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伤亡、被俘、失踪总数达4.1万。
其独立混成第2、第3、第4、第8、第9、第16旅团及第110师团、第21师团、第26师团、第36师团、第37师团、第41师团等部均遭重创，超过60个大队、中队级单位被成建制消灭或丧失战斗力。
多名联队长、高级参谋被击毙。华北方面军野战机动兵力与持续作战能力遭到结构性削弱。
华北伪军系统遭受前所未有的重创与瓦解。
毙伤伪军25153人，俘虏伪军1407人。
在八路军强大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下，伪军动摇至极。
战役期间及结束后，伪军成建制反正、溃散达18450余人。
其中，作为日军在华北核心傀儡武装的“华北治安军”损失尤为惨重，其第1、第3、第5集团及多个独立团在遭受打击后，整营、整连逃亡或向八路军秘密接洽，总减员超过1.5万人，齐燮元苦心经营的体系濒临崩溃。
地方伪警备队（“黑狗子”）近乎瓦解。
各县伪警备队、保安团在八路军与民众的合力打击下，或被歼，或逃散，或暗中与抗日政权建立联系。
其总兵力从战前的9万余人锐减至不足4万，且大多龟缩县城，不敢出扰，名存实亡。
结合毙伤、俘虏、投诚、反正、溃散，此次战役使日伪军在华北的有组织军事力量净损失超过8.3万人（日军约4.1万，伪军约4.2万），其治安体系与辅助军事力量遭到根本性动摇。
交通命脉与基础设施遭到彻底毁灭。
总计破坏各铁路线948公里。
其中正太铁路遭受毁灭性打击。
娘子关至榆次段全线243公里几无完段，铁轨、枕木被大规模拆除、运走或焚毁。
大中型桥梁被毁78座，隧道被炸毁或严重堵塞23条。
车站、水塔、信号所、机务段、仓库被大规模破坏。
24台机车及数百节车皮被炸毁或关键部件被拆卸运入根据地。
日军战后评估完全修复需一年以上，且修复期间将面临持续破袭。
同蒲铁路北段宁武至原平间超过80公里被彻底捣毁。
全线遭破坏300余处，损毁桥梁42座。
太原以北运输长期瘫痪。
平汉铁路石门至安阳段成为重灾区，累计破坏400余处，多处桥梁、车站被毁，运输效率下降逾八成。
保定以北也大面积被毁，许多桥梁被炸毁。
津浦、平绥等铁路均遭严重破坏，累计破坏里程巨大。
华北主要公路网被大规模破击，累计破坏公路超过3，000公里，摧毁公路桥梁426座。
摧毁电线杆21.8万余根，割收电话线84.8万余公斤，日伪通信网络短期内彻底瘫痪。
八路军在煤矿上，给予日本“以战养战”战略致命一击。
井陉煤矿的新矿、老矿均遭彻底破坏。所有地面大型设施被炸毁或关键部件被拆卸运走，核心设备搬迁率超过80%。矿井被灌水、炸塌，至少一年内完全无法生产。
阳泉煤矿遭受类似毁灭性打击，主要矿区停产。
大同外围煤矿 5处主要煤矿、12个矿井被彻底破坏或淹没，大量设备被毁。
总计约6万名矿工被解救或逃离，使日本丧失重要劳动力。
其他方面，摧毁仓库42所，破坏石家庄等地炼焦、炼油、纺织等工厂设施。日伪在华北的税收、物资征发体系在广大乡村地区基本崩溃。
这使得“囚笼政策”彻底破产。
日军被迫主动放弃或丢失据点、碉堡超过2200个。
控制区域急剧收缩，从“面”的控制退守为“点与线”的困守，且“线”亦经常中断。
晋察冀与晋冀豫（太行）根据地连成一片，华北各抗日根据地面积大幅扩展，联系空前增强。
日军士气严重受挫，悲观、厌战情绪弥漫。
八路军展现出的强大战役组织能力、攻坚能力和正规战能力，彻底颠覆了日军的认知。
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承认战役失败，并哀叹维持华北需增兵十个师团，否则“治安”无望。
石德铁路修建计划无限期搁浅，日军战略机动与资源外运计划遭受重挫。
八路军在战役中的直接军事收获
缴获步马枪、手枪22，000余支，轻重机枪800余挺，各种火炮（山炮、步兵炮、迫击炮）200余门，掷弹筒400余个，以及海量弹药、通讯器材、工兵器械。
此外，搬运铁轨43.4万余根、枕木300余万根及大量其他铁路、矿山器材，为根据地军工生产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原料和设备。
收复并巩固了大片国土，攻克数十座县城，使抗日政权管辖人口增加数百万。
八路军在激烈攻坚、阻击、运动中伤亡较大，共计伤亡、失踪约2.1万人。
另有约2万余名官兵及群众在日军随后报复性“扫荡”中遭遇毒气等袭击，出现不同程度中毒症状。
代价沉重，但换取的战略收益巨大。
战役极大锻炼了部队。
主力兵团大规模运动、协同、攻坚、阻击能力得到实战检验和飞跃提升。炮兵、工兵等技术兵种建设得到加强。
部队装备水平，尤其是自动火器和火炮数量质量显著改善。
战役胜利有力驳斥了“游而不击”的污蔑，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极大振奋了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赢得了国内外进步力量的广泛赞誉。
日军被迫转入全面战略守势。
八路军则可以从容选择战机，继续扩大战果，发展力量。
华北抗战形势发生根本性转折，为后续的反攻奠定了坚实基础。
“四二零”大破袭战役，是一次在抗日战略相持阶段，于敌后战场发动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略性进攻战役。
它不仅以辉煌战果重创了华北日伪军的军事、经济、交通命脉，更在战略上粉碎了日军的“囚笼政策”，扭转了华北战局。
此役标志着八路军已具备在战略层面策划、在战役层面集中主力、实施大规模运动战和攻坚战的能力，实现了从游击战为主向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跃升。
战役的胜利，犹如一记重锤，砸碎了日军“迅速解决中国事变”的幻想，也深刻影响了日本帝国整体的战略决策走向，其波澜将远超华北，震撼整个东亚战局。
“四二零”大破袭战役的硝烟在华北大地渐渐散去，但其引发的冲击波，却以超出所有人预料的速度和强度，向日本帝国统治的核心东京猛烈扩散，最终动摇了这个战争机器的根本决策。
战役的直接影响是华北日军战略态势的彻底逆转。
一份份触目惊心的损失报告和华北方面军的紧急评估，被摆在了东京大本营的案头。
“正太铁路全线瘫痪，彻底修复需一年以上。”
“同蒲路北段断绝，南段时通时断。”
“井陉、阳泉煤矿产能归零，大同矿区遭重创，帝国炼钢与化工原料供应出现巨大缺口。”
井陉煤是强粘结性烟煤，制铁用优质煤，日本急需的战略资源。
阳泉煤是高级无烟煤，适于冶炼金、银、铜等的熔矿炉之用。
大同煤是优质动力煤，供应大阪、神户重化工业会社和电力会社。
井陉、阳泉、大同三地煤炭约占日本煤炭进口总量的10.4%，占日本从华北输入煤炭的27.3%。
这个缺口虽然不至于让日本战争技术停摆，但会让日本国内需要调整煤炭供给来源。
“战役期间，皇军与协从军伤亡、失踪逾四万，大量装备损失。八路军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攻坚与正规战能力，其火炮数量与运用水平远超既往评估。”
“为确保主要城市及核心交通线，已不得不主动放弃偏远据点四百余处，兵力收缩导致控制区大幅萎缩。”
最让大本营震撼的，是多田骏在报告最后近乎绝望的结论：“综观华北全局，敌军已非疥癣之疾，实为心腹大患。其控制地域已连成大片，兵员、物资补充能力未知深浅。欲维持现有控制区，遏制其扩张，并逐步恢复治安，至少需向华北增派十个师团的兵力，并配属相应之炮兵、工兵及后勤单位。否则，华北局势有全面崩坏之虞。”
十个师团！这个数字如同重锤，敲在每一个看到报告的日本军政要员心头。
此时，日本陆军总兵力约五十个师团左右，其中深陷中国战场（不含关东军）的已达三十多个。
再向华北增兵十个师团？
这意味要么从关东军抽调，要么从华中、华南抽调，要么进行新的大规模动员无论哪种选择，对已显疲态的日本国力和战略布局而言，都是难以承受之重。
多田骏的报告，实际上宣告了依靠现有兵力“解决中国问题”的彻底破产。
多田骏的报告和华北的惨状，在东京引发了一场政治地震。
此时主政的米内光政内阁，本就因其相对温和的对美态度而备受陆军诘难。
米内内阁同时对于加强统制经济、进一步增兵、扩大战争也持反对意见。
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强硬派早已不满，认为内阁未能给予在华军事行动足够支持，反而处处掣肘。
如今，华北的灾难性报告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陆军大臣俊六正式向米内首相提出，除非内阁同意立即采取包括不惜与美英开战在内的“断然措施”，以夺取南方资源支撑战争，并批准向中国战场投入“一切必要资源”，否则他将拒绝留任。
根据当时日本的法律，内阁中陆军大臣（或海军大臣）职位必须由现役大将或中将担任，若该职位空缺且无人接任，内阁必须总辞职。
面对陆军“要么全面升级战争，要么内阁下台”的逼宫，既无法满足陆军无底洞般的增兵要求，又绝不愿立即承担对美英开战巨大风险的米内内阁，陷入了绝境。
1940年6月16日，在陆军明确拒绝提供新任陆相人选后，米内光政内阁被迫宣布总辞职。
6月22日，以近卫文为首的第二次近卫内阁成立。
与相对谨慎的米内不同，近卫更倾向于与军部合作，并被认为更有能力“统合”国内意见。
新内阁的成立，标志着日本国内政治天平彻底倒向了主张采取更激进手段“打开局面”的势力。
而“四二零”战役带来的华北噩耗，正是促成这一转折最直接的催化剂它用最残酷的事实证明，在中国战场，特别是华北，依靠现有策略和兵力投入，不仅胜利无望，连维持现状都已不可能。
日本必须做出选择：要么承认失败，体面退出；要么进行一场规模空前、风险也空前的战略豪赌。
正是在这种“华北已证明是个无底洞，帝国资源正被迅速抽干”的普遍恐慌和“必须找到出路”的集体焦虑中，日本高层关于“南进”的争论迅速平息，步伐急剧加快。
以海军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等人为代表的“南进急先锋”论调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说服力。
他们的逻辑变得异常清晰而具有压迫性。
中国战场，特别是华北，已成为消耗帝国鲜血和资源的黑洞。
八路军已证明有能力对帝国控制区发起战役级进攻并重创皇军，维持现有战线都需要天文数字的增兵，遑论取胜。
“以战养战”在中国已告破产。
主要资源产区遭毁灭性破坏，占领区经济凋敝，无法有效汲取资源，反而需要持续投入。
时间不站在日本一边。
美国对日本的禁运和敌意日益明显，中国抵抗力量似乎在增强。
拖延下去，帝国战略储备将消耗殆尽，而对手的防御将更加稳固。
欧洲局势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 1940年6月法国败降，英国退守本土，荷属东印度群岛门户洞开。
在英法无力东顾之时夺取东南亚的石油、煤炭、橡胶、锡等资源，似乎是帝国摆脱资源困境、支撑对华战争的“唯一捷径”。
这时越南的鸿基煤矿，也摆在了日本决策层的桌面上了。
“先解决中国问题”的论调被无情地抛弃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疯狂的逻辑：正因为在中国无法解决，才必须立即南进夺取资源；
只有夺取了南洋资源，才能继续并最终打赢对华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