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这日子实是过不得了。起先只是淮北乱，如今这淮南也乱了起来。长房老二的岳家在盐城住，全家皆被吃大户的流贼害了。扬州府尹那贼杀的，竟还整日开门放人入城。满街叫花子不说，还多有偷鸡摸狗之辈，我们连门也不敢出了，还偏教我们救济。如今盐厂都不分红了，哪里来的救济……”来求见的这位算起来牛皇后该管她叫三婶，她这一番话，听得牛皇后直头疼，扬牛家里最聪明、最能说会道的人就这德行？要是这样的话，这等亲戚还是死了干净吧。“流贼”也是你说得的？扬州府尹四品大员也是你骂得的？出个钱就唧唧歪歪的，那你以为皇家养你们是让你们替皇上花天酒地吗。
“咱们扬牛家在盐城也有庄园吧。”牛皇后随口问道。“是也。咱家在盐城有三处田庄，皆是丰盛皇爷在的时候便置下的。这次暴民作乱，受波及也不轻，现在秋收的粮食还都囤在庄里，没法往扬州运。有一处被不知哪来的贼人趁夜打了，好在没打下来。幸亏盐城令办事得力，捉了十数个给贼人带路报讯的刁徒，立时便处置了，这才吓阻这些刁顽之徒。”
“如何处置的？”牛皇后终究还是大城市长大的，没见过真正的最基层办事多么狂野。三婶说：“捆一串扔官河里了呗。不过这盐城的局势实在是不好，咱们的盐厂都歇业了。”
牛皇后隐约感觉有点不对劲。不知哪来的贼人、本地带路的刁徒、饥民普遍吃大户且已经开始吃真正有权有势的大户，还有盐厂……
此时的盐城，已经不仅仅是“局势实在是不好”了，而是“狂欢”。
“一，二，起！”两个人一起用力，又一个人被吊了起来。树上已经挂满了人，挂得晚的那些有的还在挣扎，有的还在抽搐。这一棵高树上，挂的全都是扬牛的远支族人和管事雇员，他们本以为庄园固若金汤，没有跑去扬州或者淮安。
丰盛年间，顺朝倾全国之力，为淮河挖出了一条从洪泽湖到东海的水道，盐城的水患大大减轻，但毕竟黄河还在江苏没有搬走，淮河入海也只是治标不治本。
黄河水加上盐碱地，恶劣的自然条件让作为王朝根基的自耕农在这里难以生存。洋务运动之后，最先兴办工业的是苏南，那么最先出现家庭手工业全面破产的当然就是苏北、苏中。淮北农民起义之初，罗盛茂坐镇淮安，淮河上有火轮船巡航，隔绝了苏北和苏中，这就让苏中地区自打李自成活着那会儿就隔几年来一次的小规模民变始终不成气候。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第三十八章 大械斗时代
曹威远和华存裕在河南打得“过于文明”，以至于让很多人忘了现在已经是乱世。且不提曹军那边，单从官军的角度来说，河南又不是华存裕他家的，华存裕只是个外来流官，麾下军队也是当兵吃粮的职业军人。不管是朝廷赢还是曹军赢，总不能把世兵子弟家里那十亩地给没收了。所以华存裕和他的部下是毫无“主观能动性”的，只是从军事需要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冷了才拆屋，饿了才掳掠，再加上华存裕军纪比较严，只要勒索地方官府能解决问题，他们当然犯不上亲自动手抢劫。
江苏的情况则完全不同，之前军事改革、裁汰冗兵的时候，江宁守备营权将军兼江苏权将军沙炎臣裁精壮、留老弱，导致江苏驻军的战斗力孱弱不堪。罗盛茂为了守住淮河，启用了大量淮南乡绅编练的乡勇民团。
若是人这些人渡河去淮北和曹军野战，那自然是送头下乡，但仅仅防守淮河不使曹军偷过，还是没问题的。由于利益攸关，这些乡绅武装自会用心防守。倚河戍卫，再加上河上有火轮船巡航，最大限度地掩盖了他们无纪律、战斗力差的短板。
团练这种东西，向来是打仗不太行，惹事第一名。如果只是和普通的土匪菜鸡互啄，那还算好用，一旦情况较为严峻，则弊端立刻暴露。
托黄河母亲的福，在江苏的黄河两岸，根本不存在那种“诗书传家”的良绅。不是说缙绅一定都道德败坏，但是有道德的缙绅只能生存在和平稳定、官府管控能力强的地方。当年淮河入海口挖通之后，淮安、盐城一带确实一度又有了良绅的生存空间。但是七八十年后，随着水患越来越严重，当地生存条件越来越恶劣，良绅可就没有存在的土壤了。每逢灾年，无论是只为求活的饥民还是真正的匪徒，都会严重破坏治安，越是心狠手辣的，才越能在这种环境下待下去。即便此时到了全高年间，淮南缙绅也不是没有温和善良的，但他们如果不想在恶劣的治安环境下阶级滑落，就必然得和某个刚狠的族长站在一起，实际上还是得当帮凶。
随着秋收的到来，淮南地区的矛盾彻底被引爆了。秋收本是好事，可秋收之后便要缴税、交租、还债，交租可以交粮食，缴税的话，朝廷每亩地收一钱银子的税，倒也还好应付。然而还债是要还银子的，必须卖粮换银。
偏偏在此时，淮南粮价却在暴跌。
此时正值战时，罗盛茂在淮安大量购粮，淮北的粮食也不再南流，都在本地消化，按理说淮南粮价该涨才对。就算受到秋收之后大家都在卖粮的影响，也不应该跌啊。
自打淮北起义爆发之后，上海的流民输入增加，粮食输入减少，粮价就开始涨。于是内有台湾、安南之米，辽宁之麦、豆。外有暹罗、高棉、爪哇，甚至日本之米，都扩大了向上海销售的规模。没错，日本老百姓在啃番薯叶子，日本的武士们还在往上海卖大米，因为啃番薯叶子的人肯定买不起米。
结果，这帮粮商都觉得上海粮价还得涨，都往上海运粮，运得太多，上海的粮价反倒跌了。上海的粮价一跌，淮南的粮商收购粮食的收购价就加倍地跌。而掌控淮南的粮食贸易的，不是皇商，就是豪绅。
理论上来说，淮南离上海这么近，就隔着一条长江而已，民间商人可以很容易地把粮食卖过来。但理论归理论，现实归现实。理论上，几个有点家底的自耕农合伙弄艘船都能去上海卖粮，实际上，连自己的村子都出不去。
在普遍穷困的环境下，农民理论上的自由根本是不存在的。假如不把粮食卖给指定的粮商，如果是佃户，直接夺佃，这地你不种有的是人愿意种；如果是自耕农，那等明年青黄不接的时候你看有没有人敢借钱给你。顺朝有永佃之制，但是佃农家里又没人做官，起义是他们唯一可行的与田主谈判的方式，只有几家几户被夺佃的话，根本没辙。
就算你能把粮食运出去，大顺朝理论上对内地货物流通不征税，可沿途的兵丁、衙役找你要钱，你是敢不给，还是敢去衙门告他们？
而皇商收粮的部分，其实和豪绅从农民手中收粮的办法一样，直接给做粮食贸易的豪势之家摊派指标，要求他们把规定数量的粮食按规定价格卖给皇商，不卖就弄死你。道理和缙绅欺负农民一样，缙绅固然是封建王朝的根基，但如果皇帝的走狗想单独弄死某一个缙绅，却是轻而易举。
在这种局面下，唯一一个“温情脉脉”的地方反而是在现代保受诟病的宗族。在这个时代，宗族再差也不会比官府差。族中长老固然也有很多贪婪残忍的，但是他们和族人联系的紧密程度远超官府和百姓之间的联系。所以，他们更容易被“道德约束”拿捏，毕竟比起杀缙绅、反官府，村里换个村长没那么容易招来官军。宗族长老又没有缙绅和官府那样有权力背书，更不可能像官员那样干完这一任就走，故而不能竭泽而渔，更需要依靠族人。因此，很多时候他们不得不“仁”一点，比如接受族人用粮食还债。在族人实在吃不上饭的时候，也得动用公产给他们点稀粥喝。在生存条件恶劣的两淮地区，穷人想生存必须抱团，如果不靠被官府打压的宗教，那绝大部分也只能靠宗族。
再加上各县把持县政的豪绅，为了此次出动团练，又派了一波苛捐杂税，结果可想而知。随着秋收之后的粮价大跌，很多人一算，发现自己今年的收成根本不够官府、田主、债主分的，既然横竖都得破家，那还交个屁的租，还个屁的债！
在官府的信誉崩盘，宗族却尚可维持的情况下，会发生什么可想而知。很快，淮南地区的大械斗时代到来了。
那些一姓或几姓聚族而居，又没有官府背景，比较穷困，普遍欠债的村子，最容易被组织起来，宣布不再还债，不交苛捐杂税。粮食也不卖了，全都留在村里自己吃。那些没有宗族势力的村子，大多很难组织起来，可一旦真的被逼到绝路，则很可能爆发出巨大的破坏力。
顺朝可以禁绝天主教，但是本土的白莲教等民间教门却是无论如何禁不掉的，而在组织基层互助这方面，他们比官府可厉害多了。若不在这个时候乘势而起，那才见鬼。
世上当然不止压迫和反抗这一种矛盾，很多村子之间和村子内部之前因为各种原因，也积累下了各种各样的仇怨，这下完全爆发了出来。这场大械斗根本无法划分阵营，乱作一团。
而此时，本该立刻弹压的罗盛茂却完全无力行动，他病了，而且病得不轻。
更关键的是，他压根没有兵力来镇压。聚集在淮安的大量流民之中，爆发了“吊脚痧”。没错，当年鸦片战争时肆虐一时，之后也多次小规模爆发的霍乱，趁着这次战乱，卷土重来了。
这次霍乱流行是从夏秋之际的上海开始的，但是在上海“影响不大”。虽然那些得不到干净的食物、饮水的进城求生的流民死了不少，但大顺朝还缺流民吗？当苦力用的基础劳动力要多少有多少。上海以商贸、工业为主的那些城区，卫生防疫工作都比较可靠，主要经济活动并未受到很严重的影响。
当霍乱疫情顺着大运河传到了淮安，已经是秋末时节，本来应该没那么容易传疫，但是淮安是离淮北最近的大城市，集中了最多数量的流民。曹军倒是不搞大屠杀，但是卷入他们的战场也肯定不是什么好选项，何况曹军和官军交战带来的是治安的全面崩坏，就算曹军甚至官军都能不屠杀，各路趁势而起的土匪强盗焉能不烧杀淫掠。是故，淮安聚集的流浪人口，早已多到了城市卫生系统难以承受的地步，霍乱疫情一传入，立刻顺着不卫生的水源全面传开。
罗盛茂本来也不是多么精明干练的人，只是勋贵中矬子里面拔大个儿选出来的不太差的人而已，怎么处置得了这种普通的不拼爹的官员都未必能妥善料理的严峻局面。猝不及防之下，连罗盛茂本人都病倒了，其麾下督标和内河水师的士兵也大批病倒。尤其是清江浦、盱眙两处大营的瘟疫，导致守军力量空前虚弱。
虽然守军大批病倒，倒也没导致淮河防线被曹军攻破，天下没有瘟疫是专盯着官军却放过曹军的，曹军经常流动作战，饮食比官军更难保障，所以淮北地区也爆发了小规模的霍乱，曹军暂时无法大举行动。但是，那些因为分散驻扎而受霍乱影响较轻的乡勇团练，却由于官军大批病倒，成了淮河南岸一线的主导军事力量。
最先出事的是庙湾镇。在另一时空的清朝，这里是阜宁县，但是由于顺朝补丁摞补丁的政权架构，这里眼下是庙湾巡检司，但是有一个外委县丞、一个外委主簿、一个外委典史常任驻守于此，三班六房人员齐备。
当初丰盛年间修整淮河，庙湾镇是重点地区。庙湾镇本身建在射阳河边上，射阳河连接射阳湖，射阳湖又有一条水道向西和大运河交叉，连接洪泽湖的高良。在射阳河与黄河之间，从高良又引出一条水道，直入大海，成为新的淮河口，再加上射阳湖、射阳河分洪，让淮河与洪泽湖的水患大为减轻。庙湾镇这里，挖了一条三十六里长的南北向运河，连接射阳河与淮河，向南则疏浚了明朝时就有的沿着范公堤往南，经盐城到如皋、海门等地的运河。这就使得庙湾镇成为了淮河流域的一个重要码头，虽然没什么大船泊靠，但附近内陆的商品流通多由此转运。因为黄河的冲积，苏北南部、苏中北部的海岸线大大向东移动，连带着淮河口也必须年年疏浚，即便如此，也到处是沙洲浅滩。这就使得如果有海船想进入淮河，淮河口并非很好的选择。近海船只一般吨位不大，所以也不需要太宽的河流，往往从盐城县内的各个河流进入，从庙湾镇转入淮河。
对于码头的脚夫、挑夫，河道的船夫、纤夫来说，这个码头因此商业发达，无疑是利好消息，可是对于附近的农民则不然。庙湾镇发达的物流让他们的粮食永远卖不出高价，灾年借钱度荒，丰年则为了还债低价卖粮，还是落个一无所有。到最后，就有的变成码头的脚夫、挑夫，有的变成河道的船夫、纤夫。还有的被老乡骗老乡，稀里糊涂地装船不知道卖到哪里去。
庙湾镇商业的发达让此地的高利贷问题最严重，在这一波的动乱中，庙湾镇和上游的喻口镇、下游的蛤蜊港三地一起暴动，聚众殴打债主，烧毁债券。
庙湾镇的乡勇民团已经被罗盛茂抽调去守淮河了，本地的县丞、巡检、典史等官吏直接选择逃之夭夭，只剩下一个年老患病跑不动的主簿在衙门里枯坐装死。一开始街上还只是打架斗殴零元购什么的，但很快两个村子为了争夺一片柴草林械斗起来，各有几个人轻重负伤不等。
到这一步，事情还算可控。但由于失去罗盛茂的约束，庙湾镇的民团脱离淮河前线，杀回了庙湾镇，立刻打破了其中一个械斗的村子，打死了一个人，又把一个为首的捆起来游街示众。
当晚，民团所在的村子被人放火，粮仓给烧了。
于是大家的手段迅速升级，整个庙湾巡检司辖区内开始混战，因为靠近大海，淮安又是重兵集结之地，这里最不缺枪炮，有的民团还雇了官军的炮手。而暴动的穷人也不可能是安善良民，就算吃不上饭也要弄几条枪防身是基操，就算买不起炮，也有手榴弹。于是庙湾镇内外枪炮齐鸣，打得比黄河北岸官军和曹军的战斗热闹多了。不光民团和暴动百姓打，有些民团之间互有仇怨，也互相打。官军没有罗盛茂的指挥，又要对付霍乱，本来就不想动，现在根本分不清该镇压谁，更是集体装死。反正天塌下来有公爵顶着，罗盛茂要是痊愈了出来视事，一切听他吩咐就是，罗盛茂要是病死了，把锅都推给他就好了。
庙湾县丞、巡检、典史跑到了射阳河下游靠近入海口的射阳镇，这片地方是泥沙新淤积出来的，农业条件恶劣，不大适合种庄稼，本地人以前多以渔业和盐业为生。现在这里建了一座大型盐厂，盐业算是完蛋了，许多盐民改行做渔民。可想而知，原本的渔民是不大高兴的。
以大顺朝的基层治安，有渔民的地方自然就有渔霸。就在县丞他们抵达的前一天，本地渔霸带着旧渔民袭击盐民改行来的新渔民，打死十三人，抢到一片渔场。但是这种穷困的小地方，渔霸的水平也不甚高，玩脱了。旧渔民有三个阵亡的，两个重伤的，这些人的船、网之类的劳动工具都是从渔霸那里租来的，甚至是贷款交租金。这次“作战”之后，阵亡和重伤者的家属要求豁免债务，结果竟然不许。于是其中一个阵亡者的弟弟叫上七八个伙伴，半夜潜入渔霸家里，杀了他一家六口，老幼不留，不仅烧了房子，连锅都特意砸烂了。
结果就是新渔民、旧渔民、渔霸的亲戚开始三方大乱斗，逃亡队伍中唯一的武官巡检在混乱中被一颗流弹打死，县丞和典史急忙逃亡盐厂求救。
盐厂能在这个地方立足，自然有战斗力不弱的护厂队，之前射阳镇的各方势力打得你死我活，他们只管看热闹。可现在有官员来投奔，他们只能立刻开出来接应县丞和典史。但和盐厂素来矛盾极深的新渔民在这种大混战的紧张状态，立刻认为这是护厂队出来镇压他们了。于是双方把巡检司的逃亡队伍夹在中间，一顿乱枪扫射，把包括典史在内的大部分人都给打死了，只有县丞等少数几个人逃进了盐厂。
既然已经开打了，那就一不做二不休，直接进攻盐厂。盐厂的人见势不妙，护厂队就算枪好，也敌不过人多势众，立刻乘船跑路，冲出射阳河口，一溜烟南下奔盐城县城去了。但县丞跑得慢，被逮住了。他过去倒也没特意祸害过射阳镇，却也没攒下什么功德，反正已经杀了这么多人，也不差这一个，顺手就给砍了。紧接着，旧渔民又来围攻盐厂，各方势力继续互相往死里打。
庙湾县丞只是八品小官，权责却很重，因为行政区划调整速度追不上黄河泥沙淤积速度，他管辖的地盘大小顶别处两个县令，他的脑袋一掉，就标志着附近地区的彻底失序。不论是绅是民，现在都没有心理障碍了。以前害怕因为造反引来官军的人，现在见本地最高行政长官都死了，知道此事绝对不可能善罢，于是索性破罐子破摔。以前行事尚有顾忌的民团，现在也开始打着“平乱”的旗号肆无忌惮。屠村灭门之事屡见不鲜，杀人手段也花样翻新，末世已经到来。
事物是普遍联系的，在这个交通发达的时代更是如此，淮南地区的动乱，迅速传导到了武汉三镇。或者说，即便没有淮南的传导，武汉三镇已经够乱了。
这里倒是没有人敢上街杀人，在坐镇的新军第五镇面前，什么乡勇民团的战斗力都是可笑的。但现在武汉三镇各级衙门几乎都是停摆状态，因为抓人实在太多了。
朱靖城这个汉阳县丞，如今居然成了天下四大名镇之一的汉口的实际负责人。因为汉阳府设在汉口的外委同知衙门几乎被清空了，五品、六品、七品的官员抓了个干净，就把他显出来了。
湖北节度使李鸿辞被抓，在武汉三镇做官的人，有几个和他没勾连？就算没定罪，现在也大都停职协助调查了。汉口如此，汉阳和武昌也是如此。
就在李鸿辞被抓走之后没几天，缠绵病榻已久的楚赣总督蔺一文一命呜呼，总督衙门随之关张歇业。湖北统会使司，如今是一个都事、一个副理问，两个七品官在管着。武昌府衙稍好，剩了一个六品的外委通判。
万幸的是，顺朝就算增加了官员，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吏治”的传统，下层的胥吏绝大多数够不着节度使这种级别，被抓的并不多。所以，关涉民生日常的各种柴米油盐酱醋茶事宜，还是有人管的，只不过稍微重大一点的决策就全堆起来了。
朱靖城现在整天为了全压在他身上的公务焦头烂额，但他最担心的却不是这些公务。公务嘛，能办就办，办不好也有借口，这不是衙门里的官都没了嘛，上面总不能指望我一个人管好汉口吧。
朱靖城现在最担心的，是怎么向自己的老长官李西平交代。
第三十九章 婚礼
“陕西西安的游客李西平先生，听到广播后请到午门外，您的家人在那里等候。”
“陕西西安的游客李西平先生，听到广播后请到午门外，您的家人在那里等候。”
好嘛！别人都是到乾清宫/养心殿/御花园等候，到我这儿改午门了！虽说“推出午门斩首”这事是艺术虚构，到了顺朝，连廷杖都不打了（直接送去台湾砍甘蔗），但还是感觉不太吉利。
李西平从武英殿这边急匆匆出熙和门，在内金水桥头右转，出午门来到存包处，一大家子人都等在这里。裴以时和熊欣牵着裴晨、裴玉、裴隆三个孩子，李伟和封奕在一旁嗦冰棍。封宁冲他招了招手：“这么大个人了，上个厕所都能走丢。”
李西平笑了笑没说话，李伟叼着冰棍抱起裴隆，口齿不清地招呼全家赶快去下一个景点。一家人过阙右门，进入了京师军学旧址的范围。
“过去皇子们上学就是走这条路吧。”熊欣说，“各种顺穿小说里出镜率最高的地方。”封奕说：“把各种顺穿宇宙打通，光是在京师军学女扮男装上学的就能凑一个班了。”
李西平说：“咱们刚才看的画像里，顺朝的七个皇帝，天兴和全高这两个还是挺帅的，丰盛估计年轻时颜值也不错。李自成英气是有的，但是一脸凶相。和端那长相就是纯‘鹰视狼顾’了，美贺是大胖子，德明是瘦竹竿。结果你看，和穿越女谈恋爱的也是丰盛、天兴、全高这三个最多。当皇帝都得看颜值啊。”
京师军学本来只在社稷坛以西，夹在社稷坛和太液池中间。社稷坛以北，夹在社稷坛和禁宫之间的这部分是后期扩充进去的，也就没什么重要建筑，如今改成了陈列馆。
“顺代内阁首辅诸葛阳宁在京师军学读书时所用的盔甲，由诸葛阳宁的后人诸葛钢铁女士捐赠。”
“顺庄宗李盛智在德明三十一年的作业本。”
“现存的最后一柄商洛山军刀，也是所有商洛山军刀中最为传奇的一柄，原属于闯军前营左果毅将军谢君友，其上的铭文为‘天下大同’。”
李西平挨个听着展品的语音介绍，忽然李伟喊道：“爸，你看这个人挺像你啊。”
李西平点了这幅穿着顺代常服的老人画像下面的语音介绍按钮：“晚顺洋务运动代表人物李西平的画像，作者为马哈利卡画家卢胡安（胡安卢纳），绘于1897年。共同捐赠者：封亮华女士、封时冰女士、封柳冰女士、封祥彪先生、封蔻菲女士、封沃美女士、封望江先生、封任绩先生、封薇瑜女士、封薇珠女士、封霍泰先生、封霍伦先生。李西平是……”
“行了，李西是谁我还不知道吗。”李西平嘟囔着。他发现自己醒了，躺在自己调兵山家里的床上。
封宁也醒了：“什么时辰了？”李西平看了看外面还黑着的天：“随便吧，今天又没什么要紧公务，接着睡觉。”
封宁却睡不着了：“你说，杨家的事怎么办？”李西平说：“办不了，就这样吧。”
昨天李西平夫妇收到汉口电报，自己儿媳杨安静的祖父杨祖臣、父亲杨平，爷俩因为李鸿辞一案的牵连双双入狱了，杨安静的几个叔父和堂兄弟也都一样。大冶铁矿账目亏空已久，早在今年年初就已经有人调查了。
所以很明显，杨家这么急切地联姻，就是为了把杨安静赶紧从自家户口本上弄出去。
理论上来说，顺朝办理犯罪问题不牵连亲属。可问题是，犯罪行为往往涉及金钱问题，而同一个户口内的家族成员，其消费是一体的，家属很难证明自己花的不是赃款。
由于顺朝对地租收入高的家庭征税更多，所以因为为了避税，一般成年的兄弟都是要分家的，同一户口内的俱是亲子、夫妻这样的至亲，难道家人犯罪，真能一点都没有察觉吗？
如果知道家人犯罪，还花了赃款，那在官府看来不就是从犯吗。就算不是从犯，也得拘来配合调查。大顺朝这司法，还讲什么证据，判刑的时候可能还得顾及一下司法程序，但抓人查案的时候就是凭想当然，看谁可疑就抓谁。
但杨安静和李伟订婚，情况就不一样了，虽然她的户口还没正式转入李家，但杨家已经向衙门交了转移户口的申请。理论上来说，杨安静现在真就已经不在杨家的户口本上。
如果是平民百姓犯了事，这办法不见得能有什么作用，但官员们内部还是得讲究一个体面的，已经出嫁的女儿不受追究是通行的规则。
当然，就算受追究，这些官员女眷受牵连的程度也比较有限。一般的做法就是找个宅子将涉案女眷集中羁押，等到结案，跟着父兄或者丈夫一起流放。
对于陕北农村那些只有一亩三分地，半佃农半雇工的穷汉来说，若是能用闺女换一石小米，送去伊犁配与边军为妻，这已经算是大顺皇帝给家乡父老发福利了。而杨家这样的家庭，显然是不愿意让女儿跟着自家一起去边疆的，所以这才急着赶在事发之前把女儿嫁出去。
杨家这事办得就相当之坑，两家多年的交情，突然来这么一出，着实让李西平和封宁难堪。李西平和封宁决定和杨家联姻，当然是考虑到了门当户对，但这个门当户对是为了儿媳妇自幼生长在和李家类似的家庭环境，到了新家之后，双方观念不至于抵牾。给李伟找投脾气的老婆，得性格活泼不沉闷，不能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得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得能接受新鲜事物。要符合这些条件，从同样的洋务派官员家庭的女儿里找当然是最合适的。
至于和杨家联姻能在仕途和生意上带来多大帮助，李西平和封宁还真没考虑过。诸葛阳宁这个内阁首辅就算离职了，能量也比杨安祖、杨平父子大不知多少倍。李西平经历了鸦片战争、麻城改革，又在上海办洋务，他的人脉还需要靠和杨家这种小官僚家庭结亲来拓展吗？李西平要是想图亲家什么，和诸葛阳宁结亲都可以。诸葛阳宁没有女儿，而他的侄女们嫁入的人家很多都没有李西平官职高。对于诸葛家来说，把女儿嫁入妥当老实的小官僚家庭，远比追求什么政治联姻安稳得多。
李西平和杨平没有生意上的往来，杨家犯案是不可能牵连李西平的。如果在相亲之前，杨平就说明自家情况，封宁可能会犹豫，但只要李伟对杨安静的印象没问题，李西平觉得自己多半会答应这门亲事。但是站在杨家的立场上来说，他们不敢赌李西平的态度也是再正常不过的。毕竟有这样的娘家，不同意结亲才是人之常情。
碰到现在这个情况，大部分人家多半是会选择退婚的。毕竟李伟和杨安静只是订婚，不是结婚，是可以退的。李西平和封宁却没考虑过这个方案，此时退婚固然能“止损”，却也得被人笑话一番，名声上并不好听。那如果就势认了这门亲事呢？唯一的“损失”就是李伟没了一个做官的岳父帮衬，可李西平和封宁与杨家结婚本来图的就不是这个，只要杨安静本人没问题，遵守婚约才是最有利的。
在床上翻来覆去烙了会儿烧饼，李西平也感觉睡不着了，爬起来从炕尾拿水壶给自己倒了点水。因为放在热炕上，水还是温的，这个年纪，早就不能大冬天的喝凉水了。
李西平和封宁的这个床铺的设计是很奇怪的，非要起个学名的话，应该叫“拔步炕”，它外观上是传统的拔步床的结构，却是不可移动的，床架里面是火炕。
床用的木料不是热带硬木，就是东北本地山场出的木材。李西平他们这家人在很多方面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特质”，会追求提高生活质量的消费，但是鄙视奢侈，敢冒险，崇尚“勤劳致富”，重视子女教育但是不通经典。
就是不知道，李西平和马克思这种反贼通信往来是怎么回事。
“咱们给小伟发报吧。”在床上坐了一会儿后，李西平说道，“让他自己定。”
现在，球踢到了李伟这边。李伟也愁，好端端的结什么婚啊，你俩也真能坑娃。
李伟最近是真忙，官场巨变，商场岂能不跟着震动。虽说封李两家在武汉的产业都有职业经理人打理，没有东家代表的时候也能正常运转，但一些重大决策和交际应酬，李伟还是都得参与。
但杨家的事情也不得不解决，这涉及自己的名声问题，解决不好的话也耽误做生意。
“章掌柜！准备安排我的婚礼！”
两家联姻和两个势力选择盟友是一样的，选择错误的盟友的危害，远远赶不上在选择盟友问题上左右横跳的危害。既然已经选了，那就索性坚持到底吧，反正选择和杨家联姻，本来就是图观念相近，而非利益联合。
当然，要不是人家小姑娘长得好看，可能就是另一回事了。
婚礼出奇地顺利，甚至感觉不到有什么异常，毕竟之前订婚的事情女方那边就一直是赫赞节、杨松夫妇操办的，他们并没有被杨家的案子牵连，照旧待在汉口，杨安静也住在他们家里。
李伟的婚礼办得比原计划冷清一些，毕竟最近武汉三镇风声鹤唳，大家对于社交都比较慎重，很多与李家相熟的人也只是送了礼但人没来。这倒也正合李伟的意，他也不愿意自己结婚这事关注度太高，这样还省了接待宾客的工作量。
李伟的婚礼可以说是标准的“充满了新兴资产阶级暴发户的气质”，反正也没几个诗书传家的大门槛的人来赴宴。整场婚礼的风格是盛大且土，而且其实没花多少钱。整场婚礼开支中最大的一部分是在街上摆宴请汉口市民吃大席，标准的乡下土财主进城的作风。
如果非要往“深邃”了说，这其实也是李西平策略的一部分，洋务运动以来，很多新兴的有钱人一心削尖了脑袋往缙绅录、乡贤祠里面挤，结果遭遇了传统士大夫的强烈反弹。
如果没有大清朝这个奇葩，传统的士大夫当然不会反对洋务运动。哪怕是在清朝，山东道监察御史张盛藻反对京师同文馆招生计划时说的也是：“天文、算法，宜令钦天监天文生习之；制造工作，宜责成工部督匠役习之。文儒近臣，不当崇尚技能，师法夷裔。”
唐太宗派人去印度学制糖，宋真宗引进占城稻，命令是皇帝和朝堂上的士大夫下的，执行的都是普通工匠。明朝引进佛郎机炮也是一样，具体的执行是巡检这么个芝麻绿豆一样的九品武官带着工匠做的，而海道副使这样正经士大夫出身的文官只管发号施令就好了。
从来就没有什么成规模的士大夫群体真正反对学习西方技术，他们反对的是怎么能让读书人去学洋人的奇技淫巧？怎么能让这些学奇技淫巧的人和我们同列？
这种思想其实一点都不稀奇，俄国、日本、普鲁士的封建贵族难道就能接受造蒸汽机的工匠和自己平起平坐吗？照样不耽误他们引进新技术，最后新兴力量发展得不可遏制，旧贵族被推翻。
士大夫口中的“读书人”不是指识字的人，而是指一种身份，一种体面，是指那些正经学儒经出身、考文科举的人，虽然是世俗政权的官员，却带有一定的“教士”属性，代表着政权的价值观取向，也是千年来理所当然和皇帝“共天下”的群体。就算顺朝是农民起义改朝换代，也顶多是把穷秀才提拔成大官，让这个群体内部流动而已。搞洋务运动，读书人没意见，就如同先秦儒家对于实际上破坏了周礼的铁犁牛耕也没意见一样（比如司马耕字子牛）。但是，如果洋务运动中崛起的这些“暴发户”想在社会地位、文化地位上和传统缙绅一较长短，那他们可就要重拳出击了。
明朝末年的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大部分就是拼了命想挤进士绅行列，所以他们赚了钱就去买地，去供自家子弟学儒经，想方设法要混进士绅圈子的末流，其中不乏各种跪舔行为。哪怕是郑芝龙这个海贼王，都一心求招安，招安之后到处购置庄园田产，把儿子郑森送去南京国子监拜钱谦益为师。所以无论是在李西平原来的时空还是这个时空，郑森虽是海贼王家族的继承人，而思想上却都是标准的儒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