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和李兆机曾经是合伙人，后来分家各自创业，但私交仍在。
“郭生，您好。”陈秉文笑着点头回应。
算起来，郭得胜的新鸿基规模和实力比恒基还要强一些。
“陈生，最近很出风头啊。”
郭得胜笑道，“五千六百万花红，全港都在讲。
我公司员工都问我，新鸿基什么时候也这么豪爽。”
同桌几人都笑起来。
“郭生说笑了。”
陈秉文不卑不亢的说道，
“员工出来打工，还不是为了养家糊口，为了日子过得好点。
老板讲再多未来蓝图，画再大的饼，都不如年底看到银行卡里实实在在多出一笔钱来得痛快。
我们做老板的，自己赚了钱，分一些给下面拼命的弟兄，天经地义。
大家都有钱赚，这盘生意才能做得长久，做得安心。”
这番话朴实直白，没什么大道理，却让在座几位见惯了商场浮沉的大佬都微微一怔。
郭得胜脸上的笑容收了些。
他看向陈秉文，点点头：“话糙理不糙。陈生看得通透。”
“不是通透，是现实。”
陈秉文笑笑，“我自己也是从街边铺子做起来的，知道打工仔心里想什么。
将心比心而已。”
李兆机在一旁听着，心里对陈秉文的评价又高了几分。
宴会很快开始。
流程和大多数公司年会差不多。
领导致辞、表彰优秀员工、抽奖、表演。
李兆机上台致辞时，宣布恒基今年将发放三千万花红的消息。
台下瞬间沸腾。
虽然比不上糖心的五千六百万，但三千万已经是往年两三倍，在上市公司里绝对算顶尖水平。
恒基员工们欢呼鼓掌，脸上全是兴奋。
陈秉文在台下看着，心里明白李兆机的用意。
三千万这个数字很巧妙，既展示了实力，又不至于让外界觉得是在硬撑。
聪明。
陈秉文心里暗忖。
李兆机能成为地产四大天王之一，确实有过人之处。
致辞结束后，李兆机回到主桌，特意对陈秉文举杯：“陈生，我敬你一杯。
感谢陈生对恒基的支持！”
“四叔言重了。”陈秉文笑着和他碰杯。
李兆机哈哈一笑，一饮而尽。
酒过三巡，气氛越来越热闹。
李兆机忽然拍了拍陈秉文的肩膀，低声在他耳边说道：
“陈生，给你介绍个人。”
说着，李兆机朝宴会厅侧门的方向招了招手。
陈秉文顺着他的目光看去，一个年轻女子正朝这边走来。
她约莫二十出头，穿着米白色的西装套裙，长发简单束在脑后，妆容淡雅，步伐从容。
和周围珠光宝气的富家太太小姐们比起来，她的打扮可谓朴素，但那种从容不迫的气质，却让人无法忽视。
“这是我女儿，佩瑜。”
李兆机有些骄傲的介绍道，“刚从斯坦福读完书回来，现在在恒基帮忙，管点海外投资的事。”
“李小姐，你好。”
陈秉文站起身，礼貌地伸出手。
李佩瑜轻轻握了握他的手，笑容得体：“陈生，久仰。
父亲常提起您，说您是年轻一辈里最有眼光的企业家。”
“四叔过奖了。”
陈秉文谦虚的回了一句。
“佩瑜，你陪陈生聊聊天。”
李兆机笑着说道，“你们年龄相仿，话题多。
我们这些老家伙继续喝酒。”
郭得胜在一旁会意地笑了笑，举杯和李兆机碰了一下，两人转回头继续刚才的话题。
李佩瑜在陈秉文身旁的空位坐下。
服务员立刻为她添上餐具。
李佩瑜在陈秉文身旁坐下，身上有淡淡的香水味，不浓，是一种清雅的兰花香。
她坐下时，裙摆微微收拢，姿态从容，显然对这种场合习以为常。
“陈生别太客气，叫我佩瑜就好。”
她微笑着说，接过服务员递来的热茶，“父亲常说，生意场上论能力不论辈分。
您比我成功得多，是我该向您请教。”
这话说得得体，既表明了亲近，又抬高了对方。
陈秉文心里对李佩瑜的评价又高了一分。
李兆机这个女儿，不简单。
“佩瑜你太谦虚了。”陈秉文笑道，“斯坦福的MBA，回来就管恒基的海外投资，这份担子不轻。
我像你这个年纪的时候，还在深水琢磨怎么多卖几碗糖水呢。”
这话半是玩笑半是真心。
陈秉文想起自己刚穿越过来时，每天起早贪黑打理糖水铺的日子。
那种实实在在、一勺一勺积累起来的感觉，和现在动辄上亿的资本运作相比，恍如隔世。
李佩瑜抿嘴笑了笑：“父亲也常拿他当年在金铺学徒的事激励我们。
他说，生意再大，根不能忘。
陈生能从一碗糖水做到今天，这份踏实的根基，才是最难得的。”
两人之间的生疏感在这几句闲聊中消散不少。
陈秉文发现，和李佩瑜聊天很舒服。
她不会像有些富家女那样，刻意炫耀见识或故作天真，也不会因为性别和年龄而显得拘谨或弱势。
她就像讨论天气一样自然地谈论商业，思路清晰，见解独到。
“我在斯坦福时，导师做过东欧经济的研究。”李佩瑜喝了口茶，动作优雅，
“他说计划经济体最大的问题，不是生产能力不足，而是资源配置错位。
重工业过剩，轻工业短缺。
陈生与俄国有生意往来，想比对这个问题应该深有感触吧。”
陈秉文眼睛微亮，不管李佩瑜是故意找话题，还是肚子里面有真货，这个问题确实说到了俄国的核心。
“李小姐说到点子上了。”
陈秉文拿起餐布擦了擦嘴，“俄国不缺资源，缺的是把资源变成消费品的能力和效率。
他们的工厂能生产坦克卫星，却做不好一双像样的皮鞋。
老百姓手里有钱有票，但买不到想要的商品。
这种矛盾积累久了，总会有人想办法解决。”
李佩瑜放下茶杯，手指在杯沿轻轻摩挲，眼神里带着思考。
“但我觉得，这只是计划经济的问题之一。
更深层的，是激励机制缺失。
工厂完成指标就有工资，至于生产出来的东西市场要不要，他们不关心。
这种体制下，轻工业品短缺是必然的。”
陈秉文有些意外。
这姑娘不仅看到了表象，还看到了背后的制度根源。
斯坦福的MBA，果然不是白读的。
“佩瑜说得对。”
他点头，“所以和俄国人做生意，最头疼的就是这点。
你跟他们谈市场需求、谈用户体验，他们听不懂。
他们只关心你的采购量能不能完成他们的生产指标，你的易货物资能不能满足他们的计划缺口。”
“那陈生是怎么解决的？”
“各取所需。”
陈秉文摊开双手，笑了笑，“他们缺的是消费品的生产和供应能力，我们有。
我们缺的是资源和市场，他们有。
把各自的短板补上，生意就能做。
至于别的问题……那不是我们能改变的，只能适应。”
李佩瑜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又问道：“有道理......”
两人又聊了几句关于东欧经济的看法。
李佩瑜在斯坦福的导师显然是这个领域的专家，她引用的几个案例和数据都很扎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