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卫东拿着铅笔，把两份文件并排摊开。
间谍名单上的人员层级很丰富，从东北到西北，从机关到一线，分布的跨度极大，找不出明显的规律。
显然，美方在移交前已经对情报做过精心加工，把能指向情报来源的关键特征一一剥离，避免中方反推回去。
更重要的是，这绝不是一份完整的名单。格鲁乌的驻华间谍，苏联人能用，没道理美国人不能用。
名单上这些人要么失去利用价值，要么属于策反不了的对象。
真正的高价值目标，美国人绝对还攥在自己手里。
他沉下心，在草稿纸上写写画画，把名单上的人按地域、职务、可接触的情报层级逐项归类。
然后，他拿起使馆可疑人员名单，逐个筛选。
“苏联间谍只会是苏联间谍。”李卫东在心里暗暗嘀咕，“每次投美的内鬼层级都很高。”
“这个人不在国内。”他放下笔，把使馆名单推到一边，“名单虽然残缺，但人员构成很丰富。”
“从机关人员到边防翻译都有，能同时接触到这么多不同层级、不同区域的人员档案，不可能是底层文员，也不会是多情报来源。”
“原因。”周贾汀直截了当的问。
“业务范围太多，但不同业务线不能交叉查阅。就像我们三部，不能碰二部的东西。”
“多情报来源存在理论上的可能，但是……”他顿了顿，手指在名单上点了一下，“名单太清晰了，明显是同一个人从同一个渠道调出来的。”
“这个人有权限调取格鲁乌总部的档案。或者，直接或间接分管过震旦或东亚方向的高层。”
“他绝不在国内，也不会出现在驻华使馆的人员名单上。”
“但是，他又不能离开太远。”
李卫东沉吟片刻，接着说：“这个人就在震旦周边。美国人能拿到这份情报，说明此人能频繁接触美方情报人员但不被怀疑。”
“不可能是北朝，也不可能是日韩。前者管得太严，后者容易被内部部门盯上。”
“要么在东南亚，要么在南亚。”
“接着说。”周贾汀点点头。
“我判断，这个人在巴拉特。”李卫东沉声说道。
“为什么？香港不行吗？那里是远东第一情报交流中心。”
“香港风险太高，也太小了。”李卫东又扫了眼名单，“这个人是高级军官，他的表面身份必须能完美覆盖情报身份。”
“如果驻地机构级别太低，就容易被人从职务序列里圈定出来。香港是情报枢纽不假，但常驻人员编制有限。一个高级军官长期待在那里，等于在额头上写了可疑两个字。”
“巴拉特不一样。国家够大、项目够多，一个格鲁乌军官在那里当顾问，没人会注意。”
“他泄露的绝不只是对华方向的情报。”他拎起名单，“苏联人有内鬼，美国人也有内鬼。”
“这份名单既然交给我们，那克格勃和格鲁乌不可能毫无察觉。”
“既然你们还在查，名单上的人没跑……”他冲周贾汀笑了笑，“说明此人藏得很好，没被克格勃找出来，也没有被格鲁乌发现。”
“这本身就足以说明此人的身份了。”
周贾汀身体前倾，示意他继续往下说。
“第一，此人历经二战，资历极深，功绩和级别都足够高。正常情况下，不在格鲁乌的审查范围内。”
“第二，他能频繁接触名单但没被怀疑，说明这项工作本身就归他管。大概率跟人事有关，比如负责干部调配、档案管理，或者外派人员的政审考核。”
“第三，他的人际关系很干净、消费水平匹配职级，没有任何异常开支。他和美方情报人员见面不需要密室，正常社交活动就够了。”
李卫东脑海里渐渐有了此人的人物画像：“一个没有享乐欲望的苏联老兵。人在巴拉特负责人事，出于个人怨恨或者理想崩塌，将情报卖给美国人。”
“当然，也可能把钱存在瑞士或别的中立国，等退休或叛逃后再取。”
“这个人我们也能用。”他果断做出判断。
“如果是为了钱，他能卖第一次就能卖第二次。如果出于怨恨或者理想崩塌，我相信，我们是比美国人更好交易对象。”
“美国人用他是交易；我们，可以是同志。”
周贾汀慢慢靠回椅背，指尖轻轻敲了两下桌面。他没想到，李卫东竟敢直接做出判断。
中调和二部已经有了初步研判，但没人敢在报告里下结论。
一个格鲁乌高级军官，牵涉的层级太高、风险太大，一旦判断失误就是重大责任。
研判报告里，全是“可能、疑似、不排除”，措辞比保险柜还严实，领导看得直冒火。
上级领导要的是明确方向，不是国关学的学术讨论。
李卫东不是专业出身，反而没这些包袱。他不懂情报圈里那些不成文的规矩，不知道哪句话该说、哪句话会得罪人，更没有部门利益。
很多时候，情报工作要的是某种直觉。有的人刚入行就能一击命中，以后也一直能打中靶心；有人努力一辈子，也摸不到门道。
“你先回去上课，如果有其他事我会再找你。”
李卫东点点头，临走前忍不住说：“美国人既然把名单交给我们，那这个人出事的风险就不是零，而是从一变成了一百。”
“他肯定会出事，无非要看死亡倒计时还有多久。”
“为什么？”
“美国人靠得住，老母猪都会上树。”说罢，李卫东拉开门走了。
周贾汀盯着那扇合上的门，忍了好一阵，终于还是笑出了声。
这小子，也不知道该夸他脑子转得快，还是该骂他嘴太损了。
他拿起李卫东手写的稿子，认认真真看了一遍，将其锁进公文包。其他的白纸，统统塞进碎纸机。
机器咔咔转了几秒，纸屑无声地落进废纸篓。
120 大家都是体面人
培训班结业那天，李卫东拿着鉴定表，没有立刻返回辽沈，而是在总部多留了两天。
第三天傍晚，贾汀派人送来一张便条，上面只有一行字和一个时间。他看完就把纸条还回去，对方划了根火柴，纸片在烟灰缸里烧成一撮黑灰。
这次见面不在招待所，而是景山后面一处僻静的院子里，屋里除了贾汀还有另外两个穿便装的人。
“你上次的研判，中调和二部讨论过。”贾汀开门见山，没有寒暄，手指在桌面那摞档案上轻轻点了一下，“你先看看这个。”
李卫东抽出档案，上面钉着一张黑白照片。
照片里的男人五十多岁，头发灰白，穿着苏联陆军制服。他的胸前别着好几排勋略，下巴微微扬起，眼中带着老派军人的淡漠。
德米特里波利亚科夫，1921生于乌克兰卢甘斯克州，41毕业于苏梅炮兵学校。
战争前期在卡累利阿方面军、西方面军担任炮兵军官，43年因战功获红星勋章。后随部队转入南线，参加了布达佩斯战役、维也纳战役。
其本人资历深、军功高，完全符合格鲁乌选拔高级情报官的标准。
战后，波利亚科夫被送入伏龙芝军事学校深造，成绩极为优异。
看到这里，李卫东忍不住皱皱鼻子，心想：“格鲁乌和克格勃怎么一个调性，挑人都挑得千篇一律。”
这些高级情报官，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卫国战争老兵、出身清白、上过前线、脑子好使，然后一股脑塞进伏龙芝镀金，再扔到国外当外交官。
他抬起眼看向桌后三人，心中腹诽：“其实你们挑人也差不多。”
察觉到三人的眼神，李卫东收回视线，接着看档案。
战争结束时，22岁波利亚科夫已经是少校了。七三年晋升少将，乍一看符合正常晋升速度。
但问题是，校级和将级隔着一道天堑。将官编制极其有限，不是条件达标就能上的。
必须等有人退役、调出或去世腾出位置，后备名单上的校官才能竞争这个萝卜坑。
波利亚科夫战后转一直在驻外机构轮转，从联合国代表团到仰光再到新德里，没有一寸新军工。他又不是勋多多的女婿，拿什么竞争将星。
“乌克兰人，六年前随顾问团进驻巴拉特。”李卫东合上档案，问了一句：“有他家人的情况吗？”
“61年，波利亚科夫出生3个月的幼子夭折。”周贾汀左侧穿便装的男人开口了，他声音不高，语速偏慢，“原因是凑不出400美元的手术费。”
“61年？那不是驻联合国期间吗？”李卫东皱着眉头。
堂堂苏联驻联合国外交官，住在纽约，儿子却因为四百美元的手术费死在医院里。
虽说交了手术费不一定能救回来，但不交手术费肯定救不回来。
400美元，酒会上少订几瓶伏特加就够了。人家又不是不还，这他妈还不如慈禧对待手下人的态度。
李卫东明白，这是波利亚科夫的上级不借钱，变相害死了他儿子。
他不由得想起过往的某些旧官僚，因为一点费用就苛待下属。
“此人生活很俭朴，不符合美方情报人员策反的典型间谍特征。”那个男人继续说，“但从各方面交叉比对来看，他完全符合你描述的人物画像。”
“组织需要你去一趟巴拉特，近距离观察研判，判断其是否具备争取的可能性。”他顿了顿，加重了语气，“但没有上级命令，不能有任何接触。”
周贾汀接过话头，提了那三条铁律：不用金钱收买；不用美色引诱；不搞胁迫暗杀。
这三条石总经理当年亲自定下的，从来没变过。
正因为有这三条，波利亚科夫才进入了允许争取的外籍军官名单。
“生活上有什么不便和困难吗？”周贾汀笑着问。
李卫东摇摇头，“请组织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牛皮袋里装着护照，内页盖着出入境管理局的钢印。他对外公开身份是某外贸公司的技术工程师，化名李伟。
这个名字没什么特别的，跟成千上万个李伟一样。
他将以考察民用无线电设备、洽谈边境通信器材援助的名义，随团经香港中转赴巴拉特新德里。
出发前第一件事不是收拾行李，而是去医院打疫苗。之后和郝冬梅聚了聚，又给家里和朋友写了信。
飞机降落在新德里机场时，舱门一开，裹挟着尘土和香料味的干热气流便涌了进来。
李卫东下意识的皱了皱眉，他提着旧皮箱随团往外走。
阿三们裹着头巾，在沿街的棚屋里大喊大叫。小孩子们像狂蜂一样从四面八方涌出来，伸出手朝外国人要钱。
空气里飘着咖喱、椰油与某种焚香混合的味道，浓烈得呛人。
李卫东忍不住暗骂：“我讨厌这种味。”
巴拉特作为大英王冠上的明珠，对待外国人的态度很有意思。
对白人，他们有一种下意识的敬畏。那是大英帝国留下的肌肉记忆，主子走了，但主子的影子还在。
而对他们这些黄皮肤的亚洲人，态度里反而多了几分微妙的傲慢。
在这套殖民心理的残渣里，白人老爷是主子，自己是主子的管家，其他人就是主人的家仆。
主子比管家大、管家比家仆大，这不是应该的嘛。
他吃了那么多苦、受了那么多难，好不容易才从仆人爬到管家，要是不能欺负别人，这些苦不就白吃了？
代表团住的外贸招待所位于使馆区边缘，墙内是修剪整齐的草坪与红砖洋房，墙外是熙攘的市井。
人力三轮挤在同一条窄巷里互不相让，光脚的孩子追着汽车跑，空气里永远飘着一股说不清是香料还是垃圾的味道。
一墙之隔，就是两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