。
“我说杀得好，”老人重复，眼泪又流下来，“因为我还有一个孙子，才八岁。如果我不说，他们也会杀了他。我说了，他们笑了，说老东西终于开窍了。”
他擦掉眼泪，但眼泪不停地流：
“那天晚上，我带着孙子逃了。一起逃的还有十几家人，都是活不下去的。我们不敢走大路，只敢走山路，夜里走，白天躲。
但还是被巡逻队发现了，开枪，跑散。我背着孙子跑，他发烧，说爷爷我冷，我说快了，快到了。然后他不说话了，我摸他的脸，已经凉了。”
老人终于崩溃了，伏在桌子上，嚎啕大哭。那是失去一切之后，连伪装都不需要了的、最原始的悲伤。哭声在会议室里回荡，撞击着每个人的耳膜，也撞击着每个人的心。
周鼎甲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他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但放在桌下的手，握成了拳，指甲陷进掌心。
另一个代表站起来。他是白俄，前沙俄军官，四十多岁，脸上有一道伤疤。
“陛下，各位代表，萨比尔老人的遭遇不是个例。”他的俄语很标准，翻译同步翻译成汉语，“根据我们收集的情报，斯大林把富农分成三类：第一类，反革命富农，约六万户，多数被处决。
第二类，反对集体化的富农，约十五万户，要流放西伯利亚做苦役；第三类，一般富农，约八十万户，被迁到本地的贫瘠角落，财产全部没收。”
他拿出一份文件，是俄文打印的，上面有密密麻麻的统计数字。
“这只是官方数字，实际数字可能要大得多。在苏联控制的哈萨克草原，去年牲畜损失超过百分之七十；在花刺子模，至少十万人死于苏联的集体化，但这些数字不会出现在苏联的报纸上，只会出现在内务部的秘密报告里。”
他放下文件，声音变得激动：
“他们还在宣传。报纸上说集体农庄是幸福的大家庭，说斯大林是慈父，手托麦穗，眼光慈祥。但他们不会说，那些麦穗是用多少人的血浇灌出来的。他们不会说，那些‘幸福’的农庄里，人们在夜里偷偷哭泣，在白天机械地劳动，像行尸走肉。”
又一个代表站起来，是乌兹别克人，三十多岁，会说汉语：“高压之下，反抗没有停止，只是换了方式。农具被故意损坏，牲畜被饿到瘫软，工分册上有无数个偷懒的记录，偷粮食成为集体默契。
年轻人用脚投票往城市跑，往东面跑，往任何能逃离的地方跑。我们这里，每个月接收的逃亡者都在增加。”
他看向周鼎甲：“陛下，如果不阻止苏联，如果让他们继续扩张，整个中亚，整个亚洲，都会变成这样。没有自由，没有财产，没有尊严，只有集体农庄、劳动营和枪口。”
所有代表都讲完了，会议室重新陷入沉默，哭泣的老人已经被搀扶下去休息，但他的哭声似乎还在空气中回荡。
周鼎甲缓缓站起来。
他没有立刻说话，而是环视桌边的每一个人，“刚才萨比尔老人说的话，大家都听到了。这不是故事，是正在发生的事情。在哈萨克草原，在乌克兰平原，在西伯利亚的森林里，这样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
他停顿了一下，让翻译把这段话翻成各种语言。
“布尔什维克打着共产主义的旗号，说要把人类从剥削中解放出来。但他们的做法是什么？是剥夺人的财产，剥夺人的自由，剥夺人的尊严，最后剥夺人的生命。
他们不是解放者，他们是新的暴君，而且是比旧暴君更残酷的暴君因为他们不仅想要你的身体，还想要你的灵魂。”
桌子另一侧，福克斯微微挑了挑眉，但没说话。
“我们坐在这里，不是来哭泣的，是来想办法的。”周鼎甲继续说，“苏联正在疯狂备战，不顾一切地扩充军备。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只有强大的军队，才能保护他们的制度，才能让他们的扩张继续下去。”
他走到会议室墙边，那里挂着一幅巨大的中亚地图。他指着地图说：
“看看我们的位置。中国在西，阿富汗在南，波斯在西南，苏联在北。如果我们各自为战，苏联可以一个一个吃掉我们。但如果我们联合起来，形成一个从咸海到天山，从兴都库什到帕米尔的防线，苏联就不敢轻举妄动。”
他转过身，面对所有人：
“所以，我提议：成立中亚安全同盟。各国在情报上共享，在军事上协作，在经济上互补。中国可以提供武器、训练和部分资金，但各国必须建立自己的军队，必须守好自己的边境。”
阿富汗代表首先点头：“阿富汗愿意加入。但我们需要防空武器和反坦克炮，苏联在边境的装甲部队越来越多。”
哈萨克代表说：“哈萨克需要轻武器和电台，我们在草原上作战，机动性是生命。”
布哈拉和浩罕的代表也表达了加入的意愿，但提出了各自的需求。中国一一答应，讨论具体的合作细节：武器型号、训练计划、情报交换机制、后勤支援方案……
会议开了整整一天，中午简单用餐，下午继续。到黄昏时分，终于达成了一系列初步协议。
散会后，周鼎甲回到书房，疲惫地坐下，马兴华跟进来说：“陛下，今天的效果很好。各国都愿意合作，连英国人都没公开反对。”
“他们当然不会反对，”周鼎甲揉着太阳穴，“中苏对抗，对英国有百利而无一害。他们巴不得我们打得越凶越好。”
“那陛下为什么还要拉他们进来？”
“因为我们需要一个见证者，”周鼎甲说，“需要有人把今天的事情传出去，让莫斯科知道，中亚不是他们可以为所欲为的后院。也让世界知道，中国在这里，不是孤军奋战。”
1929年6月20日，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斯大林站在办公室窗前，手里拿着一份刚刚送来的情报，内容是中国皇帝周鼎甲在碎叶召集的中亚会议，详细记录了会议内容和达成的协议。
他看完，把情报放在桌上，点燃烟斗。
办公室里还有两个人：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内务人民委员雅戈达。他们静静站着，等待指示。
“中国人很活跃，”斯大林开口，声音低沉，“他们在中亚拉拢我们的敌人，建立反苏同盟。他们在不断修铁路，建工厂，囤积弹药。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在准备战争。”
伏罗希洛夫说：“是的，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根据情报，中国人在新疆的铁路建设速度很快。他们也在开采和炼化石油。”
“我们必须比他们更快！”斯大林转向雅戈达：“集体化的阻力，处理得怎么样了？”
雅戈达挺直腰板：“大部分地区的反抗已经被镇压。哈萨克草原的游牧民族基本被控制，乌克兰的富农清理工作完成百分之六十。到今年年底，集体农庄的覆盖率可以达到百分之七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