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主动提及陆军大臣人选：“陆军方面，我推荐陆军少将阿基利斯。他从基层军官逐步晋升，参加过多次对外作战，在陆军中享有极高的威望，且政治立场中立，始终忠诚于国家与王室。他熟悉陆军的部署与训练，能够确保陆军的稳定，也能配合我们优化陆军部署、培养适应北非作战的快速部队的计划。”
韦尼泽洛斯深表认同：“陛下推荐的阿基利斯少将，我也有所了解。他的忠诚与能力毋庸置疑，由他担任陆军大臣，既能稳定陆军军心，也能高效推进陆军部署优化的相关计划，我完全赞同。”
“他确实是合适的人选。”康斯坦丁点头认可，“他的忠诚与能力有目共睹，由他担任陆军大臣，能够稳定陆军军心。”
“海军大臣一职，我推荐海军中将乔治阿纳斯塔修斯接任。”韦尼泽洛斯回应道，“他曾担任海军舰队司令，熟悉海军的装备与作战体系，对海军现代化有深入的思考。更重要的是，他一直支持加强海军建设，对我们的南进战略持积极态度。他在海军内部的威望很高，能够确保海军高效执行相关战略部署。”
康斯坦丁仔细思索了片刻，确认阿纳斯塔修斯没有任何政治污点，且确实是海军内部的优秀将领，便点头同意：“这两个人选都很合适。我希望你能明确告知他们，军队的职责是保卫国家，必须直接对国王与首相负责，不受任何其他势力的干涉。任何试图将军队卷入党派斗争的行为，都将受到严厉惩处。”
“我会亲自向他们强调这一点。”韦尼泽洛斯郑重承诺。陆军大臣与海军大臣的人选顺利敲定，这为军队的稳定与未来战略的实施奠定了坚实基础。
接下来是殖民地大臣。康斯坦丁主动开口提及人选，语气带着对资深官员的认可：“殖民地事务关乎战略资源与国家稳定，人选必须有丰富的开拓与治理经验。我认为东非总督科斯塔斯先生很合适，他为王国拓展过大量殖民地，是王国的模范开拓者，由他负责殖民地事务，我很放心。”
韦尼泽洛斯闻言，立刻表示赞同：“陛下所言极是。科斯塔斯先生的开拓经验与治理能力有口皆碑，由他担任殖民地大臣，能够确保殖民地治理的稳定性与连续性。而且他年纪已大，这个职位也算是对他多年为王国效力的嘉奖，我完全同意。”
“不错，而且他年纪也大了，这个职位就当是给他的奖励了。”
核心行政与安全领域的职位讨论完毕，接下来转向经济与民生领域，这是韦尼泽洛斯施政的重点方向。
财政大臣则是依旧由苏佐斯担任，毕竟这么多年的工作下来，他的能力毋庸置疑。
财政大臣的人选敲定后，贸易与工业大臣、交通大臣的人选讨论相对顺利。
韦尼泽洛斯说道：“贸易与工业大臣、交通大臣直接关系到经济命脉，尤其是我们推动的巴尔干关税同盟与铁路整合战略，需要专业的官员来推进。我认为，这两个职位应该留用或提拔原青年党政府中专业能力出色的技术官僚。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是能够确保工业与基建计划的连续性，避免因人事变动而导致项目中断；二是能够向外界传递‘专业事务超越党派’的信号，体现新政府的团结姿态，也能考验我‘团结全国’的承诺是否能够落实。”
康斯坦丁对此表示完全赞同：“这个思路非常明智。技术官僚看重的是专业价值的实现，只要我们给予他们足够的信任与施展空间，他们就会全力以赴地推进工作。贸易与工业大臣可以留用原青年党政府的尼古拉斯佩特罗普洛斯先生，他在工业发展与贸易规划方面有丰富的经验，能力出众，且对巴尔干市场有深入的了解，能够很好地推进巴尔干关税同盟的构建。”
“交通大臣则可以提拔原交通部的常务秘书亚历山德罗斯马夫罗尼科斯先生，他全程参与了国家铁路计划的推进，熟悉铁路建设与运营，能够主导雅典-贝尔格莱德-布加勒斯特铁路干线的规划与建设。”
“陛下推荐的这两个人选，我也有所考虑。”韦尼泽洛斯说道，“佩特罗普洛斯先生虽然是原青年党成员，但专业能力毋庸置疑，且没有强烈的党派偏见。我已经与他沟通过，他表示愿意为新政府效力，全力推进巴尔干经济统合战略。马夫罗尼科斯先生也是一位优秀的技术官僚，对铁路建设有独到的见解，由他担任交通大臣，能够确保铁路整合计划的顺利推进。这两个人选我都同意。”
新设的劳工与社会事务大臣是韦尼泽洛斯改革的核心标志，他对此极为重视：“为了兑现竞选时的民生承诺，我计划新设劳工与社会事务部，专门负责推动社会保障立法、协调劳资关系、推进农村土地改革等工作。”
“这个部门是新政府改革的核心阵地，因此，劳工与社会事务大臣必须由我的亲密盟友担任，确保改革能够顺利推进，不被其他势力掣肘。”
“我推荐乔治拉扎罗斯先生，他是党内精通社会政策的干将，长期关注工人与农民的权益，曾参与起草多项社会福利法案的草案，对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有深入的研究。他也是我竞选期间的核心助手，完全认同我的改革理念。”
康斯坦丁知道这个职位对韦尼泽洛斯的重要性，也明白改革的必要性，便没有过多犹豫，直接同意：“拉扎罗斯先生的能力与立场，我有所了解。由他担任劳工与社会事务大臣，能够确保社会福利改革的动力。但我希望你提醒他，改革要循序渐进，充分考虑财政承受能力与社会接受度，避免操之过急引发动荡。”
“我会的。”韦尼泽洛斯承诺道。
农业大臣的人选也很快提上议程。
韦尼泽洛斯说道：“农业是希腊的基础产业，农民是重要的票仓。我推荐帕纳约蒂斯伊利亚迪斯先生，他是自由党成员，出身农村，对农业生产与农村治理有丰富的经验。”
康斯坦丁对农业大臣的人选没有太多异议，只是强调：“农业稳定关乎国家的粮食安全与社会稳定。伊利亚迪斯必须切实为农民着想，落实土地改革与农业支持政策，不能只做表面文章。”
经济与民生领域的职位讨论完毕，最后转向内政、司法与文教领域，这部分职位更多体现的是权力平衡与象征意义。
内政大臣掌控着国内治安、地方行政与选举机器，权力极大，是韦尼泽洛斯在国内推行政策的关键支撑。
“内政大臣必须是一位极其忠诚、手腕灵活且与我默契十足的政治盟友。”韦尼泽洛斯语气坚定，“新政府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一些阻力，甚至可能出现一些不稳定因素。内政大臣需要能够及时化解矛盾，压制潜在的动乱，确保政策能够顺利推行。我推荐西奥菲洛斯索蒂里奥斯先生，他是我多年的政治盟友，曾担任雅典市市长，有丰富的地方治安与行政经验，手腕灵活，忠诚可靠。由他担任内政大臣，我完全放心。”
康斯坦丁明白内政大臣对首相的重要性，也知道这个职位需要首相的绝对信任，便点头同意：“索蒂里奥斯先生的能力与忠诚，我不怀疑。但我希望他能够依法履职，维护社会稳定的同时，尊重公民的合法权益，不要出现过度压制的情况，以免引发民众的反感。”
司法大臣的人选则侧重于彰显宪政与法治。
韦尼泽洛斯说道：“司法大臣必须由一位德高望重、司法独立形象突出的法学家或法官出任，以回应我们竞选时‘修复民主、完善宪政’的口号。我推荐克里斯托斯扎哈里亚迪斯先生，他是希腊著名的法学家，曾担任最高法院法官。他在法律界与知识界享有很高的声誉，由他担任司法大臣，能够很好地彰显新政府对法治的尊重。”
最后是教育大臣。
康斯坦丁主动提出人选：“教育是国家的未来，教育大臣需要在推进现代教育、培养新式人才与维护国民认同之间取得平衡。我推荐尼古拉斯波拉基斯先生，他曾留学法国，精通欧洲文化，能够向欧洲列强解释“伟大理想”不仅是政治诉求，更是文化与人道主义的诉求，对希腊民族的解放事业有积极作用。”
韦尼泽洛斯对此表示完全认可：“波拉基斯先生的学识与理念我十分钦佩，由他担任教育大臣，能够很好地推进教育现代化，同时强化国民的民族认同。陛下的推荐极为妥当，我没有异议。”
经过近三个小时的深入讨论，新一届内阁的最终名单终于敲定。
韦尼泽洛斯将最终名单整理好，递到康斯坦丁面前。
康斯坦丁拿起名单，仔细审阅了一遍，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神情。
这份名单的平衡特质愈发鲜明：劳工与社会事务大臣、内政大臣等改革核心岗位由韦尼泽洛斯的盟友担任，确保改革动力。
国王则亲自推荐了外交、陆军、殖民地、教育大臣等关键岗位人选，既保障了外交、军事、殖民地治理等战略领域的稳定性，也彰显了王室在国家核心事务中的影响力。
财政、工业、交通等部门由资深官员或技术官僚担任，确保政策的延续性与专业性；司法部门由德高望重的专业人士担任，彰显法治与团结。
“你要记住，名单上的每一个人，都对你、对我、对这个国家负有责任。你是内阁的领袖，必须确保阁员们能够各司其职、协同合作。”
“如您所愿，陛下。”韦尼泽洛斯郑重回应，“我将在首次内阁会议上明确强调这一点。内阁将是您意志与国家需求的执行者，所有阁员都将以国家利益为重，协同推进施政计划。”
第225章 劳工保护法
1896年4月的雅典，春意渐浓，但劳工与社会事务部的办公室内，气氛却比盛夏还要热烈。
乔治拉扎罗斯站在墙边的大幅地图前，手指划过上面标注的红色罢工热点区域和蓝色工人聚居区，神情激昂地与几位顾问展开讨论。
地图上密密麻麻的标记，无声地诉说着希腊工业发展背后，底层工人的艰辛与抗争。
拉扎罗斯的办公室陈设简洁，除了必要的桌椅文件，最醒目的便是这幅地图和书架上几本关于社会改革的著作。作为韦尼泽洛斯的坚定盟友，这位新晋劳工与社会事务大臣自上任以来，便将推动劳工权益改革视为自己的核心使命。
他是典型的理想主义者，深受底层民众拥护，却也因行事激进在政治圈内备受争议。
在他看来，即将推出的《劳工保护与福利法案》不仅是兑现竞选承诺的关键，更是奠定自己历史地位的基石。
“先生们，我们不能只盯着工业产值的增长，却对工人的生存状态视而不见。”拉扎罗斯转过身，目光扫过在场的经济学家和社会调查员，声音充满激情，“工厂里的工人每天工作十五、十六个小时是常态，甚至还有工作20小时的。多少人在工伤后被无情抛弃，多少孩童被迫辍学进入工厂，用稚嫩的肩膀扛起沉重的机器零件。我们不能只让工人在工厂燃烧生命！”
他将一份厚厚的草案拍在桌上，封面标注着内部代号“十二小时法案”。
这便是他团队历经一个月调研起草的《劳工保护与福利法案》初稿，核心条款直指当前劳工权益的核心痛点。拉扎罗斯逐一讲解条款内容，语气坚定：“首先，在所有工厂、矿山强制实行每日最高十二小时工作制，这其中已经包含了休息时间，每周工作不超过六天，这是对工人基本休息权的保障。”
“其次，建立强制性的雇主责任保险基金，所有雇主必须按比例缴纳保费，一旦工人发生工伤，将由基金提供全额医疗费用和基本生活补助，确保他们不会因工伤陷入绝境。”
“再者，必须严格禁用童工，禁止十二岁以下儿童在工厂、矿山工作，这是对下一代的保护，也是国家未来的希望所在。”
“最后，明确规定工人的最低休息时间，同时授权我们劳工部的监察员，有权随时进入工厂、矿山检查安全条件，对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企业进行处罚。”
一位经济学家皱了皱眉，提出担忧：“大臣先生，这些条款确实能极大改善工人权益，但恐怕会遭到工业界的强烈反对。尤其是十二小时工作制和强制保险基金，会显著增加企业成本，影响希腊工业的竞争力。”
“竞争力不能建立在压榨工人的基础上。”拉扎罗斯毫不犹豫地回应，“我们的社会调查数据显示，恶劣的工作条件已经导致工人身体状况恶化，生产效率下降，罢工事件频发。过去一年，全国范围内的工人罢工超过三十起，造成的经济损失远超推行这些条款的成本。预防社会动荡的成本，远低于镇压动荡的成本！健康的工人和稳定的社会，才是长期竞争力的基础！”
在拉扎罗斯的坚持下，草案最终定稿。
他满怀信心地将草案提交给内阁，期待着这场关乎希腊工业文明走向的改革能够顺利推进，却未曾想，等待他的是一场来自内阁内部的激烈阻力。
一周后的内阁会议，王宫议事厅内气氛庄严肃穆。
长条会议桌旁，各部门大臣依次就坐，韦尼泽洛斯首相坐在主位，神情平静地等待着拉扎罗斯的陈述。
拉扎罗斯拿着草案，走到会议桌中央，开始满怀激情地阐述法案的核心内容与立法意义，试图用自己的理想与热情感染在场的每一个人。
然而，他的话音刚落，议事厅内的气氛便迅速凝重起来。
贸易与工业大臣尼古拉斯佩特罗普洛斯第一个发难，他猛地站起身，语气中充满了不满与焦虑：“这是对希腊工业竞争力的致命一击！拉扎罗斯大臣，你知道我们的工业成本比英法德等国高出多少吗？百分之十五，甚至更多！现在你还要强制推行十二小时工作制，要求企业缴纳高额的保险基金，这会让我们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毫无竞争力！我们的订单会立刻飞向保加利亚、奥斯曼那些没有这些限制的国家！您这是在扼杀阿列克谢首相留下的工业根基！”
佩特罗普洛斯说着，将一叠厚厚的数据报表摔在桌上：“这是财政部和工业部联合统计的数据。如果强制推行十二小时工作制，钢铁行业的产能将下降百分之二十，成本上升百分之十二；化工业产能下降百分之十五，成本上升百分之十。这些行业正处于与欧洲同行竞争的关键时期，这样的法案一旦通过，它们很可能会面临倒闭的风险，进而引发大规模的失业潮！”
佩特罗普洛斯的激烈反对，如同一块巨石投入平静的湖面，立刻引发了连锁反应。
财政大臣苏佐斯也随之开口，语气相对克制，但担忧之情溢于言表：“佩特罗普洛斯大臣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我更关心的是，工伤基金的钱从哪里来？如果增加雇主税负，他们必然会把成本转嫁给产品，导致物价上涨，削弱出口竞争力，甚至引发通货膨胀。”
“如果从国库拨款，我们刚刚启动的社会保障计划需要资金，海军扩建、雅典-贝尔格莱德-布加勒斯特铁路延伸等战略项目也需要大量资金支持。这份草案，无疑是一个财政无底洞，会彻底破坏我们刚刚建立起来的脆弱财政平衡。”
内政大臣西奥菲洛斯索蒂里奥斯也皱着眉头，表达了自己的谨慎态度：“我理解您的善意，拉扎罗斯大臣。改善工人权益确实是必要的，但我们必须考虑国家的稳定。如此激进的法案，很可能会吓跑国内外的投资者，引发资本外逃。一旦工厂倒闭、工人失业，社会动荡将不可避免。失业的工人会比超时工作的工人更危险。我们需要的是渐进式的改革，而不是一蹴而就的激进变革。”
其他大臣虽然没有直接开口反对，但脸上都露出了忧色。
整个议事厅内，除了拉扎罗斯，几乎没有人对这份激进的草案表示支持。
面对同僚们的集体反对，拉扎罗斯没有退缩。
他深吸一口气，拿起自己准备的社会调查数据，大声反驳：“各位大臣，你们只看到了短期的成本与竞争力，却忽视了长期的社会稳定与生产效率。我们的调查显示，实行十四小时工作制的工厂，工人的工伤率是十二小时工作制的两倍，因病缺勤率高出百分之三十。一个疲惫不堪、身心俱疲的工人，怎么可能有高生产效率？”
“至于财政问题，”拉扎罗斯转向苏佐斯，“工伤基金的投入，会减少因工伤导致的社会救济支出，同时稳定的工作环境会减少罢工带来的经济损失，这些都是隐性的收益。而且，随着工人权益的改善，消费能力会提升，国内市场会扩大，这反过来会促进工业的发展，形成良性循环。预防社会动荡的成本，远低于镇压动荡的成本，这一点我必须再次强调！”
然而，拉扎罗斯的辩护并没有说服在场的大臣们。
佩特罗普洛斯再次反驳，苏佐斯也继续强调财政压力，双方各执一词，争论愈发激烈。议事厅内的气氛剑拔弩张，原本的内阁会议变成了一场激烈的辩论会。
最终，韦尼泽洛斯首相抬手示意双方安静下来。他神色平静，没有当场表态，而是宣布了自己的决定：“这份法案关乎国家长远发展与社会稳定，不能仓促定论。我决定成立专门委员会，由拉扎罗斯大臣担任主席，佩特罗普洛斯大臣、苏佐斯大臣为副主席，负责进一步研究法案的可行性。拉扎罗斯，你需要与佩特罗普洛斯、苏佐斯好好协商，拿出一个既能够改善工人权益，又能够保障工业发展、维持财政稳健的可行方案。一周后，向内阁提交修改后的草案。”
内阁会议不欢而散。拉扎罗斯走出议事厅，心中充满了沮丧与不甘，但他也明白，韦尼泽洛斯的决定是目前唯一的可行之道。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远比他想象的更加遥远。
会议结束的当天下午，拉扎罗斯便被韦尼泽洛斯召到了首相办公室。
韦尼泽洛斯坐在办公桌后，看着眼前这位充满理想主义激情的盟友，语气温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乔治，我理解你的理想，也认同改善工人权益的必要性。这份法案，是我们竞选承诺的核心，必须推动通过。但你要明白，政治是可能性的艺术，不是理想主义的宣言。”
“我们的政府是一个团结的整体，需要兼顾各方利益。工业界是国家发展的重要力量，财政稳健是推行一切政策的基础，社会稳定是我们的底线。你的草案过于激进，超出了当前的政治与经济承受能力。”
韦尼泽洛斯继续说道，“我知道你不甘心，但我们需要的是一份能够通过并实施的法案，而不是一场完美的失败。去和佩特罗普洛斯、苏佐斯谈判，倾听他们的诉求，找到各方都能接受的平衡点。记住，改革需要循序渐进，一步一个脚印，而不是一步登天。”
韦尼泽洛斯的话，如同一盆冷水，浇醒了沮丧中的拉扎罗斯。他明白，首相的话是正确的，纯粹的理想主义无法推动改革的实施。
他点了点头，语气坚定地说：“首相先生，我明白您的意思。我会放下成见，与他们好好协商，拿出一个可行的方案。”
接下来的一周，雅典陷入了密集的密室协商之中。第一场拉锯战发生在财政部与劳工部之间，苏佐斯与拉扎罗斯带领各自的团队，就工伤基金的来源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拉扎罗斯坚持基金应由雇主全额缴纳，认为这是雇主应尽的责任；苏佐斯则坚决反对，认为这会过度加重企业负担，影响经济发展。
“如果让雇主全额缴纳，中小企业很可能会不堪重负，直接倒闭。”苏佐斯语气强硬，“我们必须考虑实际情况，找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方式。”
拉扎罗斯的团队中的一位经济学家提出了折中方案：“或许可以由雇主和工人按比例共同缴纳，这样既能减轻雇主的负担，也能让工人更加珍惜自己的权益。同时，国库可以提供一部分启动补贴，在基金出现缺口时提供最终担保，确保基金的稳定性。”
经过三天的反复谈判，双方最终达成妥协：建立“国家工伤保险互助基金”，费用由雇主承担百分之七十，工人承担百分之三十；国库提供相当于基金初始规模百分之二十的启动补贴，并作为基金的最终担保人。
同时，为了减轻企业负担，基金的适用范围从“所有工人”缩小为“雇佣超过二十人的正规工厂、矿山工人”，中小企业暂时不纳入强制保障范围，但鼓励其自愿加入。
解决了财政问题，拉扎罗斯又马不停蹄地与佩特罗普洛斯以及他带来的工业家代表展开协商。工业家代表们态度强硬，威胁如果强制推行十二小时工作制，他们将削减投资，甚至将工厂迁移到其他国家。
“拉扎罗斯大臣，我们不是反对改善工人权益，十二小时工作制的推行必须考虑行业差异。”一位钢铁厂老板说道，“钢铁生产是连续性的，突然缩短工时，会导致生产流程中断，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我们需要足够的时间来调整生产设备和生产模式。”
拉扎罗斯深知，工业界的支持对于法案的通过和实施至关重要。他耐心倾听工业家们的诉求，与佩特罗普洛斯反复沟通，最终双方也达成了妥协。
关于工时限制，十二小时工作制不立即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实行，而是分行业、分地区、分三年逐步推行。
轻工业如纺织、食品加工等行业，第一年就实行十二小时工作制；重工业如钢铁、采矿等行业，给予三年的过渡期，第一年不超过十四小时，第二年不超过十三小时，第三年正式实行十二小时工作制。
同时，双方还约定，允许企业在“生产旺季”或“紧急订单”时申请临时延长工时，但延长时间每日不得超过四小时，且必须支付双倍工资；设立中小企业（雇佣少于五十人）的简化合规程序，降低其遵守法案的成本。
作为回报，工业界同意不阻挠“禁止十二岁以下童工”条款的实施，并支持建立基础的工厂安全检查框架，配合劳工部的监察工作。
就在拉扎罗斯与各方紧张协商的同时，康斯坦丁国王也密切关注着法案的进展。
他召见了韦尼泽洛斯，详细听取了法案的修改情况汇报。作为穿越者，康斯坦丁深知劳工权益保障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完善的劳工保护制度对于社会稳定和国家长远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但他也理解工业化初期的残酷竞争，明白激进的改革会对工业发展造成冲击。
书房内，康斯坦丁站在窗前，俯瞰着雅典的城市风光，语气沉稳地对韦尼泽洛斯说道：“劳工权益的保障必须坚持，这是国家稳定的基石。一个充满怨恨的工人阶级，最终会吞噬所有的利润，甚至颠覆现有的社会秩序。但改革的步伐可以调整，不能操之过急。十二小时工作制是底线，这一点不能动摇，但允许根据行业实际情况设定合理的过渡期，这是务实的做法。”
“重点是建立起完善的法律框架和社会契约，让工人看到希望。”康斯坦丁转过身，目光坚定地看着韦尼泽洛斯，“这只是第一步，不是最后一步。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和工业水平的提高，我们可以逐步完善劳工保护制度，进一步改善工人权益。现在，最重要的是推动法案通过，建立起这个框架。”
得到国王的明确指示后，韦尼泽洛斯立刻将国王的意见传达给了拉扎罗斯。拉扎罗斯明白，国王的表态为法案的最终成型奠定了基础。
他结合各方协商的结果，对法案进行了全面修改，形成了最终版本的《劳工保护基本法》草案。
最终版的法案与最初的激进草案相比，发生了诸多变化。
在工时限制方面，确立了“每日工作不超过十二小时，每周不超过七十二小时”的国家基本原则，但允许内阁颁布法令，为特定行业设定最长不超过三年的过渡期。
在工伤保障方面，建立“国家工伤保险互助基金”，覆盖雇佣二十人以上企业的工人，费用由雇主和雇员按七比三的比例共担，国家负责监管基金的运作，并提供启动补贴和最终担保。
在禁用童工方面，条款没有任何妥协，明确禁止十二岁以下儿童进入工厂、矿山工作；十二至十四岁的儿童每日工作不得超过八小时，且禁止从事夜班和危险工种，此条无过渡期，立即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