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鉴太原接收的经验，军管会向所有已查明的日资、日伪合资及重要的民族工业企业，火速派驻了军事代表和由地下党员、进步工人、可靠技术人员组成的工作组。
他们的任务首先是看住家当，组织工人护厂队，日夜巡逻，严防潜伏特务、溃兵或地痞流氓破坏设备、盗窃资材、焚毁图纸。
像永利碱厂、久大精盐厂这样技术含量高、战略意义重大的民族企业，更是派驻了精锐部队守卫。
等待永利方面派人前来接收。
那些被日军焚毁技术资料的工厂，如昌和铁工厂，则尽力搜寻可能散落民间的老技工和老图纸。
第二步，是分类处置，快速激活。
面对上百家大小工厂，军管会没有搞一刀切的国有化，而是根据不同情况，采取灵活策略：
原日资大型骨干企业，实行军事管制，直接运营。
如原华北机械工业株式会社、几家主要钢铁所、北支自动车株式会社等。
这些企业设备相对先进，但破坏也重，且关系军工和基础工业。
军管会从太原、阳泉甚至严州，紧急抽调了一批有经验的工业干部和技术骨干，搭配原厂留用的日籍工程师和中国技术人员，组成复工班子。
目标是尽快修复关键设备，哪怕先恢复一部分产能。
天津机器厂的任务是优先修复机床，生产维修铁路机车、枪炮所需的零配件；钢铁厂则要尽快让高炉出铁，哪怕是小高炉。
原日资纺织、化工等企业，实行军管下租赁或委托经营。对于如六大纱厂、东亚烟草厂等，军管会在清点资产、派驻监督人员后，尝试寻找原民族资本家或聘请有经验的经理人，在保证工人权益、接受生产计划指导、产品优先由贸易公司收购的前提下，委托其负责具体复工生产。
军管会则提供启动贷款、协助解决原料和销售渠道。这种模式既发挥了原管理者的经验，又保证了公家对战略物资的控制。
中小型民营机械厂、铁工厂，鼓励自主复工，公家扶助。
对于天津那三百余家规模不等、设备水平参差不齐的民营机械厂，军管会发出了明确信号。
只要遵守法令、不从事破坏，政府鼓励复工。
贸易公司带来了利生机械厂的产品样本和图纸一些简单的农具、五金工具、纺织机配件、矿山机械零件的图样。
由贸易公司下订单、供原料，工厂加工，收取加工费。
同时，组织技术交流，将太原来的一些标准化、简易化的零件工艺传授给这些中小厂，既能快速整合生产能力，也能逐步提升其技术水平。
永利碱厂的修复，成了一个标志性战役。
当八路军的队伍开进天津时，永利碱厂的厂区已是一片破败。
日军占领期间的掠夺性生产和缺乏维护，给这座曾经亚洲领先的化工明珠留下了满目疮痍。
部分关键设备被破坏或拆卸，库存原料几近耗尽，厂区荒草丛生。
然而，与单纯接收一座空白的工厂不同，永利的核心技术团队和相当一部分骨干，已经到了天津。
范旭东他们得知天津被包围时，就向根据地提出来要收回永利和久大。
根据地也同意了他们的请求。
因此，天津刚一收复，永利就已经组建好了先遣队，便从太行出发，星夜兼程赶回塘沽。
这支队伍以原永利的老技师、老工长为骨干，辅以在根据地成长起来的新型技术干部。
他们不是外来接管者，而是归家的游子，是带着在根据地练就的本领和获得的崭新支持，回来抢救自己的心血。
望着残破的厂区，老师傅们眼眶发红，但手上毫不迟疑。
有了这些人的协助，工厂的复工就顺利很多。
没有完整的图纸，他们就是活图纸，每一根管道、每一座塔罐的结构都刻在脑子里。
日军破坏或拆卸的关键部件，根据地可以修复，他们发回图纸不久，平台就已经制造加工出来，并快速发向塘沽。
燃料不足？根据地已紧急与开滦煤矿协调，开辟了运输通道。
工人们昼夜奋战，而带队的老工程师和根据地的干部一样身着工装，在车间里解决一个个具体的技术难题。
只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当损坏严重的碳化塔经过艰难的修复、调试，重新涌出洁白的碱液时，整个厂区爆发出震天的欢呼。
这欢呼里，有对工厂重生的喜悦，更有一种更深沉的情感。
他们的技术、他们的工厂，终于不再是无根浮萍，不再受制于官僚与外国资本的挤压。
他们的工业救国理想，与一个有能力、有决心保护并发展民族工业的崭新力量结合在了一起。
永利碱厂较预计快得多地复工，成为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事件。
它不仅仅是一家工厂的恢复生产，保障了玻璃、肥皂、印染乃至军工等行业急需的纯碱和烧碱。
它更清晰地传递出一个信号。
根据地的力量，不仅能破坏旧秩序，更能保护和发展最先进的现代生产力。
范旭生等人也在收回工厂10多天后，回到了这里。
许多人都是拖家带口离开了大西南，至于永利川厂后面的结局他们已经顾不得了。
永利在建设太行厂之后，对川厂的投入就已经开始降低。
因为他们已经看到希望在太行而非西南。
川厂国民政府要收回就收回吧，他们不可能两面都占着好处。
这一刻也代表着他们正在做出选择。
而中国的民族实业家与先进技术力量，其真正的归宿和施展抱负的舞台，正在这里。
许多仍在观望，或身处其他收复区、原国统区的民族工商业者，都在暗中注视着永利。
天津永利的迅速复产，南京等地的永利、硫酸铵厂设备被根据地派出的技术小组顺利接收保护，这些消息如同无声的惊雷，在他们心中激荡。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未来中国工业建设的希望，或许真如范旭东、侯德榜等人的选择所示，不在别处，而在这片看似贫瘠却充满韧性与生机的土地上。
金融与商业的恢复，紧密围绕生产展开。
稳定物价不仅靠调粮，更靠投放产品。
当天津机器厂第一批修复的机床开始出产，当恒源纱厂在公家棉花供应下织出第一批胜利布，当五金厂打制出规格统一的螺栓和榔头，这些商品通过新成立的天津公营贸易公司及其合作商店，以稳定价格投放市场。
边币的价值，逐渐锚定在这些实实在在的本地产品上，而不再仅仅依赖外来物资。
同时，鼓励有利于生产的商业活动，如经营五金工具、工业原料、机械书籍的商铺，优先获得贷款和货源。
而对于投机倒把、囤积居奇，特别是涉及工业原料的行为，打击毫不手软。
胜利一号带来的那车五金工具，很快被分配到各个急需的工厂和市政工程队。
那批太原面粉，确确实实成了众多复工工厂食堂里工人碗中的馒头，支撑着他们在寒冷的车间里挥汗如雨。
来自榆次的棉纱，在天津的纺织机上变成了更细密的布匹，一部分用于供应军队和被服厂，一部分成为工人们以劳动券兑换的奖励。
这个过程绝非一帆风顺。
资源短缺是常态，技术难题层出不穷，潜伏敌人的破坏时有发生，不同经营方式间的摩擦也需要不断调解。
但这与国民党的那种劫收截然不同。
这里的主旋律是生产和建设。
干部谈论的是设备修复率、原料消耗比、产品质量标准。
工人们关心的是技术等级、生产定额和劳动竞赛的奖励。
即便是留用的原企业职员，也在适应着成本核算、计划调度这些新鲜而务实的管理词汇。
北平的稳定，为天津的恢复提供了后方参照和部分资源中转支持。
而天津的每一点复工进展台修复的机床，一批合格的螺丝，一袋自产的纯碱都通过津浦铁路，反向输送回根据地，支持着各地的农业和基础设施建设。
中央没有迁往大城市，但大城市的工厂、机器和技术人才，正被有序地整合进根据地日益庞大的生产体系之中。
这不是简单的占领，而是一种更具雄心的消化和转化。
……
四五年一月，严寒笼罩着华北和东北大地。
但在冰冷的空气之下，一股灼热的洪流正在神州大地上隐秘而坚定地涌动。
在北线，枪炮声并未因严冬而停歇，反而愈演愈烈。
北野主力冬季攻势越加猛烈，这台绞肉机把关东军越来越多的师团吸引到这片土地，也让他们进得来，回不去好。
所以日本人明白八路军这么做的想法。
可是为了维持东北的统治，能够从东北搜刮更多支援日本的物资，他们只能源源不断把更多的部队填到这里。
日本国内缺乏粮食、煤炭、钢铁、石油，在东南亚海上交通全被切断的情况下，他们只能依靠东北和朝鲜地区的搜刮。
可就是如此日本国内已经死了很多人。
大本营命令关东军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西南防线，不让八路军进入东北腹地。
关东军明明知道这是一条死路，也只能这么干。
但44年末的关东军已经不是41年的那支军队了。
在兵员、后勤、组织、装备等多方面，他们已经完全落后于北野八路军。
再加上没有人民的支持，他们填入更多的师团也不可能挽回败局。
冬季攻势中，日军三个师团完整消灭，四个师团被击溃，加上大量伪满洲国军队，关东军损失兵力高达18万人。
北野在成功席卷热河大部后，锋锐直指辽中。
锦州、朝阳、阜新等地的外围战斗日夜不休。
关东军司令部不得不痛苦地承认，其精心构筑的、依赖铁路和坚固据点的西南防线已名存实亡。
面对八路军灵活多变的运动战、越发明晰强大的炮兵火力，时刻可以支援的空军打击力量，日军固守的据点接连被拔除，脆弱的交通线几乎被完全切断。
关东军第20军主力在承德失守后一路溃退，损失惨重，最终勉强在阜新义县一带收拢残部，企图依托医巫闾山的连绵山地构筑最后一道屏障，将北野阻隔在辽河平原之外。
但这道防线摇摇欲坠。
更让关东军雪上加霜的是，其所谓的后方也烽烟四起。
沉寂数年的东北抗日联军，在C-47运输机空投的武器、弹药、电台和骨干人员支援下，如同燎原的星火，在三江平原的沼泽与长白山的林海中迅猛复燃、扩张。
他们袭击兵力空虚的警察署、开拓团，破坏铁路和仓库，解救集团部落里的人民群众，搅得日伪当局寝食难安。
抗联的兵力在短短几个月内，从秘密渗透汇合的数千骨干，急速膨胀至四万余人，且装备和精神面貌今非昔比，成为插在关东军脊背上的一把越来越锋利的尖刀。
他们已经越来越威胁到鞍山、抚顺等重工业基地外围。
让关东军不得不抽调部队加强守备。
在南线，长江两岸却呈现出一种暴风雨前的怪异平静。
南野各纵队在光复宁沪杭、取得辉煌胜利后，似乎真的进入了长时间的休整。
报章上偶尔能看到部队帮助群众兴修水利、开展大生产的报道。
这种态势，让重庆方面稍稍松了口气，认为连续恶战的八路军急需补充，短期内不会再有大的攻势。
然而，这平静之下，是规模空前的大兵团战略机动。
组织决定必须抓住武汉战役胶着、国民党军主力无法他顾的历史窗口期，集结绝对优势兵力，以雷霆万钧之势，彻底解决东北问题，将日本侵略势力完全逐出中国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