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很愚蠢，”图哈切夫斯基说，同样平淡，“非常类似于西线的厮杀。”
蒋方震转头看他，眼神里闪过一丝惊讶，随即隐去：“您去过西线？”
“我在战争中被俘虏，俘虏营中很多人，听说过不少事情，”图哈切夫斯基说，语气里没有任何波澜，“那时候我听了很多，想了很多。
英法和德军在西线纠缠了四年，伤亡几百万，最后战线几乎没动……这种战争，是人类军事史上最大的浪费。”
蒋方震沉默片刻，重新举起望远镜，但这次他没有看战场，而是看向更远处那里是红军的后方，隐约可以看到铁路的轮廓，以及正在施工的工地。
“但现在，你们在重复这种浪费，沿着铁路线修堑壕，一层一层往里填人。为了什么？为了几公里毫无战略价值的土地？”
图哈切夫斯基没有立刻回答，他走到观察哨的另一侧，也拿起望远镜，看向白军的后方那边中国人已经恢复了此前被破坏的铁路，不过他知道是标准轨，而且铁路两侧同样修建了一大堆密密麻麻的工事，此时也正在拼命加固！
“贵军的防线修得很好，”他最终说，语气里带着职业军人的欣赏，“纵深，火力配置，交通壕，预备队位置……都很专业，但看起来，你们更多的是防御，不过在俄罗斯的土地防御，你们终归会失败！”
“我们确实一直在构建防线，”蒋方震说，“这里只是外围，在鄂毕河一线，在叶尼塞河一线，一直到贝加尔湖，两千多公里铁路沿线，防线一道又一道，密密麻麻！”
“所以您就看着白军和红军在五十公里外互相消耗，”图哈切夫斯基放下望远镜，转身看向蒋方震，“像看斗兽一样。”
观察哨里的气氛瞬间凝滞，几个中国参谋的手悄悄按在了枪套上。图哈切夫斯基身后的红军警卫也微微绷紧了身体。
蒋方震笑了。
“加仑同志，”他说，语气依旧平静，“您是个杰出的军人，我看得出来，您应该明白，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就不是单纯的军事问题。它是政治问题，是战略问题，是……生存问题。”
他走到地图桌前，手指点在额尔齐斯河的位置：“红军要东进，要控制西伯利亚，要消灭白军，这是你们的战略目标。
白军要生存，要保住最后的地盘，而我们……”他的手指向东移动，越过鄂毕河，指向更东边的西伯利亚腹地：“我们要的就是挡住贵国东进，不允许你们的手伸到东方，为此，中华帝国不惜一切代价！”
图哈切夫斯基盯着他，“所以，贵国的战略是，等我们和白军两败俱伤，然后你们来接收？”
“不，”蒋方震摇头，“是等你们明白，继续打下去，对谁都没有好处，最好的办法是大家坐下来，谈一个对大家都更有利的解决方案。”
“比如？”
“比如，以目前形成的战线为界，东面归白军，这里一直到鄂毕河南段，作为中苏两国的缓冲地带。双方停火，恢复贸易，共同开发西伯利亚的资源。
至于北方那些冰原，我们也可以划出一条线，双方都不要越过，哪里要么是沼泽，要么是冰原，贵我双方应该都不想白白死人！”
图哈切夫斯基沉默了很久。
观察哨外，炮声还在零星响起，但已经不像之前那样密集。天色渐渐暗了下来，西边的天空被晚霞染成了橙红色，像血，又像火。
“这个提议，伏龙芝同志不会接受，莫斯科更不会接受，”图哈切夫斯基最终说，“高尔察克政权是苏维埃俄罗斯的敌人，必须被彻底消灭。这是原则问题。”
“原则？”蒋方震轻笑一声，“加仑同志，您是个军人，也是个现实主义者。您应该知道，在生存面前，原则是可以妥协的。更何况……”
他顿了顿，语气变得意味深长：“我听说，贵国国内的情况……并不乐观。大旱灾还在继续，粮食短缺，经济濒临崩溃。
列宁同志的新经济政策，听说已经推出了，但这意味着军事投入的不足，这种时候，把宝贵的资源继续投入西伯利亚这个无底洞，真的是明智的选择吗？”
图哈切夫斯基的脸色微微变了，他知道蒋方震说的是事实，作为高级将领，他比普通人更清楚苏俄国内面临的困境：粮食征收制导致的农民暴动，工厂停工导致的工人失业，旱灾导致的饥荒……这些问题，每一个都比西伯利亚的战事更紧迫，更致命。
但他不能承认。
“苏维埃俄罗斯有能力同时应对国内问题和军事问题，”他挺直脊背，语气强硬，“而且，正是因为国内困难，我们才更需要西伯利亚的粮食和资源。”
“那就继续打吧，”蒋方震摊手，表情轻松，“反正，我们的防线很坚固，我们的补给很充足，我们的士兵……也养精蓄锐多时，现在已经是八月，贵军顶破天再进攻三个月，我们还是挡得住的！
而等到明年泥泞季节结束，利用这个冬天，又将有无数物资和几十万中国军民进入到西伯利亚铁路沿线，我们有足够的耐心！
还有一件事您可能不太清楚，在进行这场战争的同时，我国皇帝陛下正在进行规模空前的重工业发展计划，到1925年，我们将拥有800万吨钢铁，50万吨合成氨。
更重要的是，从恰克图到托木斯克2500公里的东西伯利亚铁路复线工程正在修建中，目前恰克图到北海，也就是你们所说的伊尔库兹克段新国防铁路已经修通！”
两人对视，目光中充满了无声的较量。
最后，图哈切夫斯基移开了目光。他重新看向窗外那片被暮色笼罩的战场，声音低了下来，带着一种不易察觉的疲惫：
“蒋将军，您知道吗？有时候，我觉得我们这些军人，就像棋盘上的棋子。下棋的人坐在后方，喝着茶，看着地图，移动我们，牺牲我们，为了他们想要的结局。而我们，只能前进，或者死去，没有选择。”
蒋方震沉默了片刻，走到他身边，往外望去，夜色渐浓，战壕里亮起了零星的灯火，像地狱里闪烁的鬼火。更远处，红军的后方，铁路工地的探照灯亮了起来，在夜空中划出刺眼的光柱。
“至少，”蒋方震最终说，声音很轻，“作为棋子，我们要努力让自己死得有价值一些。或者，努力让自己……变成下棋的人。”
图哈切夫斯基转头看他，两人再次对视，这一次，眼神里没有了之前的较量，而是一种奇异的、属于职业军人才懂的共鸣。
他们都经历过战争，都见过死亡，都明白，在宏大的战略背后，是一个个具体的人，在泥泞、鲜血和恐惧中挣扎。
“我会把您的提议，转达给伏龙芝同志！”
“保重！”
两人握手，然后各自转身，在警卫的簇拥下，走下小山，走向各自的方向，而山下的堑壕里，尼古拉伊万诺夫正在站夜岗。他抱着步枪，盯着五十米外那片黑暗，耳朵竖起来，听着任何可疑的声响。
他不知道刚才山上有两个将军在进行一场可能决定他命运的谈话，他只知道，今夜很冷，他很饿，他很想家，以及，他还活着！
这就够了！
与此同时，在伏尔加河流域，萨马拉省，某村庄，这个村庄已经死了，不是被战火摧毁的，是被饥荒杀死的。
村口的道路上，横七竖八地躺着尸体，有的已经腐烂，露出森森白骨，有的还新鲜，但被乌鸦和野狗啃食得面目全非。空气中弥漫着甜腻的腐臭，混合着尘土和绝望的气味。
安娜彼得罗芙娜，这个三十岁的农妇，背着一个破布包袱，手里牵着一个五岁的男孩，正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村外的土路上。她另一只手拄着一根木棍，每一步都摇摇晃晃，好像随时会倒下。
她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
不，准确说，是三天没吃到像样的东西。昨天，她挖到了一些草根，嚼碎了喂给孩子，自己吃了些树皮。前天，她运气好，在一条干涸的小溪边找到了一只死老鼠，虽然已经发臭，但她还是烤熟了，和孩子分着吃了。
再往前，她不记得了。
她只记得，丈夫在春天被征去当兵了，说是去打白军，再也没有回来。然后，征收队来了，把家里最后一点粮食那是留到明年春播的种子全部抢走了。队长说，这是为了支援前线，为了革命。
再然后，天一直不下雨，庄稼全都枯死了。
再然后，村里开始死人。
先是老人，然后是孩子，然后是女人，最后是男人。饿死的，病死的，自杀的。村苏维埃的主席也跑了，不知道去了哪里。教堂早就被拆了，神父被枪毙了。没有人组织救灾，没有人发放粮食，什么都没有。
只有死亡。
安娜原本也想死，但看着身边这个孩子他叫阿廖沙，瘦得皮包骨头，眼睛大得吓人，整天喊饿她知道自己不能死。
至少，不能在这里死。
她听说，东边，哈萨克草原那边，有白军，有中国人，他们在收容难民，给吃的，给活干。虽然那是“反革命”的地盘，但总比饿死强。
所以，她收拾了家里最后一点能带走的东西一件破棉袄，一个铁皮杯子，一把小刀，还有丈夫留下的一枚圣像挂坠带着孩子，上路了。
走了多久？她不记得。五天？十天？时间已经失去了意义。
路上，她看到了更多的尸体，更多的废墟，更多像她一样逃亡的人。有些人结伴而行，但更多人独自行走，眼神空洞，步伐蹒跚，像一群行走的骷髅。
偶尔，会有红军巡逻队经过。但那些士兵也面黄肌瘦，军装破旧，看到难民，只是麻木地扫一眼，就继续前进。
有时候，他们会拦住难民，检查证件，但大多数时候，他们什么也不做也许是因为没有命令，也许是因为没有力气。
有一次，安娜看到一个红军士兵偷偷塞给一个老妇人半块黑面包。老妇人跪下来吻他的手，士兵却像触电一样缩回去，快步走开，脸上是羞愧和痛苦的表情。
安娜没有停留。
她一直向东走。
白天走路，晚上找地方躲起来有时候是废弃的窝棚，有时候是干草堆，有时候就是露天地。她不敢生火，怕引来野兽，或者更可怕的东西。
阿廖沙越来越虚弱。昨天，他发烧了，小脸通红，呼吸急促。安娜把最后一点水喂给他，用湿布敷他的额头，但没有任何好转。
“妈妈……我饿……”阿廖沙半梦半醒地呢喃。
“很快就到了，宝贝，”安娜低声说，声音嘶哑，“到了那边，就有面包，有热汤，有床睡觉……”
她自己都不相信这些话。
但她必须说。
因为如果不说，她可能就真的走不动了。
前方，道路拐了一个弯，绕过一片小树林。安娜听到了一些声音不是风声，不是鸟叫，而是……马蹄声？
她立刻警觉起来，拉着阿廖沙躲到路边的沟里，趴下来，屏住呼吸。
马蹄声越来越近。
不是一匹马，是很多匹马。
她从沟沿悄悄探头，向外望去。
大约二十多个骑兵，正从东面飞驰而来。他们穿着深蓝色的军装，戴着圆顶军帽，背着步枪，马刀在阳光下反射着寒光。军装上，绣着一种她从未见过的徽章不是他们不是该死的红军；也不是白军白军的军装她见过，不是这个样子。
那么，是……
“中国人！”旁边沟里，一个同样躲藏的中年男人低声惊呼，“是中国人的骑兵！”
安娜的心脏狂跳起来。
中国人？真的是中国人？
骑兵队在小树林边停了下来。为首的军官一个三十多岁、脸庞黝黑、眼神锐利的汉子举起手，示意队伍停下。他用一种安娜听不懂的语言说了几句，然后有几个骑兵下马，开始检查周围。
一个骑兵向安娜躲藏的沟走来。
安娜浑身僵硬，抱紧了阿廖沙，闭上了眼睛。
脚步声停在她头顶。
然后，一个声音响起，用生硬的、带着浓重口音的俄语：
“出来。不杀。”
安娜颤抖着，慢慢抬起头。
那个中国骑兵站在沟边，低头看着她，脸上没什么表情，但眼神里没有敌意，只有一种审视的冷静。
“出来，”他重复，指了指道路，“安全。”
安娜犹豫了几秒钟，然后，用尽最后一点力气，抱着阿廖沙爬出了沟。
其他难民也从各自的藏身处陆续走出来，大约有十几个人，个个面黄肌瘦，衣衫褴褛，眼神惊恐而茫然。
中国军官骑马走过来，目光扫过这群难民，然后对身边一个会说俄语的士兵说了几句。那个士兵上前，大声说：
“你们是难民？从西边来的？”
难民们听不懂，也不敢说话。
“跟我们走，”士兵打着手势向东，还做出吃东西的样子，“去营地，有吃的，有医生。”
难民们愣住了，面面相觑，不敢相信。
“真的……有吃的？”一个老妇人颤声问。
“有，”士兵点头，语气肯定，“但到了营地，要登记，要检查身体，要遵守纪律。愿意劳动的，分配工作。不愿意的……可以离开，但不能再回来。”
难民们炸开了锅。
“我愿意！我愿意！”
“带我们去吧！求求你们！”
“孩子病了，需要医生！”
安娜抱着阿廖沙，眼泪突然涌了出来。不是悲伤，不是恐惧，而是一种绝处逢生的、近乎崩溃的狂喜。
她跪下来，对着那个中国军官磕头，用她能想到的最虔诚的话说：“谢谢……谢谢您……救救我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