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了！看到了！”何士绅连忙点头，额角微微见汗，“梁省长明察秋毫，执法如山！我等回去，一定约束族人，绝不敢再犯！”
他心中暗叫侥幸，幸亏张家顶了缸，让梁敦彦这“温和”的刀先见了血，震慑了所有人。但不管怎么说，比起湖南那种直接抄家灭族、人头滚滚的地狱，梁敦彦这种“温和”的执法、清晰的规矩，已经是天大的恩典。
“如此甚好。”梁敦彦满意地点头，话题一转，“眼下当务之急，除了解释政策，更要恢复秩序，发展民生。禁绝鸦片烟馆、赌场，是周大帅的严令！此事，还需各位乡绅贤达，在地方上多多协助巡查、举报，拔除这些毒害乡里的顽疾！
另外，省府正在筹划北江航运疏浚，还有连接佛山的轻便铁路，这都需要工商界鼎力支持。若各位有盈余资金，可以考虑投资入股，或者购买省府发行的建设公债，年息公道，亦是实业救国、利国利己的好事。”
“投资建厂？修路？梁省长，此事可行！鄙商会当尽力召集同仁商议！”
走出省府大楼，阳光和煦，张静之与何士绅等一大堆商人对视一眼，都看到对方眼里的如释重负和一丝隐晦的庆幸。
虽然周大帅的规矩一个接着一个，简直如同绳索一般拴了大家伙一道又一道，但周大帅，到底还是言而有信！这留下的路虽窄，总还是能走，既然有路走，又何必搞得玉石俱焚呢！
而随着一个个张静之返回上海，湖南和广东发生的种种，像两股截然相反的风，以惊人的速度席卷过尚未被革命军占领的东南大地，吹皱了苏、浙、闽三省无数士绅心底的死水微澜。
上海，外滩十六铺码头。一艘来自苏州的小火轮刚刚靠岸。几个穿着体面长衫或丝绸马褂的中年男子，提着沉甸甸的皮箱，脚步匆匆地走下舷梯，脸上带着难以掩饰的焦虑和旅途的疲惫。他们刚下船，立刻有几个在码头等候多时、同样穿着的男子迎了上去。
“张翁，无锡那边如何？”问话的人压低声音，带着苏州口音。
被称为“张翁”的男子摇摇头，面色凝重，声音有些发颤：“还能如何？风声鹤唳！王家倒了，三房长子被指了个‘私通会党’的名头，给袁世凯的新军当街……咔嚓了！
家产、田契，全抄没了！整个无锡，现在噤若寒蝉！家里老头子昨儿个把族谱都烧了，说就怕那玩意儿惹祸，给我们几个分了盘缠，连夜打发到上海来，就是怕……”他没说下去，只是重重叹了口气，拍了拍手边那个沉甸甸的皮箱。
迎候的王先生倒吸一口凉气，破口大骂，“这袁世凯真不是东西，吃我们的，喝我们的，还要吸我们的血肉，与其被他吞并，我等还不如投奔周大帅，至少周大帅是讲规矩的人呀！”
张翁长叹了一声，“这世上就怕比较，唉，找到人了吗？”
“找到了！”王先生左右看看，声音压得更低，“引路人说了，周大帅那边只认诚意。要地方上的‘名册’！要田亩图册的副本！还要……咱们的‘心意’！”
“我自然知晓！”张翁指了指箱子，“一半家底都在这儿了！还有，”他从怀里掏出一份盖着好几个朱红大印、密密麻麻写满名字和地址的信函，“签了名、按了血指印的‘联名书’！无锡上下没别的要求，就是想换一份广东相同的待遇，豁出去了！”
“血指印？”旁人吃了一惊。
“唉！能怎么办？”张翁苦笑，眼中满是后怕和无奈，“家里的老东西们不信邪，非要看看湖南的真章！结果呢？湖南都杀疯了！再没人敢说半个‘不’字！
现在只求能像广东那样，花钱消灾，买个平安！祖产？该舍就舍吧！留得青山在，说不定还能去沪上办个厂子，总比掉脑袋强！”
盐业银行上海分行，气派的营业大厅此刻人声鼎沸，喧哗得像个菜市场。穿长衫的士绅、穿西装的钱庄掌柜、戴瓜皮帽的丝茶巨商，排成了几条长龙。
他们手里攥着厚厚的庄票、闪着银光的汇票，甚至直接抬着装满银元的沉甸甸木箱，表情带着急切和不耐烦，往前挤着。
“劳驾！让一让！五十万！我买五十万的‘丁卯年关金公债’！快！快给我票据！”一个操着宁波口音的胖子急吼吼地把一叠庄票拍在柜台上，额头上全是汗。
“陈老板！侬大户啊！五十万？分点额度给阿拉啦！”后面有人不满地嚷道。
“吵什么吵！年前印的那批早就卖完了！新印的票子还没到呢！”穿着制服、胳膊上戴着红袖章的银行职员嗓子都喊哑了，抹着汗，“排好队！都排好队！凭认缴单兑票！年息五厘！保本付息！童叟无欺！周大帅政府担保的！”
远处某一处洋行的贵宾室内，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爵士站在宽大的落地窗前，正俯瞰着楼下大厅里那疯狂抢购、人声鼎沸的景象那些平时举止斯文、与他握手寒暄时谈论莎士比亚的江南名流，此刻却像一群嗅到血腥味的鬣狗，正在争夺着周鼎甲的国债。
他脸上的肌肉僵硬地抽动了几下，最终定格为一种夹杂着巨大震惊和彻底失落的灰败，仿佛瞬间被抽走了所有精气神。
“公使先生……阁下？”身后传来秘书小心翼翼、带着惶恐的声音，“我们……是否需要向伦敦方面建议……采取某些措施？比如，限制这些资金的流动？或者，施加一些……”秘书的声音越说越小，似乎自己也觉得这想法荒谬可笑。
朱尔典缓缓转过身，他看着年轻秘书茫然而带着一丝帝国余威期冀的脸，心中涌起一股浓重的悲哀和无力感。干预？什么理由能阻止这些精明的、恐惧的、最懂得趋利避害的中国精英们，用他们的真金白银去购买一张通往新时代的“赎罪券”和“平安符”？
“干预什么？那是他们的钱。他们自己的选择。”他疲惫地摆摆手，像是驱散一个不切实际的幻影，颓然地跌坐在宽大的皮椅里。
“大势已去……回天乏术……”他挣扎着坐直身体，颤抖着手，拿起桌上的专用电报纸和金笔。笔尖在纸上悬停了许久，才落下第一个字母，“致尊敬的外交大臣阁下及首相大人……”
朱尔典知道，无论他写下的电文将引起伦敦多么剧烈的争论和愤怒，无论大英帝国的远东棋局将如何艰难地重布，一个时代结束了。
那以米字旗为绝对主宰、以炮舰和条约维系的中国秩序的旧时代，在上海滩争购债券的狂热里，已经被彻底埋葬！
第276章 河内剿匪
也就在朱尔典劝说英国政府认清形势的同时，革命军正在广西剿匪，广西山川险峻，民风彪悍，民族杂居，社会结构远比广东封闭和落后，这里的士绅地主，多与地方团练、土匪势力盘根错节，掌控着基层。
他们不像广东士绅那样拥有广泛的工商业基础和海外视野，其权力和财富更多地依赖于对土地和山林的垄断，以及对交通孔道的控制。
在周鼎甲看来，这一类的士绅地主和湖南一样，是必须要消灭的，消灭的越彻底，革命政府在广西的统治就越稳固。
革命军进攻广西的正面战场上，几乎没有遇到像样的正面抵抗，便迅速占领了桂林、柳州、南宁、梧州等主要城市和交通枢纽。
旧桂军或降或散，然而，这仅仅是表面上的胜利，当革命军试图将控制力延伸到广大的乡村和山区时，立刻遭到了顽强的、组织散漫却又无处不在的抵抗。
地主武装、溃散的旧军、本地的土匪、甚至一些被煽动的宗族势力，纷纷钻入连绵的十万大山、六万大山、大瑶山等险峻山区，依托熟悉的地形，采用偷袭、伏击、切断补给线、骚扰地方政府等方式，与革命军周旋。
他们手段残忍，不仅袭击革命军小股部队和工作队，也杀害支持新政府的村民，破坏交通，焚烧粮仓，一时之间，广西全境匪患猖獗，局势动荡。
“报告！灵川县工作队遭袭，五人牺牲，物资被抢！”
“报告！迁江至宾阳公路多次遭破坏，运输队遇伏，伤亡十余人！”
“报告！象州县新成立的乡政府被土匪围攻，虽被驻军解围，但损失惨重，群众恐慌！” ……
坏消息不断传回设在南宁的革命军广西前线指挥部，目前的广西保安司令（功劳一般的军官一般是保安司令，有大军功往往才会担任都督，职权相当，但差着点级别）曾经在东北长期剿匪的第六军参谋长刘乐福，面对着地图上标出的星星点点的匪患区域，眉头紧锁。
“这帮地头蛇，正面打不过，就跟我们玩起山地游击来了。”刘乐福对此早有准备，“我们主力部队擅长野战攻坚，在这种山高林密、群众基础薄弱的地方，像重拳打跳蚤，有力使不出。分散清剿，容易被各个击破；集中扫荡，他们往深山里一钻，我们一走，又冒出来了。”
“而且，这些土匪很多就是本地人，甚至就是原来的团练、乡勇，和老百姓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很难分辨谁是民，谁是匪。老百姓怕他们报复，也不敢给我们提供情报。”参谋长补充道。
刘乐福点点头：“大帅早有预料。所以，给我们派来了专门的‘清道夫’。”
他所说的“清道夫”，就是周鼎甲特意从湖南调来的六个预备旅，总计约五万人，这六个旅的兵员构成极其特殊他们几乎全部是原来湖南各地地主团练的成员、俘虏，或者在湖南土改中被清算的士绅家族的子弟、亲兵。
在湖南那场疾风暴雨式的革命中，他们是被打倒、被镇压的对象，手上或多或少都沾有反抗革命、欺压百姓的罪行，许多人原本在劳改营服刑，或者惶惶不可终日。
周鼎甲颁布了一道特殊的命令：所有此类人员，只要愿意参加“广西剿匪预备旅”，前往广西作战，其过往罪行可获赦免。
作战立功、负伤或阵亡者，其本人可在广西分得土地，重新开始，同时，这些部队的军官和政工人员，由革命军老兵和可靠的干部担任，此举的目的很简单，以毒制毒，同时把这帮子不安分因素安置在广西，作为政权统治的基层基础。
这道命令，在湖南的残余旧势力圈子和劳改营中，激起了巨大波澜。当兵？对于很多湖南人来说，并不陌生，甚至可以说是传统。
清末以来，湖南兵就以勇悍著称。如今，一条新的出路摆在面前用血与火，洗刷过去的污点，换取新生，甚至为家人搏一个未来。
尽管要去的是环境险恶、匪患丛生的广西，但相比在劳改营无望地干苦力，或者终日提心吊胆怕被清算，扛起枪战斗，似乎更有吸引力。
“干了！反正这条命也是捡回来的！去广西，杀土匪，挣功劳，分田地！死了也算条好汉！”类似的念头，在许多人心头升起。
六个预备旅迅速组建完成。他们装备的是缴获的各式杂牌武器，以及部分革命军替换下来的旧式步枪，火力不算强，但士兵大多有基本的军事技能。
不少人是玩枪的老手，更关键的是他们心中憋着一股劲，一股想要证明自己、换取赦免和新生的狠劲，同时也带着对“土匪”的熟悉和某种扭曲的憎恨。
周鼎甲对这几个旅的用法很明确：他们不是用来打正规战的，就是用来剿匪的，以营连为单位，配属少量炮兵和工兵，在熟悉当地情况的向导带领下，像梳子一样，被撒进广西的群山之中。
他们的任务不是占领城池，而是清剿匪患，摧毁土匪的窝点、物资储存地，支持地方建政，必要时进行长期驻守。
剿匪战争，迅速展现出其极其残酷和血腥的一面，在桂北的越城岭深处，预备第一旅的一个营，追击一股约三百人的土匪进入一条险峻的峡谷。
土匪利用地形，不断设置滚石、陷阱，冷枪偷袭。革命军每前进一步，都可能付出鲜血的代价。
营长是个原湖南团练出身的悍匪，如今成了剿匪的急先锋。他红了眼，命令部队不顾伤亡，死死咬住土匪不放。
战斗从白天打到黑夜，又从黑夜打到黎明，最终，在一处绝壁下的山洞里，将这股土匪大部歼灭。俘虏中，有土匪头子的亲信，供出了附近几个秘密藏粮点和联络点。营长立刻分兵捣毁。
此战，该营伤亡近百，但战绩卓著，一举打通了该区域的一条重要山路。战后，根据表现，一批士兵获得了赦免证书，多人当场被宣布分配土地，等退役后，他们会安排到各个乡公所，一边种地，一边负责协助社会治安，管控地方。
在桂西的百色山区，预备第三旅的部队与一股结合了地主武装和少数民族头人势力的土匪反复拉锯。土匪熟悉每一条猎道，每一处山洞，神出鬼没。
革命军则采取“驻剿”与“追剿”结合，在重要隘口建立碉堡和兵站，切断土匪与外界的联系；同时组织精干小分队，携带干粮，进行长途奔袭和潜伏。
一次，一个小分队在深山里潜伏了三天三夜，终于等到土匪头目带着亲信出洞，一举击毙。头目一死，那股土匪很快分化瓦解。但在这个过程中，小分队也付出了减员过半的代价，有人死于战斗，有人死于毒虫瘴气，有人死于伤病。
剿匪不仅仅是军事行动，更是残酷的心理战和生存战。土匪利用民众的恐惧，散布“革命军来了要杀光广西人”、“湖南兵是来抢地报仇的”等谣言。
预备旅的士兵，本身成分复杂，纪律虽严，自然有一堆害群之马，或者因仇恨而行为过激，这又给了土匪口实。
刘乐福和各级政工干部不得不花费巨大精力进行整训和教育，强调政策纪律，争取广西民众的支持。他们严厉惩处违纪者，同时大力宣传革命军的土地政策，帮助群众恢复生产，治病救人，以行动争取民心。
最惨烈的战斗发生在桂南靠近中越边境的十万大山核心区。这里是好几股最大土匪势力的老巢，地形最为复杂，匪患也最为顽固。
预备第五旅承担了主攻任务。在这里，剿匪变成了真正的山地丛林战。浓雾、瘴气、毒虫、崎岖无路的地形，成了比土匪更可怕的敌人。
部队经常在能见度不足十米的雨林中行军，脚下是厚厚的腐殖层和盘根错节的树根，随时可能踩到毒蛇或陷阱。土匪的冷枪不知会从哪个方向射来。
一次，一个连队在追剿土匪时，误入一片被称为“鬼打墙”的原始森林迷了路，转了三天才出来，非战斗减员达三分之一。
另一次，一个排奉命驻守一个刚夺取的山口碉堡，夜间遭到数百土匪的疯狂围攻。土匪用土炮轰，用火烧，用人海冲锋。
排长率部死战一夜，弹尽援绝，最后全体壮烈牺牲，无一人被俘或投降。等援军赶到时，只见碉堡残垣断壁，尸体枕藉，景象惨烈至极。
鲜血染红了广西的山岭溪涧。湖南预备第五旅的士兵们，用这种近乎自残式的疯狂剿匪，洗刷着过去的罪孽，也为革命军在广西的统治，一寸一寸地夯实着基础。
许多土匪被消灭，许多山寨被焚毁，许多为匪多年的惯匪被公审处决。当然，也有大量土匪在革命军和湖南兵不要命的追剿下，感到生存空间被极度压缩，开始向西南方向，也就是法国控制下的印度支那边境地区流窜。
这正是周鼎甲战略棋局中，有意推动的一步。他把这些亡命的“祸水”，缓缓引向法国人的地盘。
随着剿匪战争的深入，以及革命军对广西与越南边境地区控制的加强，越来越多的土匪、溃兵、反动地主武装，为了逃避打击，开始越过边境，潜入法属印度支那的北部山区，特别是高平、谅山一带。他们有些是暂时躲避，有些则与当地的反法势力、土匪合流，试图以那里为基地，继续骚扰广西边境。
革命军边境部队“惊讶地”发现这一情况，并“迅速”向指挥部报告。刘乐福“根据周大帅的指示”，一方面加强边境管控，防止匪患回流；另一方面，则“依照国际惯例和维护边境地区安全的必要”，向法属印度支那总督府发出了措辞强硬的照会。
照会指出：大量印支武装匪徒盘踞于法属印度支那北部，不断非法月经，严重威胁中国广西边境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革命军要求法方立即采取措施，清剿或驱逐这些匪徒，并将其引渡回中国。否则，为了彻底消除威胁，革命军保留采取包括越境追剿在内的一切必要行动的权利。
这份照会被送到河内的法国总督府时，总督保罗博气得暴跳如雷。在他看来，这简直是无耻的讹诈和挑衅！什么“中国匪徒”？很多根本就是被你们革命军从广西赶过来的！现在反而倒打一耙，还要“越境追剿”？把法兰西的殖民地当什么了？公共厕所吗？想来就来？
“这是对法兰西帝国主权赤裸裸的侵犯！是周鼎甲这个暴发户在试探我们的底线！”博总督对下属怒吼，“立刻回复：法属印度支那是法兰西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土，绝不容许任何外国武装力量以任何理由越境！
至于边境地区的治安问题，法方会自行处理，无需中方指手画脚！如果革命军胆敢越境一兵一卒，都将被视为对法兰西的战争行为，必将遭到最严厉的回击！”
法国人的回复强硬依旧，但底气却并非那么足。此时法国在欧洲面临德国的巨大压力，国内政局也不甚稳定，在远东的军事力量有限，主要部署在越南南部和沿海重要城市，北圻山区力量薄弱，控制本就松散，面对蜂拥而至、熟悉山地的中越边境悍匪，以及背后若隐若现的革命军压力，法军感到非常棘手。
革命军方面，似乎并不急于发动越境攻击。他们继续在边境线中国一侧增兵，修建前进基地和观察哨，囤积物资，或者有小股“侦察部队”“不慎”越境几百米然后“迅速撤回”。
此时已经是1908年秋天，此时革命政府已经控制了四川大半地区，正在剿匪，整个中国除了边疆地区的藏疆云贵和苏浙闽沿海地区，其他地区基本都控制在革命政府手中。
此时此刻，周鼎甲统一天下已成定局，袁世凯也时不时给周鼎甲发电报，询问什么时候去北京上班，周鼎甲给他的回复就是等待，您老放心在以上地区折腾士绅，多筹集一些养老钱，我要等英国人表态。
话虽如此，周鼎甲对英国人也已经不耐烦，他需要做点什么，他告诉手下人，“对法国人，不能像对英国人那样留着太多余地。
英国是海上霸主，全球利益盘根错节，在中国也有不少势力，我们暂时还需要避免与其全面对抗，但法国不同，它在远东力量相对薄弱，又深陷欧洲事务。
我们拿法国开刀，最能见效，也最能震慑其他列强。关键是，要打得准，打得狠，要让法国人觉得，为了越南那点山地和我们硬碰硬，得不偿失；也要让英国人看到，我们有能力在陆地上让任何殖民者不舒服。”
陈昭常还是有些担心，“但直接大规模越境，风险还是太大……”
陈昭常手指在地图上广东雷州半岛的尖端一点：“这里，广州湾是法国人的租借地。自从1899年强租以来，成了他们在华南的一个据点。
这个地方，地理位置极佳，是天然的良港，以前是法国远东舰队的一个补给站，也有一定商业价值。我们收复了广东，这个地方，就像一根扎在我们肉里的刺，必须拔掉！
大帅，我们可以在广州湾问题上做文章。这里是我们绝对掌控的广东腹地，法国驻军很少，只有几百人的殖民步兵和少数水兵。
我们以‘维护主权’、‘清除匪患’、‘保障广东安全’为由，要求收回广州湾租借地。如果法国人拒绝，我们就有理由采取强制措施……”
“这倒是不错的主意！”此时已经从朝鲜返回，担任副总长的杨同光说道，“如果法国人软弱，在广州湾问题上让步，那我们就成功收回一个重要租借地，极大鼓舞民心士气；如果法国人强硬，那我们不仅要收回租借地，还要在边界动手，到时候列强就老实 ！”
“不，我们就要在安南打！”周鼎甲摇摇头，“法国人在广州湾租借地只是象征性的存在，我们就算拿下广州湾也打不疼法国！
必须去越南，不要怕打得很，我们打得越狠，德国人越满意，能得到的东西越多，我们要争取的就是德美，不要在意英法的感受！”
“若是打得太狠了，会不会引起列强的集体不安……”
“他们早就不安了，但现在欧洲两大阵营已经成型，他们不安，也奈何不了我们……记住，洋鬼子都是蛮夷，畏威不畏德，只有狠了，英国人才会老实，就这样办！”
计划就此定下，广西方向，剿匪战争在惨烈进行的同时，对法国的压力继续有控制地施加。革命政府向法国驻华公使发出了措辞空前强硬的外交照会。
不仅指责法国纵容土匪，还历数法国强租广州湾的历史不公，指出该租借地如今已成为走私、匪患和威胁广东安全的巢穴，要求法国政府立即交还广州湾租借地，撤走所有武装人员和殖民机构。限期一个月答复。
……
很显然，法国人不可能服软，法国人一边反驳，一边增加边界驻军，又从金兰湾派出了三艘军舰跑到虎门炮台外示威，又一次玩起了炮舰外交，这自然给了周鼎甲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