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贵们更需要不平等，方方面面的不平等。假如很多人需要排队，那么不需要排队的人自然非同一般。
李卫东的做法，既守住了秩序，又展现了对专业人士的尊重，无形中抬高了彼此的地位。
闲聊过后，迈耶试探性地开口：“瑞士行业联合会想为你们写一份简报，收录进本届展会的行业年鉴。”
“抱歉。”李卫东不等对方说完，从容打断，“我们没有收到授权，无权披露任何信息。宣传手册上的产品说明，足够详细了，也是我方能对外公开的全部内容。”
瑞士人的年鉴简报就是毒苹果，看似光鲜亮丽，能够打通全球经销商渠道。
但是，8204厂要提交大量涉密资料作为补充。对方甚至会索取完整工艺流程、原始报告，一旦提交上去，等于把自己的脑袋送到对方的砧板上。
李卫东绝不允许，瑞士人定义自己的产品，那将丧失所有海外话语权。
迈耶站在走廊上，目送深灰色的中山装渐行渐远。
他下意识地摩挲着自己的腕表，一个从未有过的念头浮现出来：钛金属这条路，真的对吗？
原料太贵、加工难度太高、轻量化又远不及镁铝合金极致。
尤其在散热方面，镁铝合金的导热系数远优于钛。野外高温、长期佩戴的工况下，表壳不易积热，舒适度天然占优。
至于亲和性，又不是内置骨关节，要什么亲和性。
他几乎可以想象，以镁铝合金的成本优势，一旦中国人扩大产能，瑞表在前殖民地的市场将遭到无情重创。
他们耗费重金，与法国人联手构建的行业技术壁垒，会像马奇诺防线一样，被人轻巧地绕过去。
幸亏现在讲阵营、讲对抗、讲意识形态，购买谁的产品代表立场偏向。这层政治滤镜，可以帮他们挡一阵。
中国人想撬动他们的海外市场，没那么容易！
李卫东回到自家展位，将毛坯壳和半剖壳体装入密码箱。
“我跟主办方谈好了。”他说，“我们不再展示半剖壳体，毛坯壳每日展览一小时。”
“相应的，对方给予我们正常的展商权限，可以索要常规展品资料。”
“其他事情回去再说。”
眼瞅着中方收走最重要的样品，展位外的东欧和苏联的工程师们不由得感到一阵失落。
有人终究没忍住，压着嗓子问：“达瓦里氏，我们只想观摩壳体结构，不存在商业竞争冲突。”
“抱歉。”李卫东示意张局长，自己来接待这些工程师，“我们担心巴统采取强制措施。半剖壳体将不再展示，毛坯壳每日展示1小时。”
“半剖壳体不再对外展示？”
在场的工程师都清楚，半剖壳体是最直观的工艺教科书。现在书被收走了，连带着毛坯壳也要限时出展。
每日一小时，观摩时间被大幅压缩。在没有剖面分层结构作为参考的情况下，逆向研发难度将呈指数级上升。
中午休息时分，几个东欧工程师分批找过来，委婉地试探：能否近距离接触毛坯；能否交换书面工艺资料；展后能否建立外贸与技术互通渠道。
李卫东没有权限，只能记下对方的单位、诉求、联络方式。
这类跨国技术合作、工艺资料交换，属于国家级管控范畴，只能交给国内主管部委研判、拍板。
“林工、小韩。”他招招手，把半日简报递过去：“你们俩立刻去使馆，找商务参赞做备案，我们需要国内指导。”
他看向其他人，低声叮嘱：“下午可能有‘专业客户’到访，所有人提高警惕、避免被套话。”
“那个记者？”
李卫东摇摇头，“特务。”
中方收走半剖壳体、限制开放的操作，在万国馆掀起不大不小的涟漪。消息扩散得很快，各路从业者、采购商、技术人员慕名而来。
但是，所有普通访客一律排队等候。
唯独一部分特殊人群无需排队，凭红梅胸针直接入内参观，享受专属礼遇。
“请问，红梅胸针需要什么条件才能获取？”
李卫东笑着说：“仅赠予我方认可的朋友。”
“那怎么成为朋友呢？”
“这不是我们能决定的。”
要么你能找到中方使馆人员，由他们赠送胸针；要么让李卫东觉得有价值，当场把你视为朋友；要么由主办方高层引荐，愿意给你名片。
至于钱，如果达不到狗大户的程度，还是不要提钱了，容易伤感情。
查尔斯格雷，英吉利《手表与珠宝杂志》的资深编辑，在圈内以毒舌和挑剔闻名。作为正米字旗老贵族，他的脑袋自然是秃的。
他是本届巴塞尔博览会的特邀评论嘉宾，所有品牌对他又爱又恨：既畏惧他毫不留情的批评、又渴望他的正面评价。
上午，格雷只在前几个馆活动。从1号馆到2号馆，每走一步，笔记本上的字就潦草一分。
瑞士表厂换汤不换药，仅仅把去年的款式换了表盘颜色、表带材质，再堆砌一些意义不明的贵金属、宝石镶嵌，然后郑重其事地放进高端展柜。
格雷在笔记本上落笔：他们用十八世纪的工艺骄傲，来应付二十世纪的技术危机。
陀飞轮、三问、万年历这些曾代表瑞士制表巅峰的复杂工艺，已经脱离实用价值、一味地反复堆砌。
他们念着安魂曲，不停地自我安慰。
在他笔下，廉价精准的日系表，如同铺天盖地的蝗虫。他们野蛮地侵占传统机械表市场、摧毁百年制表工艺。
格雷对行业现状感到深入骨髓的悲观，好像看到了照相机对油画艺术的冲击这不是技术迭代，而是一个时代被连根拔起。
他缓步走入3号馆。这里有原料、有配件、有上游供应商。
齿轮、发条、游丝、表镜……每一件都是精密制造的结晶，可从头到尾，没有一家能让他驻足停留。
4号馆，一位瑞士独立制表师认出了他。他几乎屏住呼吸，神色紧张地问怎么样。
格雷扫过展柜，面无表情地说：“很好，和去年完全一样的好。”
他的毒舌，比批评更让人窒息。
仅仅一句话，就彻底否定了对方一整年的研发与打磨。
格雷拄着拐杖，伫立在中央通道交汇处，抬头望向头顶高悬的巨幅会标。
恢弘大气的布景，衬得展馆内的空洞愈发刺眼。
开幕的钟声犹在耳边，但他已写不出任何积极的句子。他甚至有一种荒诞的错觉，应该把所有钟表丢进珠宝商店。
它们应该锁进玻璃柜、银行保险箱，沦为纯粹的奢侈品和玩物，而不是出现在国际专业钟表博览会上。
“今日的巴塞尔没有给我答案，只给了我一份重复的菜单。”
迈耶在门口“偶遇”，主动开口：“喝杯咖啡？”
“红茶，”老格雷语气阴郁，带着毫不掩饰的失望与刻薄：“你们的展会毫无新意，瑞士人的产品还不如鳄鱼皮表带的纹理有趣。”
迈耶没有辩解，他只是主办方，又不是品牌方。他们不需要为行业现状买单。
“我碰到一个非常有意思中国人，他说你们的红茶不行。”
老格雷猛地转头，直直盯住迈耶的脸。如果这番差评出自迈耶之口，他肯定会毫不留情地嘲笑，讽刺欧陆的浅薄。
可一旦出自中国人之口，他就只能被动接纳这份评价，并抗议对方的说法有失偏颇。
迈耶见他一时语塞，接着说：“他还评价，你们的厨艺和工业设计更不行，尤其是飞机。”
“这点我十分认同，伦敦城的法餐馆比盘子里的薯条都多。”
“他们来参展了？”老格雷皱着眉，准备在文章里痛骂中国展商，以抗议这份突如其来的无端指控。
当然，他承认这些客观问题，但绝不容许被揭露、被嘲笑：“中国人，他们会造表吗？”
“6号馆。”迈耶喊住他，“你得抓紧时间。”
“怎么，他们撑不住场面，要灰溜溜地提前离场了？”
“倒不是你想的那样。”迈耶把专属名片递过去，耐心解释原因：“部分展品被组委会限制参展，核心展品限时。你如果不想排队、白跑一趟，拿着这张名片去展位就行。”
“这是宣传册、内容详实可靠。或许，它对你了解他们有帮助。”
老格雷翻着手里的宣传册，目光瞬间僵住了。整本手册竟然是中法双语，而不是中英双语！
气抖冷！How Dare You！
这一刻，他心底涌起强烈的屈辱和愤懑。
作为拥有百年深厚“友谊”的老邻居，老格雷最不喜欢的就是法语和法兰西人。
从语言到文化、从地缘博弈到贸易斗争，双方从未停歇。
“他们也准备了英文册子，抱歉，我忘拿了。”迈耶说着冷笑话。
老格雷瞪大眼睛，只觉得被羞辱了一番。
身为牛津古典文学专业出身的老贵族，他不但掌握法语，还精通拉丁语。
但在他的原则和认知里，精通不意味着使用，更不代表认可。
他宁愿接受美国是说英语的国家，也不承认法语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
中方单列英语、主打中法双语的操作，就是刻意轻视英国的国际贸易地位，侧面抬高法国人。
这是歧视！这是针对性！
老格雷憋了一肚子气，却没法发作。
他紧紧抓着手杖，说：“你很看好他们的产品？”
“非常漂亮，极具颠覆性。”迈耶点点头，低声念诵：“轻盈，即是优雅。”
“我建议你带相机去，它值得好好记录一番。”
“他们的超薄石英机芯，绝对是他们买来的，而不是自主研发。”老格雷依旧固执，“苏联人都造不好，中国人更不行！”
169 毒舌编辑
老格雷站在6号馆门口，第一印象就是光线不足。
这座展馆由旧仓库改造而来，层高虽然够，但照明布置不如前面的展馆讲究。
日光灯管稀稀拉拉地排在天花板上，有几根还在微微闪烁，发出疲惫的嗡鸣。
展位之间通道窄了一半，空气里飘着陈年木料和灰尘混合的气味。
巴西的宝石作坊用绳子挂着一串黄水晶，左摇右晃；泰国的表带厂把鳄鱼皮和蜥蜴皮按颜色码成扇形，旁边放着一块手写价格牌，字迹潦草；
不远处，印度珠宝商正忙着接听跨国电话，杂乱的电话线像麻绳一样缠住半张折叠椅……没有接待台、也没有皮质沙发，只有过时老旧的工业残党。
这里唯一的大型品牌，就是在场外的日系御三家。他们的业务员穿着整齐的工装，态度谦卑的请采购商去酒店参观。
格拉苏蒂？老格雷扫了一眼柜台，清一色的制式军表，刻板单调。
见惯了瑞士表的雕花打磨、复杂功能，再看格拉苏蒂的展品，简直千篇一律，毫无灵气可言。
他心底对东欧表厂的看法愈发顽固且轻蔑：被体制锁死的工业停滞。
哪怕西欧制表行业面对石英危机、哪怕他们堆砌珠宝、哪怕他们炒冷饭，但至少有生命力。
可东欧制表彻底困死在军工刚需里，放弃审美、放弃迭代、放弃商业创新。
在老格雷眼中，格拉苏蒂虽然还活着，但已经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