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在撤退。"他对参谋长说。
参谋长点头："如果他们缩进鄂木斯克，就会成为一个坚固要塞，攻打代价太大。"
"我们不让他们缩进去，"吴佩孚平静地说，"命令左翼第二军，加快向西北方向推进，切断鄂木斯克以南的退路。右翼第三军，向西南迂回。第一军正面推进，保持压力。"
他转向炮兵主任："炮兵重点打击正在撤退的部队，让他们乱起来。"
"明白！"
接下来的二十四小时，是苏军第五集团军的噩梦。
中国军队的各路部队快速机动，像收紧的绳索一样，向苏军的撤退路线合拢。苏军士兵们在撤退中不断遭到炮击、骑兵袭击、空中轰炸，中国飞机开始了简陋但有效的俯冲轰炸，投掷十公斤左右的小型炸弹。
混乱在蔓延。撤退的队列被打乱，士兵们失去了和上级的联络，有人向西跑，有人向北跑，有人干脆停下来等待，不知道该怎么办。
苏军第17步兵师师长彼得罗夫，一个年约四十的红军老兵，在撤退途中与大部队失去联系。他带着本师的约七千人，进入了一片桦树林，试图从林中穿越，绕过中国军队的截击。
但当他们走出树林时，面对的是中国步兵挖好的战壕和架好的机枪。
"举手投降！放下武器！"
彼得罗夫看着那些黑洞洞的枪口，看着那些眼神冷静的中国士兵，沉默了很久。
"他娘的……"他低声骂了一句，缓缓举起了双手。
类似的场景在西伯利亚平原上反复上演。到7月8日，苏军第五集团军的第17步兵师、第23步兵师、哥萨克第5骑兵师，总计约三万八千人，被成功合围。
中华革命军对被围苏军采取了一种特殊的围困战术。他们不急于强攻，而是用两个旅的兵力，在合围圈外围挖掘平行战壕，建立完善的阻击阵地。战壕里摆满了机枪，炮兵对准了围圈内的每一个角落。
"让他们突围三次，"吴佩孚对前线指挥官交代说，"把他们的锐气磨光，然后他们自己就会开门了。"
被围苏军确实尝试了突围。第一次突围，被密集的机枪火力打退，损失五百人。第二次突围，更换了方向，又被打退，损失一千二百人。
第三次，苏军集中了最后的火炮，企图轰开一个缺口，但在中国炮兵的反制射击下，炮兵阵地被摧毁，突围再次失败。
弹药告罄，粮食耗尽，伤员遍地。7月12日，被围苏军举起了白旗。
与此同时，第五集团军未被围困的部队，在马蒂亚谢维奇的命令下，仓皇向额尔齐斯河以西撤退。这次撤退更加混乱，中国骑兵一路尾追，不断截击落单的苏军部队。大量重武器、辎重、粮食被遗弃在撤退路上。
7月15日傍晚，马蒂亚谢维奇站在额尔齐斯河边，看着最后一批士兵渡河。他的脸上没有表情，但眼睛里是一种深沉的绝望。
一名参谋走过来，递上一张纸："司令员同志，最新统计……"
马蒂亚谢维奇接过来，看了一眼，手抖了。
第五集团军参战兵力十六万，现在撤到额尔齐斯河以西的不足七万七千人，损失超过八万，重武器损失超过八成。
这不是一次失败，这是一场毁灭，他把那张纸捏成一团，扔进了额尔齐斯河。河水流着，带走了那团纸，也仿佛带走了一切。
他在指挥部的一辆帆布马车后面坐下，从腰间解下枪套，取出手枪，放在膝盖上。他想起了这一路走过的二十年一战的泥泞战壕，革命的激情岁月，内战的烽火连天……他为苏维埃流过血，牺牲过一切。但今天，他把托付给他的军队，交代在了这片西伯利亚的草原上。
他没有办法回到莫斯科接受审判。他没有办法站在那些死去的士兵灵魂面前。
枪响了。
消息在第二天清晨传回莫斯科，而此时，红军高层震惊，虽然此时西线进展顺利，但苏俄领导层绝不能容忍高尔察克卷土重来，大批本来打算用在西线的军队和装备不得不向东线增援，而此举毫无疑问也增加了西线的难度，可又无可奈何。
……
苏军主力渡过额尔齐斯河之后，战场陷入了一种奇特的安静。中华革命军主力停在了额尔齐斯河东岸，不再继续西进，他们在河边修筑工事，架设铁丝网，构建炮兵阵地。但就是不过河。
与此同时，额尔齐斯河以西，却进入了另一种地狱。高尔察克的白军五万余人（其余是守备部队），还有中国骑兵、哈萨克人和哥萨克，散入了额尔齐斯河以西的广大地区。他们没有统一的进攻目标，只有一个共同的任务：破坏，让苏俄无法立足。
白军对布尔什维克有着骨子里的仇恨。这不是职业军人之间的对抗，这是被夺走了一切的人对夺走他们一切的人的复仇。
一个西伯利亚的小村庄，曾经的哥萨克定居点。白军上尉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戈尔巴乔夫骑马进村时，村里的苏维埃主席正试图从后门逃跑。白军士兵一脚踢开门，把他从后院捉住了。
这个苏维埃主席是个三十多岁的工人，是被当地布尔什维克组织派来"执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两年来，他和他的同志们没收了村里的粮食，强制征兵，枪毙了三个据说是"反动派"的村民。村里的人恨他，但没人敢说。
现在，戈尔巴乔夫上尉把他带到村中央的广场上。村民们都聚集过来，眼神复杂。
"你是什么人，做了什么，大家都知道，"戈尔巴乔夫冷冷地看着那个苏维埃主席，"有没有人为他求情？"
一片沉默。
"没有。"戈尔巴乔夫低声说，"就这样吧。"
枪声响了。苏维埃主席倒在了他曾经统治的广场上。
这样的场景在西西伯利亚无数个村庄上演着。有些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干部，有些是被人诬告的无辜者，有些是被白军顺手杀掉泄愤的普通人。战争的残酷，在这片土地上被展现得淋漓尽致。
无数人开始逃亡。他们不等白军来，拖家带口，赶着马车，带着能带走的一切，向西逃去。道路上挤满了难民，沙尘滚滚，哭声震天。
与此同时，在额尔齐斯河东岸，另一场规模更大的工程正在进行。工兵营长肖复兴站在铁道旁，看着手下的士兵们熟练地作业。他们用液压撬棍掀起铁轨，用大锤敲断道钉，一节节地把铁轨装上平板车运走。枕木被收集起来，有用的留着，没用的烧掉。
"营长，"一个排长跑过来报告，"又来了一批老毛子，说什么也不肯走。"
肖复兴叹了口气，跟着去看。
在铁路旁的一个小车站里，聚集了几十个俄国农民，男女老少都有。他们扛着农具，带着家禽，站在那里，脸上写满了不知所措。
一个留着花白胡子的老头走出来，用俄语说了一大段话。翻译低声告诉肖复兴："他说，他们的祖父那一代就在这里定居了，他们哪儿也不去。"
肖复兴看着这些俄国农民，沉默了一会儿。
他向翻译说："告诉他们，这里以后是隔离区，没有安全保障，也没有粮食补给。愿意跟我们走的，给分地，给粮食，给安置。不走的，我们也不强迫，但我们没有能力保护他们。"
翻译把话传达过去。老头沉默了很久，最后，他低下头，说了什么。
翻译转告："他说……带他们走吧。"
就这样，一批批俄国居民，被说服或半强制地迁往鄂毕河以西两百公里附近。他们接下来被重新安置，分配土地，接受高尔察克临时政府的领导，同时也要接受各种军事训练。
而铁轨，一节节地被运上火车，向东方驶去，然后卸下，由马车运送最终被铺到鄂毕河以东，成为加强中国防御体系的新支线铁路。
革命军这种玩法太直接了，老毛子立刻就反应过来，这一天，吴佩孚正在灯下研究地图，一名警卫进来报告："司令官，高尔察克将军求见，说有急事。"
"请进来吧。"
高尔察克大步走进来，身后跟着科切特科夫。他的脸上写着压抑的愤怒，进门就说："吴将军，我需要一个解释！"
吴佩孚没有抬头："请坐。"
"我不想坐！"高尔察克走到地图旁，用力指着额尔齐斯河，"你们为什么停下来？我们已经打败了第五集团军，为什么不乘胜追击？鄂木斯克是个空城，我们现在可以拿下它！西伯利亚"他的声音有些哽咽，"那是我的土地，是俄国的土地！"
吴佩孚这才放下铅笔，抬起头，平静地看着高尔察克。
高尔察克继续说："我的士兵们都说，中国人是在用俄国人的血换取好处，打赢了又不进攻，反倒在拆铁路，迁居民，这是……这是以我们的痛苦为代价加强你们对东西伯利亚的控制！"
话说到这里，高尔察克已经有些失态了。翻译犹豫着，轻描淡写地翻译了一遍，而吴佩孚站起来，走到地图旁边，与高尔察克并排站着，用手指指向西边。
"将军阁下，你看。"他的声音平静，没有愠怒。
他指着地图上密集的铁路线："苏军有铁路。从乌拉尔山往东，铁路是他们的血脉。只要铁路完好，他们可以在半个月内，从欧洲再调来二十万人，补充第五集团军的损失，甚至比原来更强。
我们以十五万对二十万，在平原上，在他们熟悉的地盘上，在他们补给充裕的情况下，你觉得胜算如何？"
高尔察克沉默了。
"我们现在做的，"吴佩孚继续说，指着额尔齐斯河以东被拆除铁路的地段，"是把这一段铁路搬走，把这片地区变成无人区。
苏军想东进？没有铁路，他们要带着补给，徒步穿越几百公里被我们清空的荒原，然后才能和我们的阵地接触。到那时，他们的士兵已经精疲力竭，粮草不继，而我们以逸待劳，依托工事反击。这才是对我们有利的战法。"
他转向高尔察克，声音变得更加温和："将军阁下，我理解你的心情。我知道你急于推翻布尔什维克，但是，你见过有人凭一口气赢得长期战争的吗？"
他顿了顿："而我们把支持你的老百姓迁徙到靠近鄂毕河的平原地区，全民皆兵，不断加强训练；若是苏军军打过来，我们依托鄂毕河防线对付苏军，然后我们不断反击，把苏军往西面赶，等到苏军死心了，你在这一片地区也就站稳了。
苏俄的统治很残暴，必然会有无数俄国农民投奔，你的力量会不断得到加强，一旦机会成熟，我们就可以联合向西进攻！"
高尔察克低着头，没有说话。
"如此稳扎稳打，才可以真正打败布尔什维克，"吴佩孚最后说，"执政官先生，这是长期战争，将军阁下，要有耐心。"
沉默了很久，高尔察克终于叹了一口气，"我明白了，"他说，声音低沉，"中国人的大战略，是对的……但这个代价，太大了。"
他指的是那些被破坏的铁路，那些被迁走的俄国居民，是那些被烧毁的村庄，是那片被人为制造成荒芜的土地。
吴佩孚没有回答。有些代价，是战争本身的代价，不需要辩解，也无法辩解。
科切特科夫站在一旁，低声对高尔察克说："将军，至少……他们在帮我们打仗。"
高尔察克抬头，看了看吴佩孚，又看了看地图，最终，他拍了拍自己的军帽，戴在头上，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那就按将军的方略行事。"
就在西伯利亚战火纷飞的同时，1920年8月，布哈拉城外，烈日炙烤着中亚的黄土地，气温高达四十度。空气中弥漫着火药味、腐肉味和尘土味混合而成的窒息气息。
苏军第一集团军第三步兵师的阵地上，伤员横七竖八地躺着，军医和卫生员忙得脚不沾地，但仍然应付不过来。绷带早就用完了，有人用破衬衫撕成条包扎伤口，有人就这样敞着伤口，在烈日下哼哼呻吟，苍蝇成群地围着伤口嗡嗡作响。
师政委谢苗鲁坚科坐在一辆报废的马车旁，靠着车轮，目光空洞地看着远处布哈拉的城墙。
那道古老的土坯城墙，已经被炮弹打得千疮百孔，但依然屹立着，就像一个固执的老人，嘲笑着所有想要推倒它的人。
两个多月了。从六月初开始，苏军第一集团军在伏龙芝的指挥下，对布哈拉发动了一轮又一轮的猛攻。他们打垮了布哈拉埃米尔的正规军，攻破了外围的土堡，一度将士兵推进到距离城墙不足五百米的地方。
但就是进不去。
原因不是布哈拉的城墙有多坚固，而是布哈拉周围的一切，都变成了苏军的敌人。
"政委同志，"一个满脸胡茬的连长走过来，敬了个礼，"第七连今天又死了八个人，伤了十三个。不是被城里打死的，是昨晚有人摸进来割了喉咙。"
鲁坚科闭了闭眼睛，没有说话。
割喉咙。这已经是这个月第三次了。夜里，总有人悄无声息地摸进苏军阵地，专门割哨兵的喉咙。有时是一个人，有时是三五个，他们像鬼魂一样来去无踪，熟悉这片土地上每一道沟壑、每一簇芦苇。
这里不是俄国的乌拉尔平原，也不是西伯利亚的大森林。这里的每一个塔吉克族牧民，每一个乌兹别克族集市小贩，都可能是战士，都可能在夜里拿起刀，悄悄靠近苏军的帐篷。
两个多月来，苏军不是没有胜利。他们摧毁了布哈拉的外围防线，歼灭了大批正面作战的增援部队，但每摧毁一个据点，消灭一批增援部队，就会有更多的人从四面八方汇聚过来，有的甚至只是带着猎刀、猎枪、甚至削尖了的木棍。
如果仅仅是这些人也就罢了，中国过来的所谓回民义勇军也越来越多，与中亚各部族不同，这些中国义勇军虽然不是中国的正规军，但都接受过军事训练，他们的素质要好很多，有这些人领头，苏军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而此时在城外五公里处的一处土丘，是中国回民义勇军的阵地，联军旅长白玉山，一个来自云南的回族军官，正趴在土丘顶端，用望远镜仔细观察苏军的阵地分布。他身边趴着十几个侦察兵，都穿着沙色的宽袍，与黄土地混成一体。
"苏军的炮兵在那里，"他低声说，用手指指向西北方向一片枣树林，"还有那里，看见没，那里有一个弹药堆积点，昨晚他们刚运来的，驴车拉了整整一夜。"
身边的侦察班长点了点头，把这些都记在脑子里。
"今晚，还是打那个炮兵阵地，"白玉山说，"上次打掉了他们三门炮，这次再打掉三门，他们的炮兵就废了一多半。"
他回头看了一眼后面的山坡。山坡另一侧，是从阿富汗方向来的运输队，正在卸下一批新的弹药箱。那是英国人秘密输送过来的物资。有步枪子弹，有手榴弹，有迫击炮弹，甚至有几门轻便的山炮。
中亚的补给线，因为地形复杂，无法用火车，只能靠骆驼、驴子、人力背运，效率低但极其隐蔽。苏军的骑兵多次试图切断这条补给线，但在无处不在的中亚武装保护下，始终无法彻底切断。
战争在这里变成了一场消耗。苏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守军每坚持一天，都在进一步消耗苏军的粮弹和士气。
布哈拉战线总指挥部，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伏龙芝，苏维埃红军最具才华的指挥官之一，此刻坐在一间土坯房的指挥所里，面前摆着厚厚一叠战况汇报。
他是一个真正的信仰者，相信革命，相信苏维埃，相信这场战争的历史意义，但他同时也是一个诚实的军事家。
他把那叠报告从头看到尾，一份一份翻过去，然后把它们整齐地叠好，推到一边。
"克利莫夫同志，"他对坐在对面的参谋长说，"给我一个真实的数字。第一集团军，从六月初到现在，两个半月，伤亡多少？"
克利莫夫，一个比伏龙芝年长十岁、留着整齐短发的俄国人，翻开一个笔记本，平静地念道："战死：一万三千余人。重伤无法继续作战：六千余人。轻伤仍在服役：约一万一千人。失踪（含被俘、逃亡）：约三千人。"
"合计减员……"伏龙芝自己算，"三万三千人。"
他停了一下，"现在能打的还有多少？"
"约四万七千人，其中战斗力完整的不超过三万。"
伏龙芝点了点头，继续问："炮弹还剩多少？"
"按照目前消耗速度，三天的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