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这行情，卖船等于白送。
可不卖，每天睁眼就是几万美金的维护费、泊位费、保险费。
银行那边，这个月已经催了三次，要我还利息，要追加抵押。”
他停下脚步，目光望向远处海面上几艘缓慢移动的货轮剪影，声音低沉下来：“不瞒陈生，我现在的处境很为难。”
陈秉文听出了郭贺年话里的压力。
这位以稳健著称的糖王，很少在人前流露出这样的情绪。
“郭生具体指的是？”
陈秉文问得很直接。
到了他们这个层面，绕圈子反而显得生分。
郭贺年深吸一口气，“嘉里船务去年账面亏损八千七百万港币，实际现金流缺口更大。
我让财务算了笔账，如果今年运价不反弹，光是那十几条船，就要再亏掉一亿两千万。”
他说出一个数字，顿了顿：“这还不是最麻烦的。
最麻烦的是，这些船当初七成是银行贷款买的。
现在船价跌了，银行要追加抵押。
我拿什么抵押？
难道用我在马来西亚的糖厂、用香港的酒店？”
陈秉文点点头，没有说话，等郭贺年继续说下去。
“我今年六十三岁了。
我十四岁出来做生意，从卖杂货开始，做到糖，做到面粉，做到酒店，做了五十年。
这五十年里，我经历过战争，经历过排华，经历过马来西亚独立后的动荡……
但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觉得这么累。”
郭贺年看向陈秉文，眼神复杂：“有时候我在想，我是不是真的老了。
看不懂这个时代了。
你看现在的航运业，看港岛的地产，看整个世界的经济……
全都乱了套。
我做生意讲究稳扎稳打，可现在的市场，根本不给你稳扎稳打的机会。”
郭贺年的话，让陈秉文内心微微一动。
他从郭贺年身上看到，一个在真实历史浪潮中挣扎的顶尖企业家的真实困境。
不是能力不足，不是眼光不够，而是时代转向的巨轮太快，快过任何个人经验积累的速度。
稳扎稳打确实是郭贺年这类老派实业家的成功根基，他们相信一步一个脚印，相信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体资产，相信几十年验证过的商业模式。
可1982年的世界，正站在一个剧烈转折的关口：全球化加速、金融资本崛起、地缘政治重构、技术革命前夜……
所有这些，都在冲击着稳扎稳打的逻辑。
陈秉文突然意识到，郭贺年的迷茫，恰恰印证了自己战略的前瞻性。
接手东方海外，表面是接了个债务烂摊子，实质是卡位全球物流网络节点。
投资甲骨文，是提前布局信息时代的基础设施。
......
这些在郭贺年看来有些看不懂的操作，内核其实是一致的。
就是不再单纯依赖某个产品的利润，而是构建系统的整体利润通道。
郭贺年顿了顿，看向陈秉文：“陈生，你说句实话，东方海外那两百亿的债，你打算怎么重组？”
这个问题有些失礼，毕竟涉及一家上市公司的具体经营策略。
但陈秉文能理解郭贺年的心情。
这位糖王正被自己的船队拖累，想听听同行怎么解这道难题。
“郭生想听真话？”
陈秉文反问道。
“当然。”郭贺年很认真的回答。
“那就八个字：壮士断腕，轻装上阵。”
陈秉文说得很直接，“东方海外两百亿的债务，靠航运本身的现金流根本还不上。
所以第一步，是跟银行谈，把短期债务转为长期，通过债转股争取喘息空间。”
“第二步，是卖船。
能卖的赶紧卖，哪怕价格低。
船在手里多一天，就多烧一天的钱。”
“第三步，是把优质的非船资产，包括码头、仓库、货代网络剥离出来，成立新的公司，用这些能产生稳定现金流的资产去融资，反哺航运业务。”
郭贺年听着，眼睛微微眯起。
陈秉文说的这些，他其实都想过。
但想归想，真要做起来，需要极大的决心和手腕。
“陈生觉得，航运业还有救吗？”郭贺年问得更深了。
“有救，但不会是原来的样子。”
陈秉文说得很笃定，“未来十年，航运业会经历大洗牌。
小而散的公司会被淘汰，剩下的要么是像马士基那样专注集装箱的巨头，要么是像我们这样，把航运作为整个物流链条中的一环，而不是全部。”
“物流链条？”郭贺年重复这个词。
“对。”陈秉文点头，“从工厂到码头，从码头到船，从船到目的地码头，再从码头到仓库，最后到消费者手里。
这是一个完整的链条。
东方海外有船，和黄有码头，再通过遍布全球的货物将他们联系起来，那航运就不再是孤立的业务，而是整个链条中的一环。”
郭贺年沉默了。
他做了一辈子生意，从糖到面粉到酒店，都是相对独立的板块。
陈秉文说的这种“链条”思维，对他来说是全新的。
“所以陈生买东方海外，看中的不是那些船，而是它在全球的码头泊位和货代网络？”
“船会贬值，码头和网络不会。”
陈秉文说得很直白，“而且码头和网络，能和我的其他业务产生协同效应。
比如东方海外在新加坡和泰国的码头，就能和我们正在布局的内地物流中心对接。”
郭贺年深吸一口气。
他听懂了。
陈秉文不是在赌航运业复苏，而是在布局一个更大的棋盘。航运只是棋子之一。
“那我的船队……”郭贺年话说了一半，又咽了回去。
陈秉文知道他想问什么。
“郭生，我说句可能不太中听的话。”
陈秉文看着郭贺年，“如果你只是想解套，那我建议你尽快脱手。
现在卖船是割肉，但再拖下去，可能就是断臂了。”
郭贺年的脸色变了变。
陈秉文的话很刺耳，但也是实情。
航运业的寒冬才刚刚开始，按照历史轨迹，至少要持续到八十年代中期。
郭贺年那十几条散货船，现在卖还能收回点钱，再拖两年，可能真的就变成废铁了。
“陈生觉得，现在卖船，能收回几成？”郭贺年问。
“看船型，看船龄。”陈秉文说得很具体，“五年以内的新船，大概能收回原价的三四成。
十年以上的老船，可能连一成都不到。
而且买家难找，希腊人、挪威人现在也在抛售，市场是绝对的买方市场。”
郭贺年的嘴角抽动了一下。
他那些船大多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造的，正值船价高点。
如果按三成算，损失之大，足以让他肉痛好几年。
“就没有别的办法？”他不甘心。
“有。”陈秉文说，“把船队和你的其他业务捆绑。
比如，用船队作为抵押，从银行贷出款来，投入到酒店或者地产里。
或者，找战略合作伙伴，用船队换股权。”
“捆绑……”郭贺年若有所思。
“其实郭生你最大的优势，不是船队，是你的品牌和关系网。”陈秉文继续说，“香格里拉在东南亚是金字招牌，你在马来西亚、新加坡政商两界都有深厚人脉。
这些，比十几条船值钱多了。”
郭贺年看着陈秉文，忽然笑了。
“陈生，你这是在劝我放弃航运？”
“我是在劝郭生做你最擅长的事。”陈秉文也笑了，“做糖，你做成了糖王；做酒店，你做成了香格里拉。
航运……不是你的主场。”
陈秉文的话说到了郭贺年心坎里。
他做航运，纯粹是七十年代那股风潮裹挟着进来的。
赚过钱，但更多的时候是提心吊胆。
现在亏了，反而有种解脱感。
终于不用再为那些铁疙瘩操心了。
“陈生说得对。”郭贺年叹了口气，“我今年六十三了，是该收收心，专注做自己擅长的事了。”
两人走到下一个发球台。
郭贺年挥杆前，忽然问：“陈生，如果我要卖船，你有兴趣接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