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传承血脉和富贵的宗族才有未来，除此之外，一切都可以舍弃。
史良祖毕竟是从小就被当作未来宗长培养的接班人，稍微转念一想，便明白了父亲的考量，但他仍有些顾虑，压低了声音道：
“可是……万一贼军取下城池后，逼着我们充当前驱，去与官军血战，那又该如何是好？”
这正是史舜安最担心的问题。
宗族武装不同于兵员充足的朝廷经制之军，能打顺风仗和保卫家园的硬仗，却绝对打不起消耗战。
因为一旦在大战中拼完了宗族青壮，他们就会失去继续在本地作威作福的根基。
这也是史舜安眼见红旗营不可力敌，就果断决定投降的原因之一。
投降后，他自然不会真的带领子弟去为红旗营卖命那跟自取灭亡没什么区别。
真到了那一步，大不了再见机行事，若是官军势大，干脆临阵倒戈，再协助官军剿灭红旗营。
只要族人和田产还在，史氏还能操控地方，就依然是镇江豪强，无论将来谁坐了天下，想要稳定镇江路，都少不了要倚重他们这样的地头蛇。
不过，城墙上人多嘴杂，除了史氏核心子弟，还有不少外姓庄客，史舜安自然不会将这等机心说与儿子听。他只是抬手指着城外属于史氏的广阔良田，意味深长地道：
“良祖，你要记住，史氏的根，在这里！只要根还在，一切就都还有转圜的余地。若是根没了，宗族散了，在这乱世之中，我们这三千人，又能掀起什么风浪？不过是无根浮萍，任人宰割罢了。”
史良祖看着父亲坚定而深邃的眼神，终于读懂了父亲的深意。他重重地点了点头，肃然道：
“孩儿明白了！这就去办！”
……
红旗营威武卫大阵。
都指挥使王弼已经率中军主力抵达，正在一座临时堆起的小土坡上观察城防，并下达一系列命令，调动各镇兵马展开，做好攻城准备。
他身材魁梧，披着一身精良的铁甲，头盔下的面容沉稳刚毅，颇有大将风范。
就在诸部展开准备攻城前准备时，只见丹阳那低矮的城墙上，用绳索放下了三个打着白旗的人，然后步履谨慎地朝着红旗营大阵方向走来。
第四镇镇抚使金朝兴策马靠了过来，望着那三人，略带疑惑地对王弼道：
“将军，看这架势，守军莫不是想投降？”
自渡江战役以来，王弼屡立战功，虽然职务仍是都指挥使，但其荣衔已由“都尉”晋升为“将军”，麾下将领如金朝兴等人，也随之改换了对王弼的称呼。
王弼的目光扫过丹阳县城，这城墙以夯土为基，周长不足两里，高度仅一丈五尺左右，在见惯了濠州、合肥、江宁那种大城的王弼眼中，简直就是不堪一击的土围子。
事实上，正因为丹阳县城过于矮小且无险可守，几乎没有什么战略价值，不仅江浙行省不愿在此浪费兵力，去年元廷颁布“修城令”后，丹阳县尹也不愿浪费钱粮对城墙进行加固。
所以，王弼在攻克句容县并稳定局势后，并没有急于进攻丹阳如此矮小的土围子，随时可破！
仅仅是攻打丹阳县，自然用不着扩编后已近万人的威武卫倾巢而出。其部作为大军前锋，第一步任务是在水师的配合下围攻镇江治所丹徒县。
王弼原以为元军会主动放弃丹阳，本打算分派少量兵力占领这座空城，主力则直接扑向丹徒县。
不料战前侦察时发现，镇江史氏竟率众退入丹阳城内，摆出了一副据城而守的架势。
不过，这点意外在王弼看来，无非是多费些手脚而已。
大军在开进途中就已备好了攻城木料，抵达城下便迅速组装器械，为的就是尽快拿下此城。
因此，对于守军此刻可能提出的投降，王弼的兴趣并不大。他语气平淡地对金朝兴道：
“投不投降，今日此城必破！无非是方式不同罢了。传令下去，攻城准备照旧，不得松懈！”
史良祖等三人出城后不久，便被外围游弋的红旗营斥候骑兵控制，询问其来意，并经过严密搜查后，三人被带到了中军阵前。
得知对方是镇江史氏宗长史舜安的长子，代表史氏前来商议投降事宜，王弼端坐马上，居高临下地看着略显紧张的史良祖，直截了当地道：
“投降可以，但我红旗营治下不允许私军存在！”
史良祖暗道红旗贼这是信不过史氏，不过这样也好，至少不用担心贼军会拿自家子弟当炮灰消耗，当即松了一口气，忙躬身承诺道：
“回禀将军，我等皆是本分乡民，聚集入城只为避乱自保，并非要与王师为敌。若将军允准，我等愿即刻打开城门，恭迎王师入城。城中士绅还备有金银钱粮若干，权当犒劳大军。”
王弼听完，嘴角泛起一丝不易察觉的冷笑。
出征之前，元帅曾特意召集王弼、常遇春、胡大海等高级将领，深入分析过浙北形势。
石山指出，去年徐宋兵马能一路攻入杭州，充分证明了江浙行省元军武备废弛，本地元兵战力低下。红旗营战力在徐宋兵马之上（至少在“彭祖家”之上），攻取浙北全境从军事上看并非难事。
但石山特别强调：“取浙北易，稳固根基难！”要求诸将必须贯彻“攻占一地，巩固一地”的方针，绝不能留下明显的隐患。
对于像史舜安这种手握私兵，且在地方上根深蒂固的豪强士绅，本身就是官府在地方统治的根基。红旗营要想真正稳定控制浙北，自不可能将他们全部肉体消灭。
至少在红旗营具备取代这部分基层治理体系之前，动作不能太大，除非不顾此举必然造成的巨大治理真空和社会动荡。
但石山也不可能学彭莹玉、项普略二人，对这些有钱有粮有人，有制造动乱能力的地主放任不管，明确做出强行解除所有地主武装的指示，以打击其对地方的实际控制力。
此刻，王弼见史良祖还想用些许钱粮搪塞过去，企图保留史氏子弟兵的武装和独立性，越发觉得元帅的指示极具先见之明。
他目光锐利地盯着史良祖，语气斩钉截铁地挑明了红旗营的底线，道：
“避乱自保？据城而守也是自保？你当本将军是三岁孩童，看不出尔等拥兵自重的意图吗？”
王弼稍顿片刻，不给史良祖辩解的机会，继续道：
“本将再说得清楚一点：投降，可以！但必须是无条件投降！
城内所有青壮，须立刻弃械，出城接受我军甄别和整编。所有兵器、甲胄、城防设施，一律交由我军接管。若同意，便即刻执行；若不同意……”
王弼猛地抬手，指向身后正在紧张进行攻城准备的威武卫大军，以及那十余架已经初具规模的攻城器械，厉声道：
“那便休怪本将刀剑无情！就凭你们这矮小的土围子，看看能在我红旗营精锐面前支撑几刻？！”
第262章 龙潭虎穴任顾行
宗族问题之所以能贯穿整个封建时代，直到后世都没有得到完美解决，其根源在于，它不仅仅是血缘纽带的自然延伸，更是大部分王朝赖以实施基层治理的实际架构。
宗族内部依靠血脉亲情凝聚，外部则通过乡规民约、共同利益结成牢固的同盟，本身虽有落后的一面，却也有其进步意义。
对付势大难治的大宗族，若一味以外力强行打压，不仅难以奏效，反而会促使宗族内部更加团结，导致其一致对外。
只要宗族存在的生产方式和文化传统不变，只要封建王朝的统治力量难以深入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宗族这种家族的更高形态就不可能被彻底消灭。
石山对此有着清醒的认知，从没有奢望自己有生之年能够彻底解决宗族问题。
他对王弼等前线将领的要求，务实而明确：重点打击那些对地方拥有实际控制力，可能威胁红旗营统治秩序的大宗族，削弱其武装力量和影响力，确保政令军令能够畅通无阻。
至于更深层次的社会改造，那是战后需要更多精力和技巧改的漫长过程。
对王弼这等纯粹的武将而言，完成元帅指示的最直接、最痛快的方式，莫过于通过真刀真枪的战斗，一举歼灭宗族武装的有生力量，然后在战后清算其反动上层。
他是真的很想打这一仗，用胜利来贯彻元帅的意志，同时也用战功来证明威武卫的锋芒。
若是面对其它稍有防御体系的城池，即便守军只是缺乏甲胄兵器的乡勇，王弼也不敢如此托大，必然要周密部署，认真做足准备，力求减少麾下将士的伤亡。
但眼前的丹阳县城，城墙高度仅一丈五尺，连最基本的外墙包砖都没有，完全是裸露的夯土结构。什么谯楼、城壕、女墙、马面等防御设施，更是无从谈起。
如此简陋的城防，连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庆童都认为此地毫无防守价值，果断将其放弃。也只有利益完全捆绑在本地的镇江史氏，才不得不硬着头皮接下这个烂摊子。
王弼自濠州起就追随石元帅，一路转战到江南，攻克过的坚城险隘不知凡几，岂会被如此矮小破败的土围子阻挡？
因此，他刚放史良祖等三人返回城内，甚至不等对方给出明确答复，便立即下达了攻城的命令。
威武卫将士同样看不上丹阳县残破的城防和守军简陋的装备，接令后，就立即行动起来。
战场气氛瞬间绷紧。弓弩手们在厚重车的掩护下，迅速向前推进，进入有效射程后，立刻张弓搭箭，向城头抛射出一波波密集的箭雨，试图压制任何可能冒头的守军。
破障队手持利斧钩镰，冒着零星落下的箭矢和石块，冲向城墙脚下，奋力清理那些聊胜于无的鹿砦、拒马。
而扛着简易云梯的攻城锐士，则屏息凝神，列队于阵前，只待军官一声令下，便立即冲城先登。
城头之上，史舜安将城下红旗营的行动看得一清二楚。
那高效的配合，那森严的纪律，那扑面而来的杀伐之气，都让他心底最后一丝侥幸彻底破灭。
他本就是个非常聪明的人，此刻更加明白，王弼根本没有任何兴趣跟他玩讨价还价的把戏对于自己能够轻易碾碎的对手，强者没有道理与其废话！
个人的生与死，家族存续与灰飞烟灭，就在一念之间。
史舜安很快就接受了此战必败的现实，脸色灰败，长叹一声。
无条件投降固然屈辱，但至少还能保住自己的性命，或许还能为宗族留存几分元气。
若是负隅顽抗，或许能给城下的虎狼之师造成一些微不足道的伤亡，最后的结局却注定是城破人亡，届时盛怒之下的王弼，会如何对待史氏满门？他不敢想象。
“开城……投降吧。”
史舜安的声音干涩，仿佛瞬间苍老了十岁。这道命令，抽空了他所有的精气神。
而站在王弼的角度，史舜安最终选择“主动”开城投降，无疑是省却了一番手脚，也避免了麾下将士的无谓伤亡。
既然对方已经服软，自然不能再高举屠刀，否则不仅会激起史氏族人的拼死反抗，更会让浙北各地尚在观望的宗族豪强产生兔死狐悲之感，从而坚决抵抗，这显然不利于红旗营后续的统治策略。
不过，解决问题的方式从来不止战争一途。武力征服之后，如何消化治理才是真正的考验。
威武卫大军浩浩荡荡开进丹阳县城。王弼第一时间控制住了史舜安父子及其他统兵的核心子弟，同时下令将那些已被解除武装的史氏子弟兵打散分隔，严格进行甄别。
镇江史氏在本地作威作福多年，势力盘根错节，可也导致底层积怨极深。
去年史舜安悍然下令屠杀三千投降的起义军，既是泄愤，也是企图用恐怖手段震慑内部底层族人，和外部反抗者，以继续维系史氏和史氏主宗的强势地位。
但是，当更加强势的红旗营以碾压之势介入后，史氏这座看似坚固的堡垒顷刻间崩塌，往日被强力压制下去的种种矛盾，便会浮出水面，自然会有人站出来控诉、揭发史氏的暴行。
王弼身为威武卫都指挥使，主要职责是攻城略地，为元帅开疆拓土，不可能将宝贵的时间和精力长期耗费在丹阳县治理这等“细活”上。
在控制丹阳县的次日，他便亲率主力部队北上，兵锋直指镇江路治所江防重镇丹徒县。
丹阳县这边，王弼留下了三千兵马镇守。
包括对史氏子弟的进一步甄别处置、安抚本地百姓、恢复市面秩序、初步建立红旗营的治理体系等千头万绪的事务，则由随军的军令司参军王宗道全权负责。
王宗道此人，当初在六安州凭借暗中联络士绅献城作为投名状，取得了石元帅的初步信任；随后在劝降合肥诸将献城时又有不俗表现；在军令司工作的这些时日，其能力也得到了石山认可。
此次外放独当一面，正是石山对王宗道的又一次重要考验。
其人若能迅速稳定丹阳县局势，并妥善处理好镇江史氏这个棘手的地方豪强，那么未来设置“镇江府”后，知府的位置很可能就是他的；
反之，若处置不当，或许就只能止步于丹阳县令了。
这其中的差距，可谓天壤之别，由不得王宗道不竭尽全力完成这项任务。
当依靠“外交”手腕初露头角的王宗道，在丹阳县整顿秩序，憧憬着自己仕途时，远在数百里之外的黄岩州，一场即将深刻影响浙北乃至整个江东利益格局的“外交”暗战，正在悄然上演。
台州路黄岩城。
屡降屡叛的方国珍不仅没有遵照元廷之前的招安，前往歙县（徽州路治所）出任“徽州路治中”，
反而趁着石山率红旗营渡江，猛攻集庆路，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庆童急调各地兵马拱卫杭州，导致地方空虚的大好时机，再次举兵，一举攻占了黄岩城。
这一次，方国珍似乎又赌对了。
元廷的反应出乎意料的“温和”，不仅没有立即兴兵讨伐，反而主动派遣使者来到黄岩，默许了方国珍对黄岩的占领，还开出了一个极具诱惑力的新官职“海道都漕运万户”！
方国珍之前数次起兵，元廷虽然迫于形势三次招安他，分别授予定海县县尉、万户和徽州路治中之职，官阶小不说，还一心只想调虎离山，再下狠手将其部剿灭，方国珍都没有上当。
这次元廷一反常态主动送官，却让他颇为动心。
只因海道运粮万户这个官职，简直是为方国珍量身定做。
海道漕运万户府设立于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隶属于元廷中书省左司粮房海运科，治所设于平江路，专司从平江路太仓到大都路海津镇（后世天津）的海上粮运任务。
元廷本有三个海漕万户府，分段管理，后因海漕万户朱清、张“叛逆”治罪被杀，合并为一个海道都漕运万户府，设万户、副万户等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