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接下萨马岛治理的担子时，就曾向陈锋立下军令状，一年之内实现自给自足，不再依赖总部拨款，只能靠这婚介生意敛财补贴。
别管她们愿不愿意，反正送去吕宋，是去享安稳日子，总比在萨马岛被瘟疫拖死，或者被饿死强。
做这个中间人，按年龄不同，收5华元到50华元不等的介绍费，既能补贴军饷，又削减了反抗势力，何乐而不为？
李大山放下文件，低声道：“这次介绍了五十三人过去，总共收了两千华元。好在吕宋去年的晚稻大丰收，这才勉强把船装满，不至于贴钱。”
如今萨马岛就是这个局面，山地丘陵占了十之七八，平原只在沿海缩成一小条，还三天两头遭台风侵袭，根本种不出多少粮食，就连口粮都要靠外地进口。
任大勇深吸一口气，果决道：“看来还得再加把劲。让傀儡政府派人进山，用粮食和铁骑帮咱们收拢更多适龄女子，把这婚介的路子彻底做开、做大、做强。”
紧接着，他话锋一转，皱眉问道：“除了婚介，咱们就没别的进项了？萨马岛的木料，就一直卖不出去？”
李大山皱着眉：“咱们岛上的桃花心木、硬木都是上等料，可列强不肯从咱们这儿进货。
总司令虽说谈通了日本市场，可日本人眼下也紧巴，对高端木料没多大需求。
我上次去吕宋，听陈锦涛先生讲过，往后吕宋华人多了、日子富了，对高档木料的需求自然会起来。
可按我判断，少说也要三到五年，甚至更久，木料出口才能真正撑得起咱们的开销。”
任大勇眉头拧得更紧：“这就麻烦了。眼下这点收入，也就刚够维持岛上运转，想再扩大移民规模，简直是杯水车薪。
总部现在所有精力都砸在吕宋，根本抽不出半分资源往咱们这儿投。”
李大山沉吟片刻，忽然眼前一亮：“咱们可以把婚介规模彻底铺开，专门去清国招揽浪荡青壮，让他们做婚介生意。
咱们暗中给他们提供本钱和武器，他们则悄悄往棉兰老岛、甚至婆罗洲一带去，收拢愿意去往吕宋安家的土著女子。
如今吕宋的华人移民，八成以上都是壮年光棍，这块市场大得很！
就算咱们把介绍费再翻一倍，照样有人愿意掏钱娶亲，甚至贷款都愿意。”
任大勇眼睛一亮，当即拍板：“好！这事就交给你去办！管他浪不浪荡，先蒙过来再说，到时候为了挣钱，他们肯定会冒险的。”
第332章 王道定邦
陈锋看着任大勇送回来的萨马岛政务报告，忍不住暗自摇头失笑。
没想到这家伙看着老实，脑子倒转得快，还懂得就地利用当地资源盘活局面。
他自然清楚这里面的门道。
不过吕宋眼下的青壮年光棍实在太多，个个身强力壮却了无牵挂。
长久下去，轻则滋生斗殴滋事的乱象，重则聚众闹事，必然生出乱子。
有了女人，成了家，生了子嗣，这些移民才能真正扎下根，安安心心过日子。
至于萨马岛的总督之设，陈锋本就是仿照当下列强的殖民总督规制设的。
让任大勇在当地军政大权一手抓，掌兵、管民、治事全由他说了算，不用事事向总部请示。
财政上也让他独立运行、自负盈亏，靠岛上的产业自己造血，不用总部额外投入一分钱。
这般权力集中的模样，说起来倒真约等于晚唐的节度使。
当然，这时代的列强总督，终究和晚唐节度使不一样，也从没听说有哪个敢起兵造反的。
晚唐的节度使，兵是私兵、地是私地，在地方扎下了根深蒂固的根基，朝廷弱而他们强，自然敢割据作乱。
可这个时代的总督，说到底只是宗主国派来的代理人，家小、前途全在本国，军官的任免权被宗主国牢牢掌控，财政、军火也离不开宗主国的支撑。
没了宗主国的撑腰，他们在殖民地寸步难行，又何来胆子造反？
萨马岛那边连有线电报都没接通，总部直接管理实在鞭长莫及，也就只能由着任大勇因地制宜了。
陈锋在文件上提笔批示：注意影响，勿为过甚，严查军纪，严禁出现初夜权这类悖逆人伦之事，违者军法从事。
批示完毕，他又朝阮知秋吩咐道：“让军务侦缉处暗中派两个人去萨马岛潜伏，重点盯防军纪风纪问题。同时让总参谋部和内务部也要定期派员前往巡查。”
“属下即刻去办！”
阮知秋躬身应命，转身快步离开办公处，下去安排事宜。
直到正午，陈锋才将各地送来的政务报告与军情简报悉数处理完毕，顺带仔细批阅了军械局呈报的新式地雷与水雷研发进展报告。
报告中提及，军械局已成功研制出压发式反步兵地雷的原理样机，在引信敏感度与装药稳定性上取得了突破，虽尚需进一步测试，但已初具实战潜力，尤其适配越北山地与婆罗洲丛林的布设需求。
水雷方面，研发团队则攻克了可靠的锚定触发引信和精确定深难题，完成了一型装药足以重创巡洋舰以下舰艇的锚雷。
该型水雷既可用于鸿基、苏比克等核心港口防御，也能在南洋航道实施封锁袭扰。
陈锋提笔批示，即刻启动小批量量产，优先配发越北边防部队与南洋舰队，筑牢岸防与航道防线。
简单用过午饭，想起阮廷焯遣人送来的急邀，知晓其时日无多，他便带着阮知秋登上装甲汽车，朝着鸿基港方向驶去。
短短一年光景，鸿基地区的商贸已是愈发兴盛，码头上停满了各国的船只。
本地出产的肥皂、洋纱、火柴、水泥、五金农具与机制平布等各类民用物资，经由海运航线源源不断运往清国南方各口岸。
而摩托车、步枪火炮与弹药，再加上本地优质的无烟煤，则被大批运送到日本长崎港，以应日俄备战之需。
在南方华人豪商的大力投资下，越北依托鸿基煤电资源，形成了军械制造、机械加工、轻化工与基础建材的完整产业集群，工业产值与集中度双双碾压西贡，跃居法属印度支那之首。
即便放在整个东南亚也属前列，仅在综合产能与体量上稍逊于日本东京、横滨、大阪、神户，武汉、天津，以及英属印度孟买、加尔各答等工业重镇。
如今这里的航运规模已超过西贡，将其他南洋港口远远甩在身后，当然仍远不能与新加坡这种世界级航运枢纽相比。
吕宋局势彻底安稳之后，美国资本家也开始涌入马尼拉城市圈与中央平原进行大规模投资，当地航运规模迅速回升。
他们同样借着门户开放政策的东风，加紧在清国市场抢占份额，也因轻工、日用货类与航线高度重叠，逐渐和自由军的海外贸易形成直接竞争。
商贸与航运的兴盛之外，鸿基的文教根基却早早扎下，并未被飞速崛起的工业气息冲淡。
弘文馆落成甚早，占着一处风水上佳的地段，秦屿舟曾数次提议将馆署迁往内陆，却都被阮廷焯回绝。
陈锋此番亲自前来，正是因为阮廷焯自知大限将至，特意遣人相邀，要与他见上最后一面。
走进弘文馆，大堂内正端坐着五十余名青年学子，齐声诵读诗书。
阮廷焯端坐主位，须发皆白，满脸老年斑，双眼微微阖着，已是垂垂老矣。
直到前排学子轻声提醒，他才缓缓睁开昏花的双眼，摆了摆手，示意学子们离开。
陈锋笑着向一众青年点头致意，等大堂里的学子尽数退去，才走到前排落座。
阮知秋则侍立在远处，神色肃然，严密留意着周遭动静，以防有人偷听二人谈话。
阮廷焯缓缓开口：“老夫本欲亲自登门拜谒，无奈腿脚不便，还望贤契勿怪。”
陈锋自然不会见怪，若非阮廷焯这几年在士林之中摇旗呐喊，便不会有那么多安南儒生投奔自由军，越东北四镇的士绅，起初也绝不会如此安分顺从。
“先生言重了。此番约晚辈前来，可是有要事相商？”
阮廷焯目光轻轻落在远处的阮知秋身上，一声长叹：“贤契可知，《论语》有云：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老夫观你气象，志不在一隅，心中必有规复安南、驱逐法夷之大计。”
陈锋淡淡一笑：“中圻、南圻尽在法人掌握，成泰帝又为其所挟，此事谈何容易。”
阮廷焯瞬间神色一正，目光如炬道：“贤契错了。法人所恃者，不过挟天子以令诸侯，窃阮氏之正统，以服士民。
可眼前这位，乃是阮朝嫡亲公主、今上骨肉之亲，这便是安南的社稷根本、人心所系！
老夫饱读经史，只知一事：得国在力，守国在德，安邦在名。
贤契兵甲虽强，乃是外来之师；百姓虽苦，仍念阮氏旧恩。
若徒以兵戈取安南，是为桀纣之暴，士绅不附，万民不服，纵得之地，亦难久守。
然若奉公主为社稷之望，揭驱法复邦之旗，则贤契之师，是为义师；贤契之举，是为仁举。
安南士子百姓，必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法人傀儡，不攻自破。
《春秋》大义，联姻以固社稷。
贤契若能以礼聘娶公主，结秦晋之好，合华安两邦之心，则名正言顺、恩威并济，上承阮氏宗祀，下抚百万生民。
如此，不取安南而安南自归，不战士绅而士绅自服。此乃王道，非霸道也。”
陈锋闻言一愣。
阮朝自开国以来，便恪守男主理政、女主不涉政的祖制，从未有女主临朝的传统，怎么奉为社稷之望？
阮廷焯像是看出了他的疑虑，当即解释道：“贤契有所不知，老夫所言奉公主为社稷之望，非是行女主临朝、妇人干政之事，此等违礼乱制之举，儒者绝不齿也。
《论语》云：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
法人挟持今上，将阮朝宗庙视作掌中玩物，早已绝了阮氏正统，坏了安南士民的念想。
公主乃今帝亲妹、阮朝嫡血，她便是那未绝之宗祀、未坠之社稷魂。
我等尊奉她，不是让她理政掌兵，而是借她这一身宗室血脉，昭告天下：我等兴兵，是为阮朝驱豺狼，为万民复安乐，不是外寇割据，不是权臣篡国。
大越自立国千年以来，虽无女主称制之例，却有宗室贵女为宗庙象征、安四方人心的旧例。
昔年陈朝遭乱，亦有天潢公主抚谕士林、安定州县，士民皆因其为宗室血脉而俯首听命。
更何况，公主在，便是给安南士民留了一分念想：阮氏香火未断，正统犹在。
法人手中的皇帝，不过是个任人摆布的木偶，又怎能与堂堂嫡亲公主的名分相提并论？
老夫知道贤契心中仍有疑虑，一个不掌权的公主，如何能让士绅百姓俯首？
贤契有所不知，安南士绅最怕的不是法夷的枪炮，而是阮氏绝嗣、正统断绝。
公主在，便意味着阮氏香火未断，士绅便有继续效忠的对象，而非群龙无首。
她无需理政，只需活着，便是一面旗帜。
这面旗帜，能让安南士民相信，贤契兴兵，是为阮朝驱豺狼，而非外来侵略。
这便是老夫所言社稷之望的真意。
至于联姻一事，更是合于《春秋》通义、华夷同心之理。
贤契娶公主，不是纳一妇人，是接阮氏之宗，合两邦之好。
他日贤契平定安南，上可承阮氏宗庙，续其香火。
下可令士绅百姓知晓，贤契非薄情寡义之武夫，乃守礼重义之明主。
届时贤契之子，便兼有华夏雄主之威与阮朝宗室之血，安南上下，再无一人敢言贤契为外来入侵者，这江山方能坐得稳、守得久。
此非权谋，乃是儒者所言，安天下的王道根本。”
陈锋算是听明白了，阮廷焯嘴上谈的是正统、民心、王道、驱法复邦，根子上求的只有一件事。
让儒学继续做安南的精神主流，保住弘文馆、保住士绅阶层、保住文教根基，不被军政府碾压、不被全盘西化取代。
他倒从未想过要全盘否决儒家，这绝非小事，关乎他日后立国的根基。
所谓哲学上的三大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何处去？
放到一国根基之上，便是更现实的命题。
这片土地上的华民、安南土著、南洋各族，今后该以何种身份自处？
是各怀异心的散沙，还是拥有共同认同的国民？
是只靠枪炮强行捏合的军事联合体，还是有共同道义与文脉维系的真正国家？
没有一套能让上下都信服的价值纲常，再强的武力也守不住江山，再盛的国力也终究会分崩离析。
眼下百姓尚且挣扎在温饱线上，自然无人去深思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