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朝前期，三立书院因为和天主教关系过深，在禁教期间颇受影响。但是三立书院家底深厚，很快就缓了过来。
就算受了招安，也没有哪个书院可以只靠官府拨款生存，必须有本地富户的捐助才能维持开销。说到本地富户，要说清朝勾结晋商也就图一乐，大顺朝才叫真正勾结晋商。
清朝对汉人商贾，只当作用完就扔的擦屁股纸，打准噶尔的时候需要晋商协助军需，就给封赏，等到准噶尔灭亡，用不着他们了，连范家这样的老资历都革职抄家。
而在顺朝，明末农民军起自说晋语的陕北，又在山西转战多年，骨干中的山西人很多。等到顺朝坐稳了江山，他们也就无师自通地和山西的缙绅、富商打成一片。顺朝的山西根本没有什么商人家族，而是一个个庞然大物的综合性世家，其族人有的考科举做官，有的加入军队，有的做大儒掌握话语权，没本事的才去经商。明朝留下的那些所谓“晋商豪门”，根本没人吃饱了撑的去对抗他们，而是迅速有的投献，有的拜师，有的结拜兄弟，有的叙同科之谊，还有联姻乃至联宗，以最快的速度和这些新兴家族融为一体。
有了这些人的支持，三立书院在氪金方面不输任何人，朝中也有人撑腰，迅速摆脱了禁教风波。
三立书院迅速和教会做了切割，而且形成了与贵州学派相似却又区别明显的另一套风格。
何为“三立”？此时的解释肯定不是《买猴儿》《卖挂票》《十点钟开始》，是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与贵州学派那种如同天主教传教士深入原住民部落的作风不同，三立学派的学生是很典型的明儒正统，如果说他们像谁的话，比较像当年的卢象升，还有没被崇祯逼疯的孙传庭。
三立学派也讲究经世致用，但区别于贵州学派那种“过于下基层”的路线，比较类似于颜远住持的直隶广平府肥乡县的漳南书院。漳南书院设立文事、武备、经史、艺能、理学、帖括六斋。文事斋主要学习礼、乐、书、数、天文、地理；武备斋学习兵法乃至射术、骑术、武术；经史斋还是传统的经史子集教育；艺能斋学的是数学、工程；理学斋学的是程朱陆王；帖括斋学的是怎么考科举。
三立书院则保留了自己原本的圣谕、经济、制举三科模式，不过具体教学内容很接近漳南书院。经济、制举自不必说，圣谕这方面，李自成对自己的理论水平还是心里有数的，也没发过什么圣谕，平时稿子都是牛金星写的。所以圣谕改成了经史，学习儒家经典，搞理论研究，兼及史书、诸子百家、其他先贤著作。在理论方向上，他们也更接近以漳南书院为大本营的颜李学派，但相对而言，他们的风格更倾向于培养有实干能力的县令以上文官，和贵州学派那种不在乎门人做吏的有本质区别。洋务运动开始之后，三立学派的门徒在搞洋务方面比普通文官会强一些，迅速水涨船高。
有顺一朝，三立书院在应试方面都相当厉害。哪怕是刷题应试，也是要比资源的。三立书院有整个北方最专业的师资力量，他们的押题团队甚至是由退休的考官组成的。同时，也有最好的教学环境和最系统的培养做题家的方法，还有大量的老毕业生作为人脉资源，其学生考得好也就不稀奇了。
虽然学了很多基础科举并不考的科目，但是三立书院硬是靠强大的教学质量，让自己的学生不输给那些全力刷题的书院，而一旦通过了主要考经书的省试，获得举人身份，到了会试考进士这一步，考题就开始强调法律、财政、水利等等文官实用技能，三立书院的学生一下子就占了优势。这个道理虽然人人都明白，但是那些普通的小书院，能培养出几个举人已经竭尽全力了，就算明知道会试的考题更侧重“素质教育”，也是有心无力。
三立书院是太原府学的一部分，除了一些诸如宗室子弟、烈士子弟之类特荫读书的，还有一些高价自费生，其学生不是秀才也是童生，本身生源就很好。考选秀才和童生的府试和县试，此时也是有不少潜规则的，高门大户的弟子肯定更有机会中。但终究科举还是此时最符合地主阶级根本利益的制度，哪怕只是家境小有的自耕农，只要没穷到压根读不起书的份上，如果既有天赋又勤勉，还是考得出来的。
所谓“穷得读不起书”，并不是指没钱交学费。大部分情况下，私塾先生至少不会拒绝一个勤勉的学生站在窗口蹭课。对于顺朝的穷人来说，真正负担不起的是时间成本。很多孩子如果不去拣柴、拾粪，乃至其他许多活计，父母养他们就是赔本的。之所以父母要和孩子这样“斤斤计较”，也不是父母不爱子女，而是穷人别无选择，为了避免饿死，每一文收支都得精打细算。
不养孩子是不行的，否则难道指望大顺官府养老吗。甚至养少了也不行，鬼知道哪个会夭折。在这个时代，夭折是一个随机事件，很多锦衣玉食的孩子也一样会夭折，所以并不是拿养两个孩子的成本集中养一个孩子就能避免夭折。
在既穷又不得不多养孩子的情况下，不小气吝啬能行吗，不目光短浅能行吗，不竭力剥削孩子的时间换几文钱能行吗。至于读书，读书人那么多，中举的才几个，希望太渺茫了，全家都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如何敢赌自己的孩子就能成功。
易若谷就幸运得多，因为他爹不是老实巴交的农民，而是半黑半百的准犯罪分子，所以他不用拣柴、拾粪，他家的收入供得起孩子脱产读书。
考中秀才之后，易若谷来到三立书院读书。对于这种小户人家考出来的学生，三立书院还是很重视的，毕竟作为一家书院，想长久维持自己的地位，最重要的还是不断地在科举上考出成绩。有了这个基础，才能有源源不断的绅商赞助，然后才有余力去搞学术。
兵变开始之后，三立书院就给学生放了假，易若谷这种家在太原附近的便直接回家了。不过三立书院的学生有很多来自太原府下辖的其他县，甚至山西的其他府，所以书院宿舍里还是聚集了不少学生。
眼看鸦儿峪自己家那边要出事，易若谷只能听舅舅的吩咐，先去张店村舅舅家里。吴镇超有两个孩子，儿子吴贯读军学，十三岁，女儿吴莲才四岁，老婆一个人在家照管两个孩子，吴镇超着实不太放心，还是让外甥去看看比较好。
到了张店，易若谷直奔舅舅家里。张店有半个村都是世兵，剩下半个村也家家都有女儿嫁给士兵。虽然村里不少人都去参加了兵变，但秩序还很稳定。吴镇超的老婆没有亲兄弟在世，不过堂兄弟有好几个，都是本村的庄稼人，自会照顾堂妹家里。
见舅舅家平安无事，易若谷就打算回学校看看。哗变士兵把太原的八座城门堵死了七个，但深知事情不能做绝的道理，把东侧城墙偏北的迎晖门空了出来，不禁出入。大家哗变是为了谈判要钱，又不是为了攻城，所以让城里人足够不便就行了，不能真把太原城困死。
听了舅妈半天唠叨，再绕到迎晖门，天都快黑了。因为哗变的都是太原本地卫戍部队的士兵，和老百姓低头不见抬头见，所以市民也不怎么害怕，依然进进出出不绝。毕竟就算兵变了也得上班干活啊，不然一家人的嚼口怎么办。尤其是现在哗变士兵堵塞交通，太原城里的物价一天一涨。
易若谷摸了一下自己书院学生的身份凭证，准备加入城门口排队的人群，就在此时，城墙里面有什么人喊叫起来。
准备进城的人们不由得停了下来，守门的衙役们也东张西望，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喊叫声越来越大，紧接着，枪声响了起来，甚至还有贾特林机枪扫射的声音，喊叫声也变成了咆哮和嚎叫。
易若谷感到自己冒起了冷汗，他有种很不好的预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