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同时维持如此庞大机械化部队训练的油料消耗、零件补给和弹药供给。
能让成千上万士兵熟练掌握复杂技术装备的训练体系；
能将来自美日、制式迥异的装备整合在一起并形成战斗力的后勤保障与技战术融合能力……这绝不是靠东拼西凑就能做到的。
这是深厚的、正在高效运转的工业实力，转化为军事实力的最直观体现。
去年晋南运城盐池，汤恩伯的第八十一集团军奉令封锁，试图掐断根据地的食盐命脉之一。
结果，华北兵团主力迅猛出击，标准的正面强攻结合侧翼穿插，在强大炮火支援下，短短旬日便将这个美械装备的精锐集团军大部歼灭。
那一仗，已经让所有周边势力惊觉，那支能消灭鬼子的部队，战斗力还在增长，已经蜕变成了拥有钢铁爪牙的猛虎。
而现在眼前这一幕，无疑在宣告，这只老虎不仅爪牙更利，速度更快，其战法也进化到了他们难以理解的境界。
演习结束后，简单的现场座谈会上，气氛更加微妙。
根据地方面的代表，一位神情沉稳的中年将领，语气平和地介绍了部队建设“为了保卫和平，维护地区安定”的宗旨，并强调“愿意与所有支持民主进步的地方力量保持友好，互通有无”。
但“互通有无”这个词，听在陈炳谦等人耳中，滋味复杂。
他们的地盘，实际上已经处于根据地影响力辐射之下。
根据地的土改风暴，虽然暂时还未直接席卷到他们的核心控制区，但那些“耕者有其田”、“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口号和政策，就像无形的波浪，不断冲击着他们统治的根基地主乡绅阶层。
他们本质上仍是旧式军阀，是地主阶级的代言人，与根据地的道路存在根本冲突。
可他们又绝不愿完全听从武汉方面的命令，对根据地实施彻底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对抗。
那无异于自杀。
汤恩伯的覆灭就是前车之鉴。
更何况，他们的许多必需品从药品、五金、煤油到部分机械零件，甚至粮食调剂，都越来越依赖与根据地的贸易。
根据地的工厂生产着他们需要却又无力自产的东西。
“战战兢兢”，这四个字最能形容他们此刻的心态。
明面上，他们或许还打着青天白日旗，接受武汉的番号，但私下里的联系、交易、乃至某种程度的妥协，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他们害怕成为根据地下一个打击目标，以今天目睹的这种力量，若真的挥师而来，武汉的援兵恐怕远水难解近渴，他们自己那点掺杂着骑兵和简陋步兵的家底，在这钢铁洪流面前，能支撑几天？
“今日所见，真是……大开眼界，兵强马壮，令人叹服。”陈炳谦最终放下茶杯，缓缓开口，声音平稳，听不出太多情绪。
观摩结束，陈炳谦找个机会问道:“如此强军，确是保境安民之砥柱。只是不知，贵军日后重点，是向北，还是向南？”
这问题问得含蓄，问出了他们许多人的心声。
他们知道根据地的战斗力强，可是是去年作战之后，已经近大半年没有任何动静，不知道他们在准备着什么？
他们担忧的，正是这一点。
是继续清扫他们这些周边杂牌，稳固后方，还是即将全力南向，与武汉方面一决雌雄？
根据地的将领微微一笑，答得同样含蓄：“陈将军，我们的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部队的建设与发展，是为了有足够的力量维护该有的和平与秩序。至于方向……一切取决于时局的需要，以及，朋友们如何选择。”
选择？观礼台上的客人们心中凛然。
这看似平和的话语，比任何威胁都更有分量。
它划下了一条线：是成为需要被维护的秩序的一部分，还是成为被维护的对象？
演习扬起的尘土渐渐落下，钢铁的轰鸣也暂时平息。
但目睹了这一切的地方实力派们心中掀起的波澜，却难以平息。他们知道，一个全新的、压倒性的力量中心已经无可争议地崛起。
旧有的平衡和生存之道，已经被那履带和车轮，碾得粉碎。
未来的路该如何走，成了摆在他们面前最紧迫、也最艰难的课题。
而时间，似乎并不站在他们这边。
陈炳谦需要回去跟军长好好地探讨一下，可他们今后还是需不需要左右摇摆？
第四百三十四章改组和堵口
1946年初，政治气候在微妙中转向。
历经一年多的公开斡旋与幕后角力，表面上的合作，终于在长江畔那座名义上的三镇艰难收官。
对外发布的联合公告措辞谨慎而充满希望，宣称各方“基于国家民族之最高利益，捐弃成见，共谋建国之途”，决定“改组政府，吸纳各党派及社会贤达，共负建国之责”。
公告的核心内容，是那位身处武汉的南方政府领袖做出的、被外界称为重大让步的承诺。
南方政府将进行改组，在行政院、立法院等关键部门为其他政治力量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留出若干席位。
具体而言，包括若干名部会首长、副首长职位，以及一些诸如政务委员、谘议之类的身份。
南方政府还将裁撤军事委员会，成立国防部。
南方政府委员会将扩充到约40席，声称容纳青年党、民社党和社会贤达。
在许多人看来，这似乎是结束训政、走向联合执政的明确信号。
消息传出，在一些渴望和平、厌倦战乱的城市知识分子和中间派政治团体中，激起了不小的波澜。
不少民主人士奔走相告，额手相庆，认为这是和平民主新阶段的开端，是国家走向正轨的曙光。
一些报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社论，赞美“政治智慧终于战胜了军事对抗的阴霾”，呼吁全国人民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和平契机，共同致力于国家建设。
然而，根据地以及华北那些忙碌的指挥部和行政机关，反应却要冷静和审慎得多。
“给了几个部长、委员的名头，”老总指着电报，对身旁的人说，“看看都是哪些部？农林、水利、蒙藏、侨务、……听起来不错，可兵权、财权、警权、外交、关键的实业部门，一个没让。他的嫡系，牢牢把持着国防、财政、资源、内政、交通这些要害。给我们的，还有那些朋友们的，大多是些清水衙门，或者是有职无权的闲差。”
“这是意料之中，”另一位负责谈判工作的人接口，语气沉稳，“他要是真心结束独裁，共享权力，就不会是这么个分法。这更像是一种姿态，做给国内外舆论看的姿态，尤其是做给希望看到华夏统一、民主的那些外国朋友看的。
他想用几个花瓶位置，换取我们放弃武装，承认他那套法统，把我们的军队消化，然后他就可以慢慢除掉我们。”
“但我们不能不接。”老总沉吟道，“现在全国民众，包括我们根据地很多老百姓，都眼巴巴盼着和平，盼着能喘口气，重建家园。
如果我们断然拒绝，他就有了借口，把破坏和谈、挑起内战的责任推给我们。国际舆论，特别是那个调停特使和他背后的力量，也会施加更大压力。”
“对，要接，但不能全接，更不能傻接。”负责谈判的人点头。
“我们的策略是：第一，公开欢迎改组政府的决定，肯定这是走向和平民主的‘一步’；
第二，对于他给的职位，有选择地接受其中一两个相对务实、能做些实际工作的，比如与经济重建、民生改善相关的部门，但必须坚持要有相应的办事权和人事建议权，不能是光杆司令；
第三，也是最关键的，利用我们进入政府机构的有限人员，合法地接触更广泛的社会层面，了解国统区的实际情况，宣传我们的主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把工作做到那些对现状不满、对他失望的人们中间去。把花瓶，变成我们的观察哨和扩音器。”
“同时，”老总补充，目光转向墙上的地图，“家里的篱笆要扎紧。部队整训、根据地建设、特别是军工生产，一刻也不能放松。要让他知道，我们有谈的耐心，也有应对任何变化的实力和决心。”
于是，根据地的回应是积极而克制的。
他们公开表示愿意参加改组后的政府，并派出了一个小规模但精干的工作组前往三镇，准备接手有限的、事先商定的职位。
他们的公开讲话总是强调真诚合作、落实协议、切实解决民生问题，将公众的期待引向具体的施政成果，而非空洞的政治分赃。
而在内部，指示非常明确：不争虚位，不搞对抗，扎实工作，广交朋友，积蓄力量，提高警惕。
初夏，改组政府的戏码在三镇紧锣密鼓地上演。
职位任命陆续公布，场面堪称热闹。
一些长期批评政府的民主人士、社会贤达，被授予了部长、委员的头衔，照片见诸报端，一时风头无两。
他们中的许多人，确实怀着改良政治、服务国家的热忱，试图在新的岗位上有所作为。
然而，冰冷的现实很快扑面而来。
一位被任命为某部“常务次长”的民主人士发现，他的办公室虽然宽敞，手下却只有寥寥几名书记员，所有重要的公文、预算、人事任免，都由那位“政务次长”一手把持，他连过问的资格都没有。
另一位被安排进某委员会的老先生，兴致勃勃地提出一系列调查和建议，却如石沉大海，经办人员表面上客气，转身就将文件锁进了档案柜。
所谓联合政府，核心的权力架构、决策流程、资源分配，依然牢牢掌握在原有的派系和官僚机器手中。
那些新晋的联合阁员，更像是一种政治装饰，用以证明政府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实际作用微乎其微。
许多满怀热情而来的民主人士，很快陷入了位高权轻、有志难伸的苦闷和失望之中。
而且南方政府，形式上是一府五院，骨子里还是党国一体加个人集权。
行政院是最高行政机关的名号，但军费、战略、作战部署不归行政院管。
蒋通过国防部、参谋总长直管。
根据地的代表们冷眼旁观着这一切。
他们对自己有限的职位和权力早有清醒认识，因此并无不切实际的期望。
他们严格按照事先制定的方针行事：在自己能影响的有限范围内，比如某个负责灾区救济或小型工业规划的部门下属机构，极其认真地推动一些实实在在的小型项目发放一批真正能到灾民手中的救济粮，帮助修复一座被战争破坏的桥梁，为几个合作性质的作坊争取一点小额贷款。
他们态度恳切，工作扎实，与那些夸夸其谈的官僚形成鲜明对比，很快赢得了一些基层办事员和技术人员的好感。
同时，他们广泛接触社会各界人士，从报馆编辑、学校教师，到民族工商业者、地方开明士绅，倾听他们的疾苦，了解国统区的腐败、通货膨胀和民生凋敝，同时也恰当地阐述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发展生产、提倡民主的情况。
他们不直接攻击政府，只是用事实和对比，让接触者自己去思考。
这种低调务实、广种善缘的策略，在沉闷的国统区政治空气中，像一丝清新的风，虽然微弱，却在悄悄渗透。
而在这表面联合、实则僵持的政治帷幕之后，三镇方面真正的重心，早已转向另一个方向。
那位领袖对政治上的让步从来缺乏真正的兴趣。
在他看来，这不过是应付国内外压力、争取时间的权宜之计。
他真正的焦虑和紧迫感，并非来自谈判桌，而是来自北方的军事压力，特别是那份关于绥远地区机械化部队演习的详细情报。
报告里描述的坦克集群突击、摩托化步兵协同、以及强大而灵活的炮火支援，深深刺激了他的神经。
他原本以为，对手的优势在于兵力规模和民众支持，但在重装备和正规作战能力上，应与自己麾下那些接收了美械、经过整训的精锐相去甚远。
然而，绥远的演习表明，对方正在快速超越，让他不得不继续强化武装。
“四十五个整编师？不够，远远不够！”在军事会议上，他斩钉截铁地否定了先前拟定的整军计划。
“我们要防御的战线如此漫长，要应对的威胁如此多元。必须进一步扩大整编规模，充实装备，尤其是重武器、车辆和空中支援力量。我们要建立更多的快速纵队，更多的装甲单位，更多的独立炮兵团。没有足够的、现代化的武力，政治上的优势就无从谈起，协议也不过是一纸空文。”
扩军，意味着需要更多的钱，更多的枪炮，更多的飞机、坦克、卡车，以及维持这支庞大现代化军队所需的一切后勤物资。
国库早已在抗战和接收中消耗殆尽，通货膨胀如火如荼。
钱从哪里来？装备从哪里来？
答案只有一个：大洋彼岸。
于是，三镇方面的外交和军事求援代表团，以更高的频率、更急切的口吻，出现在华府的五角大楼和国务院。他们的游说辞令精心编织：一个统一、民主的国家，是对抗远东不稳定因素的堡垒；而当前阻碍“统一”的，是北方不肯放弃武装割据的“势力”；只有帮助南方政府尽快建立起压倒性的军事优势，才能“说服”或“迫使”对方回到谈判桌，接受真正的“国家化”整编，从而实现永久和平。
他们提交的物资需求清单，比之前任何时期都要庞大和具体，从枪支弹药到重型火炮，从军用卡车到舰船零件，从野战口粮到军用被服，无所不包。
他们强调，由于联总的救济物资不公正地大量流向北方，增强了对方的战争潜力，因此阿美莉卡必须加大对南方政府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力度，以平衡局势，防止赤色势力利用和平谈判期间偷偷壮大。
阿美莉卡的调停，在这种表面和谈、暗地备战的诡异气氛中，显得越发苍白和徒劳。
他或许洞察双方缺乏真正的互信，也清楚武汉方面的拖延战术和军事企图，但他背后的华盛顿，基于其全球战略考量，依然不愿意完全放弃对那个合法政府的支持，尤其是当北方与大熊的关系被刻意渲染之后。
他本人越来越感到挫折，他发回国内的报告，语气日渐沉重，认为该国和平希望正随着军事准备的加速而日渐渺茫。
他或许不会很快离开，但他的影响力，正在三镇方面越来越露骨的扩军备战和阿美莉卡国内越来越大的援助呼声中，迅速衰减。
和平的幻觉，在1946年的夏天，如同长江上迷离的雾气，看似笼罩一切，实则阳光一照便会散去。
而进入夏季，黄河花园口的问题却越发的显得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