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级敌工部、社会部全力运转。一方面，通过内线、侦察、无线电侦听，竭力摸清日军具体进攻路线、兵力和时间；
另一方面，散布假情报，制造我军主力可能向其他方向“转移”或“集结”的假象，并精心布置一些假的指挥所、假的兵工厂痕迹，以误导日军的判断和航空侦察。
黄崖洞、梁沟、柳沟等工厂进入“突击生产、分散储备、随时转移”的战时状态。
一方面，开足马力，日夜轮班，抢产弹药、枪械零件和迫击炮弹。
另一方面，为精密机床、关键图纸和核心技术人员制定好分批疏散方案，在厂区周边密布警戒和防空火力，并设置了大量诡雷和延时爆炸装置，准备在最后时刻给予闯入的敌人以毁灭性打击。
太行第一子弹厂的筹建工作在高度保密和加强警卫下加速进行，部分关键设备已开始向更隐蔽的备用厂址转移。
时间，在紧张的对峙和准备中飞快流逝。
日军的兵站里，弹药箱堆积如山；根据地的山洞中，机器声在夜幕掩护下轰鸣。
多田骏和筱义男相信，他们精心策划的“铁砧与重锤”足以将八路军的脊梁砸断。
而太行山深处，从将领到士兵，从工人到农民，每个人都清楚，一场前所未有的、旨在扼杀根据地生存根基的暴风雨即将来临。
第二百一十章整体和田野希望
华北方面军司令部意图集中重兵，实施一次前所未有的、具有毁灭性打击的重点进攻。
在他们的构想中，这需要至少从其他地区抽调两到三个师团的兵力，配属足够的重炮、飞机和特种部队，以泰山压顶之势，一举捣毁八路军在太行山深处刚刚勃兴的军事工业萌芽。
计划是凶悍的。
然而，当这份雄心勃勃的计划被递交至更高层面，以期协调中国派遣军乃至整个在华兵力时，现实的巨大鸿沟便显露出来。
兵力的窘迫，是日本帝国陆军当时无法回避的困境。
1939年9月，欧洲战事爆发，但日本的战略重心仍深陷于中国战场这个泥潭。
为了维持对广大占领区的控制，应付正面战场上中国军队的抵抗，尤其是日益活跃的敌后战场，日军早已感到兵力不敷使用。
诺门坎的惨败虽已接近尾声，但其阴影和苏联红军展现出的强大战斗力，迫使日本大本营不得不重新评估北方威胁。
关东军非但不能被削弱，反而需要得到加强，以稳定伪满局势，威慑苏联。
这便占用了大量原本可能用于关内的战略预备队。
在华中，冈村宁次指挥的第12军主力正倾尽全力，发动旨在夺取长沙、打击中国第九战区主力的第一次长沙会战。
这是一场规模空前的战役，日军投入了超过十万兵力，战事正酣，胜负未分，从该方向抽调兵力回援华北无异于天方夜谭。
新的“军备充实”与“兵力增强”计划正在制定，但远水难解近渴。
根据日本大本营的规划，从1940年度开始，日本陆军将进行大规模扩编，计划新建多个师团和独立混成旅团。
但这需要时间：征召新兵、训练、组建、装备。
在1939年末至1940年初这个关键时间窗口，日本中国派遣军手头可用的机动兵力捉襟见肘。
整个中国战场像一个巨大的黑洞，吞噬着日军的兵员和物资，使其无法在任何一个次要方向随心所欲地集结起毁灭性的力量。
最终，经过派遣军总部的艰难权衡和与华北方面军的反复扯皮，能够从其他方向“挤”出来增援给第一军、用于这次重点“肃正”作战的兵力，仅仅只有一个师团。
这远低于华北方面军最初的期望。与之相应的，重型火炮、弹药、航空兵支援等物资的配额，也因总体战线的漫长和长沙会战等优先方向的存在，而未能达到预期。
冈村宁次在电报中甚至隐晦地提醒华北的同僚：要更多依靠现有兵力，优化战术，强化情报，以“质量”和“重点”来弥补数量的不足。这多少有些无奈，但也是现实。
严州的窑洞里，敏锐的战略家们同样在沙盘和地图前推演。
日军异常频繁的电台通讯、部分兵力的异动、物资向正太、同蒲路沿线的集结，都指向一个明确的信号：日军即将在华北，尤其是在山西，发起一次规模空前的进攻。
“敌人想挖我们的根，断我们的源！”决策者的判断清晰。
针对性的应对策略迅速形成。
中央向各根据地，特别是华北、华中临近区域的主力部队发出明确指令：展开更积极、更广泛的破袭战、游击战和局部反击。
目标不是与日军重兵集团进行决战，而是最大程度地牵制、消耗、疲惫日军，使其无法从容地从各占领区抽调兵力，向山西太行山区域实现高强度的集中。
“要让他处处挨打，处处救火，看他能抽出多少兵力去搞重点扫荡！”
此时，与历史上1939年同期相比，各根据地的状态和作战能力已然不同。
日军为准备这次重点进攻，从其他地区抽走部分兵力，本身就削弱了那些地区的控制力，这为当地八路军和新四军扩大活动空间、加强袭扰创造了条件。
更重要的是，公义铁匠铺提供的技术和军工部自身努力带来的成果，正在逐步渗透到部队的战斗力中。
虽然新式步枪、机枪尚未完全普及，但复装子弹的供应比以前稳定了些，手榴弹的威力有所增强，地雷的种类和可靠性在提高。
更关键的是，团一级指挥机构基本配齐了无线电，这使得各部队之间的协同、与上级的联络、对敌情的掌握，都比历史上依赖徒步通信的时期有了质的提升。
指挥员能更快获得情报，更准地把握战机，也能在更广阔的区域内组织协同行动。
此消彼长之间，虽然日军仍占有压倒性的火力和技术装备优势，但八路军在情报传递、机动调度、战术灵活性以及部分火力持续性上，获得了比历史上同期更好的基础。
一场围绕着时间、空间和战争潜力的博弈，在广袤的华北大地和复杂的国际局势背景下，悄然展开。
日军力图集中力量，以一次重击摧毁八路军的“造血”机能；而八路军则试图以更广泛的主动出击，扯住日军的后腿，打乱其部署，保卫那正在深山沟壑中艰难孕育、却已现出生机的军事工业嫩苗。
……
在这种随时都可能爆发更大战争的情况下，邢西山区的人民，却在想着如何建设更多的家园。
也就是在山间的河流上修筑更大水坝，积蓄更多的河水，为未来的田地灌溉带来新的希望。
推动这件工程的，并非来自陈远的直接建议，而是源自河口集那座初显威力的小水坝所带来的、实实在在的改变。
虽然河口集水电站发出的电力几乎都被燧火平台那深不可测的“胃口”吞噬，但横亘在河道上的那座石坝，其价值早已超越了发电本身。
去冬今春，依靠水坝蓄起的一湾碧水，下游上千亩往年只能“望天收”的旱地得到了及时灌溉，麦苗返青时的长势让老农们笑得合不拢嘴。夏日山洪暴发时，这道石坝又稳稳地拦住了一部分浊浪，减轻了下游村庄和田地的水患。
夏秋收获时，那比往年增加的粮食，让人民感受到，要想增收，就得在水利上多使力气。
老百姓看得最真切：这坝，能存水，能救命，能多打粮食！
“要是能在下游，河道再宽点、山谷再深点的地方，修一个更大、更高的坝呢？”这个念头，像春草一样在邢西县县长胡震和许多干部群众心里滋生、蔓延。
他们勘察地形，再次请教在总部工作的水利专家丁仲文，越琢磨越觉得可行。
一个更大的水库，意味着在旱季能灌溉更多的田地，在雨季能拦蓄更多的洪水，或许还能养鱼……一幅有效灌溉、田野丰收的图景，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显得如此珍贵而诱人。
胡震县长召集各区、乡干部和群众代表开会，摊开简陋的草图，声音因激动而有些沙哑：“乡亲们！河口集的坝，咱们修成了，好处大家都看见了！可那点水，还不够！咱邢西好多好地，还渴着！今年春天，三区、五区还有村子为抢水浇地闹了矛盾。光靠一个小水坝，不行！咱们得干个更大的！”
台下嗡地一声议论开了，有兴奋，有期待，也有担忧。
“胡县长，咱能行吗？修河口集那个，可把大家累得不轻，还多亏了……那边帮忙。”一位老农代表抽着旱烟，既向往又有些信心不足。
“能行！”胡震斩钉截铁，“河口集的坝，是咱们用肩膀、用石夯，一尺一尺垒起来的！有了那经验，咱们就知道石头怎么采，怎么砌，地基怎么打！现在，咱们有更多人了！各区、各村都组织起来了！咱们还有了自己的主力部队，加上县大队、区小队，能掩护施工！最重要的是”他提高了声音，目光扫过每一张被山风和太阳刻满皱纹的脸，“这坝，是给咱自己修的！多存一方水，秋天就多打一斗粮！娃娃们能多吃一口饱饭，战士们打鬼子更有劲！这日子，是咱们自己一拳一脚挣出来的，这水，咱们也得自己动手，从龙王手里夺过来！”
“对！自己干！”
“修大坝，多打粮！”
“咱有力气！听政府的！”
会场沸腾了。
改善生活的渴望，对水的深切期盼，战胜了畏惧和迟疑。
县政府迅速成立了水利建设指挥部，胡震亲自挂帅，把丁仲文和张次宾再次请来。
勘测地形、设计坝体、动员劳力、筹集工具粮食……一项项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
没有大型机械，设计就偏向于因地制宜的浆砌石重力坝，依靠体积和重量来挡水，对石料工艺要求相对较低，更适合群众性施工。
计划将新坝址选在下游一处更狭窄的“葫芦口”山谷，这里基础岩层较好，建成后能形成库容大得多的水库。
同时，对已有的河口集水坝，也计划进行加高加固，以增加蓄水量，并与下游新水库形成梯级，更有效地调节水流。
虽然战争随时都可能爆发，但大家都在积极准备，就等河水退下，只要鬼子不进来，就开始动工。
这股由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迸发出的建设热潮，也传到了陈远耳中。
陈远既感动又振奋。
感动于根据地军民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下，依然保持着改造山河、建设家园的惊人意志和乐观精神；
振奋于这自发的水利建设，正是夯实根据地根基、支持长期抗战的伟业。他觉得自己应该做点什么。
他一直都认为抗战不仅仅是打鬼子，更是要建设。
战争是破坏，但我们要生存就需要建设。
这并不矛盾。
有时可以理解为，我们就是为了建设美好家园，才努力地抗争，把打扰我们向美好生活前进道路上的任何敌人都打倒。
而抗战过程中更是不断利用战争，清除国内旧有势力的好机会。
利用抗战消除地主和资本家对人民的盘剥，使国家可以向着新型国家发展。
“燧火，关于在山区根据地利用水力进行灌溉和提水，有什么适合当前条件、能帮上忙的技术方案吗？”陈远询问道。
燧火平台很快给出了分析和建议，核心是两种适合当前低技术水平、材料获取相对容易的提水灌溉方案。
第一是锅驼机联动水泵，就是将小型立式锅驼机与水泵直接连接的结构。
根据地锅驼机技术目前相对成熟，已初步具备仿制小型锅炉和简单往复式机械的能力。
优点是用柴草就可以驱动，缺点是需要大量的铁和铜，对于根据地来说有一定的负担。
第二是水轮泵。
这是一种将水轮机和水泵结合为一体的巧妙提水机械。
直接安装在有落差的溪流、渠道或水库放水口。
水流冲动水轮，水轮主轴直接驱动同轴的水泵叶轮旋转，将一部分水流压送到更高的地方。
其最大优点是无需任何外加动力，完全依靠水流自身能量实现提水，结构相对简单，几乎没有运行成本，维护简便。
缺点是提水扬程和流量受自然水头和水流量的限制较大，且需要合适的地理条件。
陈远仔细比较后，更倾向于推广水轮泵。
原因很简单：根据地的材料极其珍贵，尤其是铁料要优先保证军工和必要工业。
而邢西及太行山区许多地方，恰恰拥有众多的溪流、小瀑布和渠道跌水，具备安装水轮泵的天然条件。
虽然单台水轮泵提水量可能不如锅驼机水泵，但它胜在“自力更生”，无需消耗宝贵燃料，铁材料也不多，可以日夜不停地运转，特别适合分散的农田灌溉。
而且，水轮泵的核心原理与水力发电是相通的，推广水轮泵，既能解决眼前迫切的灌溉问题，也能为将来更广泛地发展小型水电站积累经验和培养技术认知，甚至可以在有条件的点位，设计兼顾提水和小功率发电的“水轮泵机组”。
“就它了！”陈远下了决心。
他通过文书记，将水轮泵的工作原理示意图、几种简单结构，木制旋桨式、铸铁冲击式等的设计要点、选点安装注意事项，以及可能需要的简易铸造件的图纸和要求，整理成一份通俗易懂的“建议”，附上自己对邢西水利建设的鼓励，转交给了胡震县长和军工部有关部门。
他强调，这只是公义铁匠铺提供的一些土办法参考，具体实施还需根据地同志根据实际情况摸索改进。
当这份承载着实用技术和真挚心意的“建议”传到邢西时，胡震和水利指挥部的同志们如获至宝。
图纸或许粗糙，原理描述也尽量简化，但这恰恰是他们最需要的东西一种看得懂、有可能造得出、用得起、能实实在在让水流上山坡的办法。
丁仲文看后大加赞赏。
“太好了！这水轮泵，正对咱们的路子！咱山里别的不多，就是有落差的小河沟多！照着这个思路，咱们自己也能用木头先做个简单的试试！”
于是，在规划中的新水库筹备得热火朝天的同时，另一种尝试也在悄悄进行。
在一条有稳定水流、约有两米落差的旧渠旁，几个老木匠和铁匠，带着一群年轻人，对照着那份简易图纸，用硬木削制水轮叶片，用收集来的废铁打造简易轴承和轴套，用掏空的圆木做泵壳……第一台简陋的、几乎全手工制作的木质旋桨式水轮泵，在众人的期待和汗水中渐渐成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