须知道，由于朝廷去年冬日发麦作为粮种，庄户们种的是麦，而这些豪强大宗由于惯性问题，种的仍旧是过去的种的粟。
麦子五月便收，粟米八九月收。
保不齐蝗虫大发的时候，人家麦子已经收割完毕了，而他们种的粟米却要被蝗虫啃个精光。
事实上，除一年可以两收以外，五月麦收，可以更好地避开大旱与大蝗这一点，也是刘禅与丞相之所以要在关中、陇右之地大行推广种麦的最重要的因素。
一旦大旱、大蝗，秋收的粟是真的会颗粒无收，而五月收获的麦，便是当真遇上了大旱大蝗，也能收些劣米度日的。
毕竟旱极之时是五六月，大蝗同样发于五六月后，真遇上了，不等麦子灌浆也能直接收割，啖青麦、食青稞便是了。
营养虽低，口感虽差，至少比野草、树皮更能果腹，而朝廷要是有余粮的话，甚至可以用米粮来与百姓换些青麦回去喂牛马牲畜，这比勉强作为人食的经济价值更高。
麦子之所以在北方越来越流行，最后直接将北方种了几千年的粟米压制下去，不是没有原因的。
而眼下，豪强大宗庄园坞堡内种了一地粟米的佃户、荫户，眼看着官府庄户们全在奋力扫蝗，又听闻一旦蝗灾来了，他们这些种粟的将颗粒无收，又要欠下豪强大宗的高利贷，赶忙自发开始了扫蝗。
再怎么说，蝗虫换米是真的！
眼看着根本管不住庄内荫户，于是豪强大宗的族长、宗老们终于也唱起了响应朝廷号召的口号，组织庄园部曲、佃户们参与到了轰轰烈烈的治蝗运动中。
第306章 长安三舍
就在临晋，乃至左冯翊各县令、长及各庄典农官参与到轰轰烈烈的扫蝗运动中时，长安太学开始了第一次升舍考核。
自董卓乱政，洛阳一炬后，太学沦为荒墟，之后三十年战火频仍，兵祸不断，名噪天下的《熹平石经》也被乱兵乱民砸毁，太学停课前后三十余年。
至魏代汉篡立，曹丕重建太学。
如此举措，非止是恢复儒教，重塑文脉正统，更在于接续两汉太学脉络，为曹魏覆上一层『继汉统、承天命』的政治色彩，强化曹魏政权的合法性。
只是草创之际，曹魏太学规模乃至正规程度自然远逊前后两汉，校舍简陋，没有标准讲堂，只保证授课博士有屋可住，太学生顾不上，只能自己出资买房租房。
至于教材，便令工匠把受兵祸破坏的《熹平石经》重新集中起来，粘粘补补，勉强补好几通石碑，立于太学门前任太学生参看。
授课的博士人选亦因大儒难觅，不得不放宽标准，取消原本『年满五十为博士』的限制，才勉强凑出了十九位博士。
此外，曹丕还为太学创立了『五经课试法』。
初入太学者，为门人，相当于太学预科生。
预科生两年后须通晓一经，并通过考试，才能晋升为正式弟子。
太学弟子后续的晋升，均与通经数量、课试成绩挂钩。
通二经者，可补文学掌故。
通三经者，可擢太子舍人。
通四经者，可晋升为郎中。
通五经者，擢高第随才叙用。
多数情况下，若课试不通，允许留级跟随下一届学生再次课试，若通过仍可晋升。
这套制度，通过每两年一次的定期考核，及通经数量来检验太学生的学习成果，并将课试成绩与官职除授直接挂钩。
曹丕意图通过所谓『五经课试』将儒学与官僚选拔体系结合，以此抗衡先前受禅称帝前向颍川士人妥协的『九品中正制』。
只是其核心仍固于经典记诵，而论记诵经典，十几二十岁才第一次接触正统五经的太学生，如何比得上那些启蒙便在背诵经典的世族子弟？
这也就意味着『五经课试法』选拔出来的人才，仍旧以二流学阀大族为主。
加上彼时九品中正制已然确立，官位迅速被门阀大族垄断，一个寒门子弟，进入太学成为门人后，需经历至少十年寒窗苦读与激烈竞争，最终最好的结果也只是随才叙用。
而一个高门士族的子弟，凭借家族名望和血缘关系，无需经历漫长的考核，即可通过『乡品』获得高起点官职，升迁速度远超太学生。
在这种巨大的机会成本对比下，真正有才华抱负的寒门子弟，要么选择依附于高门，要么另寻他路，太学并非最优之选。
而真正的高门子弟，如颍川钟、荀、陈、韩，更不屑于走这条艰苦且前途未卜的独木桥。
人生几个十年？
他们十年养望，早已『天下谁人不识君』了。
至于大汉，先前在蜀中一直没有设立太学。
昭烈入蜀为益州牧，只能设儒林校尉，主益学事。
昭烈称帝后，又开始东征，没有时间精力搞太学。
至昭烈中道崩殂，丞相摄一国军政事，又忙着恢复大汉民生国力，筹措南征北伐事。
直至关中大定，还都西京，不论是为了重塑天下文脉正统，还是强化大汉政权法理，抑或为大汉培养急缺的后备官吏，恢复太学都成了势之所趋，当务之急。
太学初立。
汉中、蜀中、关中，任何有志匡扶汉室的年轻人，都可以来长安申请加入长安太学。
大概是大汉北伐大胜，还都西京之故，消息露布天下后，报名者竟达五千余人。
其中来自陇右、关中的报名者三千有余，蜀中虽然道路过远，报名之人亦有两千出头。
由于朝廷定下的太学报名没有设置很高的门槛，所以很多人报着试一试的心态进京，不学无术、滥竽充数者有之，最后通过初筛考核的士子有三千余人。
旧有的举茂才、孝廉之制，其弊端早已人尽皆知。
民间有歌曰：
『举秀才，不知书。』
『举孝廉，父别居。』
『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举秀才、孝廉，在一开始的时候也是善政，但发展到现在，已全被地方豪族把持，成为了各方利益交换的工具，完全不能确保官员才德与朝廷意志相统一。
大汉如今虽也举茂才、孝廉，但已经不再是人才选举，而更多是一种荣誉，许多已在为官为吏时有了政绩且德行操守皆美的官吏，才会被赐以孝廉的名头。
茂才、孝廉既已无法满足大汉这个正在强势崛起的政权对人才的强烈需求，那么建立一套更高效、公平且贴近实务的人才培养、选拔体系，便成了大势所趋。
事实上，灵帝有过尝试，建立了所谓『鸿都门学』。
然而鸿都门学的改革太过激烈，被引入门学之人，竟直接便能染指相当于宰辅的侍中之职，最终在门阀的刻意引导下，激起了天下儒生的愤怒与剧烈反抗，进而失败。
灵帝痛定思痛，转向捣鼓『熹平石经』。此举成功拉拢了基数广大而求学无门的寒素之士，及极度渴望知识改变命运的豪族，使得失去了天下士人拱卫的门阀败下一阵。
曹丕建立『五经课试法』，同样是一次失败的尝试。
为代汉称帝，他都已向那群劝进称帝的世家大族妥协了所谓『九品中正制』，再不甘又能如何？只能勉强挣扎一下罢了。
他不是不知道所谓两年通一经，考一试，需苦读十年的太学生来说根本看不到出路，但这已经是曹魏三公大臣点头的结果。
所以说，想打破旧有秩序，最大的掣肘便是旧有制度下的既得利益群体。
举孝廉、九品中正制的既得利益群体不言自明。
而天下大乱，旧有秩序同样走向混乱，正是重建新秩序的千载难逢之机，错过了便没有了。
光武建立的后汉，便因他是由豪强公选出来的『天下共主』，没能解决前汉所积两百年之弊，导致统一后不得不强化『君权神授』的概念以维持统治。
曹魏禅代，得到了大汉天命与九州之地，却也全盘接受了前后两汉所积四百年之弊。
兼并了大量土地、人口的豪族，在后汉演化为学阀世家，学阀世家又在曹魏演化为门阀。
世家门阀很强大，曹魏在世家门阀的拥护下，也很强大，这对于季汉而言，是挑战也是机遇。
现在的大汉或许有世家。
但居于高位，掌握实权的官僚，几乎无人出身门阀世家，更没有形成门阀利益共同体，如此一来，在这么一片废墟上重建新秩序的难度，远比曹魏小得多。
所谓『府兵制』，『农庄制』得以试行，甚至于眼下轰轰烈烈的冯翊扫蝗得以贯彻，全都因大汉上位掌权者全都在为一个共同的理想奋斗，没有来自世家大族的掣肘与内耗。
『太学』亦然。
在决定设立太学以后，刘禅与丞相共同参详，并没有直接恢复两汉旧有的太学制度，而是仿效曹魏『五经课试法』，创立了更精密、更务实的『三舍法』，太学亦非从前只学儒家经典的太学。
太学如今分为四个学科。
儒学，算学，工学，农学。
明面上最重要、最根本的仍是儒学无疑。
其他几门学科，相当于挂在太学名下的杂学。
但实际上，大汉招募儒学博士的同时，大量向民间招募精通算学、工学、农学的士人、百姓，通过赏赐与待遇上的尊崇，让这些精通杂学之士将知识与经验传授、总结成书，甚至直接成为讲师。
至于配套的『三舍法』，便是为了更快地为大汉培养出有一定实务能力的官吏。
所谓『三舍法』，便是三种斋舍的意思，太学生分为外舍、内舍、上舍三级。
外舍为初级，员额便是第一批太学生三千余人。
内舍为中级，员额三百。
上舍为高级，员额六十。
相当于外门弟子、内门弟子与亲传弟子的区别。
太学生按『斋』管理，每斋约三十人。
由于长安不像洛阳，被董卓付之一炬，有不少空出来的屋宅，于是实行寄宿制。
来自四面八方的太学生平日到太学上课，回到斋舍后，便与同斋生一起研究、自习。
太学会在春三月与秋九月组织两次考核，进行升舍公试。
『升舍』即为三舍法核心所在。
最关键的升舍，便依靠每年春秋两度的公试。
以儒学为例，考试虽仍旧考察经义，却不再以通晓经义为主，而更多考核学生处理实务的能力，以及他们对某一特定事件、政务的思考与处理能力。
这便是经义以外的『策论题』。
至于算学、农学，考核的同样是处理具体政务、庶务的能力。
外舍升内舍，名额暂定为优等五十人、良等二百五十人。
定额选拔，毫无疑问，便是通过持续高压的竞争，汰弱留强，确保最终人选的精英性。
进入内舍后，一旦再通过考核进入上舍，便是仕途坦荡了。
上舍生，最终考核，由朝廷大臣主考。
成绩分三等。
上等者可直接授官，实现了学而优则仕的直接转化。
中等者则可以“守官”，也就是代理某县县尉、丞、长之职，跟在前辈身边打杂学习。
下等者，仍可继续留修。
非止如此，太学每月还会有学官主持的月度小试。
小试过后，学官负责评定太学生的课试成绩。
成绩分优、良、否三等。
积累一定的『优』，即可获得积分，假如积分攒够了却未能通过每年春考秋考，仍旧可以进入内舍，甚至上舍，不再是一考定终身。
此外，大汉在课试之外，还创设了典农官之制，太学生假若不能通过考核进入上舍，积分足够的话，可以选择成为典农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