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枢旨意下达：湖北节度使李鸿辞，革去本兼各职，进京候审；湖南节度使李南龙，革去本兼各职，进京候审。
第三十七章 扬牛
京城的冬初不是个舒适的季节，干燥的气候对于自幼生长在水边的人来说实在难以忍受。
不巧的是，如今母仪天下的牛皇后就是在湿润的广州长大的。低温和大风刺激着她的鼻黏膜，空气中还飘荡着煤灰，让她最近喷嚏不断。
不过有一件事对牛皇后来说就是福音了，这个时代已经有柔软的医用卫生纸了。虽然还是价格昂贵的奢侈品，但至少身为皇后，还是有擤鼻涕的自由的。
从姓氏就能看出牛皇后来自哪个家族。顺朝的皇后皆为勋贵家庭出身，顺朝姓牛的勋贵，自然只有禹侯牛金星一家。
勋贵不一定是武将出身，就像明朝的李善长、刘伯温也是勋贵一样，顺朝的牛金星、宋献策同样是勋贵。与绝大部分勋贵家的小姐不同，牛皇后本来只能算是“中等人家”，她父亲不是禹侯，她祖父也不是禹侯，她祖父的兄长才是。她祖父作为不受宠的庶子，父母早亡，又不见容于大妇，被早早打发出去，在广州海关做了个小官。
这个“中等人家”仅仅是勋贵圈子里的中等而已，嫡母还是得按继承法给牛皇后的祖父分一笔家产，在广州官场上，他也依然能利用勋贵的人脉。鸦片战争的时候，正好赶上牛皇后的祖父去世，她父亲带全家送祖父的灵柩回北京安葬，恰好躲过了战火。鸦片战争后，牛皇后的父亲能力平庸，就继续在广州做个九品小官。
没想到就在李盛智大婚前不久，喜讯传来，时任禹侯，也就是牛皇后的堂伯病故了。牛皇后祖父的兄长只有这么一个儿子活到成年，于是禹侯爵位按继承顺位就落到了牛皇后父亲的头上，牛皇后一下子变成了勋贵嫡女，然后就中选成为太子妃，如今成了皇后。
牛皇后的相貌很普通，琴棋书画学得相当勉强，对宫廷礼仪更是粗疏，她中选的原因相当奇葩：因为数学学得好。生在一个祖父、父亲都是海关官员的家庭，让她有了这种熏陶的基础。
顺朝的皇后不是尊荣的闲职，除了负责礼仪性工作，还是内廷女官和皇商的上级，所以德明帝和李盛智当时在选太子妃的时候态度很一致，在身体健康且不丑的基础上，选数学成绩好的。
此时，皇后正一边擤鼻涕，一边看着一堆账本发愁。
和皇帝有内阁一样，皇后也在内廷女官中有自己的幕僚团队。但是朝廷的内阁是从全国范围选拔人才，内廷女官出身的圈子则要狭小得多，绝大部分来自皇商家庭，一小部分出身于皇庄佃户。皇后的这个团队当然不能算差，但比起帝国的核心决策层终究是二流的。
湖北、湖南一口气拿下两个节度使，震动的是半个国家的官场。最要命的是，李鸿辞和李南龙全都是“宗社党”。
顺朝对宗室的优待固然没有明朝那么高，甚至宗室禄米都要由内帑开支，只有提供给宗室的免费教育是走国家财政。但既然是宗室，怎么能没特权，各种皇商生意有很多宗室参与其中。所以现在一旦案发，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清理账目。
但是在这个时代，大规模处置宗室本身就是一件极其不正确的事情。
要说皇帝不爱自己的亲戚，但是爱百姓，收拾宗室是为了造福百姓，这种狗屁放出来有人信吗？这么干只会造成皇帝与大量和皇权绑定的群体之间的信任危机。
比如皇商和内廷女官，他们都不服务于国家，是皇家的私家雇员。如果皇帝刀刃向内，连宗室都收拾，那皇商和女官的高层又有多少完全干净呢？
天佑殿的阁臣、军师署的侍中，虽然都是正经的外朝官员，但他们最重要的身份是皇帝的秘书，内阁首府和军师也只是两个秘书长罢了，离真正的宰相差了十万八千里。真正给这些人权力的不是政府，而是皇权。
勋贵更不必说，他们和皇帝本身就有一种宗法上的关系，类似一个庞大的“商洛山家族”，皇帝是这个大家族的总族长。现在皇帝对最亲近的族人严查，“秉公执法”，这些旁支族人的思想自然也会波动。
这个时候，就要看皇后的作用了，勋贵家族出身的皇后，要起到皇帝和“家族成员”的纽带作用。
牛皇后的母亲、祖母都是出生小官僚家庭，在勋贵圈子里没有什么近亲，但这关系也不大。顺朝人凭借经验，隐约也能意识到如果勋贵圈子只内部通婚可能于子嗣不利，所以既互相联姻，又与普通官绅人家互通嫁娶，纳妾的渠道更是五花八门。譬如德明帝的吴皇后，其母就是妾室，原本是不能生育的吴家大妇从人牙那里“雇佣”来的使女，是天津某个欠债破产的渔夫的女儿。所以，虽然顺朝历代皇帝只娶勋贵之女，但只要不允许某个家族有两代皇后，就没有近亲结婚的危险。
勋贵的人脉网络对于联姻的依赖性没那么高，牛皇后的父亲回京继承家业之后，就立刻有一群八竿子打不着的人来讨好了。大家只想当禹侯的朋友，禹侯是谁无所谓。她当了皇后之后就更是如此，所有贵妇都想当皇后的闺蜜。就算皇后的外公是个崩算盘珠的未入流小官又怎么样呢？又不耽误人家是大顺最有权势的女人。
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这次由昌平清丈土地引出来的大案，案值及其惊人。在天子脚下的昌平，已经几乎不存在自耕农了，土地被豪势之家兼并殆尽，然后又各种巧立名目，分散挂靠在不同的人名下，来逃避税收。顺朝没有免税特权，但是自耕农的税率低于地主，地主又以收租在二百石和五百石两个界限分为三档，税率各不相同，其中可操作的空间非常大。
能在离京城如此之近的昌平如此肆无忌惮地兼并土地，做这种事的人都是什么背景可想而知。顺朝没有明朝那样的宗室就藩制度，只有宗室庶人才能离开京城、西京、天保三地自由居住，倒是免去了宗王祸害地方之患，但结果是拆东墙补西墙，他们和明朝的勋戚一样，可着京城周边这一圈祸害。
同样问题严重的还有江宁周边，那里倒是没多少大顺勋贵，但那里曾经有很多大明勋贵。倒不是说大明勋贵现在还有什么影响力，而是当年顺朝建立的时候，要赏赐自家开国功臣，要加强对江南的控制，总不能学大清，在人口密集的南方圈地，所以明朝南京附近的勋贵庄园就成了最好的赏赐之物，那些庄园现在的主人基本上都和顺朝的开国功臣沾亲带故。顺朝迁徙大量士绅充实陕西，固然加强了朝廷对地方的控制力，但并不意味着百姓的负担在过了开国初那段时间之后还能减轻多少。牛金星、宋企郊的门生乃至翻身的穷秀才成了新的乡绅，获赐江宁田庄的农民军将领的子孙甚至有些本人也会和明朝的江南豪门一样放高利贷、兼并土地。
当然，在顺朝的官方层面，是不承认有什么“宗社党”存在的，也不会特意打击某个群体，就是普通地查案而已。而案件的导火索，则是衡山伯李盛渡、三原男李延定。
自从有参与清丈土地的国子监监生遭遇“土匪袭击”遇害，这个案子就再也摁不住了。昌平相对于京城来说算是近在咫尺，很快，户政府尚书直接带队进驻昌平。
很显然，没有“土匪”敢找尚书大人的麻烦，接下来的问题也就好办了。大顺朝的违法犯罪，靠的从来不是什么严谨周密的作案手法，而是谁敢告状就弄死谁。只要上面真想查，没有能捂得住的。更何况，皇帝压根不用查，闭着眼睛想一下，也能知道自己的老堂兄李盛渡是个什么东西。衡山伯敛财不法不是常识吗？
很快，另一个重磅消息传出：奉旨巡查江苏的乾王李盛慧出任松江总督，兼管水师事宜。
理论上来说，总督衙门是朝廷的派出机构，确实是可以临时新设的，但是多年积累下来早已有了定规，通常情况下，皇帝并不会随便新设一个。每设立一个总督衙门，都要增加大批僚属，都要侵夺一批原有部门的权力，哪里是那么容易的。
新设松江总督的消息一出，京师官场沸腾。每年的新科进士不论文武，当然都不愁分配，但普通的举人和国子监监生，想得文谕院授一个官，谈何容易。总督衙门的很多职务并不是真正的官，只能算是总督的幕僚，但能给王爷做幕僚，还是在松江这样的要地，于前途当然是大大有利。
乾王府果断闭门谢客，把所有想“跑部前进”的人拒之门外。第一，人家王爷家缺亲戚朋友吗？这种好事怎么就轮得到你？第二，这种消息一传出便临时抱佛脚现拉关系的人，也多半没几个有用的。
李盛慧自有一班幕友清客，但新设的总督衙门显然不可能只安插自己的人，他是个奉天巡阅的钦差，不是把松江封给他了，那么干纯属找死。李盛慧自己的班底只占了三分之一的岗位，都是没有官府编制的私人幕僚岗位。有一些岗位需要文谕院推荐，这并非明文规定，却是顺朝所有总督都遵守的惯例。与明清时期总督衙门虚设，全是幕僚不同，顺朝的“冗员”问题相当严重。总督衙门的很多官员，都是在那些常设机构有一个挂名的编制，但是在总督衙门上班。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总督衙门的经历，掌管往来文移和衙署内部事务，甚至有“副总督”的俗称。一般来说，总督衙门的经历由四品官担任。
配给李盛慧的经历叫作朱务镛，原本是云南节度使衙门的经历，后来回家丁忧，刚刚回来上班。
顺朝并无丁忧守孝的制度，但不是明文取消，而是把“夺情”变成了常态。文官家中长辈亡故，就照例打个报告，上级就照例“夺情”，只给个丧假，回家处理完丧事，回来接着上班。
但是，也有个别人非要丁忧三年，那也没人拦着，自己乐意的话，当然可以离职回家。但三年后再给你安排什么工作，甚至有没有工作可以安排，那就不一定了。
朱务镛愿意把之前的五品官职扔了去守孝，是因为他真不想上这个破班了。德明帝留下的最后一任云南节度使，是个兼具活菩萨与活阎王属性的奇葩。
在省城昆明，他吃斋念佛，修桥补路，不管是精神文化领域的文庙、武庙、佛寺、道观、教堂、礼拜寺、孤老院、慈幼堂、义冢，还是经济领域的桥梁、道路、河堤、水渠，他都大把掏钱建设。每次无论劝缙绅捐款还是拨省里公费，都带头以私囊捐款，毫不吝惜。
至于拨了省里公费之后要不要加派赋税，那你别管。
而在地方，云南各族杂处，多山且有矿，本来就是容易出事的地方。节度使大人最喜亲临前线，无论是土匪啸聚、百姓起事、土司造反、民间械斗，节度使大人事必躬亲，亲自带兵前往弹压，而且也确实能打。他是进士出身，从县令一路升上来的，在河南老家的时候，就组织乡勇打过土匪，后来在陕西从县令升到府尹、防御使，都是靠弹压白莲教的功劳，在这方面相当有经验。
弹压之后，节度使大人的处置方式也简单。无论滇黔川桂各省和安南国，还是邻近的缅甸、老挝，哪里的矿坑缺人，就把所俘青壮拉去卖掉。大顺朝显然不太缺人口，云南这地方在内陆，没有发展海外市场的条件，因为“市场饱和”没卖掉的部分，还有没人要的老弱，全部“就地处理”。
大人信佛，且什么佛都信，如来佛祖、玉皇大帝、王母娘娘、元始天尊、太上老君、通天教主、孙悟空、猪八戒、济公乃至阎王、城隍、山神、土地在他这里都是佛，还包括“圣母玛利亚菩萨”“施洗约翰大明王”等等。他通过信自己认为的佛还总结出了一套理论：杀人只是消灭肉体，不会伤害魂魄，只不过是送人进入轮回而已。今生受苦之人，必是前世造业，今世被杀一次，则人死业销。每次杀人回来，必请高僧做法，祝被杀者往生极乐。
卖了人所得的钱，大人自己也不贪，拿去修佛寺、修尼姑庵，让和尚、尼姑收养弃婴，弃婴长大了都当和尚、尼姑，省得生出更多后代，没有地种，又去械斗。如果有和尚敢违背戒律生私生子，那也是直接砍头。
让弃婴做和尚当然没问题，在这个年代这是标准的善行，反正比直接淹死或者喂野狗强。砍几个不守戒律的和尚，也在正常士大夫的理解范围内，但是动辄全村斩首这种事，还有这套“佛法”，就算是在封建社会也着实骇人听闻了。两个村子争夺一个坝子的水源打了起来，他能直接把两个村子都屠了。节度使大人还理直气壮：“别处人犯罪流放云南，云南人犯罪往何处流放？只有杀了干净。人既少，水土便足。”
他甚至认为福建、广东的那些官员是伪君子。你们把闹事的青壮卖去海外，剩下的老弱没有耕地，又没本事造反，还不是早晚死于营养不良导致的各种疾病。你们不杀他们，假装他们都是病死的，自己倒是良心安了，可实际上和你们杀的有什么区别？像我这样直接全都砍头，倒还省得他们零碎受苦。
然而，就这么个“大顺计划生育急先锋”，德明、全高两代皇帝对他都颇为信任。人家不贪赃、不受贿，就爱杀人而已，而且杀人没杀出问题来，有不服甚至造反的，都让他给杀了，那就杀呗。如果朝廷不让他杀，有没有什么办法安置被他俘虏的那些人？
数年下来，节度使大人倒是有效促进了云南的民族团结，无论汉回彝傣，谁都不恨，就恨他一个人。
从朱务镛的名字就能看出来，他是明朝蜀王一系的宗室，当年大顺秦王张献忠入川，把他全家杀得不剩几个。等到天下平定，农民起义者变成了新官府，他们又能出来公开露面了，就得反思，为什么我们的家人里有很多并不是宗室流氓，只是什么都没做的庸人，从来没有主动害人，可还是被杀了？
反思的结果当然不能是“闯献逆贼暴虐无道”，否则最后剩下的这几颗脑袋也保不住了。所以只能承认，既然吃了国家俸禄，那么什么都不做就是罪。
把这个思路代入现在的云南时局，节度使大人说土地养不活这么多人，得杀，姑且无法反驳。可是，省城里的官吏至少有一半尸位素餐，吃人饭不干人事，乃至节度使资助的那些大和尚，吃得脑满肠肥，满嘴豆油，为什么杀的不是他们？乡绅、土官、矿主都把百姓视如羊狗，连大牲口的地位都不如，凭什么杀的不是他们？
原因是很明显的，节度使就是他们中的一员，没有自己杀自己的道理。但朱务镛是实在受不了这样的环境了，趁着丁忧退了下来。
结果回家一看，嚯！家里更不像话，自己的大哥打着自己的旗号鱼肉乡里，瞒地逃税，把朱务镛吓得半死。最离谱的是，他鱼肉的还是自己家的亲戚，他家里被他吊起来灌凉水的长工、佃户，也通通都姓朱。咱们是前朝皇族，现在还能有的是平民百姓，有的居于士绅之列，这已经是天大的运气了，你还想尽办法当惹事的出头鸟？大哥则反过来责怪他，说你好好的官不做，丁哪门子的忧，咱爹死了算多大点事。你这人走茶凉，连带着县令看我都没那么客气了。
看到大哥居然还在经营开赌坊诱骗良家子弟赌博的作死生意，朱务镛实在不敢在老家待了。为了避税，他八岁那年就和大哥分家了，于是把自己名下的土地卖给了两个给自己做佃户的族弟，象征性收了点钱，带着老婆孩子跑路到了省城成都，在大益书院挂了个教职。
这家书院建于明朝正德年间，后来张居正以结党为由禁毁书院，大益书院被废弃，到了顺朝，由孙可望出钱重建。朱务镛这种正常离职的官员，到哪都会有人捧着，那些依赖政治特权的商人要在官场广结善缘，朱务镛这样的人是有舆论影响力的，不能得罪。所以大益书院的教师们虽然工资不高，年节期间却能收到商人的礼物，只求他们不说坏话。朱务镛这种过气的官员收的礼物不多，但养家糊口也足够了，甚至能维持中产生活。
没想到三年丧期一过，他被起复了，而且还官升一级，变成了总督的经历。
过去在云南，节度使每次杀完人，都得他去收拾残局擦屁股。动辄一个村子从地图上消失，剩下的土地也不太可能退耕还林，还有房屋、牲畜、农具、水源、柴草林等等资源都要分配给谁，全都是琐碎复杂的超级烂摊子。节度使可以当灭霸，打个响指就不管了，他们这些具体办事的人得跑断腿。
全高帝认为，朱务镛既然在云南那种地方都能收拾得了如此烂的烂摊子，那么给总督做经历应当也不在话下。
朱务镛直呼苦也，云南的复杂那和松江的复杂能是一码事吗。但皇帝不在乎，鸦片战争之后，松江贸易规模迅速扩大，出现各种新办产业，原本在广州管过外贸的那些官员，其实也未必管得明白松江的事情，既然朱务镛之前的表现证明了这个人还挺聪明，那就让他来吧。反正大家都是外行，那就从外行里选一个学习能力比较强又比较年轻的。
文谕院这边推荐了朱务镛等一批官员，又占去了大约三分之一的名额。最后剩下的三分之一的名额，得京城这边和松江本地的各方势力，乃至与李盛慧有所结交的其他无关高官分润，不让李盛慧一系的人吃独食，连皇帝、皇后都得安插几个亲信私人。
李盛慧的话早就递到弟妹这里来了，请牛皇后推荐几个到松江总督衙门任职的工作人员。若是寻常官员，这等机会可能一辈子也求不来，但对于皇后来说，她反而嫌这种事太多了。
这种互相给面子的事情，推荐的人不能是那种不干活只会捞钱的，可以适当捞一捞，但一定得能派得上用场。而且让李盛慧帮着给自己的亲信安排工作，就等于受了李盛慧的人情，之后李盛慧在松江总督任上有了什么麻烦，她主管的女官、皇商的系统，以及与她家有关系的一些勋贵，在各方面也要给总督衙门行方便。牛皇后娘家没什么势力，也挑不出很信得过的精明强干的人。
如果想不欠四哥这个人情，也不行。大顺朝的教育搞得过于好了，积压了太多读过书却没官做的人。如果在这种事上不能给自己的派系争取利益，下属离心离德，以后自己的工作也不好干。当然没人敢明着和皇后叫板，可日子没有奔头，消极怠工是难免的。
牛皇后想起这事就头疼，看了看身旁侍立的尚宫局秉笔女官章潇仪：“今年女官考选落榜的人，名次排第一的是谁？”
顺朝的女官尚宫局并入了宦官司礼监的职能，所以也设有掌印、秉笔等职务，也就是说，章潇仪做的实际上是和前朝的魏忠贤一样的岗位。如果想要脑袋的话，对自己的定位就得准确，就算在女官之中权最重，也只是皇后的秘书，甚至连座位都没有。大顺朝再“礼贤下士”，也只能是三品以上高官和一些特殊的“有德长者”在皇帝、皇后面前有座位，女官是皇家的佣人，权再大也得站着。
章潇仪似乎早就知道会有这个要求，转眼间就不知从哪把今年女官考选的成绩单变了出来，还附带落榜生中第一名的资料。“赵琴鹤。父赵孝思，海户。夫谢陆，海户……这两个海户具体是做什么的？”
章潇仪对答如流：“赵孝思是为杨家养斗犬的，家境小有。谢陆做菜蔬生意，未得职司，在宗安西掌柜手下听用。宗掌柜是应择善的下属。”
牛皇后在脑子里把给皇宫供应菜蔬的皇商挨个过了一遍，半天才想起应择善是谁。她接手皇后工作的时间也不长，以前李盛智只是监国太子，后宫的日常工作还是婆婆吴皇后负责，她从旁协助。李盛智继位后，吴太后撒手不管，牛皇后要把这么多繁杂的头绪捋明白着实困难。应择善负责的是白菜、菠菜、莴苣、芹菜等叶菜，虽然理论上也能见到皇后，但让皇后记住一个尚食局开大会时才有资格站最后一排的卖白菜的，着实不容易。至于应择善手下的小掌柜手下的职员，那就更和皇后隔了十万八千里。
但不管怎么说，也算自己这个系统的人，谁让他娶了个做题厉害的老婆呢。“让应择善查查这个人，要是没什么一定不能晋升的大毛病，就写个荐书来。让他们夫妇掌松江总督衙门采买事宜。”既然反正没什么亲信可以提拔，那就干脆按成绩排序，选女官系统落榜生的第一名，跟她搭班子的丈夫只要不是个惹是生非的人就行，这样既给自己派系的人争取到了利益，而且在人选问题上有分数说话，谁都没话说。考试成绩第一的未必会是最合适的，但肯定是最没争议的。
章潇仪跪坐在一旁的坐垫上，在小桌上开具了公文。别的官员扩大自己在官场的势力，盼着升官，但皇后通常不至于盼着升任太后，这种给自家党羽安排工作的活计，对皇后来说着实是苦差事，办好了也没什么好处，办不好倒是有坏处。但掌握身为皇后的权势，本来就是天大的好处，你不干有的是人想干。
章潇仪把公文呈上让皇后签字：“扬牛家的人又来求见了，要见吗？”牛皇后叹了口气：“见吧。今日不见，明日又来。”
顺朝在不影响皇权的基础上搞了好些“原教旨主义”的复古，“扬牛”这个奇怪复姓就是其中之一。就像诸葛氏就是诸县葛氏一样，扬牛氏就是扬州牛氏。二代禹侯牛的幼子在扬州为官，留下了这一支后代，没有做官，而是成了盐商。
顺朝扬州的盐商分为大派，一派是江南人，尤其以徽州人居多，称为“徽帮”，另一派则是秦晋商人，称为“西帮”。牛家虽然来自河南，代表的却是出身西北的顺朝开国勋贵，所以成了“西帮”的领军人物。
在另一时空，与很多人想象中的清军一入关，晋商就发达了不同，清军入关肥的仅仅是少数和清廷勾结密切的晋商高层而已，实际上反而导致了晋商中层的普遍利益受损。道理很简单，晋商在明朝之所以能崛起，关键在于明朝需要他们承办北方边塞的军需供给。而清军入关之后，要去南方镇压农民军，晋商哪里还斗得过徽商。之后清朝与准噶尔开战，让晋商回了回血，但准噶尔灭亡之后，连范永斗的后人都被乾隆卸磨杀驴。
如今换成顺朝坐江山，秦晋商帮着实风光了许久，但是到了天兴年间，蒙古、俄国的战事都结束了，“西帮”面对资金更雄厚的“徽帮”还是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衰退。即便如此，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何况现在还没死呢，还有蒙古贸易、对俄边贸等盈利点支撑，“西帮”在盐商中的地位依然很重要。
这个时空的“西帮”还有一个重要项目，就是日本贸易。日本臣服之后，伊达家强化锁国政策，日本不再和朝贡体系以外的任何国家来往，而来自中国天子王畿和朝鲜、安南、琉球的商船，则属于内部贸易，不在禁止之列。为了收税方便，依旧在长崎一口通商，但是对于来船数量、规模不再限制。
在这种局面下，日本贸易视同国内贸易，从辽宁、河北、山东出发去日本的商船渐多，而这些地方正是顺朝五营士兵根基深厚之地，是“西帮”的势力范围，故而“西帮”从闽浙商人手中狠狠咬下了一块日本贸易的份额，即便是没有了北方边疆战争带来的利润，也足以让他们能够立足。
顺朝的盐法一直在明朝的基础上小修小补，未有太大改动，但是在洋务运动中，则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早在鸦片战争之前，顺朝的制盐业就局部采用了蒸汽机，沿海各盐场全部改行机械扬水晒盐法，秦晋的盐池用上了燃煤锅炉，四川的井盐以蒸汽机提水，用天然气煎盐。
为什么汉朝可以盐铁专营，后世不能效仿？为什么宋朝对手工业管控严格，到明朝就不行了？为什么永乐、宣德年间可以下西洋，之后就不行了？因为技术是不断进步的，只有在官府相对于民间有巨大技术优势的时候，才能形成官营垄断。手工业技术进步了，原本在官营作坊才能做的东西，现在十几个民间工匠凑在一起就能搓出来，那官营作坊怎么竞争得过他们呢。所以，和很多人的直觉相反，手工业越发达，国家就越难以控制，越难以对手工业征税。
但是到了工业颠覆手工业的时代，情况就变了。江苏煮盐的灶户，再有“工匠精神”，他们的成本能比大型制盐工厂更便宜吗？如果私盐卖得比官盐还贵，那谁还买私盐？所以，顺朝对盐法进行了彻底的改革，原本严防死守的运销环全面放开，不再对运销征税，而是对工厂征税。监管这些盐厂，可比到处抓盐贩子，乃至和自家的垄断盐商斗智斗勇要轻松不知多少倍。
顺朝的盐业能率先进行机械化生产，倒也不是因为什么“创新精神”，纯粹是利益驱动。
在李西平这样的新兴资产阶级眼里，依靠皇权做生意的皇商都是废物，但就算是废物，也是分三六九等的。
经营出版业、承办军械、造船、做军装的这些人，是皇商中比较有能力的，他们真的需要亲自去经营一些产业。
那些贩玉石、贩毛皮，甚至卖皇宫剩菜的，就要差很多，做这些行当的皇商也需要亲力亲为做一些工作，不过难度并不算大，能做好只能说明不蠢，有个普通商人的水平。
而卖盐的则在鄙视链最底端，完全靠祖宗传下来的盐引做生意，根本不需要任何技巧，垄断着盐引的渠道，把活计都交给下面的分销商来做，自己只管坐在家里数钱就行了，傻子都能干。
盐商的难度低到什么程度？低到皇家选拔女官的时候，选拔范围压根不包括盐商家的女子，因为做盐商不需要任何技巧，不需要奋斗，也就培养不出做题家。
而偏偏盐商又是皇商中最有钱的，富甲天下。跟大顺朝盐商家中的银子比起来，前明的勋戚、藩王都差着行市。唯一的区别就是，盐商没有宗法、姻亲、军功的皮来保护，兴废取决于皇帝一言，皇帝可以三天两头勒逼他们捐款。但即便如此，盐商也是天下顶级的豪富之家，带动得盐商最集中的扬州，即便在顺朝废漕改海的背景下，依然是全世界排得上号的大城市。
而那些苦哈哈地打盐井的皇商，他们也依附皇权，他们也盘剥百姓，但他们的生意还是需要技术的。与扬牛家这种完全依托权力的盐商家族不同，负责制盐的皇商，他们的祖上是当初闯军的间谍组织，负责在城市里销售闯军抢到的战利品，同时刺探情报，是靠着真本领和流血牺牲，才给子孙挣下了家业。所以在李自成的时代，皇商才能经营一些有难度的行业，而不是躺在家里数钱。正因为经营有难度的行业，反过来又使得皇商群体中，每一代总能出几个多少有些本事的，不至于完全养废了。
在制盐业这样的行业，皇商互相之间要竞争，皇商还得和民间私商竞争。虽然他们有皇权护身，可如果在皇权加持下依然竞争不过民间私商，还是会被淘汰的，所以迫使这些经营制盐业的皇商不能太废物，还是得在提高生产效力方面想想办法的。
而盐业又有特殊性。首先是能制盐的地方，农业条件通常不会太好，粮食价格总会比别处高一些。其次是盐业的一些环节，并不能靠堆廉价劳动力来解决，比如把海水提入晒盐场，无论用多少人力，累死也不能和水车效率啊。最后就是这些皇商能接触到帝国的最高层，眼界和普通商人不一样。
各种因素综合，才让盐业成了鸦片战争前就局部引入蒸汽机的行业，在洋务运动中的全面机械化也就顺理成章。
那么，盐业改革了，原本掌握盐引的盐商该何去何从呢？答案是继续做盐商。
德明帝的改革以稳为先，如果这些家资巨万的盐商一下子失去一切，显然会造成巨大的动荡。所以，顺朝新办的每座大型制盐工厂都有这些盐商的股份，这些人不参与管理，但依旧拿分红。
这就是封建权贵和新兴资产阶级利益不可调和之处。在资产阶级看来，我们有资金，有技术，这盐业不让我们做，却让一帮外行做大股东，我们做打工的，还有天理吗？而在这些旧盐商看来，我们的特权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就算是大顺推倒前明，也不过就是抄没一批旧盐商，换上一批新盐商罢了，你们凭什么改规矩？
明末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皇权一指头就能碾死，而就算经过了洋务运动，现在大顺的资产阶级，也只是进化到了皇权一巴掌就能拍死的状态。所以不服也没用，得老老实实憋着，除非你比皇帝更牛逼。
但是随着淮北大起义的爆发，比皇帝更牛逼的人来了。农民当年都能把李自成推上皇位，现在教训几个李家的走狗还不轻而易举。
很多农民起义者对工厂的态度都是砸，但是盐厂不一样，盐厂并不冲击农民的生活，毕竟绝大部分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可不包括煮盐。食盐工厂冲击的是原本煮盐为生的灶户的生活，但是当年工厂建立的时候，灶户就不存在了。一部分灶户被雇佣为盐厂工人，还有一部分灶户分到了原本用于为煮盐提供燃料的柴草田，改行种地，导致灶户内讧。剩下的人在朝廷镇压的时候死了一些领头的，青壮有的自行逃到上海务工，有的被抓之后拉到港口，装船送走，卖往国内国外、世界各地，有闯关东砍木头的，有下南洋种香料的，有去阿拉斯加挖金子、去秘鲁挖鸟粪石的，有给拉科塔人当长工的，有给巴西人种咖啡的……至于老弱，爱去哪去哪。
曹威远造反前就卖过私盐，不是灶户私自煮的盐，而是直接从工厂产能里偷出来，不报税的盐，所以才能卖得比官盐便宜，他和这些工厂的关系可想而知。那些个只会分红的大股东和他们的代理人或者被杀，或者逃跑，原本的职业经理人和工程师成了工厂的实际控制者。曹军打到哪里，淮北各盐场的私盐就卖到哪里。甚至曹军没到的地方，也有官军从曹军手里买盐然后转卖。
而淮南地区依旧被朝廷控制的那些盐厂，是按产盐量缴税的，产盐越多，缴税越多。正常状态下这倒没什么，官营工厂完全垄断，私盐的比例很小，产多少盐就能卖多少钱，税缴得多，挣得也多。可现在淮北地区不用缴税的私盐四处扩散，严重侵夺了淮南盐的市场，淮南盐还得照章纳税。
于是，扬州盐商就开始进京活动，为首的就是关系能通到皇后的扬牛家，哭诉淮南各家盐厂现在变成了变成生产越多、赔得越多，若不削减盐税，就要经营不下去了。
对于出身于近乎税吏的家庭的牛皇后来说，这些当然都是狗屁，盐这么暴利的行业还能干不下去？现在淮南盐顶多是不分红了而已。普通的工厂主可能因为一场战争的变动倾家荡产，而这些盐商家底厚得很，就算彻底丢掉盐厂，也只是皮外伤。那些个原本在淮北开盐厂，被曹军夺了产业跑回扬州的，也没见他们饿死啊。这些盐商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土地、商铺，也放贷，也存银，饿死谁也饿不死他们。
何况盐商虽是皇商，盐税却不是内帑收入，而是正经的走户政府大账的国税，眼下正在打仗，要供应军队开销，岂是说减就减的。这种大事必须通过朝议，文武大臣们能通过就见鬼了。皇帝当然可以强行减税，但凭啥？为了几个盐商和户政府、军方翻脸，疯啦？
所以牛皇后打心眼里不想见扬牛家的亲戚，这帮人根本没搞清自己的定位，你们是皇家的狗，是替皇家赚钱的。老百姓养狗是为了看门，皇家养你们是为了赚钱。现在门没看好，还有脸来哭诉没有肉骨头吃，只能吃剩饭，真不怕被杀了吃狗肉吗？
可再怎么说，他们也是亲戚，人情往来推不掉，还是得见见。今天见了一次，把人打发走，至少还能清净十天半个月。
顺朝的宫禁没有明清那么森严，皇宫的一些部分外人是可以进来的。但是紫禁城护城河内，皇商之流肯定是不得擅入。皇后接见皇商，是在景山北侧集祥、兴庆两阁，这里是皇家粮仓的所在，归皇后掌管，但是不像内宫那样用女官，而是少量女官和皇商一起指挥杂役负责。
两阁和景山之间，东侧是寿皇殿和观德殿，西侧是一片园林。在明代，寿皇殿是皇家内部祭祀、存放先帝后御容遗物的纪念性祠庙，观德殿则是明朝皇族练习骑射的地方。李自成拿下北京之后，觉得观德殿的地方实在是太小了，死人用不着那么大的地方，自己死后是要回米脂老家的，也不想和崇祯抢地方。所以他只保留了崇祯自缢的寿皇亭和王承恩自缢的老槐树以警后人，将寿皇殿整体改成了存放弓矢甲胄的地方，和观德殿还有西侧的园林整体改成了射猎场所，供皇族和近卫人员在不出远门的时候演习骑射之用。
从神武门出禁宫，进入景山范围，循着当年崇祯逃跑的路线过寿皇殿、观德殿，去西侧的兴庆阁要穿过演武场，路途稍远，所以牛皇后一般都在东侧的集祥阁接见外人。兴庆阁存放的都是一些不常动用的耐储存食物，消耗周转较快的果蔬之类的则放在集祥阁。集祥阁东侧有一片空场，为皇宫输送物资的皇商日常从这里进进出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