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如此，这些“资本主义萌芽”在清朝混得差，在顺朝混得更差也就不奇怪了。倒也不能怪这些人没骨气，实在是因为在他们的时代，租佃土地、生产粮食是中国绝对的支柱产业，手工业就算搞成世界第一，比起庞大无比的小农经济也只能算皮毛之末，那么地主阶级当然占绝对的统治地位，不是某个资本家有志气就能给他们打倒的。
然而过了二百年的时间，情况在悄悄变化，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力提升，让资本家的话语权增强了，所以在文化和社会地位上，就有人有更大的野心了，当然也就引起了传统士大夫更激烈的反弹。
有的人还是旧思路，想混入传统士大夫行列。但除非是家里子弟在文科举上有所成就，否则这条路线是走不通的。有人靠暗箱操作给自己儿子弄个秀才功名硬挤了进去，但也必然处在鄙视链的底层。
也有少数人另辟蹊径，搞洋务派一系的文化特色，彰显自己的与众不同，但这也难。因为洋务派中最有文化的，是贵州学派这样搞实务的儒生，他们是有正经士大夫的身份的。虽然这些不耻于搞技术的人被传统士大夫视为另类，但是他们有门户传承，儒学造诣也足够高，是不可能被开除儒籍的。因此，这些人在洋务派内部占据绝对的文化主导权，以“子贡赎人”这样义利结合的观念作为洋务派内部的主流价值观。别人想超过他们，另搞一套完全代表资产阶级的主流价值观，谈何容易。
所以，洋务派中大部分人采取的是和李西平差不多的策略，我是武夫，我是商人，我是暴发户，我没文化，我低俗我庸俗我媚俗，我还以此为荣，你们这些读书人只要正眼看我一眼你们就输了。这种策略十分有效，我们这些人都是社会的中层，只要能正常做生意就好了，闲着没事辩什么经啊。
而李西平本来也没受过什么这个时代的正经教育，他掌握的知识在这个时代全都算作技术，不算学问。当然，仅限于他敢拿出来的部分。有些东西李西平跟马克思、恩格斯都不太敢直白地明说，那些倒是会被这个时代的达官显贵承认为学问，只不过是杀头的学问。
所以，李西平在管住嘴之后，只要本色出演，就是一副“假装没文化”的状态了。毕竟这个时代实在没人能理解为什么李西平这么有学问的人却连《论语》都没完整读过一遍，这就和同时期的欧洲某个科学家不了解基督教一样离谱。久而久之，“装”的时间长了，也就成了李家的家风了。就算李西平是本色出演，大家也不信。
李伟作为在这个时代土生土长的人，也是接受过儒家基础教育的，对五经了解不深，但是对最基本的四书当然系统学习过。不过他的日常作风还是不自觉地模仿父亲。
以李家和封家的社会地位来说，即便是“冷清”的婚礼，对于汉口的老百姓来说也是值得聊好几天的大新闻。婚礼出奇地正常，没有抢亲，没有退婚，没有新娘落跑，没有真假千金，没有身份揭露，没有大闹婚宴，没有替嫁错嫁，没有反抗封建婚姻，没有不长眼的反派来送脸下乡。李伟只感到平淡的无聊，爸妈都在东北，哥哥和妹妹还在山西，嫂子和侄子侄女在麻城老家，家人一个都不在，这婚结得实在是没劲。
好不容易送走了所有贵重宾客，李伟的酒意也有些上来了。李西平的朋友中不乏真正的暴发户，平均酒品也就着实一般。
洞房总不好准备在工厂里，所以章掌柜在工厂附近给李伟租了一个用来居住的院落。虽然章掌柜布置得十分用心，但还是难免有仓促之处，最重要的是，房子里没人。李家的仆佣向来不多，李伟从麻城的战区跑到汉口来，更不可能前呼后拥，眼下在这院子里伺候的人基本上都是朱靖城、纪晓兰、赫赞节、杨松四个人找来的。这四位还是很靠谱的，不可能介绍不知根底的陌生人来，能安排到李伟身边的肯定是他们有了解的可靠的人，但对于李伟来说，这些都是陌生人。
这里实在是没有家的味道。
李伟站在花园里，望了望头顶的明月，当时就念了两句诗：“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李伟立刻想到，自己爸妈还好端端地在调兵山当官老爷官太太呢，一时暂别罢了，老丈人一家可是牢狱之灾，自己在这儿仅仅是看家里环境不喜欢，都思念父母兄妹，自己新娶的老婆是什么心境可想而知。
李伟吹了一会儿风，然后向内宅走去。
不过他没想到，裴以时和封奕这会儿可一点都不想他。
兄妹俩正一人捧着一大碗面条当夜宵，边吃边编排李伟：“从我记事开始就没见二哥干过什么靠谱的事，没想到这回他还挺有担当。”“你说少了，他从出生开始就没干过什么靠谱的事。”
裴以时的年龄比李伟和封奕大太多，比李伟大十二岁，比封奕大十四岁，但是裴以时性格相当温和，所以弟弟妹妹和他说话也没什么忌惮。李西平也不大会当爹，对于裴以时这个继子的教养，基本上就是按照自己小时候看的电视剧模仿夏东海，家里氛围就这个时代而言可以说极其宽松。
“一晃这么多年，没想到小伟都结婚了。”裴以时感慨地舔着嘴边的黄酱，“早知道就跟他一起回湖北了，现在可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出去了。”
封奕放下已经清空的碗：“不要紧，出不了大事，再闹上几天，就该散了。”
话音刚落，又一声炮声响起，而且听声音好像打中了什么砖石结构的东西。裴以时说：“这好像是河西晋阳那边的声音。”封奕说：“这是故意不让城里人睡觉，隔几刻钟就开一炮。没什么大不了的，他们打不进来”
此时的太原城外，正重兵围城。
第四十章 太原兵变
山西节度使衙门此时已经乱成一锅粥，城内城外的消息流水价送来，可是全都堆积起来没人批复，原因很简单：节度使已经离职了。
梅文山调查壬戌烟案，闹了那么大动静，山西节度使虽然没涉案，但是他在山西任职多年，治下有这么大事情，一直不闻不问，也弄得灰头土脸，很自觉地辞职不干了。
可节度使提桶跑路了，本地的卫军不干了，账还没给我们结呢？
从之前梅文山禁烟过程中山西卫军的表现，就能看出他们是什么德行。和大烟贩子有勾结，以至于梅文山特意让明五招募一批直隶籍贯的矿工来缉烟，然后本地卫军去烧征兵处的房子，却反过来被矿工暴打。
但就算是这样的垃圾军队，也是大顺朝编制内的正规军，不养着是不行的。更何况，虽然这些人办案没有作案多，可如果真的把他们都裁了，基层治安还是会崩溃。
所以，朝廷对这些山西旧军的处置方案是：裁，但不能全裁，少量多次地裁。
裁员当然是要有补偿的，这位皇帝，您也不想看到太祖皇帝和先秦王、先魏王又有十七八个转世灵童吧。
那么，这笔款子该谁出呢？朝廷认为，裁的是山西的兵，该山西藩库出。
山西统会使大呼冤枉，这些兵虽然驻扎在山西，可除了给我们添乱，跟山西根本没啥关系啊。他们的军饷都是从户政府、兵政府拨下来的。虽然有很大一部分是只能从藩库拨付的，但那都是我们山西藩库本来该上缴京师的份额，只是暂存在我们这里，就近拨发而已。
户政府和兵政府一推六二五，别闹，我们裁撤旧军省下来的钱是为了练新军。藩台要为国家想，丘八下岗你补偿。
统会使表示：藩库没有这笔账，钱粮各自有用场，每年经费都花光，这个冤大头我不当。
户政府急眼了：藩库里年年存着朝廷钱粮，平日里百般挪用作花账，放印子吃利息何其嚣张，真个以为我等耳聋又眼盲？休得再推搪，当心你的下场。
统会使叫起撞天屈来：前任赚够离场，留我在此顶缸。三晋连年荒，蠲免习以为常。少征粮，短进项，仓库空荡荡，不够发军饷。拆了东墙补西墙，实是无力堵烂疮。
顺朝的制度设计者们都经历过明末崇祯年间的乱局，明军只要是发动大规模战役，后勤补给必出问题，无一例外，这显然是制度上已经出现了巨大问题。
但是，文官掌军需这一点是绝不能变的，让军队自己负责自己的军需是绝不可能接受的选项，必然导致军队形成独立的利益集团，连武将们都表示莫害我们，别玩这套。搞成残唐五代那种乱世，皇帝们固然天天被武将坑，难道武将们下场就很好吗？
恰好李自成把武选司从兵政府独立出来，将武官的任命权收归皇帝直属的天佑殿管辖，兵政府的四个司就少了一个，于是顺朝就新设了赞漕司，把在明朝原本户部、兵部、工部等部门共同负责的军事后勤工作的职权统一起来，平日负责军事物资的运输调配。只要发生战事，负责赞漕司的兵政府侍郎即获得最高权限和巨额特别经费，无论中枢部门、地方官府还是相关军队，皆受其节制，名为一司之长，实际上权力甚至强过明朝的一些总督。顺朝相比于明朝增加了五营制度和武选司独立，皇帝个人对军队的控制已经登峰造极，所以在后勤文官的任用上可以只考虑效率，不再管任何制衡问题。
战时的问题是解决了，那和平年代呢？和平年代还是老规矩，叠屋架床，多重管辖。
理论上，卫戍部队的军饷归户政府管辖，但是户政府只负责出钱，到底该发给谁、发多少、什么时候发，是兵政府和五营都督府一起定的。户政府只管账目，不能干预军队的编制、待遇问题。
就算顺朝用白银税收取代了实物税收，把银子全运到北京城再发下去也是极大的浪费。比如云南的卫戍部队每年都得发工资，而云南统会使司衙门还得每年给朝廷上缴一笔税款，银子在北京和云南之间搬来搬去多折腾啊，平白无故多了很多损耗。真正的物理损耗还在其次，无数官吏经办造成的损失才是大头。
所以，各省藩库经常只将一部分现银解运京师，本地留存的部分送一张票据进京，证明本省的财政收入有多少多少划归中枢财政，中枢财政要给地方拨款的时候，也只出具一张票据而已。
在和平年代，中枢需要在某地支出的开销是有大致定数的，甚至有可能几十年不变，所以，地方财政就会卡着这个需求量在本地留存银子。如果因为某些意外有小规模波动，支出少了自然不打紧，支出多了也可以稍微挪借一下地方财政的钱，明年解运中枢的份额减少就是了。
然而，两百多年的屎山代码积累下来，这里面的猫腻有多少可想而知。
最基础的操作，就是“让钱动起来”，大量官员动起了脑筋，不能让钱粮闲在仓库里“白白浪费”，得拿出去“投资”。
而这事往根上刨的话，其实还是乱自上作，地方官吏利用府库钱粮放贷这事，少不了皇商的身影。
结果就是，现在各地仓储的实际钱粮数量很少有能和账目完全对得上的，朝廷发一张汇票让地方拨款，地方未必有钱可拨。何况现在朝廷只是下了道命令让山西藩库用省里的财政拨款，那就更没钱了。
更要命的是，不仅没有遣散费，连军饷都没发齐呢。
山西卫军的军饷早就不是按月发放了，而是四个月一发，这样一来，钱粮积压在长官手里，就多了很多“金融创新”的路子。本来按规定月饷该在每个月月初领，现在成了只在端午、中秋、除夕三个时间发放，而且端午领的是去年九月到腊月的军饷，中秋领的是今年正月到四月的军饷，除夕领的是今年五到八月的军饷。
此时已经入冬了，也就是说，山西卫军眼下实际上被欠了半年的军饷。就算他们是废物，裁员不仅没有N+1，甚至连原本的工资都发不齐，这也实在是过分了。
理论上来说，裁军费用姑且不提，至少是应该用朝廷寄存在山西藩库的钱粮给山西卫军发军饷的，可眼下这笔钱没了。去哪了？被拿去“金融创新”了。具体怎么创新呢？给卖大烟的放贷，提供周转资金。
然而不久前大规模禁烟，于是资金链就断裂了。朝廷收缴的烟膏都销毁了，不能变现，这笔钱也就回不来了。涉案官员当然抓了一些，但是仅仅是抄家哪里补得上这么大的亏空。如此贪腐大案，是全省上下都牵涉其中的，甚至这些被欠饷的士兵都有很多参与过贩烟，要不然也不会四个月一发饷还能正常过日子。这样的局面下，能从主要涉案官员家的地窖里挖出来的银子，只能是赃款的一小部分，剩下的都在庞大的官吏兵将体系中消化掉了。
正因为如此，此时发生的的事情才显得有些不对头。士兵被拖欠军饷了闹事很正常，可大顺朝虽然烂，起码还没烂到把当兵的饿死的地步。在哗变士兵们的生活尚能凑合的情况下，炮打省城这样的大阵仗是怎么搞起来的？
围堵节度使衙门，甚至殴打官员，有时杀几个人，这在丘八闹事中都算正常行为，大顺朝也不是没有过被乱兵一板砖开瓢的大官，但也顶多是恶性刑事案件，谁杀人谁偿命就是，其余人总不能一股脑全砍了。流放一些为首的，剩下的打板子、修河堤。当然，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朝廷总归是得查一查官场积弊的。可以不在乎官员贪污，但是不可能不在乎官员贪污惹出事端给朝廷添麻烦。不管事情闹得多大，总归还是在秩序内的博弈。可是包围省城然后实弹放炮，这性质直接就从闹事变成造反了，这些人大多世代从军，互相沾亲带故，再蠢也不会连这点政治敏感性都没有，到底是什么原因给了他们这么大的胆子？
梅文山不知道其中的原因，但这并不妨碍他坐在自己家里优哉游哉地读书饮茶。他的判断和封奕一样，太原城绝不会出危险。倒不是因为城内的军队有多强大，而是因为城外乱兵所受的心理压力。
发军饷，其实不是问题，统会使衙门纵然没钱，可城里的大户还是有钱的。太原可是赫赫有名的晋商的大本营，其中很多人甚至在彼得堡都有产业，朝廷根本不需要运银子过来，只要出一纸汇票，就能从他们手里支取银币给士兵发下去，动乱自解。
德明帝是个喜欢沽名钓誉的人，但也正因为如此，他在漫长的执政生涯中积累了很高的信誉。德明末期，也发生过几次官府开的空头支票爆雷的事件，但是都得到了皇权的兜底，一面对涉事官员严惩不贷，一面想方设法兑付。这就导致了两方面的结果：第一，商人相信盖了官府大印的纸就是钱；第二，除非十拿十二稳，否则官府绝不盖这个印。
晋商中的巨头们，就算不是皇商，也是依托高层权力的。难不成还能有小商人从挑担卖货起家，靠辛勤劳动和诚信经营发家致富，然后就去蒙古卖茶叶、去俄罗斯卖棉布了？所以，他们并不担心官府坑自己，老子的分红是要送到紫禁城里的，谁敢赖我的账？
但是眼下山西没有节度使，京城那边又没个准话，所以山西官场上的官谁也不愿意扛这个雷，所以局面就暂时僵住了，估计再过几天，朝廷那边吵架吵出了结果，决定了哪个部门做出钱发遣散费的冤大头，再补上欠的军饷，事情也就过去了。这次的乱兵为何胆子这么大，固然是个奇怪的事情，不过不是什么大事，可以以后慢慢查究。
“师父，刚才衙门来消息，说乱兵把电报线给剪了。”
梅文山：？？？
之前又是兵乱，又是开炮，梅文山都没当回事，但是剪电报线这一手完全出乎梅文山的意料。兵变是为了要军饷啊，要军饷就得和朝廷谈判啊，你们特么的把电报线剪了，城里的官还怎么跟朝廷要钱？用信鸽吗？
梅文山蹭地站起来：“确实？”报讯的小徒弟答道：“能不确实吗，连电线杆子都被拔走了。”
洋务运动搞了这么多年，梅文山只见过两种拔电线杆的情况。第一种是偷木头、偷电线，普通的刑事案件，严刑峻法镇压加上宗族乡里约束就好。第二种是失业驿卒心怀不满，不过顺朝一贯重视驿卒下岗安置，这种事不算多，也好解决。绝大部分驿卒的要求都不高，只要有个混饭吃的营生，他们也不愿意来犯法。
但是士兵哗变要军饷的时候拔电杆，这就超出梅文山的理解范围了。最合理的解释是，有地痞流氓趁着混乱偷木头。这样的话，只是普通的盗窃案，不算什么大事。但凡事要多往坏处想，如果这是乱兵干的，这麻烦可就大了。
其实，不仅梅文山纳闷，城外的乱兵也在纳闷。
“我们是依法闹事，要自己的军饷和安置费，谁他妈开的炮！谁他妈拔的电线杆！”
“依法闹事”这个说法听起来很扯淡，但是在大顺朝却很合理。组织兵变当然肯定还是违法的，但是法不责众。乱兵们如果约束好行动，只犯一些轻罪，其实朝廷也不能把他们怎么样。反正都是要失业的人了，送去伊犁种地算惩罚吗，开除军籍也不过就是回家做地痞流氓而已。坐牢、罚苦役、打军棍也不怕，这些处罚都是在本地进行的，而驻军都是本地的地头蛇，熟人多，很容易作弊。
一般来说，朝廷处置哗变士兵时甚至不会选择去台湾割橡胶、去黑龙江挖银矿这种选项，因为当兵的终究是自己人中的底层，和普通的平头百姓还是不一样的。
反倒是当年李自成活着的时候，治军更倾向于严刑峻法，有“前者反顾，后者杀之”“人不能囊一金，犯者死”“有一马行列者斩之，马腾入田苗者斩之”“制铜镆，官吏坐赇，即镆斩”“窝铺内藏匿妇女者斩”这样一连串杀气腾腾的军规。一来是因为开国皇帝有足够的威望震慑军队，二来也是因为永昌年间喝兵血吃空饷的事情确实没那么多，大部分士兵是第一代分到土地的自耕农，也没那么多怨气。随着顺朝日益暮气沉沉，兵变越来越多，而官员为了推诿逃避责任，能息事宁人就息事宁人，兵变的惩罚越来越轻。
当然，前提是没有闹出特别大的事件，比如真的杀了人的话，还是要有人偿命的。而这些参与哗变的士兵也多为老油子，对这种尺度把握得很准。
作为此次兵变的组织者之一，吴镇超就是这样一个老油子。虽然只是太原本地卫军炮兵部队的一个什长，但他在军中威望很高，能组织起几百弟兄。他本来的计划，是堵住省城的城门鼓噪闹事，只要把正常额度的军饷和安置费要到手，就不当这个倒霉丘八了，带上二三十个亲厚的兄弟走西口闯荡去。然而，鬼知道事情怎么会变成现在的样子。
炮声一响，其他兵变首领就立刻来质问吴镇超，是不是他放的炮。毕竟这些人中就吴镇超是炮兵，不怀疑他怀疑谁。但吴镇超是真冤枉。这已经是他第三次参与索饷了，虽然他素来以胆大著称，第一次索饷时把马粪扔到了权将军身上，第二次索饷时躺在城门口，让出城的车辆有本事就从自己身上轧过去，可当了这么多年的兵，起码的常识他还是有的，马粪和炮弹那是一个性质吗？
吴镇超特意询问了留守营房的兄弟，得知自己部队的炮除了已经被他们融了当废铁废铜卖掉的，都还一个不少地锁在仓库里。也就是说，这次的炮击根本不是用太原本地部队的火炮做的。吴镇超越想越觉得不对，起初放炮他还只是怀疑，现在电报线断了，他确定这里面一定有事，正常的兵变索饷绝不会这么干。
和亲近兄弟们痛骂了一顿暗中捣乱的王八蛋，发过脾气之后，吴镇超做了安排：“留二十个兄弟在这里盯着情况，其余人咱们往西进山躲一躲。大家放心，不是风餐露宿，找个村子歇息，里长是我姐夫。虽然条件不太好，但肯定有饭吃，有房睡。”
大家堵在城门口闹事，也是要风餐露宿的，对于吴镇超的安排自然没意见。有的人担心万一不积极参与，分钱的时候会少。但想到这是和官府谈判，如果谈判成功，官府总不可能因为你闹事不积极就不补发军饷了，如果谈判不成，处罚也会更轻，退一退当混子也挺好。
留下的二十个人都是比较机灵，而且会花式整活的，保证鼓噪的时候他们炮标的声势一点不比别的部队差。当然，带头闹事也有风险，吴镇超作为经验丰富的兵变组织者早有准备，士兵们集体凑钱给这二十个带头闹事的人家里送了些粮食、油盐，不让他们吃亏。
这些闹事的老兵油子当然绝大部分不是什么好东西，但也谈不上有多奸恶，世道就是这么个世道，没托生个好人家，安分守己就得受穷挨饿。虽然这些家伙人均地痞流氓，但是自己伙里还是有义气的。吴镇超是威望素著的大哥，很快就分派好了任务。大家收拾东西，悄悄溜了。
“大哥，前面来了个少年郎，说你是他舅舅。”吴镇超喜道：“没错，姐夫派我外甥来接咱们了！”
第四十一章 三立书院
“鸦儿峪去不得了？”
“是，村里来了一帮恶人，有三十多个，没穿号衣，但看着像兵，听口音是平阳府一带的人。白吃白喝，调戏女人，还开枪打伤了两个人。甘老头家的猪被他们抢了，还被打断一条腿。”
听了外甥的话，吴镇超很是生气。他去鸦儿峪找他姐夫当然也是打算白吃白喝的，可那是因为他姐夫私卖牛肉的生意要靠他帮衬，这是生意伙伴之间互招待。他和他手下的兵都是太原本地人，军纪虽然谈不上有多好，但起码在本乡本土，最基本的底线还是有的。
太原卫戍部队的军纪差，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比如去下馆子吃饭可能会一赖账就赖大半年，但面对来讨账的饭馆掌柜也只能说“给个面子，先欠着”，等到发了军饷再适当还点，不能直接说不给，而且遇到地痞流氓来饭馆闹事也是要管的。平时对待老百姓，也没少张嘴就骂抬手就打，一句话没答对就是一个大耳刮子，但平白无故开枪还不至于。虽说这兵当得和流氓差不多，经常把老百姓折腾得苦不堪言，但也并不会比普通的街头混混更没底线，大奸大恶还是没有的。
吴镇超和他的弟兄们的情况和普通的卫戍部队还不太一样，他们是炮兵，所以多少都是读过一点书的，稍微还有一些自己是体面人的意识，对于步兵那些撒泼混赖的做法不太看得上。虽说吴镇超过去扔马粪、碰瓷的做法也没高端到哪去，但那是要军饷的策略，讹诈官府和讹诈商铺，在格调上还是略有区别的。
吴镇超一伙人的生财之道，已经和相对“高端”的黑社会差不多。比如他们收保护费，但真的能管一些衙门懒得理会的治安事件，日常也抓几个贼揍一顿。直接抢劫老百姓、调戏妇女这种事他们是不干的，倒是能组织老百姓骗朝廷的救济粮，指导小商贩偷税漏税，从中收取好处。和他姐夫之类的人合伙，私贩牛肉、倒卖烟草，甚至带着茶砖和盐砖去过一次蒙古，跟皇商的保镖火并过。没贩大烟不是因为他们是非观念强，而是因为级别太低，这生意被别的部队的长官垄断了。总而言之，这帮家伙虽说也不是啥好人，但至少肯定没有比官府更欺压百姓。
历朝历代的“投献”屡禁不止，就是因为贵族、士绅乃至吴镇超这样的小恶霸，虽然也都剥削老百姓，但他们往往并不是最坏的，县衙门经常比他们凶恶得多。朝廷对农民的控制力加强，在开国之初，官员们大多指望着靠政绩立功、贪得还不算很厉害的时候，确实能改善民生，但是到了王朝后期，就纯粹是朝廷和中间商之间为了钱的博弈了，老百姓横竖都是挨宰。碰上个海瑞式的官，那就是朝廷宰得轻一点，甚至有可能压制乡绅对百姓的盘剥；要是官府不干人事，那反倒是本地乡绅的剥削比朝廷更轻一些。
如果太原府的官都和梅文山差不多，那吴镇超就是个普通的地痞，多半还得成为打击对象。但是太原府只有一个梅文山，所以在官府的衬托下，吴镇超成了维护本地治安的重要力量。
吴镇超目露凶光：“这些人远道而来，总不能是游山玩水的吧。他们有没有透口风说是来干什么的？”外甥对于舅舅的为人还是很清楚的：“这些人口风很禁，也不许我们听他们交谈。不过他们带的箱笼很多，有十一辆双驾马车，都是封好的，看不见里面有什么，也不让靠近。”
此话一出，吴镇超的手下全都目露凶光了。对于普通客商，他们通常只会收个买路钱，强迫对方雇自己当保镖，但是收钱之后还是会保障对方人货安全的。毕竟祖祖辈辈都在太原府这块地盘做这个生意，讲究细水长流，对客商见一个杀一个的话以后就没有客商来了，倒是上司的追查会来。大家都是受过一点教育，有稳定职业和家眷的人，只想赚点小钱，并不想真的当土匪。而今天这些人明显是外地来的不法之徒，死了也没人报案。只要不留活口，尸体往山里一埋，神不知鬼不觉。他们卫戍部队的人虽然战斗力不强，可毕竟是正规军，以十倍兵力在自己的主场暗算对手，没有任何风险。
“你别跟着去，你去张店我家里看看。”吴镇超给外甥分派了任务，这种杀人越货的活，他可不会带着外甥去。
吴镇超的外甥叫易若谷，这当然不是他那个卖牛肉的爹能想出来的名字，是村里的学究起的。
吴镇超是世兵家族出身，祖上是在永昌元年的太原之战中倒戈投降的明军。当时城里的王爷和官员要他们组建敢死队，出城去挨闯军的炮弹，晋王府只出了三千两银子，而且居然还被官府扣下了，只发了记功纸票，说银子以后再给。而李自成那边投降之后就每人给一两银子、三个月口粮，立刻就发。结果可想而知，吴镇超的祖先果断和同袍们一起开城门迎闯王了。
大部分情况下，世兵倾向于和出身接近的家族结亲，但他们又不像清朝的八旗兵那样封闭管理，所以和本地百姓通婚也是常事。易若谷的父亲易利就是本地普通村民，靠胆大精明有勇力，做私商赚了钱，才和吴镇超门当户对，娶了他姐姐。易利很清楚，自己和小舅子都算半个不法之徒，等到岁数大了就得金盆洗手，否则未必有好下场，儿子不能接自己的班，做私商、做屠户都不是什么好营生。
所以，易若谷从小是按读书人的标准来培养的。他的表弟，吴镇超的儿子吴贯也是一样。哥俩略通经史子集，数学、体育成绩不错，结合家境来看，是标准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不过，与上军学的表弟不同，易若谷读的其实是儒学，他是太原府学的学生，身上有个秀才功名。
像易若谷这样经书学得平庸，但是数学学得好的学生，在顺朝儒生中还是比较另类的。原因很明显，因为顺朝虽然恢复了文科举中的明算科，但明算进士也就给九品官，甚至可能不如很多举人的前途好，当然很少有人爱学。
科举的目的从来不是看什么知识有用就考什么，而是为了从统治阶级中下层中筛选出比较聪明、勤劳、学习能力强的人，保证底层人才向上流动的渠道，也不用非得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但凡有个去县学当老师的前程，谁吃饱了撑的造反啊。
李自成非常熟悉底层的读书人，他的老战友中，不乏点灯子赵胜、混天星郭汝磐、闯塌天刘国能这样穷秀才出身的。当年明朝的山西巡抚衙门想招安太行山三十六营义军，盟主紫金梁王自用是和尚出身，不知道官府中的各种腌门道，差点被忽悠住。然而驿卒出身的李自成、官军出身的张献忠、秀才出身的刘国能等人，三言两语就戳穿了官府谈判条件中的各种陷阱。就像《水浒传》里梁山第一次招安的时候，宋江一辈子就在郓城县这个小地方混，不知道朝廷有多黑，而关胜、林冲、徐宁这三个在东京见过大世面的人带头出来反对这次招安，因为他们太清楚朝廷是什么德行了。这种曾经为官府效力但是混不下去的边缘人，造起反来威力最大。
所以，虽然明末读书人对科举制度早有不满，促成了顺朝初年的科举改革，但也别指望李自成的科举制度就能真的以经世致用为导向。都当了皇帝了，自然维稳第一，不想再面对一次刘国能。虽然刘国能这种人和宋江一样忠义，满脑子都是反贪官不反皇帝，但最好还是压根别造反。
但是，在政府没有财力办义务教育的情况下，增加经世致用的科目，与科举的维稳要求是抵触的。考的科目越少，越死记硬背，才越有利于那些没钱读书的穷书生。
在有公办学校，学生在学校里可以免费看报纸的情况下，科举考试增加国家大事的内容是公平的。在所有人都能在公办小学里接受基础数学教育的情况下，科举考试增加数学内容是公平的。可如果大顺朝廷没那么多钱普及教育，那就只能在考选进士的时候才侧重国家大事，如果考举人都考这些内容，就等于偏袒有条件私下了解国家大事的官宦子弟。而如果过分重视数学，那就意味着有家传数学教育的胥吏、商人的子弟比起那些没钱自费学习数学的穷秀才有了优势，这显然和科举的初衷背道而驰。
但是，明末的读书人已经深刻意识到，科举僵化是有大害的，会降低官僚队伍的素质，完全不改也不行。所以，就只能两头迁就，小改一下。于是就改成了顺朝的状态：增加明算科，但是明算科只给小官；废八股行策论，但考举人秀才还是只考四书五经，考进士才考实际政务；国子监里因为是所有监生一视同仁的官办教育，监生还要去实习，所以增加实际政务内容和与之搭配的法律、数学、财务、工程等知识。
但是，太原是一个例外，因为想搞教育改革的不仅是大顺朝廷，明末的士大夫也在自救。
崇祯十六年，山西巡抚蔡懋德聘请韩霖、傅山、桑拱阳等教师，对太原三立书院的教学内容进行改革。书院的课程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圣谕，要“弘扬大明核心价值观”，讲朱元璋的语录。第二部分是经济，也就是经世济民之学，包括水利、军事、财政，还有国家和山西本地的政务。当然，学生还是得做官的，第三部分是制举，专门讲科举应试。
顺军攻克太原时，蔡懋德自杀，但是以韩霖为代表的一批三立书院教师投降了顺朝，尤其是韩霖，凭借其在火器、棱堡、天文方面的特产步步高升。在另一时空，清军入关，围攻太原，三立书院毁于此役，而在这一时空，“三立学派”是和贵州学派齐名的名门大派，明朝东林书院那种小打小闹比起他们根本不值一提。
明朝的时候，张居正曾经以防止结党为由禁毁书院，顺朝当然也是有这种担心的。但是，直接禁毁书院钳制言论，未免太不体面了。不过，对付读书人其实和对付造反的农民区别不大，招安就好了。在保留三立书院这块招牌的基础上，官府给三立书院拨款，给书院的教师正规的学正、教谕、训导官职，让府学的学生来三立书院读书，这不就体面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