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穿越汉灵帝,开局先政变 第57节

  “那依景升之见,朕应该如何处置此事?”

  刘表虽是远支宗亲,早已没有了世袭爵位,但却家境富足,又有不少藏书,自幼访拜名师,进入太学后的交际圈也基本都是像颖容、第五巡这样的京师名门子弟。

  受此影响,刘表也对刘瑁实在提不起什么好感,对于皇帝征询自己的意见,也是如实回答:

  “虽然太学失火是否为刘瑁所为还犹未可知,但杨赐是否刻意针对他也无法确定。”

  “再加上此人行为轻佻失端,多有过激言辞,若是为这样的人破例,只怕不利于重树太学风气。”

  虽然目的、原因皆是不同,但刘表所表达的对刘瑁的处理结果却是和刘宏一致的。

  而此外,对于给刘表所提供消息的友人,刘宏也是颇为在意。

  对太学名籍被焚毁如此在意,甚至还直接断定无辜的刘瑁乃是罪魁祸首,多半与此前盗取名籍之人脱不开关系。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刘宏不仅对刘表的这番论断装作认可的点了点头后,更是认真上下打量了几眼,虽是因此而对刘表印象革新,继续询问他的意见:

  “那景升觉得,刘瑁此人当真会参奏杨赐吗?”

  虽是备受鼓舞,但刘表却还是经过一番认真思考后方才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臣觉得不会,这刘瑁虽是冲动,可其父刘焉却绝非莽撞之辈,说不得过几日便带着刘瑁登门负荆请罪去了。”

  听闻此言,刘宏便又拿起了案几上印刷出的纸质书籍,一边翻看,一边笑道:

  “那你可就太低估他们父子二人了,刘瑁今日也绝非是莽撞行事,而是看准了朕有意革新太学,不会坐视这等不平之事,方才会一再挑起事端。”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不光i瑁会参奏,就连其父雒阳令刘焉也会一同进行参奏。”

  话音未落,赵忠便趋步驶来,而在他手中,则赫然正是两卷奏折。

第101章 顺水推舟观虎斗,三年之期筹军资

  “陛下,雒阳令刘焉,太学生刘瑁父子二人,一同参奏越骑校尉杨赐,言称此人借太学舍试,挟私报复,大行党同伐异之恶举。”

  赵忠趋行入殿,恭敬呈递上手中的两份奏折。

  听闻此言,一旁的刘表不由更为叹服,揖礼道:“陛下当真是料事如神,为臣佩服。”

  对于刘表这半真半假的恭维,刘宏并未多做理会,而是直接将刘焉的奏折直接递给了他,道:

  “太学失火之事犹未可知,但舍试之事却也不可再生枝节,你去找陈蕃、蔡邕他们沟通一下,起草、印刷几份有关今后太学舍试、月试的章程,张贴于太学各处,以安人心。”

  由于刘焉父子无论是现实还是历史中都是惯用政治投机的伎俩,杨赐排挤打压他们反倒顺应了刘宏的心意,也自然不会在意。

  但若是因此而影响到了整个太学的安稳,并不符合刘宏的打算,因而还是要做些干预的。

  顺便还能体现自己对陈蕃、蔡邕和刘表的信任,进行拉拢。

  “臣领命!”

  望着刘表远去的背影,刘宏想了想,还是对一旁的赵忠吩咐了一句:

  “此事勿得外传。”

  而看着赵忠眼底的狡黠,刘宏自然清楚自己此举只会适得其反,令此事更快被传扬出去。

  不过,所谓帝王权谋,本就是挑动朝臣内斗,更何况刘表与刘焉这对历史上的封疆大吏本就互不对付,刘宏也乐得顺水推舟。

  当然,这几日发生的事情之中,刘宏所真正在意的却也唯有在稳步推进的造纸与印刷事宜。

  毕竟,他实在是太穷了。

  虽然无论是征收田赋、算赋与更役的国库,还是征收山川渔泽之税的内帑,每年汇入都堪称是一笔天文数字。

  可问题是,国库当中的每一分钱,早就已经预定好了用处,甚至但凡遇到些天灾人祸,便会动辄超支。

  就连名义上是皇帝私人小金库的内帑,实际上大半也要花费在维护宫殿、园林和皇宫日常花销之上,每年的盈余少得可怜。

  这还是在自己尚且年幼,未曾册立后妃,诞下皇子公主的情况下。

  不然财政状况只会更加糟糕。

  甚至,这还都是基于边疆平稳,没有兴起大规模战事的情况下。

  汉顺帝永和七年之内,为了平定凉州羌乱,耗费八十亿。

  汉安帝对西羌十四年战事,更是耗费了足足二百四十多亿!

  要知道,在不多加赋税的情况下,朝廷一年的收入总和也不过才七八十亿而已。

  也正是因为战事耗费巨大,汉朝对于边患的态度也逐渐朝着怀柔偏转,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轻易发动战事。

  也正是因此,原本臣服的鲜卑才得以日渐做大,不仅多次南下入塞劫掠,更是多次联合羌人一同作乱。

  两年前更是一度杀入了司隶,威胁到京师三辅要地。

  也正是到了这般忍无可忍的地步,彼时汉桓帝才会令已经回朝养老的大司农张奂率兵出击,迎击敌寇。

  最终两年间历经百战,斩首数万,俘敌万余,成功平定了这场祸患,但却也花费了近三十亿军费。

  而为了筹措这些军费,汉桓帝不仅消减了当年公卿之下的百官俸禄,向民间商人借贷,更是额外向有田地者额外征取千钱户钱。

  经此一战,鲜卑虽然老实了两年,可历史上建宁二年,也就是明年又再度大举南下劫掠。

  如今眼看着三年之期将至,刘宏自然是要早做应对。

  按照惯例,自然是要额外摊派赋税,可一想到黄巾军揭竿而起、一呼百应的情形,刘宏便不由感到后怕。

  如今百姓已经是苦不堪言了,再加征赋税,只会激起民变。

  也因此,从政变成功掌权之后,搞钱就成了刘宏心中最为紧迫的任务。

  当然,是在保持政局稳定的情况下,而非卖官鬻爵,一味加征赋税这样鼠目寸光的短视手段。

  而刘宏暂定的目标,是五十亿。

  前任汉桓帝帝亦是历史上有名的享乐之君,再加上经过窦武的挥霍,使得刘宏真正继位之后内帑钱财竟是不足千万。

  但好在,在抄家窦氏后得到七亿,而且多是现钱或是田地这种硬通货,随时都能够变现。

  虽然七亿虽然看着不少,也抵得上当年赋税的十分之一,可却并未达到刘宏的预期。

  毕竟,当年桓帝抄家梁冀时,可是足足抄没出了三十多亿,省着点花的话都足以支撑一场大型战事了。

  不过,一想到梁冀把持朝政近二十年,窦武真正当权还不足半年,能有七亿还是因为窦氏乃是百年望族,刘宏便释然了。

  除此之外,经过袁逢的审查,曹节最终的罚金定为了九千四百余万,经过砸锅卖铁也勉强已经补齐。

  也因此,刘宏目前手中可用之财有八亿多,距离筹措军费五十亿的目标还差四十二亿。

  依旧是个天文数字。

  也因此,刘宏不得不开源节流。

  先是提拔重用陈球、刘宠这些还算清廉的臣子,之后更是筹备三舍法对臃肿的太学进行改革。

  而如果不出意外的话,经过三舍法的改革,光是今明两年,太学就能省下三四亿国库的支出。

  当然,这些节流的钱也势必会被那些见钱眼开的朝臣再度盯上,刘宏的预期是最终能够留下两亿。

  也就是说,真正的大头还是得靠开流。

  也因此,在后世有着广泛用途的纸张成为了刘宏计划的重中之重。

  虽然直接印刷像大明宝钞一样的纸钱未免太过操之过急,无法被民间所认可,只会折损皇家信誉,得不偿失。

  但是光是取代贵重的竹简,以及大批量印刷书籍贩售,就有着大好钱景。

  毕竟,如今这个时代,光是一套两万余字的今文《尚书》,就要多达几十卷竹简,市价更是高达数万,乃至于十数万钱。

  更别提,有了防蛀纸张之后,自宋以后历朝历代的赋税大头,也就是蔡京所创立的盐引,也终于能够问世。

  明清两朝,盐引可是占据了朝廷赋税总额半数以上。

第102章 盐铁会议废专营,富可敌国赀钜亿

  所谓的盐引,其实就是朝廷给民间商人所颁布的贩盐许可证。

  不过前提是得给朝廷交足盐税,才能取得相应额度的盐引。

  本质上,和同样是宋代方才出现的交子纸币一样,盐引实际上亦是一种由官方发行的纸质货币。

  不过相较于因为滥发而动辄贬值数倍乃至数百倍,因而最终被废止或是实际上丧失流通基础的交子、宝钞等寻常纸质货币。

  由于盐引绑定了食盐这种自古以来就与暴利紧密相连并且绝对不愁销路的商品,使得自宋朝首创盐引制度以后历朝即便也不可避免的存在盐引超发的情况,但只要经过稍加调整,就能让盐引的价格回到正常水平,进而稳定财政。

  也正因此,对于要在不到两年时间之内筹措够多达五十亿的军费,刘宏很早便有了引入盐引的想法。

  不过,不管是盐引还是作为其雏形的盐钞,能够成功流通都离不开纸币的便捷性。

  也因此,纸张工艺的进步可谓是必不可少。

  如今万事俱备,此事自然是该逐渐提上日程。

  当然,此事的阻力恐怕也将是前所未有的大。

  毕竟,窦武虽然看似势大,可在刘宏只诛恶首的分化策略下,即便是其忠诚的心腹李膺亦能保持表面的冷静,没有被逼到狗急跳墙。

  而臃肿的太学虽然牵扯众多,可却并未涉及这些世家高门的核心利益,真正会强烈反对的,也唯有少数几个靠着太学吃的脑满肠肥的家伙。

  但盐税却是不同,不仅许多高门望族都有相关的产业,普天之下更是有众多靠此攫取暴利的地方豪强。

  是的,没错。

  尽管由于汉武帝任用桑弘羊之策,实行盐铁官营等政策,使得后人对两汉盐铁制度的印象一直都是收归国有,不许民间经营。

  可事实上,就在汉武帝刚刚驾崩之后,彼时把持朝政的霍光就用一场声势浩大的盐铁会议当面驳斥了桑弘羊包括盐铁官营在内的众多经济政策。

  之后,由于与桑弘羊争权夺势不断加剧,霍光更是先后彻底废除了酒水官营、并允许民间参与盐铁生意。

  甚至还重提‘放铸论’,将铸造货币的权利同样放归民间。

  以此来打压政敌,彻底把持朝政。

  尽管光武复兴之后,将铸币权自民间收回,并在矿区设立铁官,垄断了铜矿的开采,但在盐铁方面却并未做大的更改。

  直到近两百年后的如今,盐铁方面也依旧延续着官营与民营并存的混乱局面。

  像是资助刘备起势的糜竺,便是东海郡中经营食盐生意的富商,家中眷养数万僮仆、食客,资产更是多到要以亿作为单位计算,当真称得上是富可敌国。

  也正因此,不管是先后担任徐州牧的陶谦还是刘备,都需对此人以礼相待,亲自征辟为州中地位仅次于州牧的别驾从事。

  当然,除了私盐之外,朝廷全权负责开采、运输和销售的官盐也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额。

  只是,由于历来官场惰怠贪腐的风气,使得官僚在经商方面向来都是低效率和高损耗的代名词。

  也因此,明明如今的官盐价格已经高达八百铢每石,是开采、运输成本的足足二三十倍。

  按理来说能够贡献巨大的财税才是,可经手的官僚就是有本事弄得好像无利可图。

  每年真正呈报上来的盐税寥寥无几,只有区区几百万铢而已。

  对于国家层面而言,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也正因此,在曹操远未暴露篡汉之意的建安年间,便采纳荀监卖食盐之策,将食盐的开采、运输等环节交给民间运作,朝廷官方只负责各地最终的销售取利,垄断食盐定价资格的同时,也能尽可能减少官僚贪腐的损失,用所获暴利购置耕犁、耕牛,以支持屯田制的推行。

  而在其余蜀吴两国,也皆有类似的食盐管理政策,设立了盐府校尉、司盐校尉等官职监管盐政。

  蜀汉诸葛亮当政时期,更是将蜀地所有盐井从当地豪强手中收回,由官府负责食盐的一切生产、流通和销售环节,专制盐铁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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