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万土耳其人多聚居在城市周边，以务农和小贸易为生，目前希腊推行宗教包容加经济限制的政策，他们虽不能担任公职，却可保留宗教信仰和私人财产，暂无明显反抗情绪。
犹太人仅有2万，多为塞萨洛尼基的商人，在奥斯曼统治后期遭受大规模屠杀，影响力和规模远不如从前。
如今希腊政府暂时允许他们继续从事金融和进出口业务等商业行为，只是限制了私人放贷等非法行为，因此也未提出特殊诉求。
之前有议员担忧他们会要求“保留传统节日”“使用希伯来语教学”，但目前来看，这些不过是夸大其词的顾虑。
康斯坦丁明白，少数民族的诉求本质是利益诉求，只要保障其基本生存和经济权益，同时明确国家主权底线，就不会出现大规模动荡。
除了民族认同问题，经济层面的压力也让康斯坦丁忧心忡忡。
新领土经过长期战乱，经济濒临崩溃。马其顿的农田大量荒芜，色雷斯的灌溉系统被炸毁，爱琴海群岛的渔业设施受损严重。
虽然第一阶段军管期间，军队已修复了部分基础设施，但要恢复经济活力，还需要大量资金投入。
财政报告显示，目前国库中可用于新领土重建的资金，仅有从奥斯曼获得的战争赔款 1500万英镑中的 400万。
其余资金的分配早已确定：500万用于偿还外债，300万投入军队建设，200万补贴本土农业，100万作为应急储备。更何况这笔钱奥斯曼也无法一次缴清，所以目前的财政状况依旧紧张。
而据估算，仅修复马其顿的灌溉系统和色雷斯的铁路，就需要至少 300万英镑，再加上建设学校、医院等公共设施，资金缺口极大。没有足够的钱，即便推行希腊化政策，也难以让民众真正认同，毕竟，填饱肚子比身份认同更重要。
康斯坦丁再次拿起人口统计报告，手指在六成为希腊人的报告上轻轻划过。
这个数字看似给了希腊构建民族国家的底气，却也掩盖了深层次的矛盾。他明白，目前的局面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若能抓住这个黄金窗口期，成功整合各民族，希腊将成为巴尔干地区的强国；若处理不当，高压锅一旦爆炸，国家很可能陷入分裂。
他走到书架前，取出一本东罗马帝国的历史书，翻开其中一页。书上记载着东罗马帝国鼎盛时期，如何通过文化融合将不同民族纳入“罗马人”的认同体系。
康斯坦丁若有所思，或许希腊可以借鉴历史经验？但这个想法很快又被他否定。
19世纪的欧洲已不是东罗马时期的世界，奥匈帝国就是典型例子。
这个由多民族组成的帝国，因未能建立统一的民族认同，内部矛盾不断激化，如今早已摇摇欲坠。在民族主义浪潮席卷欧洲的当下，试图建立“普世帝国”根本不现实。且不说希腊本民族的意愿如何，就康斯坦丁所知，那些斯拉夫人可没有什么和希腊人和平共处、共建罗马的意愿。
那如果完全倒向希腊民族认同呢？这也是不行的，且不说底层希腊人愿不愿意放弃罗马认同，就是未来重返小亚细亚后，希腊认同的影响力将会急速下降，使得希腊无法在小亚细亚获得足够多的支持。极大的削弱发展与扩张的上限。
康斯坦丁合上书本，目光重新变得坚定。
他知道，无论希腊选择什么认同，至少基本的希腊化，如希腊语、希腊文化之类是必须要推行的。
他拿起钢笔，在纸上写下“内阁会议议题”：民族认同整合策略、新领土经济重建资金筹措、边境管控与外部干预应对。他决定，在下周的内阁会议上，组织大臣们深入讨论这些问题，制定出一套系统、可行的方案。
第112章 内阁会议
雅典王宫的议事厅内，长条木桌两端分别坐着康斯坦丁一世与首相，两侧依次排列着国防大臣、财政大臣、内政大臣、教育大臣及军方高级将领。桌上摊开着人口统计报告、财政预算表与新领土地图。
这场关于民族问题的内阁会议，关乎希腊新领土的稳定，没人敢掉以轻心。
康斯坦丁放下手中的钢笔，目光扫过众人：“诸位都已看过《雄鹰报》的报道，也了解了新领土的人口与经济现状。今天召集大家，就是要讨论出一套切实可行的方案，解决民族认同、资金筹措与边境管控三大问题。先从民族认同说起，我们的总方针必须是分而治之、文化同化，针对不同民族群体，策略必须精准，不能一概而论，你们有什么具体想法？”
话音刚落，国防大臣迪米特里便率先开口，他身着军装，手指重重敲在地图上斯拉夫人聚居区：“陛下，依我之见，斯拉夫人内部必须区别对待。140万保加利亚裔聚居在马其顿，他们视我们为首要敌人，对马其顿的领土诉求与我们直接冲突，民族意识极强，还有保加利亚公国作为精神母国支持。上周边境哨卡还查获了一批保加利亚运来的‘民族手册’，里面全是煽动性内容。对他们必须采取强硬镇压，坚决取缔保加利亚语学校、报纸和教会，严厉打击任何民族主义符号，同时推行强制希腊化教育。至于 70万塞尔维亚裔，情况则不同，他们更警惕北方的奥匈帝国，我们完全可以将其发展为新晋盟友。”
迪米特里的话让议事厅内出现一阵小声议论，内政大臣乔治随即补充：“将军说得对，对塞尔维亚人应当采取怀柔与合作。我们可以承认他们的独立与主权，支持其在奥匈问题上的立场，甚至在科索沃问题上展现灵活性，允许塞尔维亚文化存在或进行某种程度的自治安排，以此换取贝尔格莱德的友好。后续还可推动建立‘希-塞-罗三方合作’，将塞尔维亚的战略重心引向北方，这样既能减轻我们在马其顿的压力，又能孤立保加利亚，避免两线作战。”
教育大臣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接过话题：“对保加利亚人的文化高压必须配套经济分化，单纯压制只会激化矛盾。我们可以拉拢保加利亚裔的商人和地主，给他们税收优惠或授予小额公职，用经济利益换取政治沉默，在其内部制造裂痕。至于教育，针对保加利亚聚居区的国立学校，必须强制教授希腊语与希腊历史，不允许出现任何保加利亚语教材；而塞尔维亚聚居区的学校，可以适当保留放宽条件，用包容换取信任。”
“那阿尔巴尼亚人呢？65万人口，40%是东正教徒，难道只靠教会学校就够了？”财政大臣放下预算表，提出疑问。
他始终担心资金投入，更关注策略的长远性价比。
首相此时缓缓开口，从文件堆里取出一份标注“长期战略”的报告：“阿尔巴尼亚人的问题，需要一套根源性的同化策略，要在他们的民族主义萌芽前将其扼杀，这比单纯的军事管制更持久。首先是历史叙事改造，阿尔巴尼亚有位民族英雄叫斯坎德培，我们可以重新包装他，强调他在东罗马帝国受过教育、为基督教信仰而战的经历，将其塑造为‘抵抗伊斯兰入侵的希腊式基督徒英雄’，弱化他的阿尔巴尼亚部落首领身份。”
“语言改造才是关键。”首相继续说道，手指在报告上划过，“我们可以官方宣称，阿尔巴尼亚语是‘受到拉丁和斯拉夫语影响的古希腊语方言变体’，虽然学术上牵强，但能为同化提供理论依据。更重要的是，主动‘帮助’他们用希腊字母创制标准文字。历史上阿尔巴尼亚人长期使用希腊、拉丁、阿拉伯字母混杂记录语言，一旦用希腊字母书写，他们的文化发展就会被纳入希腊轨道，文献和教育自然与我们深度绑定。从文化根源上切断阿尔巴尼亚与外部特别是意大利和奥匈的民族主义联系。”
就好比历史上沙俄曾长期否认乌克兰族，将其命名为小俄罗斯族，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压制其独立性。
但最后的结果就是奥匈帝国帮住乌克兰人创造了自己的语言，使乌克兰族这一概念彻底从俄罗斯族独立中了出来。
阿尔巴尼亚同样与希腊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也有大的不同之处。希腊目前要做的就是主动创造阿尔巴尼亚文字，使其从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希腊色彩，将阿尔巴尼亚这一概念转换为希腊文化的某种地方变种，彻底堵死其他的可能性。
康斯坦丁微微点头，他明白这套策略的深意：这样一来，未来不仅能将阿尔巴尼亚人转化为说希腊字母文字、认同希腊文化的准希腊人，还能为影响甚至合并北阿尔巴尼亚自治公国奠定基础。
讨论至此，迪米特里突然想起一个关键问题：“无论对哪个民族，总会有死硬的敏组分裂分子，这些人不接受同化，还可能煽动他人，留着就是隐患。国内监狱成本高，还容易让他们成为象征，引发骚动，该如何处理？”
这个问题让众人陷入思考，首相却早有预案：“我们可以制定一套海外流放制度。未来希腊计划在东非建立殖民地，那里环境艰苦，缺乏劳动力。我们可以通过立法，将‘煽动民族仇恨、危害国家安全’定为重罪，明确规定可判处‘流放至海外领地服苦役’。在殖民地建立类似古罗马的惩罚营，让这些敏组分裂分子从事修路、开矿等艰苦的工作，既能物理上消除国内隐患，又能为殖民地开发提供强制劳动力，是一石二鸟的办法。”
“可流放的前期准备、殖民地选址都需要资金，现在国库本就紧张。”财政大臣又一次提到资金问题，他拿起财政预算表，语气无奈，“目前国库仅余 400万英镑用于新领土重建，修复灌溉系统与铁路就要花掉 300万，剩下的 100万要兼顾医疗与行政，再加上针对不同民族的教育、拉拢、流放准备，资金缺口只会更大。”
康斯坦丁看向财政大臣，语气坚定：“资金问题我已有考虑。一是发行新领土重建债券，面向本土与海外希腊裔募集，海外希腊裔对国家认同感强，应当会支持。另外，没收的奥斯曼旧贵族地产，拿出一部分拍卖，规定希腊裔购买者享受 10%的价格优惠，同时限制非希腊裔购买面积，既能筹钱，又能改变新领土人口结构。”
会议接近尾声，康斯坦丁站起身，目光扫过桌上的文件与地图，将各方建议整合为最终方案：“军事上，增派一个旅进驻马其顿与色雷斯，重点监控保加利亚边境，同时为塞尔维亚聚居区提供少量军备支持；教育上，在占领区全面推广义务教育，保加利亚聚居区学校强制希腊化，塞尔维亚聚居区保留部分文化包容，阿尔巴尼亚聚居区启动希腊字母教学试点；民族策略上，打压保加利亚、拉拢塞尔维亚、根源同化阿尔巴尼亚，同步推进海外流放制度立法；经济上，贷款、发债、拍卖地产三管齐下，确保资金到位。各部门一周内制定详细执行计划，三个月后汇报进展。”
“陛下，我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到底是罗马人还是希腊人？”
第113章 关于罗马标准的大讨论
“爸爸，我到底是罗马人还是希腊人？”安娜斯塔西娅仰着小脸，天真地问道。
温暖的午后阳光透过王宫起居室的玻璃窗，洒在康斯坦丁一家身上。玛丽亚王后因临近产期，正半倚在长沙发上，康斯坦丁则坐在一旁，给女儿安娜斯塔西娅读着故事书。这温馨的宁静被女儿突如其来的问题打破了。
康斯坦丁拿着书的手微微一顿，脸上温和的笑容闪过一丝几乎无法察觉的僵硬。他没有立刻回答，而是下意识地望向妻子。
玛丽亚将丈夫这细微的反应尽收眼底。她脸上绽放出温柔的笑容，对女儿说：“亲爱的安娜，你的问题太深奥了，爸爸需要想一想。你能先去隔壁房间，帮妈妈把那条正在绣的帕子拿来吗？就是上面有蓝色小花的那个。”
支走了女儿，起居室里只剩下夫妻二人。玛丽亚支撑着坐直了一些，关切地望向丈夫：“康斯坦丁，怎么了？这个问题让你很困扰？”
经过这些年共同治理国家的风风雨雨，玛丽亚早已不是当初那个从丹麦远嫁而来的羞涩少女。
希腊的贫瘠与挑战，反而激发了她内在的智慧。她没有成为历史上常见的那种沉溺于奢华享乐的贵族妇女，而是成为了王国实际上的大管家和康斯坦丁最信赖的支柱。
她以惊人的细致和务实精神，管理着王室的庞大资产，并将其收益巧妙地用于填补国库的急缺、资助慈善医院和义务教育。
她在民间被称为“我们的玛丽亚王后”，不仅因为她的仁慈，更因为雅典市民都知道，希腊的每家慈善医院、每所学校，背后都有王后功劳。
人们爱戴她，因为她既像一位高贵的王后，又像一位精明能干、心系百姓的大家族主母。
康斯坦丁叹了口气，将内阁会议上那位书记官近乎“自杀式”的提问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妻子。
“……他就那样站着，不顾一切地问：‘陛下，我们到底是罗马人还是希腊人？’玛丽亚，我……我当时沉默了，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这是他穿越以来，第一次遇到真正“历史上不存在”的难题。
过去的每一次决策，无论是外交博弈、军事改革还是科技引进，他都能从历史的脉络中找到参考，凭借先知做出最优解。
但这一次不同。历史上的“伟大理想”因战败而破碎，希腊被迫蜷缩起来，根本没机会也没资格去思考“罗马”还是“希腊”的认同选择。
可现在，胜利和扩张极大地膨胀了民族的野心和困惑，这个问题变得至关重要，一步走错，未来就可能陷入民族撕裂的泥潭，成为另一个南斯拉夫。
玛丽亚安静地听着，她一个丹麦人，对巴尔干这种千年年的历史纠葛确实了解不深。但她了解她的丈夫，了解他的压力。
她没有试图给出不切实际的建议，只是伸出手，轻轻握住康斯坦丁的手，声音温柔而充满力量：“你忘了吗？在雅典的集市上，商贩们会用带着岛上口音的希腊语和带着斯拉夫腔的希腊语讨价还价；在教堂里，神父用和一千年前几乎一样的语言祈祷。他们不在乎故纸堆里的名号，他们在乎的是你带来的面包、安全和荣耀。”
她直视着丈夫困惑的双眼，语气坚定起来：“‘罗马’是一个伟大的名字，但让它伟大的不是名字，而是罗马的皇帝与公民。现在，你正在创造一个新的罗马，用铁路、学校和舰队，而不是仅仅靠争论一个头衔。你是他们的巴西琉斯，你才是罗马的凯撒，这才是最重要的。”
这番话如同醍醐灌顶。康斯坦丁怔住了，随即，他眼中长时间的迷茫被一种清明和决心所取代。
他一直试图在穿越前的记忆里找到一个正确的答案，像一个工程师在寻找标准解。
但他忘了，他脚下不是一个需要修复的机器，而是一个正在诞生的活生生的文明。工程师追求唯一的真理，而建国者，负责定义真理。
一种前所未有的责任感取代了迷茫。他意识到，他不再是过去的那个工程师，他是设计师，他拥有一种工程师没有的权力定义国家灵魂的权力。
他俯吻了妻子的额头：“谢谢你，玛丽亚。你说得对，我明白了。”
雅典城，《雄鹰报》报社。
记者西奥多正在伏案工作，突然感到一片阴影笼罩下来。他抬头，看见几名身着黑色制服、神情冷峻的基督军士兵。为首的是百夫长莱奥。
“西奥多先生，跟我们走一趟。”莱奥的声音没有一丝波澜。
西奥多瞬间吓得魂飞魄散，笔都掉在了地上。尽管国王素有仁名，但基督军的恶名在民间早已传开。
“进了基督军的牢房，就永远出不来了”的说法虽然夸张，却足以说明其威慑力。
作为记者，西奥多更清楚，那些传言只是略有渲染，基督军的手段远比传闻更高效、更令人不寒而栗。
而且他那篇文章的影响，他也是略知一二的，搞不好最后政府会要他一个人兵分18路，讨伐奥斯曼。
他脸色惨白，颤声对莱奥说：“长……长官，能否允许我……给我的妻儿留一封遗书？”
莱奥不耐烦地皱皱眉：“少废话。不是基督军要抓你，是国王陛下要见你。你走运了。”他看着面如死灰的西奥多，难得地补充了一句，语气依然生硬，却透着一丝不同：“你的笔没惹麻烦，反而走了大运。赶紧的，别让陛下等。”
“国王……陛下？”西奥多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半小时后，在西吉斯蒙德厅，西奥多战战兢兢地站在康斯坦丁国王面前。国王没有坐在王座上，而是站在窗前，眺望着远处的卫城。
“西奥多先生，”国王转过身，脸上带着一丝赞赏的笑意，“你那篇《希腊人，还是罗马人？》写得很好。作为一位记者，你的洞察力十分敏锐。”
康斯坦丁走向他，语气平和却充满力量：“我找你来，不是要问罪，而是要给你一个任务，一个或许能帮助希腊塑造灵魂的任务。我要你回去后，利用你的报纸，更大声地提出这个问题，鼓励雅典的学者、萨洛尼卡的商人、乡村的教师、岛上的渔民……让所有人都来讨论，都来思考：我们究竟是谁？我们想成为谁？”
国王的目光深邃：“政府需要听到这些声音。我们会收集所有的建议、争论甚至争吵，然后进行整合、提炼。最终，我们要为希腊，创造一个能够承载我们的历史、荣耀与未来的，系统性的、全新的认同。你，西奥多先生，将是开启这场伟大讨论的钥匙。”
西奥多听着，最初的恐惧被巨大的震惊和荣誉感所取代。他意识到，国王并非要压制分歧，而是要引导一场全民的思辨。他深深鞠躬，激动地承诺必将竭尽全力。
康斯坦丁看着西奥多退下的背影，心中已然清晰。答案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带领他的人民，共同寻找并创造那个属于他们的答案。这，才是一个“巴西琉斯”真正的使命。
第114章 分歧与共性
民间关于“罗马认同”的争论如潮水般蔓延。
从雅典的咖啡馆到色雷斯的市集，从马其顿的村庄到爱琴海的岛屿，不同群体基于自身立场，逐渐形成了三股鲜明的势力，各自秉持着对“罗马人”身份的不同解读，也暗藏着对未来希腊国家走向的期待与焦虑。
雅典核心派是最先发声的群体，他们多是土生土长的雅典人，或是在独立战争中立下汗马功劳的贵族与商人的后代，自称“血统正宗的罗马人”。
在雅典老城区的一家咖啡馆里，几位身着精致礼服的绅士围坐在一起，手中端着热气腾腾的咖啡，话题离不开对新领土民众的身份担忧。
“我们雅典是古典希腊文明的发源地，也是希腊独立的核心，”一位头发花白的商人放下咖啡杯，银质杯底与木桌碰撞发出轻响，语气中带着不容置疑的骄傲，“我们的祖先曾建立起辉煌的城邦，后来又在罗马时期守护着东正教与希腊文化，我们才是‘罗马人’最纯粹、最正统的代表。”
这番话引来周围人的附和，另一位贵族用银勺敲了敲咖啡杯沿，清脆的声响让喧闹的咖啡馆瞬间安静：“现在倒好，大量斯拉夫人、穆斯林涌入，他们昨天还是奥斯曼的顺民，有的甚至帮奥斯曼人压迫过希腊人，现在却想顶着‘罗马人’的名号，分享我们用鲜血换来的政治特权？一旦他们进入议会、政府，我们的希腊语会不会被斯拉夫语杂糅？教堂里，会不会出现陌生的祈祷词？这绝不能容忍！”
桌旁几位绅士纷纷点头，眼中满是赞同。
与雅典核心派的强硬不同，北方斯拉夫派的声音更多带着一种寻求平等的恳切。
在马其顿北部的一个村庄里，几位保加利亚裔与塞尔维亚裔的村民围坐在铁匠铺旁，借着炉火的微光讨论着未来。
铁匠铺的风箱“呼哧”作响，火星溅落在地上，映得众人脸上忽明忽暗。
“我们和希腊人一样，都是东正教信徒，都被奥斯曼压迫了几百年，”一位年长的塞尔维亚村民握着十字架，指腹反复摩挲着木质十字架的纹路，语气沉重，“我们的祖先曾经丢失了这片土地，导致人民斯拉夫化，但我们依旧信奉东正教，我们依旧是罗马人。现在希腊兄弟收复了这片土地，难道仅因为我们说斯拉夫语，就要被当成外人吗？”
他身旁的保加利亚裔教师点头附和，从口袋里掏出一本磨损的希腊语圣经：“对，神父就是这样和我说的。我们的祖先本就只不过是斯拉夫化的罗马人，和北方那些斯拉夫人不一样。”
对他们而言，强调“信仰至上的罗马人”身，是一种生存策略。
“语言同化需要时间，但信仰是现成的，”保加利亚裔教师翻开圣经，指着其中一页，“只要认同东正教，认同‘罗马’的荣光，我们就该和希腊人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能投票选议员，能让孩子去镇上的学校读书，而不是只能在村里教些斯拉夫语的歌谣。我们不想低人一等，只想活得有尊严。而且就算是一定要说希腊语，但南边的兄弟倒是派人来教，难道靠我们自己猜希腊语怎么说？”
炉火旁的村民们沉默着，有人悄悄抹了抹眼角。
其实就是北方的斯拉夫人也是拥有罗马认同的，在中世纪保加利亚、塞尔维亚的统治者，在强大时也常模仿拜占庭，自称“沙皇”，意图成为“罗马皇帝”的继承者和东正教世界的领袖。
色雷斯穆斯林派的诉求则更为现实，他们多是说希腊语的穆斯林，祖上为了逃避奥斯曼对于异教徒的压迫而选择改信。如今希腊接管后，他们从优势群体沦为“潜在的敌对分子”，只能通过强调“文化同源的罗马人”身份，寻求基本的生存保障。
在色雷斯的一座小镇上，几位穆斯林商人聚在茶馆里，茶碗里的薄荷茶早已凉透，没人有心思喝。“我们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说希腊语，过着和希腊人相似的习俗，我们和他们到底有什么区别？”一位商人叹了口气，“只是因为我们信仰伊斯兰教，就要被他们区别对待，被当作突厥人。上周我去买面粉，店主都要多收我两个德拉克马，说什么突厥人要多给钱。”
他们清楚，在希腊以“东正教”为重要文化符号的背景下，宗教信仰是他们与那些希腊人最大的不同。
“数百年的共同生活、同样是主的孩子，难道抵不过一次礼拜方式的差异吗？”另一位商人声音发颤，“我们不求当议员、当军官，只求能保住自己的店铺，不被说成‘奥斯曼的余孽’，不被区别对待就行。我们不想被当成敌人，只想做个普通人。”