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间朝堂之上，整个扬州仿佛都成了孕育叛逆的贼窝，扬州籍官员们的脸色也愈发苍白。
“众卿所言，甚合朕意。”听着百官你一言我一语的激烈陈词，刘辩嘴角缓缓勾起一抹淡然的弧度，起身离开御座道，道，“不过，朕要稍作修改！”
刘辩令内侍抬来一幅扬州舆图，行至舆图前，取过一支紫毫笔，饱蘸浓墨，百官的目光都聚焦在他手中的笔上。
却见刘辩手腕一沉，笔尖重重落在秣陵县的位置上，画了个圈，脸上竟露出一丝令人发寒的狞笑，环视群臣道：“依朕看，不如尽屠秣陵方圆百里内的黔首百姓，再凿其山，燔其城，众卿以为此法如何？”
殿内瞬间陷入死一般的寂静，绝大多数官员都听得目瞪口呆，被这血腥至极的提议震得说不出话来。
这手段……何其眼熟！
四百年前的某块陨石附近的百姓，似乎也享受到了同样的待遇？（注1）
但依旧有少许朝臣急于谄媚表忠心，在短暂的惊愕后，竟然真的开口附和天子所言。
“尔母婢也！当真是禽兽不如的东西！”刘辩勃然大怒，将紫毫笔狠狠掷向附和的其中一人，也不管笔尖蘸着的墨水撒在了多少人的身上，厉声怒斥道，“尔等欲亡大汉乎！朕岂可因此事而行此强迁屠戮百姓之暴举？如此与暴秦何异？”
怒斥声在殿内回荡着，那几个附和的官员吓得面无人色，匍匐在地不敢抬头。
“天子气？自当以天子气镇之！”
刘辩胸膛起伏，深吸一口气，旋即猛地一甩宽大的袖袍。
图穷矣，匕自当现。
刘辩朗声道：“太史丞既言钟山、石山有‘龙盘虎踞’之相，乃帝王之宅邸，那朕便于此处修寿陵为宅，为后世儿孙永镇之！”
（3501字）
注1：《太史公记》云：始皇帝三十六年庚寅（公元前221年），有陨石于东郡，或刻其石曰“始皇死而地分”始后使御史逐问，莫服；尽取石旁居人诛之，燔其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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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5章 礼法岂是如此不便之物
天子的话音方落，大殿内的气氛骤然紧绷，百官的态度立时呈现出鲜明的两极分化。
朝堂之上的派系，远非籍贯所能简单划分，还有诸多归类的标准，否则大汉十三州早就分裂了。
而如今在朝堂上，除了“小朝廷”和“大朝廷”之别，最为显眼的派系之别便是“少壮派”和“耆老派”这两股势力（qí）。
耆老派多是朝堂沉浮多年的老臣，行事作风难免沾染官场积习，加之岁月沉淀，年岁愈高，普遍求稳惧变，对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颇低。
此刻多是眉头紧锁，面色凝重，显然对天子的提议并不赞同。
与之相对的少壮派则显得更有朝气和锐意，眼神中也跃动着认同和崇敬的光芒。
年轻的少壮派往往敢想敢干，对朝廷推行的新制接受度也更高，其中不少人对这位力挽狂澜扶大厦于将倾的年轻天子也多心存仰慕。
听闻天子竟筹谋将寿陵建于秣陵以节约民力，不使劳民伤财，心中的第一反应便是天子无上仁德。
方才朝臣们提出的镇压天子气方案，哪一条不是耗费巨大劳民伤财？
而天子为了不劳民伤财，将本就要修的寿陵定在荒芜偏僻的秣陵，这如何不是无上的仁德呢？
然而，即便是曾与天子并肩作战共抗今文学派的太常丞服虔，此刻也实在无法理解这惊人之想。
服虔霍然起身离席，手持板笏，躬身向前，额角隐隐渗出汗珠，急切劝阻道：“国家，自太祖高皇帝以来，天子寿陵无不是择址于京师附近。岂能……岂能选在千里之外的秣陵啊！”
“国家。”太常卿郑玄遥遥叹了口气，缓缓开口，道，“焉止是我太祖高皇帝之后，自两周以来天子寿陵皆定于都城近畿，非仅为恪守礼制，也是便于后世君主祭祀奉养。”
郑玄的话语顿了顿，目光恳切地望向天子，他也无法理解天子这般奇思妙想，但与服虔不同，他的忧虑显然比服虔更深一层，不仅着眼于礼法，更牵挂着实际可能带来的负担，道：“譬如去岁，国家向世祖光武皇帝行献俘大典。若世祖陵寝远在扬州，国家岂不是要兴师动众，千里迢迢奔赴扬州？如此，岂非反增劳费，更伤民力？”
刘辩看着二人，心中了然。
他能理解郑玄和服虔二人的劝谏，维护礼法本就是他们的职责所在，因此他并不会因此而恼，不过这也是他如此敬重郑玄的缘由。
“康成公方是真正的‘儒’。”
刘辩说着，竟亲自走下陛阶，来到郑玄面前，伸手稳稳扶住这位正欲俯身再谏的老臣，不待郑玄反应，刘辩已挽起他的臂膀，拉着他便向陛阶旁走去。
郑玄猝不及防，被刘辩拉着，竟被按着坐了下来！
他惊得几乎弹起，好似这陛阶烫屁股似的，却被刘辩的手死死按住，一手按着郑玄的肩膀，一手指向他，目光扫过群臣，道：“尔等开口闭口皆是礼法如何如何，唯有康成公心中所思所虑，皆是百姓疾苦！”
“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若是为了维护礼法，而行不仁之事，那礼法还有何意义呢？”
刘辩这番话，算是堵住了那些仅以“不合礼法”为由的劝谏。
两汉虽说儒家学问分裂为今古文学派，也有着杂七杂八的弊病，但相较于后世那僵化歪曲得甚至畸形的儒学而言，还是相对开明与务实的。
“况且，礼法岂是如此不便之物？”
“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如今朕愿意施行仁政，节约民力，对礼法稍作损益又有何妨？”
刘辩虽未曾参与过儒家士人们的辩经活动，但为了将寿陵选址定于秣陵，他实实在在地在东观查阅了大量典籍。
与过往由心腹臣子代为辩经不同，寿陵选址之事，许多支持的核心理由不当由臣子代为言说，譬如方才他决定修寿陵于秣陵镇压天子气。
尤其是当话题涉及到了天子气，那是国祚兴衰的大事，天子本人能宣之于口，谁敢妄言提出将寿陵修建在秣陵镇压天子气呢？
“至于康成公所虑后世祭祀之事，”刘辩嘴角噙着一抹温和却豁达的笑意，道，“太祖高皇帝的长陵远在西都长安，朕也未曾亲临，皆在雒阳的高帝庙中祭祀。同理，朕又何需后人远赴扬州祭拜？”
刘辩神情洒脱，仿佛全然不在意身后虚名般，朗声笑道：“后世儿孙即便不祭祀朕，断了朕的血食供养，只要大汉国祚绵长，百姓安居乐业，丰衣足食，于朕而言，便已足矣！”
即便是郑玄这般儒家士人中最为开明通达者，也不禁愕然，他也未曾料到，天子竟对祭祀血食这等被视为头等大事的问题，也看得如此通透超然。
许多事，说着容易做着难。
生死之念，血食之重，常人尚且难以放下，何况一国之君？
昔年孝武皇帝早年也曾讥讽秦始皇轻信方士求仙问药，末了自己却深陷其中，晚年虽下《轮台罪己诏》反思“向时愚惑，为方士所欺”，却依旧难舍长生之念，宠幸方士炼丹服药。
这祭祀之事，这仁德之行，亦是如此。
三代以来，多少君王自幼习读“仁德”经义，执政后亦口称“仁德”，然其行其政又如何？
《古文尚书》有云：“非知之艰，行之惟艰。”
《左氏春秋》亦言：“非知之实难，将在行之。”
终究是知易行难。而眼前这位年轻的圣天子，却是在身体力行。
郑玄肃然起身，整理衣冠，向着天子庄重地深深一揖。
果然是不世出的圣天子！
所思所想，皆系于大汉江山与万民福祉。
与天子的格局胸襟相比，他郑康成方才的顾虑，当真是太过狭隘了。
只是，随着思绪翻涌发散，郑玄脑中陡然间有一道灵光闪过。
“知”与“行”？
这两个字如同投入平静水面的石子，在郑玄的脑海中骤然荡开涟漪。
第296章 迁中原富户十万户，奉天子寿陵！
刘辩自然不知郑玄所思，但郑玄被说服，确实省去了他极大的周折。
他的目的从一开始就很明确，既然他占据了道义高地，那么就大概率能说服郑玄。
而郑玄被说服，就意味着即便他在礼法上没有任何借口，也无需再去担心辩经的问题。
当然，他也并非没有考虑过郑玄及部分古文学派巨擘依旧坚定站在反对派的可能性，或是许多理由郑玄不便宣之于口，导致他无法有效压制其余反对者的声浪，因此他私下里已然和荀爽、蔡邕等人达成了一致意见。
外戚可不是那么好当的！朕遇到事儿了，你们还想缩着当泥鳅？
荀爽这边不难办，这把年纪的荀爽没有什么野心了，甚至就连执金吾署衙的事务也悉数交予执金吾丞牵招处置。
若说荀爽还有什么念想，那就是死前过把三公的瘾，以及希望荀采能够成为皇后。
但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离不开荀爽对他的忠诚。
你都不忠诚了，还想如愿以偿？
反倒是蔡邕，由于损失了将近七十万钱的私房钱，蔡邕也多少有些闹小情绪，虽然表示不会站在反对派，却也不会去支持天子。
于是刘辩表示可以在正旦年节之时，为蔡邕额外发放一笔两百金的年终奖。
原本蔡邕是不屑一顾的，我蔡某人是贪图财帛之人吗！
但当听到这笔赏赐不走公账，咳咳，不走国库，而是以不公开的形式走天子的内帑账簿，且可暂存内帑，蔡邕随时可前往少府署向少府卿田芬支取。
蔡邕的表情微微有些动容。
而后天子又表示，丹阳郡土质松软，与河南尹不同，蔡邕身为将作大匠，每年理应有至少三个月的时间出公差前往秣陵督建。
蔡邕眼前微微一亮。
最后天子会在秣陵购置一间宅邸，作为蔡邕出公差期间的住所，里面存放了东观之中蔡邕尚未阅览过的古籍孤本、残篇的抄录本，
蔡邕表示，也别说我是您长辈了，以后您就是我长辈！
随着郑玄这位“经神”的倒戈，以及蔡邕和荀爽这位“无双硕儒”的参战，局势几乎是一面倒。
当然，这其中也有卢植、刘焉、马日等人并未表态的缘故。
但定下寿陵选址并非结束，这不过是一个开端。
不过，出乎刘辩预料的是，一直沉默的卢植忽然出列，俯身行礼后开口道：“国家，扬州人丁稀缺，若寿陵建于此处，臣唯恐待国家万年之后，寿陵废弛，遭乱民蹂躏劫掠。”
百官顿时有些诧异，天子和太傅这对师生交情深厚，即便哪天天子唤一声“亚父”或是“仲父”，群臣也不会觉得奇怪，今日太傅怎会突然转了性，站出来反对天子的政令？
这份惊讶尚未在众人脸上消散，卢植紧接着便肃然提高了声调，肃声道：“丹阳之地，丘陵多而平原寡，民穷且好斗，更有山越肆虐其间！故此，臣斗胆恳请，迁中原富户十万户，奉天子寿陵！”
“卢植，尔母婢也！”
“卢植，我屮你母！”
几乎就是在卢植话音方落之际，数道尖锐的怒骂声便从大殿各处炸响！
骂声丝毫不顾忌卢植当朝太傅的身份，直呼其名，直截了当地问候了卢植的老母，并且直呼全名，足见开口之人是何等暴怒。
然而这喝骂声不仅仅是零星几个人，豫州、兖州、司隶等地出身世家豪门的官员，不知有多少人都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纷纷对卢植破口大骂。
还以为你卢植终于转性了，不再任由天子胡闹，终于要规劝天子，却不料竟如此心肠歹毒，提出这等“祸国殃民”之策！
大汉的士人对“陵邑制度”的憎恶可谓深入骨髓，甚至有诸多重臣公开批评陵邑制度“大失天道，逆于人心”，“靡财弹力，天下匮竭”，甚至有人将其比作暴秦苛政，视其为足以亡国的暴虐之举。
那究竟什么是陵邑制度？
高皇帝九年，太祖高皇帝在刘敬的建议下，在为自己营建寿陵附近修建陵邑，迁徙六国贵族后裔，尤其是齐楚的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等族群，降低六国贵族后裔在地方的影响，充实因战乱而凋敝的关中人口。
孝惠皇帝时期，关东豪强势力初露端倪，但尚不足以引起朝廷警惕，因此这一次修建陵邑只是为了充实人口，但多是迁徙关东倡优乐人及其家族。
孝文皇帝时期，关东仍在恢复发展，故孝文皇帝并未大规模迁徙人口修建陵邑。
自孝景皇帝始，由勋贵衍变而来的关东豪强、富商巨贾逐渐崭露头角，引起朝廷重视，于是开始大规模迁徙关东的郡国豪强和富户。
孝武皇帝则是迁徙了关东拥有三百万钱资产的家族，共计六万户近三十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