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周皇帝拉拢犹太集团，希望他们投资的同时，在德国慕尼黑，希特勒在柏林体育宫主持了一场规模空前的集会。两万名支持者将那个巨大的建筑塞得水泄不通，连走廊和楼梯间都站满了人。集会外面，还有三万多人无法进入，围拥在建筑周边，通过临时安装的扩音器聆听。
希特勒发表了广播讲话，他讲《凡尔赛条约》的屈辱，讲失业工人的愤怒，讲"德意志民族的伟大复兴"，讲"犹太资本的阴谋"。每一句话都精准地击打在特定人群的伤口上，每一次停顿都被如雷的掌声和欢呼填满。
走出体育宫时，希特勒脸上流着汗，眼睛里有一种燃烧后的疲惫与亢奋并存的神情。他的随行副官说，他每次演讲后都会在这种状态下持续两三个小时，仿佛被什么超自然的力量附体，然后慢慢退潮。
现在，退潮了。在一间低调的私人俱乐部里，希特勒换上了便装，在壁炉旁的沙发上坐下，接见了今天他最重要的一位访客。
西德尼沃伯格四十五岁，美国人，沃伯格银行家族成员，犹太人最后这个身份，在今晚的场合有着奇妙的讽刺意味。他穿着裁剪得体的深色西装，脸上的表情保持着华尔街训练出的职业中性，不显露任何情绪。
这不是他们第一次见面。
1929年，经济大萧条刚刚开始，德国经济崩溃，失业人数迅速攀升。沃伯格通过慕尼黑市长的中间人安排，第一次见到了希特勒那时的希特勒还只是一个在啤酒馆里演讲的地方政客，尽管他的党徒在选举中开始显示出令人担忧的增势。
那一次会面，双方谈妥了一笔交易：洛克菲勒财团通过数个中间层的掩护，向纳粹党提供了一千万美元的资金支持。用途是明确的：宣传、选举、组织扩张。条件是模糊的：支持者期望一个强大的德国能成为对抗苏联的欧洲堡垒，并在重建军备的过程中产生大量工业订单。
两年过去了。那一千万美元花出了令投资者满意的效果纳粹党的席位迅速上升，成为国会第二大党，希特勒的名字从地方政客变成了全德国乃至全世界的头版人物，这自然吸引了新一轮投资。
"您好，沃伯格先生，"希特勒说话时用的是那种私下谈话特有的平静语气，与演讲台上的激亢判若两人，"你们应该对过去两年的投资回报感到满意。"
"非常满意，"沃伯格说，"这正是我今天来拜访您的原因，主席先生。"
沃伯格打开公文包，取出一个密封的信封："代表我们的朋友们，这是一千五百万美元的汇款确认文件。同样通过三个中间层转账，不留痕迹。"
希特勒没有接那个信封，而是示意身边的助手接过。他继续看着沃伯格："此次的期望是什么？"
"很简单，"沃伯格说，"我们希望您尽快成为德国总理。"
希特勒的嘴角浮现出一丝几乎不可察觉的微笑："兴登堡不会任命我的。"
"兴登堡会的，"沃伯格平静地说，"当国会选举的结果表明，没有纳粹党的支持，任何联合政府都无法维持稳定时，那位年迈的总统别无选择。我们在柏林的朋友，包括一些大工业家，正在从内部施加压力。帕彭您认识帕彭先生吗他会帮助创造条件。"
"而成为总理之后，"希特勒说，语气变得更深沉，"你们期待什么？"
"德国重整军备，"沃伯格直接说，没有任何回避，"您已经公开表示《凡尔赛条约》必须废除，必须恢复德国的国防力量。这一点，我们的朋友完全支持。"
"军备工业的订单，"希特勒说，"你们要参与其中。"
"克虏伯需要美国的特种钢技术，迈巴赫需要发动机设计的授权，容克斯需要铝合金材料，"沃伯格一一列举，语气像在报财务清单，"这些合作，都可以通过正规的商业渠道进行，无需任何人知道背后的安排。"
希特勒站起身，走到壁炉前，盯着火焰看了一会儿，然后转身："沃伯格先生，我有一个问题想直接问你。"
"请说。"
"你们支持我，不只是为了军备订单，"希特勒说，"如果只是军备，克虏伯和他的朋友们早就够了，不需要美国资本。你们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沃伯格沉默片刻，然后给出了一个回答："我们想要战争，元首先生。苏联布尔什维克政越来越强大，他们拒不偿还外债也就罢了，他们还撕毁与美国企业的协议，没收合资企业，必须打败他们，而苏联现在的力量，不足以抵挡一个重整军备、由强人领导的德国。"
"向东，"希特勒重复，眼睛里有什么东西被点亮了，"《我的奋斗》里，我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德国的生存空间，在东方。"
"我们读过，"沃伯格说，"我们支持这个方向。"
两人对视片刻，希特勒最终点了点头："转告你们的朋友，他们的投资不会让他们失望。"
沃伯格站起身，扣上公文包："还有一件事，"他在临别前说，"中国皇帝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工业建设，他同样对苏联十分忌惮，您在欧洲重整军备的同时，东亚也会有人替您牵制苏联的注意力。这是您的机会之窗，但它不会永远开着。"
希特勒看向窗外漆黑的慕尼黑夜色，没有说话。
沃伯格离开后，希特勒的私人秘书走进来："元首，戈培尔博士在等您。"
"让他等一会儿，"希特勒说，依然看着窗外，"给我倒杯茶。"
就在希特勒和美国人交谈之际，寒冷的西伯利亚又下了一场大雪，不是那种浪漫主义画作里轻盈飘落的雪，而是铺天盖地、无处遁形的白色暴力。雪随风横扫，积成数米高的雪墙，将整个村庄埋入地下，只留下几根烟囱的顶端在茫茫白色中艰难地呼吸。
在这片土地上，格里沙帕夫连科已经十八天没有吃过一顿饱饭了。
他是乌拉尔山以东、鄂毕河以西某个集体农庄的成员。说是"成员"，其实不过是统计数字上的一个单位。去年秋天的丰收结束后，国家粮食征购委员会来了，带着武装警卫和一张清单。
清单上的数字与实际收成完全脱节那是从莫斯科的办公室里计算出来的，计算者大概从未见过真正的庄稼，更不了解旱灾造成了多少减产。
征购委员会没有兴趣听解释。他们搜查了每一个粮仓，翻遍了每一个角落，连种子粮都带走了一半。留下的，刚够勉强撑到春天如果不出任何意外的话。
但意外出现了。
十二月的严寒超过了历史极值，零下四十五摄氏度。储存在地窖里的土豆冻烂了三分之一。年底，另一个征购队来了，说去年的任务完成得不够，今年需要补足。
格里沙的邻居瓦西里，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农，跪在征购队长面前，哭着说："同志，家里还有三个孩子，剩下的这点粮食是给孩子吃的，没有了孩子们会死……"
队长用靴子踢开了他，命令士兵把剩余的粮袋扛走。
瓦西里的三个孩子中，最小的那个，一个四岁的女孩，在一月底死了。
那天夜里，格里沙听见了瓦西里发出的声音那不是哭声，是一种超越哭声的、低沉而持续的嚎叫，像受伤的野兽，像冰层下被封冻的河流，让听见的人在零下四十度的夜里感到一种更深的寒冷。
春天的消息，像一个谣言一样在村子里流传。
三月初，鄂毕河的冰开始松动，发出巨大的轰鸣和碎裂声。积雪在白天稍微软化，夜里又结上冰壳。但人们已经等不住了。
"往东走，"不知道谁第一个说出这句话，"听说中国那边还有粮食，还有地，往东走。"
往东走。
这句话像火焰，在冻饿了一个冬天的人群中迅速蔓延。
格里沙参加了第一批出走的队伍，共有四十七人，有老人，有妇女，有抱着孩子的母亲，有像他一样的青壮年男子。他们没有通行证，没有合法的移动许可，就这样推开了集体农庄的栅栏门，朝着额尔齐斯河的方向走去。
他们不知道前方有多远，也不知道会遇到什么。但他们知道，留下来是死路一条。
"格里沙，苏军边防会拦截我们的，"一个年轻妇女说，背上背着一个孩子，手里牵着另一个，"我们不能过河的。"
"那就死在河边，"格里沙说，"比死在床上强。至少是朝着活路去死的。"
边境线上的苏军边防第17营，已经连续两个月处于高度戒备状态，营长科罗廖夫少校每天接到的命令都一样：阻止逃亡，射击拒捕者，逮捕成功越境者。命令简短，清晰，但执行起来，让这个有着三个孩子的父亲一次次辗转难眠。
三月十五日，侦察员报告在额尔齐斯河东岸发现大股平民向边境移动，估计人数两百以上。
科罗廖夫把报告压了两天，对部下说："继续侦察，确认人数。"
三月十七日，人数变成了五百。
三月十九日，报告说对岸中国一侧出现了武装队伍，旗帜辨认为"白俄别动队"。
科罗廖夫终于不能再压报告了。他下令一个连沿河展开，同时向营部请示：一旦与白俄武装发生接触，如何处置？
营部的命令在两小时后传来："执行阻截任务，对拒捕越境者，警告无效后可开枪。对武装越境者，直接消灭。"
三月二十一日，清晨六时。
冰封的额尔齐斯河上，五百多名衣衫褴褛的农民正在艰难地穿越。冰面部分已经出现裂缝，每走几步就有人踩空，掉入冰冷的河水。
格里沙拉着一个老妇人，半跑半滑地向前推进。前方的南岸，他能隐约看到人影那是白俄一侧的接应队伍，手里拿着火把。
"快！"他大喊，声音在寒风中散碎。
身后，枪声突然响了起来。
苏军边防的步枪声，低沉而短促。第一排子弹打在冰面上，激起碎冰，是警告射击。
人群炸了。一些人停下，一些人向后跑，一些人仍然拼命往前。格里沙感觉到老妇人的手抽紧了，随即听到她惊叫一声。他回头，看到她捂着左腿跌倒在冰面上，那里有暗红色的血迹迅速扩散，在白色的冰面上格外触目。
"不要停！"他大声喊，一把扶起老妇人，几乎是拖着她向前奔。
第二排枪声，这次不是警告了。
他听到了身后的惨叫声，听到了冰面在枪声和脚步声共同作用下发出更多的碎裂声，听到了孩子的哭喊和母亲绝望的呼号。
南岸突然也爆发出枪声，但方向是向北向着苏军开枪的方向。
是白俄接应队伍开枪了。
格里沙不知道这对他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他只是继续跑，跑，跑，拖着那个流血的老妇人，脚下的冰面在枪声和震动中嘎吱作响，像一头随时会发怒的巨兽。
当他踏上南岸的泥地时，他感觉自己的腿不再是自己的了。他摔倒，爬起，再摔倒。一双手拉住了他那是一个穿着厚实皮袄的男人，对方扶起他，把一个东西塞进他手里。是半块黑面包。格里沙盯着那半块黑面包看了好几秒，然后失声痛哭。
在更长的边境线上，类似的场景以不同的方式反复上演。有的地方，苏军追上了逃亡的人群，逮捕了大部分人，将他们押回集体农庄，关进仓库里，等待转送劳改营。
有的地方，农民们聪明地绕过巡逻路线，通过白俄向导的引导，从偏僻的渡口成功越境。有的地方，接应的白俄武装与追击的苏军发生了真枪实弹的交火，双方各有伤亡，随后如幽灵般消散在广袤的西伯利亚原野里。
每一场冲突都很小，小到无法影响两个国家的政治关系，但每一场都有人死亡。
消亡在大雪、饥饿和子弹之间，那些死去的农民，既不是战士，也不是英雄，只是被历史的机器齿轮碾碎的普通人。他们的名字，不会出现在任何档案里。
亚历山大高尔察克站在新安装的大功率电台前，手里拿着一份刚刚写好的稿子。稿子写了又改，改了又写，最终在眼前这个版本停下来。
"这台设备，"他的助手叶尼赛斯基上校轻声说，"中国人送来的，最大功率三十千瓦。理论上，信号可以覆盖整个苏联领土，包括莫斯科，包括基辅，包括列宁格勒。"
高尔察克点了点头，没有说话。
北京来的电报他反复看了好几遍。皇帝的意思很明确：不是现在打仗，要等待，三五计划未完成，铁路未修通；但可以说话。对着莫斯科说，对着乌克兰说，对着所有还记得自由为何物的苏联人说。
高尔察克明白这个策略的逻辑。直接军事行动，时机未到，贸然出击只会劳而无功，甚至触发苏联的全面反扑。但无线电广播不同它不流血，但它的穿透力，在某些时刻比子弹更有力量。
特别是现在，当乌克兰和西西伯利亚的饥荒已经不再是秘密，当成千上万的农民用脚投票，冒着枪林弹雨往东逃亡时人心是动摇的，只需要一把声音，将那种动摇放大，将那种愤怒照亮。
他走到话筒前，助手打开了电台开关。
"俄罗斯的人民，"高尔察克用俄语开口，他的声音在热身之后变得低沉而有力，带着一种军人特有的清晰和力量，"乌克兰的人民，西伯利亚的人民，所有生活在布尔什维克铁靴下的同胞们，你们好。这里是西伯利亚自由俄罗斯电台……"
信号向西辐射，穿越乌拉尔山脉，越过伏尔加河流域，一直延伸到顿涅茨草原和聂伯河平原。
高尔察克说了很多。他说了饥荒，用的是从刚刚越境的难民那里收集的真实数字：乌克兰多少个村庄颗粒无收，西西伯利亚多少人逃亡，多少孩子死去。他说了苏联粮食征购制度的残酷，用的是那些逃亡者亲历的故事。他说了国际社会的缄默，说了布尔什维克体制的本质。
他还说了一段超出了通常政治宣传框架的话，那是他内心深处最真实的声音："我不是在要求你们拿起武器，俄罗斯的人民。我知道，当人们连明天的面包都无法确保时，革命是奢侈品。但我要告诉你们你们在忍受的，不是命运，不是不可改变的历史规律，而是一小撮人强加给你们的枷锁。枷锁是可以打碎的。不是今天，也许，但有那么一天……"
斯大林默默得听着，看起来很平静，“很清楚，这台设备，功率多大？"
"根据技术评估，至少二十至三十千瓦，"国安总局局长梅日拉乌克回答，"在大气条件良好时，可覆盖到基辅和明斯克。"
"信号质量呢？"
"……非常清晰，"梅日拉乌克不得不承认，"比我们想象的要清晰得多。"
“我们也要有，要对中国全境广播，那个皇帝不是要搞村村通广播吗？我们就要广泛宣传共产主义！”
“是！”
"高尔察克的广播，在苏联境内有多少人能接收到？"斯大林又问。
"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梅日拉乌克说，"目前苏联境内登记的收音机数量约十二万台，主要集中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其他大城市。"他停顿了一下，"而在乌克兰农村和西西伯利亚，收音机数量极少。广播的直接受众，可能并不多。"
"但不等于没有，"斯大林说，"而且，"
他走到窗边，看着克里姆林宫的塔楼尖顶，"人传人。一个人听到了，会告诉十个人，十个人再告诉百个人。那些逃亡的农民，那些被抓回来的，他们回去之后说什么？高尔察克的声音已经被他们带回去了。"
"我们正在加强干扰，"梅日拉乌克建议，"在同一频率段部署大功率干扰发射机……"
"这需要时间，"斯大林的声音变得沉郁，"而且他们会换频率。"
他在窗边站了很久，然后转身离开窗边，重新坐回办公桌："还有一件事。乌克兰的饥荒，现在外界知道多少？"
"西方媒体目前有零星报道，但……规模有限，没有引起广泛关注。"
"要保持这个状态，"斯大林的声音变得极低，带着某种他自己也许没有意识到的沉重，"外国记者不得进入饥荒区域。任何从苏联发出的相关报道，都要经过审查。"
他拿起钢笔，开始批阅下一份文件，仿佛刚才的对话从未发生过。
第402章 意外的进步 膨胀
1932年3月初，浙江桐乡，清晨
江南的三月，乍暖还寒。
沿着乌镇的河道向外延伸，一座座白墙黛瓦的民居后面，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蚕房。这个季节，蚕宝宝正处于第二眠到第三眠之间，桑叶的消耗量开始急剧上升，农户们天不亮就起来采桑，直到夜深才能歇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