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拿起铅笔，在图上的花园口位置画了一个圈，又放下了。
他知道，这个决定将会改变很多事情不只是黄河的流向，还有更多。
这工程，政府不断的拖延，让工程的主动权已经到了根据地的手上，既然根据地出人出力，那么方案的主动权也就掌握在他们手上。
他这边表示不同意也没有太多的意义，而且就他所知，上面对于采取什么方案并不在意，而是在意看着根据地在这上面出些问题。
这种牵涉到政治纷争的事情，也是让他非常恼火。
方案确定后，工程全面展开。
十一月初，施工便桥开始架设。根据地的工程兵部队在口门最深处水深约九米、流速每秒约三米打入了第一排钢管桩。
钢管桩是用太原钢铁厂生产的钢管制成的，直径三十厘米，壁厚两厘米，长度十五米，用柴油打桩机打入河床以下六米深。
这柴油打桩机全部用平台制造。
巨大的动静，每一下冒出的黑烟。都让围观的工程技术人员们看到了不一样的工程方法。
黄委会的老工程师们，并不是非常认可根据地提出来的方案，认为太激进，太冒险。
可是随着机械，随着新的工程手段使用出来，他们却不得不开始怀疑，自己的坚持。
钢管桩被快速地打入地下，每排桩间距三米，横向用槽钢连接，形成一个稳定的框架。
打桩工作持续了将近二十天，共打入钢管桩一百一十九排，在河面上架起了一座宽约八米、长约四百五十米的施工便桥。
当这些钢管桩被树立起来之后，大家就知道这个工程的可行行又进了一步。
便桥架设的同时，两岸的物料运输也在紧张进行。
从平汉铁路北面广武站到花园口工地，根据地专门铺设了一条铁路，用小型机车牵引着一列列平板车，将石料、预制构件、木桩和铅丝笼源源不断地运到工地。
黄河北岸的储备基地里，堆积如山的物料被分类装车，日夜不停地向前线输送。
最多的时候，工地上同时有4百多辆卡车、五千多名民工和三百多名技术人员在作业，加上操作机械的驾驶员和维持秩序的警卫人员，总人数接近六千人。
十二月初，便桥通车。
第一辆满载钢筋混凝土四面体的平板车缓缓驶上便桥，在预定位置停下。一台大型起重机将重达三吨的四面体吊起，缓缓转向河心。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那块灰色的混凝土块上。
起重机司机稳稳地操纵着吊臂，将四面体准确地投放到指定位置。
混凝土块落入水中，激起一股巨大的水花，沉入河底。紧接着，第二块、第三块、第四块……一块接一块的预制构件被投入河中，在河底逐渐垒起一道水下潜坝。
看着这种巨大的混凝土预构件，赵守钰算是认可了这种方案。
这时黄河水流是最小的，有这种构架打底，底部就已经稳固了。
抛投工作进行了一周之后，潜坝的顶部已经露出了水面。
流速明显减缓了，原来湍急的主流被潜坝拦腰截断，变得温顺了许多。
张含英站在便桥上，看着露出水面的混凝土块，心里的一块石头落地了。
根据地之前只在漳河进行了相似的方案，虽然也能快速的截流，但是水量的不同，使得他心里也并没有太大的底。
现在算是把心放下了。
潜坝形成后，接下来的工作就顺利多了。
从两岸同时开始大规模抛填石料和混凝土块，用大型推土机将物料推入水中，再用起重机吊放大型构件进行加固。口门的宽度每天都在缩小：从最初的一千四百六十米，缩小到一千米、八百米、五百米、三百米……
四七年一月三日，口门缩小到只剩最后二十米。
合龙的时刻到了。
这一天，工地上所有人都早早地来到了现场。
总指挥部下达了合龙指令后，两岸同时开始向最后的缺口抛填物料。
大型预制构件、铅丝石笼、柳石辊轮番上阵，推土机和起重机轰鸣着，将一吨又一吨的材料填入缺口。
河水在狭窄的口门中奔腾咆哮，激起数米高的浪花，但已经无法阻挡人类的力量了。
一月五日凌晨，最后一块大型四面体被吊放到缺口中央。河水停止了流动，合龙成功了。
工地上爆发出一阵震耳欲聋的欢呼声。
有人点燃了鞭炮，有人把帽子抛向空中，有人抱在一起痛哭。
张含英站在便桥上，看着已经合龙的坝体，沉默了很久。
他转身对美国顾问说：“请你们记录下这个时刻。黄河归故了。”
美国顾问竖起大拇指，说了一句：“奇迹。”
消息通过无线电波传遍了全国。根据地的广播电台当天就以头条新闻的形式播报了花园口合龙的消息，并播放了现场记者的录音报道。
此后几天，根据地各大报纸都在头版刊登了合龙的消息和照片，详细介绍了工程的过程和意义。
全国各地的舆论一片赞扬之声，就连国统区的报纸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一项了不起的工程成就。
南方政府方面对此心情复杂。
他们原本希望在堵口工程中掌握主动权，甚至有人暗中盘算过利用堵口制造水患来阻滞根据地的发展。
但根据地方面将工程置于公开透明的国际监督之下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代表和美国顾问一直驻在工地，每天的工程进度都通过广播和报纸向外界公布使得任何暗中使坏的手段都无法施展。
合龙成功后，南方政府方面也不得不公开发表声明，对工程的成功表示祝贺。
整个花园口堵口工程，从四六年十一月正式开工到四七年一月五日合龙，用时不到两个月。
合龙之后，工程进入了后续的加固和收尾阶段。
坝体需要进一步加高培厚，背河一侧需要做防渗处理，引河需要疏浚，故道堤防需要继续加固。
这些工作又持续了将近两个月，到四七年三月初，全部工程宣告完成。
黄河水沿着故道滔滔东流，回到了它走了几千年的老路上。
黄泛区的积水开始消退。
那些被洪水浸泡了八年的土地，重新露出了水面。
虽然短期内还无法耕种，但至少有了恢复的希望。豫东和淮北的农民们站在田埂上，看着退去的洪水，许多人跪在地上，捧起一把湿润的泥土，泪流满面。
花园口堵口工程的成功，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黄泛区的消失，使双方之间失去了那道天然的军事屏障。
从此，根据地的部队可以更加自由地向南机动，而南方政府在中原地区的防线则面临着更加直接的威胁。
从这个意义上说，花园口的合龙，不仅是一次水利工程的胜利，也是根据地综合实力的一次全面展示。
第四百四十九章减少遗憾
1947年1月，横滨港。
一艘悬挂红旗的轮船靠岸。
码头上早有盟军最高司令部派来的车辆等候。
车上坐着一名美方联络官，见到来人后简短握手，没有多余的寒暄。
李正走下舷梯时，手里只拎着一只牛皮公文箱。
他身后跟着三名助手，每人肩上都扛着沉重的藤条箱。
箱子里装着的，是过去几个月里组织动员大量人员，从东北、华北和朝鲜各地整理出来的卷宗。
联络官看了一眼那些箱子，问了一句：“都是证据？”
“一部分。”李正说，“清单在箱盖内侧，中日英三语对照。”
车队的行驶路线避开了江户市区，直接驶向市谷高地盟军最高司令部所在地。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检察局就设在那里。
这不是李正第一次来江户。
上一次是1946年9月，他带着两千多件证据，他非常正式地提交给了法庭书记处，然后等待消息。
结果呢？
那些证据确实入了卷，也确实在庭审中被部分引用，但美方主导的检察局对其中涉及日军高层责任的部分采取了拖延和冷处理的态度。
几份关键的指向性证据被以“证据链需进一步核实”为由，推迟到后续庭次审理，然后就没有了下文。
法庭公开记录中对那些证据的引用也语焉不详，仿佛它们从未存在过。
李正回去之后，向根据地司法委员会做了详细汇报。
委员会讨论后得出的结论是：上一次的做法太“规矩”了。
在现有法庭框架下，证据的采纳和公开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方的意愿。
如果只是把材料递上去，等着法庭“秉公处理”，那么最关键的那部分罪行细菌战、人体实验、以及日军最高层的战争责任很可能被悄无声息地消化掉。
所以这一次，组织派出的不是一个孤零零的检察官，而是一个完整的代表团。
团长是李正，副团长是曾在东北负责日军战俘审讯工作的李慎之，另外还有三名精通国际法和日语、英语的研究人员，以及两名负责安保和勤务的工作人员。
整个代表团共七人，分工明确：李正负责对外交涉和法庭对接，李慎之负责证据的整理和核验，研究人员负责翻译和法务文书。
出发前，司法委员会给他们定了一条明确的方针：证据必须公开，不能关起门来消化。
要在法庭内外同时形成压力，让美方无法冷处理。
此刻，车队正驶过东京萧条的街道。
李正望着窗外掠过的街景，脑海里浮现的是长春那栋原关东军楼房里的日日夜夜。
除了这些恶魔与此同时，在朝鲜半岛，随着根据地部队完成对半岛全境的占领，原日军在朝鲜的各处宪兵队和警察署档案也被完整缴获。
这些档案中包含了大量关于强征劳工、强迫劳役和慰安所运营的原始记录，部分记录上甚至留有当事军官的签名和印章。
1946年春天，根据地成立了一个专门的机构，负责整理这些证据。
机构的办公地点设在长春一栋原关东军的楼房里，集中了近百名调查员、翻译、档案管理员和法务人员。
他们的工作是将每一份文件进行分类、编号、翻译成英文，并附上简要的背景说明和证据链说明。
对于那些涉及人体实验和细菌战的文件，他们还专门请了医学专家进行鉴定和注释，以确保法庭能够理解其中的技术术语和实验方法的含义。
这项工作持续了将近一年。
到1946年底，整理完毕的卷宗总计三千七百余件，分为三个主题：细菌战与人体实验、经济掠夺与强制劳动、文化毁灭与民生摧残。
每一件证据都经过了交叉核实，确保在法律上经得起质证。
李正就是带着这些卷宗来到江户的。
但他没有立刻去法庭。
他先做了一件事拜访大熊代表团的法律顾问科罗文。
两人在一间不起眼的茶馆里见面，谈了大约一个小时。
李正向对方通报了证据的基本内容，并表达了希望与大熊方面在追究细菌战罪行上协调立场的意愿。
科罗文表示，他们的情报机构此前也掌握了一些相关的情报，但远不及根据地方面收集的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