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从机器零件到军装布匹，从印刷纸张到火柴食盐，几乎全部依赖外部输入，或者更准确地说，依赖用珍贵的粮食、皮毛从国民党控制的区域“交换”而来。
这种受制于人的局面，在全面抗战爆发、国共二次合作初期曾稍有缓解。
国民政府依据协议，提供了一些经费和极为有限的军械弹药。
但这点补充，对于迅速膨胀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守卫边区的部队而言，无异于杯水车薪。
更重要的是，随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内部顽固派“防共、限共、溶共”的倾向日益明显，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与摩擦逐步升级。
经济封锁越来越严，“不准一斤棉花、一尺布、一滴汽油进入边区”的口号，逐渐从恐吓变为实际行动。
边区的财政与经济，面临着窒息般的压力。
正是在这种绝境求生的逼迫下，1938年成了陕甘宁边区工业“从零开始”的创始之年。
这一年三月，成立了军事工业局（简称军工局），由秘书长强李兼任副局长，负责统一领导和筹划全军的军工生产。
与此同时，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极大地提振了边区的工业信心：上海进步工业家沈鸿，出于抗日救国的热忱，冒着巨大风险，将自己工厂里的十部机床包括车床、铣床、刨床、钻床等关键设备拆卸打包，连同七名技术工人，历经数月辗转，奇迹般地将这批“工业火种”运抵延安。
这批机器与原有的修械所合并，在安塞县茶坊镇组建了“陕甘宁边区机器厂”（又称工艺实习厂或茶坊兵工厂）。
沈鸿的到来和他带来的机器，对几乎赤手空拳的边区工业而言，不啻于雪中送炭。
边区党委和政府提出了“自力更生”、“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口号，一场在黄土高原上白手起家、创建“袖珍工业体系”的艰难战役，就此打响。
到1938年秋，盘点成果，既有令人欣慰的萌芽，也充斥着无法回避的窘迫。
军事工业上，茶坊兵工厂是绝对的骨干和希望。
它分为机器制造部和枪械修理部。机器制造部利用沈鸿带来的母机，开始尝试仿制一些简易的车床、铣床，并生产根据地急需的弹花机、轧花机、水车等民用机械。
枪械修理部则日夜不停地为前线送来的、五花八门且残破不堪的步枪、机枪进行维修，勉强维持着部队枪械的基本可用率。
但“制造”与“修理”之间，隔着巨大的鸿沟。
由于缺乏合格的钢材、专用刀具、测量仪器，更缺乏系统的热加工和化学处理能力，工厂尚无法批量生产哪怕是最简单的步枪枪管或合格的子弹。
复装子弹的产量极低，且受铜壳来源限制。
手榴弹生产依赖于搜集铁锅、庙钟熔铸的生铁壳，装填的是黑火药，威力有限。
所谓的“军工”，在此时更多体现为“军修”。
民用工业上，发展最快的是纺织。
1938年8月，利用沈鸿机器造出的几台铁木织布机和从民间收集的旧纺车，边区在延安创办了“难民纺织厂”。到年底，这个厂拥有45名工人，4台织布机，2台毛巾机，5台织袜机，1台弹花机。
全年生产了粗洋布105匹、纱布40匹、毛巾2712条、线袜9820双。
这个产量，对于拥有大量部队、机关、学校和群众的边区来说，连杯水车薪都算不上，但其象征意义巨大它证明了在边区，用自己掌握的机器，可以生产出布匹。
这极大地鼓舞了民心。
其他如“振华造纸厂”开始用马兰草等原料土法造纸，生产粗糙但可用的办公、宣传用纸。
定边、盐池的盐工在边区组织下恢复产盐。
延长油矿在技术人员努力下，恢复了小规模开采和土法炼油，年产原油约44吨，可提炼出极少量汽油、煤油，供应电台和部分照明。
此外，被服厂、农具厂、制革厂、八路军制药厂等也相继建立。
这些工厂规模小得可怜，设备简陋，技术落后，产品粗糙，产量低微，但它们的存在，像一颗颗倔强的种子，宣告着边区绝不坐以待毙的决心。
总体评估：到1938年秋，整个陕甘宁边区，勉强可算作“公营工厂”的约有4个，产业工人（含矿工）约500余人。加上散布各地的手工业合作社和个体工匠，构成了边区工业的全部家当。
其特点可概括为：门类初具，规模极小；设备奇缺，技术原始；原料匮乏，产量低下；产品以保障最低限度的军需民用为首要目标，远谈不上自给，更遑论支援前线。
面对这样的局面，领导层和军工局的负责人焦虑万分。
前线战报不断传来，各根据地都在扩军，都在打仗，对武器弹药、被服药品的需求像无底洞般增长。
而陕甘宁这个“总后方”，却因自身条件所限，不仅无法向前线兄弟部队提供有力的、实质性的军工产品支援，这不能不说是心头的重压。
更无法满足陕甘宁边区日益增多的脱产人口的需求。
主要还是越来越多的知识青年来到边区，加入抗日的熔炉。
与此同时，令人振奋的零星消息也开始从各个渠道传入延安：晋冀豫边区（太行区）的兵工生产似乎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不仅能大量复装子弹、制造手榴弹和地雷，甚至开始试制迫击炮弹！还有传言说，他们搞出了能稳定出铁的“小高炉”，能生产硫酸、硝酸，甚至能自己制造和改良机床！
这些消息最初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
太行山的条件比陕北更艰苦，周边敌情更复杂，他们凭什么能做到？
是确有其事，还是以讹传讹？
但来自129师师部和北方局的正式报告，逐渐证实了这些传闻的核心内容。这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
如果太行区的经验是真实的、可复制的，那么将其总结、推广，对于解决整个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需匮乏问题，具有不可估量的战略意义。
1938年9月初，一次由中央有关领导主持，军工局、财经部门负责人参加的专门会议在延安召开。
会议议题明确：如何评估并获取太行根据地在军工及关联工业生产方面的先进经验，以加速陕甘宁乃至其他根据地的工业建设，打破封锁，支持长期抗战。
会上，意见迅速统一：必须立即派出一支专业化的技术考察团，前往太行山进行实地考察、学习。
考察团的任务不是“走马观花”，而是要深入工厂、车间，摸清真实情况，弄懂技术关键，带回切实可行的技术资料、图纸、工艺方法，乃至必要的技术骨干和核心设备。
考察的目标，是力争在最短时间内，将太行区已经验证成功的、适合根据地条件的军工和民用生产技术，在陕甘宁边区实现“移植”和“再创新”，迅速形成产能。
经过慎重考虑和遴选，考察团团长由军工局副局长强李亲自担任。
强李是党内罕见的既有深厚理论知识，又有实际组织经验的高级干部，由他带队，既能体现中央对此事的极端重视，也能确保考察的深度和与太行方面的有效沟通。
考察团的核心成员还有钱志道。
他是浙江大学化学系高材生，投奔严州的知识分子，是目前边区为数不多的科班出身的化学专家，负责边区“纸坊沟化学厂”的技术工作。他的任务是全面考察太行区的火药、炸药、酸类生产技术。
沈鸿。他是上海来的工业家，机械工程师，边区机器厂的总工程师。
他是边区机械技术的“定海神针”，任务是考察机床设备、动力机械、机械加工工艺，特别是太行区在设备制造和改良方面的奥秘。
贺瑞林是太原兵工厂的技师，主要负责考察军工生产，特别是步枪和迫击炮弹的生产。
此外还从茶坊兵工厂、难民纺织厂等单位选调了数名政治可靠、有一定文化基础和技术悟性的青年技术骨干随行学习。
临行前，领导亲自接见了考察团主要成员，叮嘱他们：“你们此行，肩上的担子很重。太行山的同志们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创造了奇迹，他们的经验是鲜血和汗水换来的，是无价之宝。你们要放下架子，虚心求教，把真经取回来。不仅要学具体的技术，更要学他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因地制宜、土洋结合的精神和方法。陕甘宁的工业发展，前线的物资保障，很大程度上就看你们此行的成果了。”
带着沉重的嘱托和满腔的热望，强李率领的考察团于9月中旬，离开严州向东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开始了穿越日军层层封锁线的危险旅程。
他们扮作商队，由精锐小分队护送，昼伏夜出，跋山涉水。
半个月后，在1938年的秋雨绵绵时，这支风尘仆仆却目光灼灼的队伍，终于安全抵达了八路军总部机关所在地附近。
他们的第一站，直奔可以规模化生产铁水的地方柳沟铁厂。
在那里，他们将亲眼见证，在缺乏现代工业基础的深山里，如何用石头、泥土、焦炭和智慧，点燃高炉的熊熊火焰。而这一切，都仅仅是个开始。
第一百三十二章困顿与求索（2）铁与火的基石
十月的太行山，风已带着凛冽的哨音刮过山梁，卷起枯叶与尘土。
但在柳沟铁厂所在的狭窄山坳里，却是一片与寒冷截然相反的灼热景象。
两座用黄土与石块垒砌而成的、约莫两人多高的“小高炉”，正喷吐着滚滚浓烟。
那烟柱在灰白的天空下笔直上升，数里外便清晰可见，成了这片隐蔽山区里一个充满力量感的图腾。
第三座同样形制的炉体正在一旁加紧修建，工匠们喊着号子，将一块块凿刻规整的青石垒砌上去。
工匠们把耐火砖一块块从马车上搬运下来，准备用在新的高炉上。
这里空气中弥漫着硫磺、煤烟与金属熔炼特有的、炽热而略带腥气的味道。
来自陕甘宁边区的技术考察组，此刻就站在这两座吞吐烟火的炉子前。
考察组的成员个个神情专注，甚至带着某种朝圣般的肃穆。
他们中有火药专家、浙江大学化学系毕业的钱志道，有从上海带着机床投奔延安的机械专家沈鸿，还有几位从边区各工厂抽调的年轻技术骨干。
他们跋涉千里，穿越日军一道道封锁线，来到这太行山深处，就是为了亲眼看看，亲身体会一下，这片被敌后军民顽强守护的土地上，究竟诞生了怎样令人惊叹的工业脉搏。
带队迎接他们的是柳沟兵工厂的负责人高原，他也是这次“小高炉”项目的直接推动者之一。
他指着那两座炉子，声音不高，却带着自豪：“这两座炉子，日产灰口铁能达到十五吨左右。那边，”他指向炉旁一片用石板围起的工棚，里面火光闪烁，锤声叮当，“是坩埚炼钢炉，用高炉产出的生铁再精炼，现在一天能出六百斤钢。虽然量还不算大，但咱们造枪管、造工具，就指着它了。”
李强眯着眼，仔细打量着高炉的结构。
炉体并不高大，甚至有些“土气”，但进料口、风口、出铁口、出渣口的位置都经过精心设计，几个关键部位还用铁箍进行了加固。
最引人注目的是炉旁那台正在“突突”作响、喷着白色蒸汽的机器一台锅驼机。
它那沉重的飞轮匀速转动，通过皮带驱动着一个巨大的木制风箱，将强劲的风力源源不断地送入炉膛，让炉内的焦炭烧得白热。
“鼓风全靠它，”负责人解释道，“以前用人拉风箱，累死累活，风量还不稳，炉温上不去，铁水质量也差。现在用上这锅驼机，火力又猛又匀，炼出的铁水流动性好，含硫也低。还有那边，”他又指向矿石堆放场，一台结构简单却有力的颚式破碎机，正被另一台小些的锅驼机带动着，将大块的铁矿石“嘎吱嘎吱”地咬碎、吐出，“破碎矿石也靠机器，省了不知多少人力，关键是粒度均匀，入炉冶炼效果好。”
沈鸿蹲下身，仔细查看那台锅驼机。他是真正的行家，在上海时见过、用过更精密的动力机械，但眼前这台机器，结构扎实，设计简洁而实用，虽然铸造表面有些粗糙，但关键部件的加工精度显然不低，运转平稳有力。“这机器……是咱们自己造的？”他忍不住问，手指拂过那光滑的汽缸外壳。
“大部分是梁沟修械所加工的，有些特别的核心部件，是公义铁匠铺提供的。”负责人回答，语气里带着一种理所当然，仿佛“公义铁匠铺”能提供这些，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公义铁匠铺……”沈鸿重复着这个名字。
他不知道接下来会听到更多人说起这个名字
高炉前，一个穿着沾满煤灰和铁锈的旧军装、戴着深度眼镜的年轻人，正操着浓重的山西口音，向围在他身边的另一群学习者讲解着高炉操作的要点。
他是伍禅，留学回国的冶金技术专家，此刻正负责向晋绥、晋察冀根据地派来的学习组传授这套小型高炉的建造与操作技术。“……关键是焦比和风温，加料要均匀，勤看出铁口颜色，铁水发白亮、流动性好，就成了！注意看渣，渣稀了要补石灰石……”他的讲解并不高深，却极其务实，都是几个月来用无数吨矿石和焦炭、在一次次失败中摸索出的宝贵经验。
在柳沟铁厂，当强李和沈鸿的注意力被高炉本身和锅驼机动力系统吸引时，钱志道这位化学专家的目光，迅速扫过整个冶炼区域的周边。
他关心的并非铁水奔流的壮观，而是那些伴随着主产品而产生的、看似无用或有害的“副产品”在他眼中，那才是化学工业真正的起点和宝藏。
他的脚步没有在高炉出铁口前过多停留，直奔一处相对僻静、气味也更复杂刺鼻的区域。
那里，是焦炭炼制场和副产品粗收集点。
几座简陋的、用耐火砖和黄土垒砌的蜂巢式炼焦窑正冒着滚滚黄烟，窑顶缝隙和特意留出的导气管中，有黏稠、乌黑、在寒冷空气中迅速冷凝的液体，滴滴答答地流入下方放置的石槽或大陶缸里。
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煤烟、氨水和一种特殊的焦臭气味。
几个工人用浸湿的厚布捂着口鼻，正在更换装满黑色黏稠物的陶缸。
钱志道的眼睛立刻亮了。
他快步走过去，不顾那难闻的气味，蹲在一个刚换下来的陶缸旁。
缸里是几乎满溢的、黝黑发亮、状如糖稀的黏稠液体，表面漂浮着一些更轻的油状物和水。
“焦油！”他脱口而出，声音里带着抑制不住的兴奋。
他小心地用一根木棍挑起一点，仔细观察其黏度和色泽，又凑近闻了闻。
“收集率怎么样？每天能收集多少？”他抬头问陪同的柳沟技术员。
技术员显然对这位延安来的专家直接关注焦油有些意外，但还是答道：“钱工好眼力。这就是炼焦顺带弄出来的煤焦油，又黑又黏，还臭得很。以前不知道有啥用，都当废物，要么想法烧掉，要么堆在一边。后来上级派来的技术员说这东西是宝贝，里头能分出好多有用的玩意儿，我们就试着收集。这几座窑，一天大概能出一百五六十斤焦油，收集起来麻烦，窑密封不好，跑掉不少。”
“一百五六十斤……”钱志道心算了一下，点点头，“不少了，非常宝贵！这些焦油，你们怎么处理的？直接运走，还是在这里初步加工？”
技术员指了指不远处一个更简陋的、用砖石和泥土垒起来的棚子，里面有几个用旧汽油桶改造的炉子，连接着陶管和更小的陶罐。
“按技术员给的图纸，我们自己砌了个土法分馏的装置。就是把焦油倒进大桶里慢慢加热，让里面不同的东西按沸点不一样，先后变成气跑出来，再通过管子冷却，变成不同的油。”
他引着钱志道走到棚子里，指着一排贴着不同标签的陶罐说。
“您看，这是最先出来的，叫轻油，量少，味儿冲；这是中油，多一些；这是重油，最多，也最黏；底下剩的就是沥青了，修路、堵漏能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